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英聘（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教授）
原文刊於《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三期（責任編輯 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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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歷史的視角，考察了地圖、圖經與方志的關係，地圖和說明文字的結合發展為圖經，隨著圖經的逐漸增多，地圖描繪山水、都市，出現了山水圖和都市圖記，並且有了不同種類的地圖。地圖作為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資料和學術價值，新方志編纂雖然重視地圖的作用，但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借鑑修志歷史文化傳統，用新的手段和方法予以改進完善。
我國歷史上刻書印書很重視插圖在書籍中的作用，插圖可以用圖形描繪並詮釋書籍的內容。因此，明人就曾對書籍插圖的作用有深刻的闡述：「夫簡冊有圖，非徒工繪事也。蓋記未備者，可按圖而窮其勝；記所已備者，可因圖而索其精。圖為貢幽闡邃之具也。」清人葉德輝說：「吾謂古人以圖、書並稱，凡有書必有圖。《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蓋孔子弟子畫像。《武梁祠石刻七十二弟子像》，大抵皆其遺法。而《兵書略》所載各家兵法，均附有圖。《隋書·經籍志》禮類有《周官禮圖》十四卷……晉陶潛詩云『流觀山海圖』，是古書無不繪圖者。」這些插圖遍及各類圖書，也用於地方志中，包括方志中的輿地圖、星象圖、衙署、名勝古蹟圖以及人物的畫像等。方志地圖有狹義和廣義概念，從狹義來講方志地圖主要是境域圖、輿地圖，而廣義上則包括方志各類的圖。關於方志地圖的研究，涉及地圖的起源與發展、地圖的編繪、繪圖者的身份、繪圖的思想、繪圖的方法等，本文借鑑前人的研究成果，擬從歷史的眼光來考察當代方志地圖的應用，並針對新方志地圖的某些問題提出看法。
一、從地圖到方志
關於方志的起源眾說紛紜，至今仍無定論。歷代學者常常將《周官》所述古方國史與古地圖相提並論，南宋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稱:「郡有志，即成周職方氏之所掌，豈徒辨其山林川澤都鄙之名物而已。」元代郭晦在《至元嘉禾志序》中也指出:「圖志之書，古史之筆也，成周職方掌天下之圖，外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明嘉靖《太平縣誌》圖序分析古地圖與方志的關係，說:「《周禮》九州之圖掌於職方氏，此後世圖經之所由作也。志以紀事而先之以圖，義亦如此。」
《景定建康志》卷五 地理圖序
《志元嘉禾志》郭晦序
古代地圖的起源很早，據南宋王應麟《玉海》卷十四《地理圖》記載，最早的圖是「神農地形圖」，該書引《春秋元命苞》「神農世，白阜圖地形、脈道」，又其注云：「白阜為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脈」。又「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圖」，稱為「黃帝九州圖」。舜、禹時又有「舜益地圖」「禹山川圖」「禹九州圖」，說明在遠古三皇五帝時期就有地圖編繪。到了周朝，又有「周山川圖」「周職方圖」。周代「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邦國、都鄙之數」這是引《周禮》的記載。又引《周禮•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周禮•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這是最早關於「方志」一詞的記載，從王應麟所引，以「周地圖」「方志」「九州圖」「天下圖」的順序來看，地圖是在「方志」之前出現。
