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與海蝸牛和黑猩猩共眠的女人
《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 （英）簡·古道爾 菲利普·伯曼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科學志
英國生物學家簡·古道爾因其在黑猩猩行為領域內的開創性研究，而被譽為「我們的知識世界最有影響的貢獻者之一。」（《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但令人驚奇的是，作為生物學界的泰鬥級人物，古道爾並不具相關學術背景，甚至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因而，其對「知識世界」的貢獻既耐人尋味，而關於「知識世界」的含義恐怕也要就此改寫。
黃夏
《希望的理由》是古道爾回顧往昔、寄情未來的一部精神自傳，在書中，她記錄了自己從一個喜愛動物的小女孩，到遠赴非洲從事黑猩猩研究，及至巡遊全球推動環境保護、倡導可持續發展的心路歷程。在此過程中，囊括人類和生物在內的系統性社會學知識，也以另一種方式被重新建構起來。
與偏見鬥爭的大半生
與一般學術類著作不同的是，《希望的理由》是一部飽蘸了作者深情的作品。在嚴謹的科學論斷之外，我們時時可以讀到作者對動物、對人類、對自然發自內心的愛，這種愛，絕非通過學術訓練就能獲致，而一旦得到這種愛，則可以成為學術和生活的共同信仰。
那麼這種愛，來源於哪裡呢？古道爾寫道：「我的思想是在我20歲之前逐漸形成的，對我產生影響的是我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經歷的戰爭歲月、多年來聆聽到的震撼心靈的布道，此外還有我所讀到的那些書，我在戶外自然界所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們家所飼養的小動物。」
說來似乎稀鬆平常，無甚出奇。但哪個家庭的父母，會樂意看到自家的寶貝女兒與蚯蚓和海蝸牛共眠的呢？又有哪對父母會耐心地告訴女兒，蚯蚓無土海蝸牛無水便要死亡，以此培養孩子兼顧理性的愛心呢？這種張弛有度、鼓勵獨立自由思考的環境，以及在二戰歲月中對人類命運的悲憫情懷，使古道爾在日後的生活和研究中，格格不入於打著各種「科學」旗號的世俗性偏見，她的大半生，即是在與這種偏見的鬥爭中度過的。
1957年，23歲的古道爾受僱於人類學研究領域的權威路易斯·利基，慧眼識珠的利基給了古道爾一份旨在揭示原始人類行為模式的靈長類動物研究計劃。1960年，古道爾來到坦尚尼亞貢貝自然保護區，開始了其長達40年的研究生涯。
顛覆諸多「科學原則」
從一開始，古道爾就顛覆了生物學研究領域中的諸多教條。根據「科學原則」，為了獲得有用的數據，科學家必須保持「客觀冷靜」的頭腦，把所看到的情況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尤其不允許自己對觀察對象發生「移情」。古道爾對此不以為然：「我對這些聰明的生靈的理解，有不少恰恰是建立在對他們產生移情的基礎之上。一旦知道有些情況為什麼會產生，就可以對自己的解釋進行嚴格的驗證」。秉持「移情」理念的古道爾發現黑猩猩竟然能夠利用花花草草製成的「釣竿」釣白蟻，這一發現打破了製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誌的成見，重新開啟了關於何為「人類」、何為「工具」等概念的大討論。
古道爾還給黑猩猩取名，而按照「科學」方法只能對觀察對象編號。這種離經叛道直接挑戰了當時科學家認為動物是沒有個性、思想和理性思維的一塊活肉的論調。古道爾發現黑猩猩群體中存在著與人類相同或者相似的家庭、階級和社會組織，而黑猩猩本身也具備和人類一樣的情感、理性和思維能力。據此，古道爾質疑了當時以人類為中心進行科研活動的「歸納主義」過於簡單化和機械化。
古道爾從事研究的近半個世紀，正是非洲深陷反殖民鬥爭、內戰、獨裁、政變的時期，而冷戰也在全球範圍上演正酣。外部世界的混亂使古道爾憂心如焚，但她沒有不問世事做個專事滌淨自我靈魂的朝聖客，而是從動物學研究出發，尋找人類區別於黑猩猩的那「1%多一點點的基因」的特出之處。
沒錯，人類的美德與罪惡存在於與黑猩猩相同的那98%的基因之中，但正是這1%的差異，使人類能知生與死，也能對未來作出長遠規劃。古道爾認為，人類的命運，不在社會，不在環境，而就掌握在人類自己、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手裡——改變，從自我做起。這是一個有良知的科學家對人類抱持的希望和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