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光明網
不應該用同樣的標準要求所有的高校教師,高校與高校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有研究型,也有應用型,不能一概而論。
高校的職能就是教學、科研、服務社會,與四種教師類型(教學為主、科研為主、教學科研並重、社會服務與推廣)形成了基本映照。
■本報記者 韓琨
一直以來,職稱評審都是壓在高校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身上的一座大山。要求多、細則繁雜,每年年末都有不少教師為此忙得焦頭爛額。高校教師的職稱評審相關制度也一直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為人們所詬病。
2014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內高校推行職稱分類評審,把教師分為教學為主、科研為主、教學科研並重、社會服務與推廣四種類型。改革措施甚為新鮮,也是對「重科研輕教學」等由來已久的問題作出的回應,近日經媒體報導後,引起人們熱議。
這種分類評審的改革有著怎樣的積極意義?這種措施又能否真的成為針對我國當前高校職稱評審的一劑良方、切實地解決所存在的問題呢?
「不唯論文,更重實績」
「拿我們化工來說吧,目前的SCI論文導向非常厲害,申請國家與省部項目及發表SCI論文的分值很高。高校目前的情況是:『不管白貓黑貓,發表SCI論文與申請到國家項目就是好貓』」。
「許多教師,都是想辦法寫SCI論文,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甚至不管是不是自己學科的研究領域,不管有沒有實際的理論與應用價值,不管有沒有系統性,甚至寫的文章是『東一榔頭西一棒』,論文的匯總表上的目錄就是『科學大全』。」
這是去年年底,南京林業大學化學工程學院教授林中祥在自己博客上寫下的一段話。年末的考核對於已經是教授的他來說,壓力並不大,他所記錄的卻是他親眼目睹的許多同事、同行的現實情況。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林中祥又一次表達了對目前高校教師考核評價體系中「重量不重質」的無奈。
「因為質量與數量相比較為抽象,於是大家就不得不去拼數量了。」林中祥告訴記者,在許多職稱評審現場,每位申請者的發言時間往往只有5分鐘左右,「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要把自己取得的成就介紹清楚,難度太大,於是這種介紹往往只能是發表文章、項目成果的羅列。」
重科研,重在數量,而天平的另一端則是教學。近些年來,總有一些高校教師講課講得好,卻苦於科研達不到硬標準,無法晉升。對於這樣一群人來說,湖北省的做法無疑是他們所歡迎的。
據湖北省教育廳教師處處長童靜菊介紹,此次湖北所推行的高校職稱新評審標準「不唯論文更重實績」,「對科研論文數量要求降低,對教學為主型教師,重點考察其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實績;對社會服務與推廣型教師,突出考察其科研項目成果產生的經濟社會效益」。
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和新政策下,湖北大學因「課講得好」被評為「魅力教師」的趙柏樹,終於走過17年副教授的漫長之路,得以在湖北省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會上評定為教授職稱。「實績」出色的同樣還有武漢輕工大學生物與製藥工程學院教師陳新,他是首批社會服務與推廣型教授中的一員。陳新與企業合作開發項目,通過將加工廢棄物轉化為高營養價值的飼料原料,在應用中新增產值1000多萬元。
不過,對於湖北省教育廳對高校教師作出的這種分類,也有人表達了一定的質疑。或者我們還可以提出另一個問題:對高校教師作出分類,這種分類本身是恰當的嗎?