《玉海》卷十四《地理•地理圖》「祥符州縣圖經」
據此推測，可能在人類發明象形文字以前就有地圖，因為原始的地圖都是形象化的山川、道路、樹木，用圖畫實物來表示，而象形文字多少帶有符號的性質。古代地圖除寫繪圖形外，往往還有許多文字說明，如現存的《山海經》，原來是有圖的，「經」不過是「圖」的說明或註腳。李宗諤在《祥符州縣圖經序》中對「圖」和「經」的作用作了闡述，認為「圖則作繪之名，經則載言之別」。後來圖說漸眾，可單獨成書，逐漸由圖經發展為方志。當然在方志的起源中，雖然沒有定論，但圖經作為方志發展的一個階段卻得到大家共識，這也說明古代地圖與方志的因承關係。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史家王庸曾指出：「中國古來地誌，多由地圖演變而來，其先以圖為主，說明為附；其後說明日增而圖不加多，或圖亡而僅存說明，遂多變為有說無圖與以圖為附庸之地誌。」指出了方志源於地圖、圖經的說法。
宋代以後，方志形成續修的傳統，實際上也是從古代定期造送圖經制度演變而來。所以，地圖、圖經與方志有著深厚的淵源。王庸在《中國地理學史》中進一步闡述了地圖、圖經與方志的關係：
中國古代地誌，多未必有地圖，而地圖之有文字說明，則幾成通例。《山海經圖》《職貢圖》等姑勿論，彼秦、漢輿圖，以及裴秀等所製圖，殆莫不於地名之外，兼有記注說明，故其圖雖亡，而後世尚有採引其文字之遺蹟可見。惟其說明文字之詳略多寡，自不一致耳！蓋吾國古來輿圖，其繪法至簡，一切政治、經濟及自然地理之狀況，多未能以圖繪表示，故不得不有說明以濟其窮。故實際上吾國之地誌與地圖，多未易為明白之劃分，但在晉、宋以前，方志地記之附圖者絕少，而地圖雖有說明，在名目上亦尚以圖稱，不與地誌相混。及宋、齊以降，各地圖經之作漸多，至周、隋之世，又有總圖志之纂集，於是地圖與輿地誌，遂混合為一體。下迄宋代，各地圖經之作大盛，其內容即等於方志，而後世方志與總地誌之例須冠以地圖者，蓋皆導源於漢、隋之際之圖經也。
由上所述，可知地圖都是有文字說明的，但是東晉、南朝宋以前方志地記附圖的較少，二者常常是分開的。南朝宋、齊以後，各地圖經漸漸增多，至後周和隋代地圖與輿地誌合為一體，至宋代以後總志和各地方志均冠以地圖，此後成為地方志之例。
二、方志地圖的種類
如果說方志源於地圖、圖經，那麼方志必然受到地圖繪製內容的影響。最早見於記載的「方志圖」，是隋代的李播所作，李播是唐代天文學家、數學家、易學家李淳風的父親，隋代任「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可惜已亡。其後還有李淳風《渾天方志圖》一卷、唐代地理學家賈耽撰《方志圖》二卷。李淳風是天文學家，該書列在天文類，因不詳其內容，推測應與天體運行有關，後世方志有星野圖，不知是否受其影響，有待以後進一步研究。
《舊唐書》卷七十九，列傳第二十九《李淳風傳》
從方志發展淵源來看，方志處於圖經階段，尤其是印刷術之前，主要是以寫抄本形式存在，其中的地圖自然多是手繪本，內容多是山水畫形式的疆域圖、地形圖和示意形式的城池圖、衙署圖等。儘管魏晉間裴秀創「製圖六體」，卻並未被一般官府繪圖工作者採用。因此方志地圖在科學性、準確性方面較欠缺，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代。王庸在《中國地圖史綱》中指出：「直到清代，一般官繪地圖還是畫著山水畫和注著四至道裡等等，不但沒有什麼改進，亦不畫方，還比裴秀、賈眈等古地圖幼稚而落後了。」除了山水圖，中國古代另有都市圖記，這種都市圖「起初亦是畫城市、宮殿，屬於地理性質。而且凡所畫的城市、宮殿，大概亦是畫著示意的房屋、街道、城池之類，和宋、元、明、清以來的城市、宮殿圖志，以及各地方志上的城市、衙署圖相仿佛。我們現在雖看不到宋以前的都市、宮殿圖，但可以推想，是和宋以後的刻本和繪本地圖差不了多少的」。因此，方志地圖內容繁雜，繪圖技術優劣不宜。關於方志地圖的名稱與種類，並沒有特別規定，一般來講，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疆域圖，包括疆域圖、輿圖、輿地縣圖、地輿圖、總屬圖、地裡圖、四境圖以及全境圖，主要是表示省府州縣的轄區範圍，圖上會有各種重要的山脈、水體、城池、道路、聚落等。
