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環境塑造人文環境，而獨特的人文環境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從春秋起，中國的農耕文明的天空總不時地迴蕩著遊牧民族的蹄聲、懸掛著遊牧民族的彎刀，人們只得修築長城；到了元末明初，公元14世紀中期，東南沿海倭寇又開始猖獗。整個民族處在一個守勢的自戀中，一面是大國情懷，天朝之傲；另一面則是不仁不義的蠻族的入室搶劫、殺人放火。不思進取的守勢，就會恪守中庸之道，自然注重情感的分寸，而輕視邏輯推理；自戀難免自大，自大自然排外，於是與世界科學文明的互動停滯。但自大生發的自信也能同化入侵者，當然了，華夏的地大物博的容量也起著至關重要的稀釋作用。這就是為什麼中華古文明是維一沒有間斷並延續至今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因近代的脫節而致使倍受強盜小國蹂躪的原因。單就思維模式上講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中國在科學上從來就沒有形成邏輯上的嚴密的演繹推理，而徐光啟的《幾何原本》正好補救了這一缺陷，但終因思維慣性被無視地拋棄。那麼中國人能逃脫近代被揉搓的命運嗎？
中國的明朝算是比較開明的吧，但終究是送出去的多，拿進來的少。但也有明智之士大聲疾呼，可言者諄諄，聽者邈邈。比如徐光啟，1607年他與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前6卷。雖嘔心瀝血，但終因利瑪竇主張先出版前幾卷看世人的反應再定奪的主張，未能完成其大業。果不其然，當時國人反應寥寥，而三年後利瑪竇去世，令徐光啟只能「望洋興嘆」。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說：「能通幾何之學，縝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歸於實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而習者蓋寡，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他又說：「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書以俟焉。」但直到250年後，才由烈亞力和李善蘭合譯出版了《幾何原本》的後9卷。那已是1857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如火如荼」，就要燒到皇家的後花園了，此時的醒悟真正是馬後炮了。250年，足以讓我們成為強大的工業革命的天朝王國，但等到此時被搶炮打得稀巴爛才醒悟《幾何原本》科學思維的力量，晚到不只是病入膏肓，而是到了要亡國滅種的地步才想到借科學和民主的力量來挽救病體，為時已晚，只能「量中華之物力，結於國之歡欣」了。
我們之所以沒有走上印第安人的亡種的命運，是要感謝先進的強盜們分贓不勻而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得病入膏肓的我們有個喘息機會。「多行不義必自斃」只是農耕民靠天吃飯的惰性思維，300年的黑奴的三角貿易成就了西方的繁華就是不爭的事實。落後就要挨打，這是硬道理。虎狼盤於階前，還談因果仁義，被食過後還要嫌你東亞病夫的肉質不鮮美，自然是要感恩戴德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謹以此文警我等之私天下的中庸之道的思維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