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林下，橘紅色的雲南燭衣像一根根蠟燭互相依偎；松林間，老樹上垂下的金絲帶隨風飄搖；山頂上，麗石黃衣在黑褐色巖石映襯下更加耀眼……
這個色彩斑斕、形態各異的「地衣王國」，是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立松38年來走遍懸崖絕壁、沙漠草甸，趴在地上，拿著放大鏡，一寸一寸尋覓到的美。
王立松格外清瘦，一臉絡腮鬍子，比起很多科學家，他似乎更像一位戶外玩家——50多歲了，他還在自己爬樹採集標本。
痴迷「冷門領域」，自覺樂趣無窮
從17歲接觸地衣到現在，王立松一直在這個「冷門領域」痴迷鑽研，自覺樂趣無窮。1981年，剛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工作的王立松加入了中科院橫斷山綜合考察隊。當時，他採集了大量地衣標本，採回來後卻發現沒人研究。參加過野外科考的人都知道，標本來之不易，肯定不捨得扔掉，可標本越積越多沒法分類，也是個大麻煩。
「我就說我來試試，那年我17歲。」王立松說，當時他沒讀大學，只憑一腔熱情，是否能夠承擔這項研究尚存疑問。
「我當時不通英語，更不用說地衣文獻大多是拉丁文、日文，不少地衣資料對我而言就像是天書。」憑著笨功夫，王立松開始了地衣研究：在各個圖書館之間奔波，從各種期刊查找、抄錄國外的研究資料，看不懂拉丁文就自學，沒有文獻就借，複印不起就手抄……
如今，王立松積累了幾千張地衣文獻卡片、6萬多號標本和近3萬張地衣物種生境圖，「特別是地衣物種生境圖，國內我這裡最全」。
這個「最全」是怎麼來的？王立松一年中一半時間都在野外。該所地衣標本庫門口，掛著一幅西南地區圖，大多數的縣都被一個個圓圈標註過。30多年來，王立松團隊跑了圖上近80%的區域。
「無論是高山溝壑，還是沙漠草甸，你都得趴地上，一寸一寸去找」
做地衣分類不僅枯燥，也不容易出成果。王立松卻說：「在顯微鏡下跟不同的地衣物種對話，我覺得挺有趣。」
王立松去野外，翻山越嶺、攀巖爬樹都要親自上。「無論是高山溝壑，還是沙漠草甸，你都得趴地上，一寸一寸去找。」王立松說，外出考察最離不開的就是放大鏡。
王立松有個絕活：即使坐在飛馳的汽車上，他也能從海拔、地貌和路邊的植被中，準確判斷某些地衣是否存在。有人笑稱「地衣是他家種的」，他卻說：「你爬過5000米的山，走過戈壁大漠，你也會知道的。」
一次橫斷山科考中，為了看清地衣的樣子，王立松不小心侵入了野犛牛的領地，結果被野犛牛狠狠掀翻在地。摔倒瞬間，他一手攥著那份地衣，另一隻手舉著相機，「相機貴重，標本更是重要」。那份標本後來被鑑定為地衣新種。
「地衣很有用。」王立松說，冬季滇金絲猴以地衣松蘿為生；在北極，地衣鹿石蕊是馴鹿的主要食物；食物不足時，地衣曾經被雲南老百姓拿來充飢；戰爭中，松蘿更是傷兵的天然消炎藥。
地衣的生態學意義非常重要。王立松說，在海拔4500—6000米的高山，仍然有五彩斑斕的地衣；在乾旱的沙漠中心，一些死去動物的骨骼上也長有地衣。冰川退縮，地衣是首先登陸巖石表面的、肉眼可見的生物。地衣生長過程中分泌的地衣酸可以把它附著的巖石風化為灰塵，從而讓苔蘚、蕨類這些孢子植物生長，進而積累更多的土壤，為大樹紮根創造條件。
「採到的標本，可能就是某個物種存在的唯一憑證」
「我們在野外看到，樹幹上、樹枝上、建築物表面都是有地衣的，但在許多大城市很難看到地衣，這是因為，儘管生物適應性很強，但地衣生長緩慢且對環境非常敏感，一旦被破壞很難修復。」王立松說，在野外，地衣生存同樣面臨威脅，「我們採到的標本，可能就是某個物種存在的唯一憑證。比如中華皰臍衣，我2005年在麗江拍到了照片，也採集了標本，從那以後，就再沒在野外見過它」。
截至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地衣的紅色名錄和紅皮書。「家底不清，我們不敢利用。」王立松說，儘管地衣自身代謝產物可以做藥、做香料，可地衣研究者並不主張大規模開發地衣資源，「要破解這一難題，既要了解地衣的資源量，還要弄清藻菌共生的關係，從而實現地衣的人工擴繁。可目前我們離這一目標還很遠」。
令王立松擔憂的是，我國的地衣研究目前面臨研究人員少、經費不足等問題，西南地區只有王立松課題研究組還在堅持。王立松說：「釐清中國地衣資源家譜非常重要，在我採集的這些標本中，能認識的不到20%。」
「地衣分類學離不開野外工作，只有足夠多的野外工作，才能積累到足夠的地衣分類學基礎知識，而這個積累的過程，至少也要10年左右。」王立松說。
（原載於《人民日報》 2018-10-24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