突然出現的新冠肺炎疫情令許多國家陷入困境。這個意外事件恰恰印證了人類正處在風險社會之中。「風險」這個概念從哪裡來？在社會學研究中，除了烏爾裡希·貝克的風險概念影響深遠，盧曼對風險的研究也富有特色。
作者 | [德]尼克拉斯·盧曼 譯者 |孫一洲
摘編 | 徐悅東
不言而喻，人類一直以來都要與未來的不確定性打交道。然而人們主要仰仗預言的實現，這種實現雖然不能達到可靠的確定性，但無論如何它都保證了自身的決定不會惹惱神明或其他超然力量，從而確保了與神秘命運之間的聯繫。當用罪來解釋災禍如何發生時，罪的語義學複合體（對違背行為的宗教指令）在很多面向上都提供了一種功能性等價物。
早在古代東方的航海貿易中，就存在類似的風險意識及其對應的司法機構，這些機構雖然一開始就很難與佔卜、呼喚保護神等區分開來，但它們在法律上，特別是在出資人與航海家的角色分工上，仍然直接充當了保險功能，直到中世紀都以此相對持續地發揮著航海貿易與航海保險法規的作用，甚至在非基督的古典時代都缺乏一個完全發育的決定意識。因此，直到從中世紀到早期現代的漫長過渡時期，人們才開始言說「風險」。
這個詞的詞源已然不可考，許多人猜測源自阿拉伯語。人們在歐洲的中世紀契據中找到了這個詞，但這個詞被印刷出來，似乎首先見於義大利與西班牙。目前尚且缺乏對這個詞更詳細的詞源學與概念史研究，而相對明確地是，首先這個詞相對罕見，並出現在迥異的專業範圍內。重要的應用領域是航海與貿易。
《風險社會學》，[德]盧克拉斯·盧曼著，孫一洲譯，廣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
航海保險是有計劃的風險控制的一個早期案例，但不僅如此，人們也在合同中發現了諸如「風險與運氣」（ad risicum et fortunam...）、「為了安全與風險」（pro secǔritate et risico...）或「如遇風險，一切歸主」 （adomnem risicǔm, pericǔlǔm et fortǔnam Dei）等表達，以此協調誰在案件中承擔損失。也許隨著印刷術的發展，風險這個詞並未局限在這些領域，而是在1500 年左右有所擴展。比如西庇奧·阿米拉託（Scipio Ammirato）便寫到，誰傳播謠言，就冒著被質問其源頭的風險（rischio）。喬萬尼·博泰羅（Giovanni Botero）則寫道：「沒有風險就沒有收入」（Chi nonrisica non guadagna），並遵循古老傳統將這一格言與自負、魯莽的計劃劃清界限。安尼巴東·羅梅伊（Annibale Romei）則指責道：「不想為他的宗教冒風險（non voler arrischiar la sua vita per Ja sua religione）。」
而在 1545年9月15日盧卡·康提勒（Luca Contile）給克勞迪婭·託洛梅伊（Claudia Tolomei）的信中，人們找到了這樣的表達：「去信賴那些異國人甚至野蠻人是有風險的（vivere in risico dimettersi in mano di gente forestiere e forse barbare）。」因為現存語言存有用以表達危險、冒險、偶然、幸運、勇氣、恐懼、探險（aventure）等的詞彙，人們相信，需要使用一個新的詞彙，以說明現有詞彙不足以準確表達的問題情況。此外，這個詞溢出了其原始語境，比如在引文「不想為他的宗教冒風險」中，因而要根據這些清一色的偶然發現為這個新概念重新奠基並不容易。
在這些限制的前提下，我們假設眼前的問題在於，只有當人們拿什麼下注時，很多收益才會被滿足。因而這不涉及成本問題，人們能夠提前計算成本，並有可能因失算而損失利益。相反，這涉及決定——當人們希望能夠避免損失發生時，人們就像事先能預料那樣，事後會追悔莫及。自從懺悔被制度化以來，宗教便試圖以各種手段把罪孽變成追悔。
很明顯，風險計算關係到懺悔最小化程序的世俗對應物。無論如何，這都關係到在時間過程中不穩定的態度：先如何如何，接著如何如何。那麼，這也無論如何都關係到用時間來計算。而在宗教與世俗視角的區別中，也存在著由帕斯卡提出的知名的信仰計算（Glaubenskalkül）這一張力：無神論者的風險無論如何都太高了，因為靈魂拯救被擺上了賭桌。而與此相比，信徒的風險僅是完全多餘的屈膝，似乎無足輕重。
這條扼要的線索給人留下一個初步印象，在背景中驅動著概念發明的複雜問題，僅僅用概念發明並不足以說明。這不僅關係到根據保險的預估進行單純的成本計算，這也關係到在所有追求有價值事物時所付出的努力中的節制（modestas, mediocritas）與正義（iustitia）這些經典倫理準則。這不關涉理性那似乎永恆的形式，一個理智的靜止社會才以這些形式運算，讓生命維繫在優點與缺點、完滿與敗壞的混合中，過多的好事也可能會招致惡果。
