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承嗣我們都知道安史之亂使得唐廷元氣大傷，再也無法對地方實施有效的管控。甚至為了保證與安史戰爭的順利推進，唐廷不得不放寬乃至於利誘安史麾下的實權將領。而河朔的幾個藩鎮，就殘存著大批安史「元從」。
比如魏博藩鎮的初代節度使田承嗣，就是安史麾下的戰將，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使李懷仙，也都是安史舊部。至此，唐代正式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李懷仙同時我們也都知道，安史麾下大多以胡人為主要將領，整體的集團結構也都偏向胡化，與中原儒家文化的面貌大不相同。如果從軍事的角度來看，胡化的軍士集團無疑更擅長野戰。比如作為成德節度使的李寶臣，其麾下的部隊便以精銳騎兵聞名於世。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上在兩京的文人士族對於胡化地區應當是表示鄙視，或者說至少是不認同的，自然應該不想去當地就職。
但是實際上，河朔藩鎮麾下的許多文膽都來自於侵染中原文化的地區。比如說我們之前所提到的羅讓碑的親筆撰寫者公乘億，就長年旅居長安以求進士及第；又如我們相對而言比較熟悉的年少成名的李益，在晚年的時候就曾經遠赴幽州，就職於劉濟的幕府。
羅讓碑還有一位叫做畢增的文士，他的父親畢炕在安史之亂中壯烈殉國，所以說他與安史政權可謂有覆族之恨的，但是仍然致仕於河北藩鎮。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當然我們不排除這些個體有可能存在為了功名抑或是養家餬口出仕這些我們所認為的「胡化」地區，但是如果個個都是這樣的想法顯然是說不通的——李益在我們的了解中，就不應該是這樣的人。
那麼為什麼士人們都對於出仕這些地方不太抗拒呢？
這個問題，小編認為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個是從這個地區中胡人對於自己的改造，第二個則是士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地方的。
事實上，胡化的最大特徵是部落化，本來安史之亂之前，部落是呈零星散落狀的，而隨著安史起兵、戰事發展，胡人的結構與漢家人結構的調整與融合，再到最後塵埃落定，呈藩鎮割據之勢時，胡人基本上不再呈現原有的部落結構，而是改以個體仕宦或者如漢家一般呈家族化的形態，從這種社會關係的改變來看，胡化之風實際上已經逐漸淡化了。
胡人陶象同時，為了尋求文化認同以避免被漢家人「排外」，胡人往往會學習漢家文化，並且產生一種「漢家人」的自我認同，這無疑是民族融合的一大步。大批的胡人轉而為科舉學習，刻意培養自己的儒家氣質，乃至於有「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的說法，很多祖上胡人的士人在交遊的過程中，朋友們根本不會在意或者說壓根不知道他祖上曾並非純正漢家血統。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之前我們說的成德藩鎮的軍隊在初期還是以野戰聞名，到末代節度使時，成德軍隊已經以堅守城池出名了，這種軍隊風格的轉變無疑與「漢化」大有關係。又比如魏博的羅紹威，雖然父親羅弘信是軍中武人，但他自己卻是恂恂如儒生的形象，文章辭採在當時也相當出名。可見雖然藩鎮中存在胡化現象，但是隨著時勢遷移，還是逐漸「漢化」了。
李益第二點，士人對於河朔藩鎮整體其實並沒有太多「胡化」的成見，相反的，其實成為入幕之賓是一種快速擢升的重要途徑，前文提到的李益入幕幽州，其實主要是因為他在德宗初年遭到了仕途上的挫折，便選擇了幽州以便東山再起。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士人在猶豫於是否進入河朔藩鎮為官時，更多的考量是政治層面上的，即地方藩鎮與中央唐廷的關係。李益曾經兩次被幽州所闢，但是他初次拒絕而第二次答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第二次徵辟時，地方藩鎮與中央唐廷關係已經趨於和睦與默契了。
所以總的來說，由於河朔地區胡人自身的努力、士人的仕途等多方面原因，唐代讀書人並沒有將河北視為化外之地，也並未將河朔藩鎮視為安史餘孽，因此，他們對於這些地方藩鎮的文化認同感，其實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