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疫情蔓延、社會動蕩撕裂的當下，賈雷德·戴蒙德的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譯本
（原作名: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2019，曾楚媛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非常應景，難怪在出書一個月內就第四刷。全球動蕩，危機爆發頻仍，國家與個人應怎樣應對？如何自救？似乎沒有比這更好的賣點，暢銷是應該的。去年4月，書還沒出來，戴蒙德在英國接受《衛報》和《觀察家》雜誌撰稿人Andrew Anthony的採訪，像是為即將出來的新書做點宣傳。採訪者稱這部著作是「大雜燴」歷史課，所謂「大雜燴」指的是他的觀點和立場。比如，他反對民族主義，但支持對國族身份的認同；承認外來移民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新鮮血液的補充，同時也反對大規模的移民；他擔心氣候變化，反對破壞環境，同時又與石油和採礦公司合作；他是資本主義的忠實擁躉，卻又極力反對不斷增長的經濟不平等。他說戴蒙德自己明白這本書會引來很多反對的聲音，「但也有一種可能——這種核心價值的堅守性與靈活性的混合能引起政客們的注意，對處理個人和國家危機也必不可少。」
（參見《界面新聞》，2019，4，29）一年過去了，我不知道這部著作是否已經引起政客的注意，但是受許多讀者的歡迎則是肯定的，因為「危機」與「自救」實在是吸引人的話題。
全書開頭的第一段就說，「心理治療師積累了大量關於解決個人危機的案例和見聞，並試圖從中找尋規律。那麼，這些結論可否幫助我們找到化解國家危機之道？」（「序言」）說得很直白，這就是把心理醫師、歷史學家、政治觀察者和勵志演說家等不同角色糅合在一起提出來的危機對策論。在作者看來，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之間存在一致性，只要能在危機中化險為夷，就能實現朝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劇變」。戴蒙德從自己的人生經驗出發，總結了十二個應對危機的步驟，認為可以把它們優化之後應用到「國家」層面。這十二個因素或步驟是：一，承認危機；二，接受解決危機的責任；三，確定危機的邊界；四，求助外界；五，借鑑榜樣；六，自我力量/國家凝聚力；七，誠實地自我評估；八，應對危機的經驗；九，耐心；十，靈活性；十一，核心價值觀；十二，個人約束條件/國家地緣限制。戴蒙德認為，一個國家在應對「國家危機」時的反應，跟一個人應對自己「人生危機」時的反應，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他選擇了自己比較熟悉的美國、日本、德國、芬蘭、澳大利亞、印尼和智利七個國家，通過分析這些國家歷史上的危機，論證了這套危機解決方案的可行性。但是在我看來，如此重大的議題、如此開闊的視野和如此複雜的國家與民族的差異性，實在很難在歷史敘事、現實分析和心理治療這三種不同維度之間找到很紮實的思維與敘事的平衡點。對那些在宏觀與微觀敘事的合理平衡、比較性研究的可比性邏輯以及歷史語境的重現等方面有較高要求的讀者來說，也可能會有更高的閱讀期待。
按照戴蒙德的自述，「本書是針對七個現代國家在數十年間所經歷的危機和選擇性變革進行的一種比較性、敘述性、探索性研究。」
（「序言」）這是很不錯的設想。這裡的關鍵詞是「危機」與「選擇性變革」，經歷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的歷史轉折的讀者應該不難體會這兩個詞的歷史份量。聯繫到今天全球性的危機四伏，這兩個概念的現實意義更加沉重。戴蒙德認為，在危機面前需要有選擇性地進行改變，「這裡的關鍵詞是『選擇性』。個人或國家不可能完全改變和拋棄過往的一切，這也不是他們所希望的。……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鼓足勇氣識別那些必須改變的方面。這就要求個人或國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條件的應對危機的新方法。與此同時，他們要劃清界限，明確那些對其身份認同至關重要、絕不可以改變的元素
」（「序言」）。那麼，究竟什麼是「對其身份認同至關重要、絕不可以改變的元素」，他沒有接著講。但是在「影響個人危機結果的因素」和「影響國家危機結果的因素」中都有「核心價值觀」這項因素，就是在危機面前，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都絕對不能改變的元素。比如他認為對個人來說，有些核心價值是寧死也不能改變、毫無商量餘地的