盧克拉斯·盧曼。
這不只關係到一種以元規則（Metaregel）表達理性的嘗試，要麼是優化的規則，要麼是折中的規則，即嘗試以一致性來理解好與壞的區別，而這些一致性又反過來被表達為好的（適當的）。這也無關於當應用好與壞的公式時，人們用以解決矛盾的煩惱故事。這也不只關係到一個臨界的修辭遊戲，去發現好的負面和壞的正面。
因此，也要拒斥老派的道德說教，這些說教都只教導我們在各種生活情況下應該如何應對，可在這些情況中時間變遷（varietas temporum）總是與人際間的好壞品質相混合併佔有一席之地。雖然當使用風險這一術語時，所有這些老派的方式又一次被強化了，比如在王侯及其顧問的訓導或在國家理性（Staatsrson）的概念中。但與此同時，在這一語義學形式的戲劇化中，人們認識到問題點已然與他們漸行漸遠。在此引用黎塞留的座右銘：「一件被推測為應該不會發生的壞事，很難不發生。
原則上說，如果想要避免這件壞事，人們就會遭遇更多不可避免的壞事和更為嚴重的後果（Un mal qui ne peut arriver que rarement doit être présumé n』arriverpoint. Principalement, si, pour l』éviter, on s』expose à beaucoup d』autre quisont inévitable et de plus grand consequence）。」其理由可能在於，事情能夠出於太多理由而以不可能的方式被擱置，人們無法用一個理性計算全盤加以考慮。這一座右銘在現代技術與現代社會的經濟問題所引發的各種後果上，切入了當代政治爭論的中心。儘管黎塞留完全沒有使用風險概念，但這還是給予這一概念完全不同的價值。但又是哪些價值呢？
僅靠詞源學無法得出進一步的信息。但它也給出了一些線索，首要的便是理性要求陷入了與時間之間日益棘手的關係中。兩者都表明，這關係到決定，儘管人們不能充分地認識未來，人們是以決定與時間相連，雖然未來也一次都不是人們通過自身決定所創造的。自培根、洛克與維柯以來，在關係的可行性中，信任的權重日益增加；而人們廣泛地接受了知識與可生產性（Herstellbarkeit）相關。
這一非分之想一定程度上以風險概念來自我修正，一如其以另一種方式並用新發明的可能性計算來自我修正那樣。看起來這兩個概念似乎都能保證當事情被擱置時，人們能夠正確地行事。只要人們學會避免錯誤，這兩個概念都能讓決定免遭失敗。
盧克拉斯·盧曼。
相應地，安全（securitas）的意義也在發生變化。當拉丁傳統以此表達一個主觀上憂慮自由的心境或者特別是在靈魂救贖（acedia）上漫不經心的負面價值時，法語中 srete 這一概念的意義則是客觀的安全（接著又補充了具有主觀含義的securite）：仿佛在面對一直不確定的未來時，必須找到確定的決定基礎。這一切讓能力的領域與要求都大大延展了，而傳統上宇宙論的限制、存在的恆定與自然的神秘，都被新的區別所取代，可這些區別又陷入合理計算的領域。迄今為止，人們對風險的理解都訴諸於此。
如果人們質疑這一對理性化傳統的理解，便會得到一個言簡意賅的答案：儘可能地避免損失。因為這一最大化受到行動可能性的強烈約束，人們必須容忍行動，而這就意味著「冒險」，只要對損失可能性的計算與可能發生的損失值看起來有理有據，冒險便會造成原則上可以避免的損失。
直到今天，人們依然還會通過損失值與損失可能性的乘法來弄清風險。換言之，這關係到理性行動領域的控制伸展，這也非常類似於在經濟中，那種沒有充分利用理性行動的機會，只用自有資本工作並從不借貸的經濟行為。出於這些目的，便足以根據不同決定的結果採取不同的利用功能與可能性分配，而決定自身則根據其結果的不同被描述為冒險的。一個從這一點出發的風險概念是可有可無的，並在這一理論計劃中完全無處安放。
那麼理性化的傳統也有足夠的根據，而在這個層次上去反駁它也是不恰當的。特別是在如今的條件下，避免風險便意味著避免理性。儘管如此，還留有一絲隱憂。人們普遍指責理性化傳統，並未看到其所未見之物：「……未能考慮到在表述問題的方式中固有的盲目（failing to take account of the blindness inherent in the wayproblems are formulated）。」
但如果人們想要觀察理性化傳統如何觀察的話，則必須擯棄其對問題的理解。人們必須保留這個問題，卻要嘗試理解其不能看到其所不能見之物。人們必須把理論轉移到二階觀察的層次。然而，這便提出了概念建構的要求，而無論跨學科的討論語境還是詞源學或概念史都不足以引出一個充分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