分類背後值得深思
要回答關於高校教師的分類問題,應該先從高校教師的職能說起。那麼,高校教師的主要職能有哪些呢?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馬臻給記者的答覆是:「(1)上課;(2)指導本科生和研究生;(3)申請科研項目;(4)做科研;(5)其他校內服務和社會服務。」應該說,教學、科研無疑是高校教師最基礎的職能,而近些年來一些新聞及評論也多聚焦於這兩者孰輕孰重的爭論。
「科研是教學的基礎」,在採訪中,多位高校教師不約而同地向記者表達了這一觀點。他們都認為,教師本身對於科研有一定的基礎和把握,才有可能向學生提供有質量的教學,同時介紹新鮮、前沿的專業知識。對於教學來說,科研是「源頭活水」。對此,林中祥表達得相當直接:「大學教師與中小學教師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他們不可能單純埋頭講課,必須有一定科研基礎。」
「其實,湖北省對高校教師的分類,與高校的職能是相對應的。」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部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副教授楊中楷向記者分析道。高校的職能就是教學、科研、服務社會,與四種教師類型(教學為主、科研為主、教學科研並重、社會服務與推廣)形成了基本映照。
在馬臻看來,湖北省此次改革,「根據不同類型的特點分別進行要求,這是合理的,也有利於不同教師根據自己的特點和現狀,走不同的發展路線。」
不過,楊中楷提出了自己的疑慮:「不建議分類分得這麼細緻,雖然也有教學科研並重的類型存在,但是劃分單一類型後,反而可能會對於教師日後的發展不利。」他強調道,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教師,都應該意識到科研的基礎性,以某一方面為主,減輕對論文方面的要求,決不意味著就可以撇開科研。
雖然對湖北省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點讚」,但馬臻也提出了一連串更進一步的追問:「不同類型教師的晉升名額如何分配?某些類型(例如傳統的科研為主、科研教學並重)教授的評選競爭是否會很激烈?不同類型教授的『含金量』是否一樣?會不會有些不搞科研的人『渾水摸魚』評為教授?如果那樣的話,教授稱號是否會貶值?」
「如果是純教學的老師,那麼以講師、高級講師的路徑發展比較好,這種設置可以參考現在的研究崗,比如副研究員、研究員,沒必要一定叫作副教授、教授。」林中祥也提出了對「教授」含金量的看法和建議。
這些問題一連串地拋出,看似有些激烈,但卻是在高校工作多年、了解實情者的必要追問。
應扭轉「計劃經濟」行政思維
「老實說,我做的科研很勉強,真的都是在應付。」某地方院校講師小夏(化名)這樣告訴記者。雖然並不在湖北省,但聽到這樣的職稱分類評審,她還是表達了自己的贊成,希望以後推廣開來,自己就可以從「科研」這座大山下解放出來。
小夏坦言,由於自己所在學校水平太低,自己和同事寫論文、發文章的行為完全是為了科研而科研。相反地,小夏的教學任務卻不少,自己也比較享受教學。雖然目前的職稱評審都要求大家做科研,但是,她苦笑道:「大概我們全校百分之九十的老師都屬於教學型。」
「我也明白自己水平有限,但是不寫也沒辦法,所以就製造出了所謂的學術垃圾。」小夏說,這樣的硬性要求大有「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勉力支撐」之感。
楊中楷也表示,對於所有的高校教師採用同一把尺子要求,再加上很多高校現行的「非升即轉,非轉即走」等制度,的確令許多教師十分痛苦。他認為:「我們的確不應該用同樣的標準要求所有的高校教師,高校與高校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有研究型,也有應用型,不能一概而論。」
「就像計劃經濟一樣,每年給院系固定的、有限的名額,哪怕符合晉升標準的人很多。」這是馬臻對當前職稱評審制度的觀感。這種「計劃經濟」最濃厚的色彩還在於行政性,也正是在這樣的行政管理之下,才會出現「評聘標準經常變來變去」的現象。
院系層次方面,同行評議能夠保證評審的合理性,卻也會陷入人事關係的糾紛。而當每個院系把推薦人選上報到學校一層的時候,大部分評審連「明白你在做什麼」都比較困難——評審者來自多個學科,要判斷非自己熟悉領域的申請者。於是,這就又回到了「重量不重質」的怪圈。
「我們的評審人沒有完全重視評審這件事,並沒有上升到以個人的學術誠信和名譽作為擔保的高度。」在林中祥看來,這也是目前高校教師職稱評審問題多多的原因之一,而歸根結底,問題還在於學術權力不及行政領導。他說:「即使是湖北省這次改革,也是教育廳的領導作決定,也是行政主導,本質沒有變。」
「應該設定一個需要達到的標準,達標了就上。這樣,每個人都有目標和奔頭,而不會出現和多位同事競爭一個名額而一直『排隊等待』的情況。」馬臻建議道。
《中國科學報》 (2015-02-12 第5版 大學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