（20頁）；對國家來說，也有同樣的不能改變的核心價值觀，比如「英國的錚錚鐵骨來自這樣一種核心價值觀：『我們絕不投降』」
（26頁）。我們熟悉的歷史上所有偉大民族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有一句口號：「不自由，毋寧死。」這就是在危機中無論結果如何都不能改變的核心價值觀。還有就是，在法西斯文化專制猖獗的危機形勢中，反法西斯的新聞工作者、文人知識分子選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同樣也是事關戴蒙德所講的危機中的「選擇性」與核心價值觀。可惜的是他沒有繼續討論選擇與代價的問題，沒有深入分析英國人選擇「我們絕不投降」可能要付出的流血犧牲的代價，因而使危機與劇變中的「選擇性」與堅持核心價值觀之間的關係缺乏進一步的正義倫理和底線立場的支撐和論證。
在「序言」中戴蒙德談到第四章「全民的智利」的時候，說看過這本書手稿的美國朋友都認為，「講智利的這章內容是全書最可怕的部分，皆因一個民主國家竟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全然轉變為一個殘酷的獨裁國。」如果說這是危機中的「劇變」的話，那麼更可怕的是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在皮諾切特將軍於1973年9月11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智利民主政府之後，竟然無人能預見到皮諾切特那種史無前例的統治的殘酷性，也沒有料到這種恐怖局面會延續十七年那麼長。在今天不難想像的是，當年智利人在面對危機和劇變的時刻，對失去曾經擁有自由與民主的悲愴之情、對未來黑暗歲月的迷惘與恐懼、對個人力量能否戰勝危機和改變未來的憂慮，是何等的無助和絕望。這些都是戴蒙德力圖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建立危機應對框架的時候沒有完全忽視的精神與情感議題，就像人們熟悉的那歌曲裡唱的：「把擁有變做失去/ 疲倦的雙眼帶著期望/ 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 迎接光輝歲月/ 風雨中抱緊自由/ 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 自信可改變未來/ 問誰又能做到。」
戴蒙德在談到美國在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民主危機的時候，也表現出深刻的敏感性和想像力：「我認為在美國有可能發生的是，執掌美國政府或州政府的黨派將不斷對選民登記加以操縱，往法院裡塞滿串通一氣的法官，從而利用法庭來質疑選舉結果的合法性，然後訴諸『執法機關』，利用警察、國民警衛隊、儲備軍或者軍隊去鎮壓持不同政見者。」「這正是為何我認為政治極化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307頁）這樣的政治想像在近來美國社會發生的政治動蕩中已經不會顯得太荒誕了。在美國危機問題之後，是第十一章「世界將去往何處」，這一敘事發展正是今天人們普遍思考的重大問題。戴蒙德說，「我認為，以下四個問題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對人類文明造成破壞。我根據這些問題的可見程度而不是重要性進行了降序排列，它們依次是：核武器的爆發式增長、全球氣候變化、全球資源枯竭，以及全球各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差異。也許有的人會加入其他的一些因素，譬如伊斯蘭教激進主義、傳染性疾病的出現、行星之間的碰撞，還有大量生物滅絕的現象。」
（335頁）他在去年初還沒有預見到一年之後發生的全球性新冠肺炎，但他畢竟是醫學院的生理學專家，在後面的論述中也談到「近幾十年，那些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過遊客，從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衛生條件欠佳的落後國家被帶到發達國家——例如霍亂、伊波拉病毒、流感、(特別是）愛滋病等。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上升。」「新型疾病的傳播是全球化進程帶來的一個意外後果」。
（362-363頁）美國讀書界有兩篇書評不妨一讀。5月《紐約時報》書評專欄有一篇文章題目是《當您身處危機國家時該怎麼辦？》
