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需要什麼樣的副中心?

北京的城市病是單一中心造成的，單一副中心會重蹈覆轍

事實上，北京出現城市病已經很多年了，搜索有關「尋找副中心」的報導，最早也可以追溯到10年前。城市病的出現不僅與北京通過行政手段壟斷了過量的資源有關，更與這個城市落後的城市規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北京的城市空間布局是在1949年之後以莫斯科為藍本確定的，呈「單中心」、「同心圓」式向外擴展，也就是俗稱的「攤大餅」。

這種模式使得政治、商業、文化、教育、醫療、旅遊等近乎所有的城市核心功能都集中在中心城以內。北京二環內分布著有20多個中央部級機關，100多個局級機關以及北京市250多個市屬單位；有王府井、西單、前門等多個商業中心；有故宮、北海公園等旅遊景點。即使出了二環，北京市確立的六大高端產業功能區中，CBD、金融街、中關村、奧林匹克中心區都在中心城區。

而這種單中心的城市結構，僅僅依靠疏散部分職能，而且在北京市看來，還是部分行政單位和低端產業，是不可能達到緩解城市病的目的的。單中心城市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潮汐客流，而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北京工作日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CBD、金融街、中關村這些不可能疏散出去的產業區。而從客流量上來說，想要達到理想狀態，北京恐怕需要讓中心城區的人口減少一半。

而作為點對點的疏散地，承擔北京部分職能，尤其是行政職能或許也只是「看上去很美」。以近兩個月傳言最兇的保定市為例，「副中心」或許只是傳言，但是房價上漲可是實打實的。就算傳言成實，作為地級市的保定又如何與遷入的更高級別的中央機關相處，將是下一個面臨的難題。這正是，「沒有大城市的命，偏得了大城市的病」。

所以，真正靠譜的或許是「首都圈規劃」

所以，要解決北京的城市問題，在不對北京市的城市結構有一個大改動的情況下，指望點對點的建立一個政治副中心，恐怕結果只會兩敗俱傷。而從國際大都市的發展歷程來看，「單中心」的特大型城市因為日益突出的城市病，一般都會呈現由「單中心」向「多中心」發展的特徵。

芝加哥大學著名地理學家C.D.哈裡斯和E.L.厄爾曼提出的多核心理論推動了城市空間格局的轉變與調整。他認為，大城市不是圍繞單一核心發展起來，而是逐步由單中心向多中心發展，伴隨城市郊區化，逐步形成郊區的副中心以及城市外圍的衛星城。東京、倫敦、巴黎、華盛頓、莫斯科等大城市都經歷了由「單中心」向「多中心」的轉變，其中以東京副中心的建設和首都圈的規劃最為著名。

東京曾三次實施「副中心」戰略，截止到目前一共有7個副中心，每個副中心即使所在地區的公共活動中心，也承擔了東京作為國際城市的部分職能。理想的城市規劃下，「產-住」應當是一體的，但現實不可能會如此完美，仍然會產生長距離的通勤客流，但是副中心一方面會使這種客流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將單方向的客流平衡為雙方向，避免全城潮汐客流的出現。

保定即將成為副中心的傳言讓保定的房價著實「火燒」了一把。

但京津冀一體化提出十年了，遠遠落後於長三角和珠三角

中國也並非沒有建立「首都圈」的規劃和設想，最近熱門的「京津冀一體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的2004年。然而，在這提出的十年裡，一體化的動作非但不大，反而北京與周邊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同樣作為中國經濟的三極，京津冀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完全落後了。

與長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區的經濟水平雖然也在增長，但相對緩慢，河北省的人均GDP水平甚至不及全國平均水平，這與長三角的差距巨大。正在長三角快速積聚的國際資本和民間資本，不僅規模越來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強有力地推動著這一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長三角人均和地均GDP分別是京津冀的1.43倍和2.19倍。無論按人口平均，還是按土地面積平均，長三角經濟圈都是經濟產出效率或集約化程度最高的區域。

而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差距似乎要更明顯一些。長三角除了上海這個龍頭外，還有蘇州、無錫、常州、杭州……一系列二三線城市作為腹地並形成互補，地域發達程度也在全國名列前茅；而珠三角除了廣州、深圳之外，中小城市更是不枚勝舉，甚至有著更為明確的分工。而回到京津冀地區，除了天津勉強可以跟北京唱下雙城記，河北省的不少城市都形成了「環京貧困帶」，並且產業分工極其混亂，全河北省都在上馬鋼廠，也為這一地區的霧霾做出了不少貢獻。

拋開北京的「虹吸效應」，從各方心態也可窺見一斑

不可否認，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模式與發展現狀，與北京對周邊資源的過度汲取和壟斷不無關係。北京的城市功能過度集中在中心城區，強化了的中心城市的「磁力」作用，資源要素不斷向核心聚集，對周圍區域形成「虹吸效應」。「虹吸效應」又導致「馬太效應」突出，中心城區與周邊的整體發展水平進一步拉大，周邊失去了對產業的吸引力和培育力，區域經濟就陷入了舉步維艱。除此之外，京津冀三地在一體化過程中所展現出的不同心態，亦可以窺見其工程之艱難。