二是小行政區劃圖，是各地轄下較小行政區劃的地圖，簡單地表示該地的山脈、水文、道路、聚落，內容上類似疆域圖，但與疆域圖相比，內容更加簡略。
三是山水圖，類似疆域圖，但是山水圖對該地區山水形勢的描繪更加直觀細緻，如重要的山、嶽、巖等的高下地勢，有地名，類似山水畫。表示水體水文的有江、河、海、湖、池、塘等的延展分布。
四是城池圖，主要表現各省府州縣治所，包括城牆、城門以及城內官署、學宮、寺廟等重要建築，有的地圖用虛線粗略地表示城內外主要街道的分布狀況。
五是衙署圖，又稱府治圖、府署圖、縣治圖、縣署圖以及衙廨圖等，詳細表示各城衙署重要建築物的分布，並強調各個單位的院牆和進出的大門，是大比例尺的地圖。衙署通常位於城池的核心。
六是儒學圖與書院圖，前者亦稱為縣學圖、學圖、學宮圖、學署圖、學廟圖以及廟學，較為清楚第表示府或州縣儒學之各建築物的外觀與分布，儒學圖通常由其所繪有儀門、明倫堂分辨出來，後者表示書院建築的外觀與分布。這兩種圖類似衙署圖，均為大比例尺的圖。
七是八景圖，表示一地的風景名勝，其中「八景」「八景詩」是我國方志常見卻很重要的內容，起源於北宋畫家宋迪的《瀟湘八景圖》，有「瀟湘夜雨」「洞庭秋月」「遠浦歸帆」「平沙雁落」「山市晴嵐」「漁村夕照」「煙寺晚鐘」「江天暮雪」，謂之八景，描繪了古代楚地大約相當於今湖南省在一年中不同季節和物候、一天中不同時段八類自然景觀，其中不乏人文因素，主要是描繪一地重要的風景名勝，通常是該地之「八景」，其風格比山川圖更類似山水畫，在明清方志中佔有重要地位。
八、兵防圖，有衛所圖、邊防圖、海防圖、巡司圖、軍關隘圖等，表示衛所、邊境山川險要等相對位置、配置狀況和整體布局。
除了以上這些圖，還有分野圖、江河圖、漕河圖、湖圖、海洋圖、水道圖、水源圖、河堤圖、海塘圖、閘壩圖等，種類繁多，但以疆域圖、城池圖、儒學圖與書院圖最多。
《康熙松江府志》中的圖經—水利圖
《同治上海縣誌》中的古上海縣全境圖
《同治上海縣誌》中的上海縣內街巷圖
《同治上海縣誌》中的新學宮圖
三、方志地圖的學術價值
方志地圖同樣起到保存資料的作用。就地圖學範疇而言，方志地圖是專門地圖中的一種，它有特定的編圖目的、服務對象、內容和方法，有特定的專門研究領域。因此，它自成體系。就方志地圖內容來講, 歷代修志都要求在內容、資料、時間等方面與正文說明文字的記載保持一致，因此方志地圖成了志書的一部分,是表述志書內容的一種特殊體例。常見的方志地 圖，蘊含了大量自然和人文地理的重要信息，包括疆域、山脈、水文、府州縣界、城鎮、治所、道路、關隘、營寨、倉儲、驛遞、物產等，多在圖內空白處用文字註明各地位置、四至八到裡程等，往往盡圖面所能 , 把各種內容收入一圖 , 顯示了方志地圖的綜合特性。
方志地圖包含的信息很多，可以補充文字記載的缺失，而且與文字緊密結合，反映了文字不易表達清楚或無法表達的內容，直接反映了地理事物在地域上的分布，起到了文字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對於方志地圖的作用，古人也有深刻的認識，如雍正《完縣誌》「圖考」寫道：「志乃書也，何以列圖於首？古左圖右書，圖乃書之祖也……是知圖者形也，書者文也。形立而後文附之，此圖書先後之次第也」，說明首列地圖的意義。嘉慶《新修江寧府志》也談到：「自古考地者貴有圖，蓋地之四至八到言之可明，而其袤正曲直廣狹長短之形，非圖不能明也。」
嘉慶《新修江寧府志》之"輿圖"