（作者：Anand Giridharadas），作者形象地稱本書屬於「三萬英尺的書籍類型」，即以三萬英尺高空的視角寫作，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人的著作一樣適合放在機場書店。順便要說的是，該書中譯本的封底就有平克的推薦語。文章認為戴蒙德相信並運用解決個人危機的十二種因素來探索解決國家危機之途，承認其中有些因素是相通的，而有些則比較緊張。另外，文章指出書中存在很多史實錯誤，而這當然影響了人們對作者的歷史敘事的信任。我對這個問題也比較關注，因為在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框架中，史實細節的錯誤往往難以完全避免，這就更應注意核實以儘可能減少錯誤。可能是考慮到讀者的面向，該書內文沒有任何注釋，這對於包含大量信息、數據的歷史敘事來說需要有非常嚴謹的核實。在書末列出的「拓展閱讀」只是「提供那些可能會對讀者有價值而且容易找到的文獻」
（421頁），而並非作者在寫作中引用的史料來源。作者在「致謝」中提到有三位研究助理「對書中涉及的信息和參考材料逐一核查」，但為什麼還是被這位評論者發現那麼多的錯誤？可能是由於助理們只是核查了各種數據，而對於作者以自己的語言講述的歷史事件、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史實並沒有逐一核實。戴蒙德在「序言」中也說了，「檔案研究不是我這本書的基礎。實際上，我藉助對個人危機的研究結果，加上明確的比較方法，再結合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經歷，為本書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框架。」這當然也是一種值得探索的寫作嘗試。那位看來比較挑剔的書評作者也談到戴蒙德在書中很少引用文獻資料，卻喜歡引用他在那些國家生活的時候認識的那些朋友的話，他認為這也很有問題。但是我發現全書中引用朋友說法的情況並不是他說的那麼嚴重，另外作為當地人甚至是當事人的看法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問題只是需要有進一步的考察、印證。
6月《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書評題目是《心理療法可以解決個人問題，為什麼不能解決國家危機？》
（作者：Moisés Naím），文章說戴蒙德試圖論述的是，雖然個人和國家之間有很大差異，然而他的方法仍然可以有效地診斷和解決國家危機。但是，在危機中的國家和個人之間是否真的具有可比性？作者認為他的分析還缺少足夠的說服力，問題出在三個方面：第一，戴蒙德把「意志力」作為決定個人和國家處理危機的成敗關鍵因素，而這是有爭議的：第二是他對利他主義的國際援助的假設往往是不現實的；第三點是在他廣泛的研究視野中，沒有能夠為他的論證提供足夠的證據。因此，當他力圖把一所心理治療師學校制定的十二種個人應對危機的因素清單用於應對國家危機的時候，顯然存在諸多不適。文章以書中的芬蘭、日本、智利三個國家的案例，說明他的國家危機分析與他設置的從個人危機推導出來的因素框架存在矛盾。但作者最後認為從某些角度來看這些問題也並不重要，因為他有會講故事的優點（文中提到他像一位「迷人的晚宴嘉賓」）；他提醒讀者關注人類面臨的危機，關注與真相相關的歷史進程，關注國家危機中的關鍵時刻，這些都是他的貢獻。我想這是可以同意的看法。
讀戴蒙德的危機應對理論及歷史敘事，我很自然想到埃裡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 的
《危機和人的啟示》（劉景聯譯，華東師大出版社，2011年）。沃格林要追問的是造成現代世界危機的推動力量究竟是什麼，以及在這些推動力量背後的問題之鏈。由於有著從納粹帝國暴政中死裡逃生的個體經驗，對於沃格林來說，現代世界的無可置疑的最大危機表現為極權政治帶來的震撼；這使他和其他歐洲移民一樣，無法徹底消除現代意識形態政治的噩夢。在納粹事件和經驗早已成為歷史的時候，那種經驗仍然延續並造成沃格林所痛切地感受到的存在的危機，沃格林對此的解釋是由於「人的工具化」和「政治虛偽性的工具化」。他認為康德理性與道德律令被顛倒過來，人本身變得不是目的，而僅僅是供立法者利用的工具，「這是直到當代獨裁統治為止的各種各樣的集權主義的新的基本命題」
