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觀察」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趙萱在界面新聞開設的專欄，基于田野調查經歷，講述他對於全球邊界地區的觀察和思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線戰場曾發生過一起離奇的「休戰」事件。一位親歷的英軍士兵在給母親的長信中記錄了此事，「德國人在他們的壕溝邊緣點起了蠟燭，然後走向我們的陣地，祝我們聖誕快樂！他們給我們唱了幾首歌，我們舉行了一個特別的社交派對。」難以想像，戰爭中原本勢不兩立的英德士兵在長時間的接觸中居然產生了友誼，他們離開了各自的戰壕，互相握手、交換聖誕禮物和親筆籤名，甚至踢起了足球。正是這一類戰爭中發生的離奇事件引發了一系列關於異質性群體交往的觀察。
20世紀50年代，社會心理學家羅賓·威廉士（Robin Williams）在美國四個城鎮進行了一項研究，考察當地的白人主流社群與少數族裔（包括非洲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以及其他一般性少數族裔）的接觸與衝突的關係。研究證明，接觸和衝突（偏見、歧視、敵意）之間呈現出某種負相關，即跨越群體邊界的接觸越多，衝突越會減少，群體間關係也可能得到改善，這便是著名的「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儘管有相關研究對該假說提出了質疑，認為依然存在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並應當引入更多的變量，但接觸有助於消解衝突仍然可以作為一種可靠的主流認知。
可惜的是，今天經媒體所傳達出的巴以社會面貌卻與接觸假說提供的可能圖景背道而馳，不禁令人感到擔憂和遺憾；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在地中海東岸狹小的地理空間內長時間接觸，卻似乎始終無法找到和平相處的方法。巴以衝突亦被逐步固化在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的民族-宗教衝突模型之上。但由這種頑固的二元對立觀點所建立起的印象卻也可能掩蓋了不容易被人們意識到的影響因素和微觀事實。
西岸的山谷。拍攝：趙萱阿布德是一座位於以色列軍事控制下的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小城，四周山嶺環抱，將其掩映在山谷之中。我曾有幸在德國基督教傳教士塔瑪拉的引薦下在此居住。阿布德距離耶路撒冷30公裡，人口約為2300人，全部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以宗教信仰為區分，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基督徒。成村的年代可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歷史上長期信奉東正教，遺留著七大教堂，直至奧斯曼帝國時期逐漸有穆斯林遷民定居，轉變為基督徒與穆斯林混居的社區，並形成了今天東正教、天主教、新教五旬節派、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宗派格局。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另各有兩大阿拉伯家族集團，每個家族集團各包括了五個家族，隨著歷史上頻繁的家族聯姻，如今的教派和家族邊界已經模糊不清（甚至存在一個家庭之內有三個基督教派成員的現象）。也正是在阿布德，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得到呈現，從而為我們打破刻板的、單一的巴勒斯坦社會印象提供了契機。
塔瑪拉所在的教會位於東耶路撒冷的橄欖山地區，儘管作為國際性聯合基督教會上帝教會的耶路撒冷分部（Church of God，總部在美國，但耶路撒冷教會的管理又隸屬於德國分部），其主要的服務對象卻是位於西岸地區的阿布德。塔瑪拉所帶領的團隊每周末都會到阿布德組織活動，活動的內容主要是和當地小學的孩子們做遊戲，關心他們的日常起居，在暑假的時候活動的周期可延長至4-5天。
早在1962 年，上帝教會便在阿布德開展活動，並創立了本地的上帝教會，建起了自己的教堂。1970 年，美國傳教士瑪格麗特·蓋妮思（Sister Margaret Gaines）創辦了阿布德上帝教會學校，成為第一任校長。這是一所包括1-6年級的小學，隨後學校發展出了自己的幼兒園，成為學校新的發展重心，學校共有學生120多名，男女同校，招收不限於本地的巴勒斯坦孩子，且不論正常還是殘障（該校是本地首個招收殘障兒童的學校）。而學校的運轉，包括校舍的修建和師資的薪酬全部依靠國際捐助，具有明顯的現代公益性質。
作為對於基督教會善意的反饋，穆斯林社群同樣做出了相似的回應，儘管是一所新教五旬節派的教會學校，活動和教學內容帶有諸多的基督教色彩，但幼兒園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來自穆斯林家庭，一位本地公辦學校的穆斯林教師甚至將自己全部3個孩子都送到這裡上學，而不是自己所任教的學校。在她的表述中，這裡的教學活動更為有趣，另外學費與公立學校相當，相比其他私立學校便宜很多（不到本地天主教私立學校學費的十分之一）。同時，學校進一步擴建所需的臨近的土地隸屬於當地的一個穆斯林家族，該家族已經對外宣布，出於對本地教育事業的支持，這塊土地只會轉賣給這所教會學校，而不會賣給其他任何人。
阿布德上帝教會學校的課堂。拍攝：趙萱正是在既有的交往基礎和教會組織的依託下，阿布德基督教各派在文化上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比如說三個教派在節期時間上逐漸達成統一（在基督教中，不同教派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時間上存在差異，如今在阿布德則經各教會協商已統一為東正教時間）。同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逐步和解，例如穆斯林家庭與家族對於基督教學校的開放性認識；而在相互過節期間，本地兩大宗教的居民會互相邀請對方一同聚會、飲食以及互贈禮物。
在上述的描述中，我們能夠直觀地觀察到突破宗教界限的社會互動，從而挑明了一個必須正視的觀念誤區：人們長期以來對於各大宗教的認知往往趨於同質化和簡單化，各個宗教被看作是孤立的整體，但以鮮活的個人或團體組合而成的宗教群體之間本就不存在一條密不透風的邊界，乃至對於某一宗教的原生主義認識都將歸類於觀念建構的產物。
在此觀念修正基礎之上，我們將迎來一種現代性語境下的討論。傳統的基督教實踐已經在主張政教分離的新教改革中脫去了沉重的政治負擔，尤其在16世紀馬丁·路德的努力以後，人神之間的中介被取締，進而在主流的社會之內，個體擁有了無需任何政治準入條件，更為個人化的宗教體驗，從而也得以與其他事物進行廣泛的結合。
進入19世紀以來的民族國家時代，基督教的傳播開始愈發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和現代治理性質，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以現代教育普及為抓手，以培養「公民」為目標，建立普遍的世界觀。最重要的是，它並不一定發生在一國之內，也不一定由主權政府來實施；而是發生在國際領域，可以由非國家主體完成。
作為阿布德宗教實踐與社會生活的延伸，耶路撒冷的上帝教會如今形成了一類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歐洲人的教會成員格局，而相似的團體和個人在耶路撒冷並不鮮見，且並不限於基督教會。它們正在身體力行地調整或挑戰以主權和領土為核心的國家管理觀念，而主張回歸到以人為重心的社會空間秩序。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上帝教會以民族國家世界體系為藍本的組織架構（基於國別的總部與分部安排）本身便內含了一定的政治傾向和治理邏輯，但依然應當欣慰地看到建基於普通人的文化實踐也自然而然地不以（領土）控制為初衷，而是（人口）培育，這也恰恰印證了新約時代對舊約時代的超越，從土地（land）到祝福（blessing）。
初夏的阿布德被漫山的橄欖樹所遮掩，只有登上山頂才能一睹其全貌，多少的小城故事也隱匿其中，唯有一種名為「瑪姬怒娜」的白色野花盛開在村社，其所隱藏與知曉的學問也許比我們全部的觀察和想像加起來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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