方志地圖首先表示的是各地地理要素，所呈現的是各地地理狀況，如疆域之廣袤，山川河流之所向，這些為研究地方的歷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素材。在舊方志地圖中，衙署就是一座城池的中心，其周邊環境，城牆的形狀、街道布局、重要建築等，往往成為後世進行城市規劃、故城復原、歷史文化建築的修復的重要參考。歷代方志地圖與其內容一樣，所關注的仍然囿於禮制、政治的環境，除了衙署為核心外，學宮、書院、壇廟、驛遞鋪、巡檢司等都是方志地圖所要反映的內容，這些呈現均成為政治史、經濟史、城市史、建築史、社會史、民俗史、交通史、旅遊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資料。另外，透過方志地圖編繪手段與方法的考察，可以反映地圖學的進步，研究製圖學的發展。
四、新方志地圖的應用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方志編修活動開始，逐步呈現出普遍修志的局面，但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公開出版的不多，留下來的或為稿本或為部分志稿，雖然也關注地圖的使用，但是還不成熟，一是數量偏少，有的只有一副行政區劃圖；二是在圖的使用上還缺少規範。至20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各地開展的首輪修志，新方志地圖的應用和選題就很廣泛，無論是自然要素還是社會經濟等要素，都可以配合文字記載用圖示表達，對比變化，反映各種演變的規律。
新方志地圖篇幅數量很多，內容也極為豐富，概括而言，有位置圖、政區圖、歷史沿革圖、地勢圖、人口與民族圖、地質圖、水文地質圖、工程地質圖、 大地構造圖、地球物理場圖、火山、地震、溫泉、滑坡圖、礦產資源分布圖、地貌圖、冰川、凍土、泥石流圖、水系圖或河流、湖泊分布圖、水文圖、水化學圖、 環境汙染圖、 洪澇災害圖、水利工程圖、氣象圖、氣象災害圖、土壤圖、土壤改良圖、植被圖、森林分布圖、森林採伐圖、野生動物分布圖、自然保護區圖、自然資源圖、土地資源圖、土地利用圖、耕地圖、作物分布圖、牧業圖、水產圖、土特產圖、工業圖、交通圖、客貨流圖、商業圖、文化機關團體分布圖、學校分布圖、醫療、衛生、保健事業圖、體育事業圖、郵政電信圖、歷史地圖、軍事地圖等。從編繪手段來講，已有航空影像圖、衛星影像圖。
《上海縣誌》中的上海縣政區圖（1984年）
《徐匯區志》中的上徐匯區政區沿革圖
從理論上講應該成為每部志書所應關注的內容，就像舊方志地圖那樣，各地誌書內容雖有不同，但所設地圖的種類卻大體趨同，使修志增強了規範性，也便於研究者進行比較。不少新方志關注到了上述內容，但也存在地圖設置缺少規範的問題，繪圖、製圖的目的不明確，造成製圖、繪圖的混亂。
有的卷首圖僅設行政區劃圖、城區圖，但是又相對比較單一，甚至有的位置圖、歷史沿革圖等均闕如。與舊志必設衙署圖不同，新方志普遍不再表現今天的政府機構的分布，有的以照片取代編繪，但似乎也是零散的，難以反映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施政機構的變遷軌跡。再如舊志的城池圖都會表示一個核心的區域，不同時代方志的城池圖，就會展現城市規模的發展變化。今天城市的發展比以往大大拓展，很多地方出現了新城，隨著政府辦事機構的搬遷，再逐漸形成新的商業、居住中心，而隨著方志不斷重修、續修，這些內容在方志地圖中應該得以呈現，尤其是可以通過前後方志的比較，看出演變流動的軌跡。可是實際操作中，往往出現很多遺憾，不僅地圖的要素不明確，而且應該設置的地圖常常缺失，這些問題應該值得今天的方志人思考。
總之，通過對歷史上方志地圖的考察，對於方志地圖的價值和應用應該進一步增強認識，對於新方志地圖存在的問題，亦應認真研究，進一步完善提高。「方志上海」公號推文略有修改
如需轉載煩請聯繫作者本人。END
原標題：《學術爭鳴 | 方志地圖的歷史考察與當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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