先來說北京，以今天的新聞為例，北京第一批外遷的207家公司全部為「三高一低」企業，即高投入、高汙染、高耗能、低效益，而從2013年底北京開始提出控制人口目標開始，就不斷地強調要將「低端產業」遷出。一系列的事實都證明了，北京沒有也不會有一個共同發展的心態，雙方巨大的發展水平差異，使得北京看待河北就如同高富帥看待屌絲，把我吃剩的、玩膩的泔水賞給你。

而對於河北來說，類似的產業轉移在10年前就經歷過一次，當初北京把汙染最重的企業首鋼轉移到了河北，而這也是河北鋼廠遍地的開始。而現在，河北的野心就不止於此了。自從京津冀一體化開始推進後，據公開媒體的報導，除了盛傳過一次保定政治副中心之外，河北省尤其是相關市的領導主要目標就是京、冀交通一體化，不止一次提出將北京地鐵引入河北。引入地鐵對於承接產業轉移未必有什麼效果，但是有一個效果是明顯的，那就是賣地，打造新的睡城。如果一地行政長官只把心思放在賣地上，又能指望這地方有多大的發展呢？

而天津似乎是三方中最淡定的，一方面同為直轄市，多少有點本錢，尤其是濱海新區的建設，使得天津未必一定要從北京那裡討到些什麼；另一方面，天津的低成本優勢已經逐漸顯現，一些網際網路企業為降低成本已經主動將部分業務搬至天津。

東京一共有7個副中心，每個副中心即使所在地區的公共活動中心，也承擔了東京作為國際城市的部分職能。

政府權力在其中仍是主導，而不是疏導

京津冀地區一體化空喊十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權力進入市場。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是在同一個省級政府的領導之下進行。其地區之間的合作，主要由於香港經濟的輻射，深圳、珠海和廣州三角的拉動，然後還有東莞、中山等幾個小虎的競爭。這樣的內部競爭、集體向外的動力機制，使該地區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起來。

在長三角地區，過去計劃經濟時代上海一海獨大，但已形成了經濟增長體，而其他地區的經濟與其形成互補，在經濟的長期互補過程中，解決了受權力制約的問題。

京津冀地區，一向是地方權力競爭遠遠超過經濟競爭。北京經濟雖然發達，但卻十分虛弱。支撐其經濟的金融產業和高科技產業，是完全動不得的。所以，他只能也只願意向河北、天津轉移「低端產業」。由於權力競爭的介入，京津冀地區域經濟的競爭機制不暢，流動不充沛，從而沒有形成平面結構，而是形成立體結構，權力人為進入打了個楔子。

其結果往往與權力的設想大相逕庭

按照權力的理想狀態，北京如同富人區的花園一般，這裡沒有批發市場，沒有菜市場，沒有煎餅果子，也沒有雞蛋灌餅……事實上，我們在之前的專題中已經無數次的強調過，這種理想化的空中樓閣是不存在的，城市在運行過程中一定是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政府管理部門的首要職責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打造一個唯美卻無用的花園。

比如，北京市認定的低端產業並且執意要遷出的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任何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商業一定是產生於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而在一個最簡單的模型裡，兩條路相交的十字路口一定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所以商業一般會發源於此。如果將這種活躍的商業搬遷到一個並沒有多少人的郊外，這並不會吸引原有的顧客來到這裡，他們會尋找新的替代品，而這就是原有商業衰敗的開始。

而北京市想要藉助這種產業的轉移實現人口的調控則更是異想天開。低端產業相對自由，對個體的附著力並不強，個體完全可以脫離既有的生活，或者重新在這個城市裡尋找新的機會，而不必隨之遷移。而所謂調控人口增長，第一，控制得了嗎，顯然不行。第二，強制調控，必然導致經濟發展滯後。人口總是要流動，產業發展不可能光要高端人口，沒有低端人口就難以形成合理的產業生態。顯然也不行。

首都圈之路：權力競爭必須讓位於經濟競爭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協調難度比較大。京津冀地區，一個首都、兩個直轄市、三個行政區。京津冀關係與珠三角、長三角不同，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關係，實際上是「三地四方」的關係。第四方是指能量無限大的中央政府，北京是一身二任，既是一個獨立的直轄市，又是中央所在地，客觀上造成了北京是這一區域的超級存在或超級主體。

地區定位和身份的這種客觀上不平等的區域關係，既模糊了京津冀關係的界限，不知道北京什麼時候代表中央，什麼時候代表北京市，又阻斷了京津冀三方解決問題的市場通道。

根本改變的辦法是建立和打造標準化政府、服務型政府。比如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實行統一的公共服務標準，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將來全國都應該這樣。同時各地方政府可在其授權範圍內進行其他政策方面的競爭，目的主要還是為了充分釋放市場的力量，從而保證區域經濟的發展。這當中主要還是為了充分釋放個人的力量，這是基於人的發展，可以解決很多很多社會發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