（75頁）。當「人是目的」的精神原則至今未能成為社會進步的根本共識和核心價值原則的時候，危機就必然出現。因此，在沃格林看來所有真正的、最深刻的危機都是關於人的目的性的危機，許多人的受苦、沉淪以及這種狀況的被遮蓋和被無視，就是深刻的危機。用戴蒙德「影響危機結果的因素」中的第一項「直面危機的現實」和第二項「願意承擔責任」來看，對於沃格林所講的這種關於人的目的性的危機有多少人會自覺意識到呢？有多少人能從以謊言、暴力維繫的現實中看到沃格林所講的真實危機呢？又有多少人在道德上有一種擔當責任的意願呢？對於解決危機的辦法，沃格林同樣充滿了深刻的憂慮感。比如他對巴枯寧等人反抗黑暗的道德勇氣給予了高度評價，但是也看到在解決人的危機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因「人的工具化」而導致的危機甚至使衝破危機的途徑也只能是「人的工具化」？這是一個關於革命的最具有宿命色彩的悖論：儘管最理想的革命可以宣稱以人為目的，但在實踐中無論是發動群眾還是搞個人英雄主義，人在其中都只能是工具化的，繼續為下一次的革命積累著原因和動力。所以沃格林說：「革命的風暴帶著其恐怖和道德的混亂，是一片命運無法知曉的黑暗，人類要在當中摸索前行，去發現新的正義之光。」
（279頁）。很顯然，戴蒙德的危機論與沃格林的危機論完全是在不同層次上展開的。
「沉痾遍地，病魔肆虐，財富聚集，眾生危亡。」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歷史學家託尼·朱特以奧利弗·哥德斯密斯《荒村》中的這個句子作為他的《沉痾遍地》的題記，滲透著一位歷史學家對當今世界現實狀況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包括疫病流行、恐怖主義、種族主義、難民問題、民粹主義、仇外情緒、貿易紛爭……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間陷落在泥淖之中。在普遍蔓延的困惑、迷茫和焦慮中，人們甚至已經不考慮「這個世界還會好嗎」，而是擔心「事情還會糟糕成什麼地步？」託尼·朱特曾經說過的，那些深刻的錯誤已經似乎使我們無法想像另一種可能，思想者面臨的考驗是如何認識這個沉痾遍地的世界，如何準確地為時代的病灶定位，以及如何探索戰勝危機的方向與路徑。英國社會學家、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齊格蒙·鮑曼在辭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說，「目前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無法依賴魔杖、捷徑或即時療法就能解決的……我們需要冷靜的頭腦、鋼鐵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氣；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真正長遠的視野——以及足夠的耐心。」
（海因裡希·蓋瑟爾伯格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孫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6頁）我相信這是應對任何危機所真正需要的。
戴蒙德在接受《新京報》的採訪中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應對會成為重大變革契機」，這是從他的危機理論必然得出的結論。 前幾天戴蒙德在參加線上演講和對話活動的時候所表現的精神狀態真的不像一位八十二歲的老人，而且他對於新冠疫情的樂觀態度聽起來也是讓人高興的——他說「這場新冠肺炎危機給了一個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的機會」。雖然我知道在危機面前我們不要被那些名人關於危機的雞湯格言（如邱吉爾的「永遠不要讓一場好危機白白浪費」、拿破崙的「最困難的時候，也是成功即將到來的時候」和尼採的「那些殺不死我們的，必將使我們更強大」）所陶醉，雖然我更寧願問自己的是，我們是否具有冷靜的頭腦、鋼鐵般的意志、巨大的勇氣、真正長遠的視野以及足夠的耐心。
說起來，我更喜歡看到的是少年時代的戴蒙德與他父親一起在臥室的地圖上研究二戰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戰線如何轉移，還有他作為鳥類學家如何從直升機上躍下，在人跡罕至的紐幾內亞島福賈山頂峰發現了絕跡已久的黃額園丁鳥，以及他到晚年還會去健身和彈奏鋼琴。在歷史寫作方面，1997年他的經典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雖然也引起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爭議，但是他當年提出「病菌取得的戰果，甚至要超過武器的勝利」的結論在今天看來還是有預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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