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確實是北宋時期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為北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詩人，一生政績卓著，若宋仁宗能夠堅持任範仲淹的改革，北宋的「三冗」弊政可以及早改除，宋仁宗時代將會是一個中興的局面。可範仲淹這個人性格太過耿直，這是影響他仕途的主要原因，但他已經作到參政知事，即副宰相，可在「慶曆新政」中得罪人太多，再加上宋仁宗對改革的決心不堅定，最終慶曆改革失敗，範仲淹被貶到地方。
任何人都喜歡阿諛奉承之人，包括英明的皇帝也不例外，李世民表面上喜歡魏徵直諫，內心裡其實恨死他了，只不過是互為利用吧了！範仲淹性格非直，他以天下為己任，什麼時候都是公事公辦、就事說事，得罪了許多人，不死就算萬幸了，下面我們來看看範仲淹做的比較出名的幾件事。
第一件事：反對宋仁宗率百官為章獻太后劉娥拜壽，得罪還在垂簾聽政的太后劉娥
章獻太后劉娥在歷史是差點成為第二個女皇的人物，在宋仁宗當皇帝的前十年垂簾聽政，最後想效仿女皇武則天，無奈大臣的對，臨那一年穿著龍袍進太廟朝拜太祖、太宗，名相寇準和寵臣丁謂都是栽在她手裡。就這樣一個人物範仲淹豪不畏懼，直接反對宋仁宗率百官為她拜壽，那不是找死的。
太家都知「狸貓換太子」的故事，講的就是宋仁宗和劉娥的事，雖然是傳說，但宋仁宗確實不是劉娥生的。宋仁宗登基時才十二歲，皇太后劉娥便總攝朝政，直到她死後仁宗才掌握權力，前後攝政十一年，險些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在宋仁宗十九歲那一年，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範仲淹當時只是個皇家書籍的校理員，但他認為這一做法不符合禮儀，混淆了家禮與國禮，就上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於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
結果仁宋沒有答覆他，範仲淹便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送到入宮裡後，再次石沉大海。副宰相晏殊知道後大驚，批評他說你小子這麼輕率用事，不但影響你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你的人（晏殊舉薦了範仲淹）。範仲淹不但不聽勸，反而據理力爭，並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於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好在這一次太后劉娥沒有象武則天那樣嚴厲處罰他，但第二年範仲淹自請離京到地方上任職。劉娥死後仁宗又召他回京任職，這時候很多大臣都向仁宗上奏劉娥的罪過，請求仁宗降罪劉娥。這時範仲淹卻上奏說劉娥養護仁宗有功，建議朝廷要掩飾她的過失，維護她的名譽。
第二件事：反對宋仁宗廢郭皇后，得罪宋仁宗和宰相呂夷簡
郭皇后是宋仁宗第一個皇后，她是節度使郭崇的女兒，又是在太后劉娥的支持下當上皇后的，宋仁宗不喜歡她。郭皇后仗著有劉太后撐腰，性格十分妒忌，並派人嚴密監視宋仁宗的行蹤，使他不得親近其他宮女妃嬪，宋仁宗心中十分憤怒，但有劉太后在卻不敢明說。
劉太后死後宋仁宗便不理郭皇后了，但她卻不知道收斂，反而醋意大發，經常對仁宗的寵妃尚氏、楊氏破口大罵。一次宋仁宗正在尚氏那郭皇后趕到，二人起爭執，郭皇后舉扇打尚氏，仁宗上前救尚氏，結果郭皇后收不住手，扇子打在仁宗的脖子上，宋仁宗大怒要廢掉郭皇后。
這事被宰相呂夷簡知道了，呂夷簡與郭皇后有間隙，便以郭皇后無子為名上奏支持宋仁宗廢掉郭皇后。這時候範仲淹又反對宋仁宗廢后，說廢立皇后事關朝局，請仁宗收回成命，後來又聯合十幾名大臣求見仁宗，仁宗讓呂夷簡與他們解釋，結果呂夷簡被範仲淹辯得理屈詞窮，無以為對。最後宋仁宗廢后決心已定，將範仲淹等一干人都貶出了京。
第三件事：彈劾呂夷簡引起景祐黨爭，再次被貶出京，後來西北党項族李元昊叛宋自立，範仲淹又到西北抗擊西夏
景祐三年，範仲淹在開封府知府任上時，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制定製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範仲淹迂腐，誣衊範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
這次事件引起大範圍黨爭，被稱為景祐黨爭，範仲淹又被貶出京，出京時大臣們畏懼呂夷簡的勢力，竟無人敢送。第二年呂夷簡也被罷了相，有很多大臣上書替範仲淹辯白，這又引起另一派人的爭論，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最仁宗下詔禁止互結朋黨。
1038年，西北軍閥党項人李元昊叛宋獨立建立西夏，大舉進犯宋境，宋仁宗又起用範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使，抗擊西夏。在西北的幾年內範仲淹與韓琦等將領共同抗擊西夏，取得很大的戰功，最終迫使西夏求和。當時西北有民謠「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羌人稱範仲淹為「龍圖老子」；西夏人稱其為「小範老子」，認為「小範老子胸有十萬甲兵！」
第四件事：慶曆新政得罪守舊派朝臣和既得利益集團
慶曆三年，西夏同宋朝完成「慶曆議和」後，範仲淹被宋仁宗調回京城任參知政事（副宰相）。這時候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已經很嚴重，宋仁宗欲改除朝廷弊病，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便任用範仲淹、富弼等實施改革。範仲淹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仁宗採納，詔書統一頒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
慶曆四年（1044年），範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範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到慶曆五年，反對聲愈加激烈，宗室、勳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都加入到反對的行列中，宋仁宗改革向決心開始動搖，範仲淹請求辭去參知政事一職，外放到邠州，後來又到鄧州。隨著範仲淹、富弼等改革人士的離去，實施近一年的慶曆新政停止，改革失敗。
這一次改革失敗使宋朝去中興的機會，若是這次改革成功，便不會再有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北宋晚期也不會陷入新舊兩黨鬥爭的惡性循環，也不至於很快滅亡。範仲淹這一次離開京後沒有再回京任職，先後到邠州、鄧州、杭州任職，最後死在赴潁州的路上。
範仲淹是個以「天下為公」的人，他在《嶽陽樓記》中寫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真實地反映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但範仲淹過於耿直，他一生堅持「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信條，屢次直言上諫，多次遭貶出京。比較幸運的是他生在了北宋，這是一個對文人士大夫十分寬容的時代，而且遇到了宋仁宗，若是生在別的朝代，早就死幾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