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國學、西方哲學史的三位代表人物 ——周有光、姚奠中...

《往事舊友欲說還休》，採訪的是古希臘哲學史學家汪子嵩先生。與我之前採訪的周有光、姚奠中先生相比，汪先生年齡小一些，不到一百歲。而他的學問與閱歷呈現出另一種光芒，代表著另一個方向，亦足以使我學習、體悟到很多。我不由地將他們三位的學問與人生進行著比較，發現他們的相同與不同處。突然感覺到，他們的同與不同（他們所研究的科學、國學、哲學的不同道路，他們同樣對歷史與現實的關注與參與），或許能夠給世人、給這個時代以重要的啟示。

一、周有光的科學精神

周有光，人們習慣於稱他為語言學家、文化學者，但我認為，科學家或者社會科學家的稱呼更適合他，更與他的精神、氣質相宜。

周先生最大的特點，是科學的態度。他本來是經濟學家，半路去搞語言文字的工作，用統計學等科學方法進行研究，這樣便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色。而其研究成果必須以古今中外儘可能多的事實作基礎。

這樣，在研究拼音字母時，他就要了解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的字母。他寫《字母的故事》，從形聲字講到拼音字母，又從字母的誕生一直講到世界各大字母系統。研究文字的方法也一樣，他寫《人類文字淺說》，並出版了《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新時代的新語文》、《世界文字發展史》等著作。在這樣一種總攬全局、全部以事實說話、既注重歷史的演進又重視現代化和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得到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大家的認可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周先生以「外行」進入語言學界，很快成為權威，他主持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

周先生晚年鳥瞰人類文化，成為文化學者。這也是長期研究語言文字的結果，語言文字必然與文化緊密相連，周先生研究古今中外語言文字，必然注意古今中外的文化。當他退休後離開專門的語言文字學研究，一旦放開視野重新看待人類文化，能很快駕輕就熟地發現人類文化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方向。他的真知灼見受到世人的重視。

周先生一生的學問脈絡大體如上，而其內在能夠主導這些學問的是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科學的重要特點是注重真實。就像科學實驗，實驗的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周先生的科學精神和態度，決定著他一定要說真話。他崇尚總是與科學精神相伴的民主精神，提煉最為重要的人類發展規律。他晚年看待問題的角度，總是站在人類文化發展的制高點上，所以其觀點多有前瞻性，而並不迎合一時一世的政治需要。這樣一來，有的人就覺得他的有些觀點很刺耳。其實沒有必要，這些觀點是一位社會科學家在研究人類發展規律基礎上得出的理性的結論，無論如何，對世人都有重大的啟發。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需要自己去做理性的判斷。

科學無國界，這應是周先生的基本態度。他把全球化時代的人類文化概括為地區文化與國際現代文化，認為我們已進入雙文化時代，而國際現代文化是「共創、共有、共享」不分彼此的。這樣的概括，我感到非常重要。

周有光先生

二、姚奠中的「和而不同」

姚奠中，德藝雙馨的國學家。自小喜好國學，青年時得到章太炎之真傳，走的是通儒的大道。與周先生鳥瞰人類文化的廣度相比，姚先生似乎要窄不少，他一生研究的範圍基本都是國學。但這只是表象，國學自有其博大精深處。周、姚二人研究的其實是兩個方向。周先生以語言文字學為航船，以科學與民主為精神，徜徉於廣袤的世界。而姚先生則以小學（古代文字學）為基礎，貫通中國古今之學問，並直指歷史與人心的深處，體悟道德哲理之深義，「志於道」而「遊於義」，不僅精通經史子集，而且有詩書畫印四絕，由技進道，同樣胸懷天下。如果做對比，周先生可作為科學家的代表，姚先生可作為國學家的代表。

姚先生指出國學的重要性，認為：「科學和國學應該沒有矛盾。科學發展不能代替國學。國學代表著中國的傳統精神，中國的靈魂，中國幾千年傳下的靈魂。只有科學，沒有國學是不行的。」他也指出國學的方向：「時代在變，國學的有些東西是不適應現代社會的，是應該篩選的。學古並不是返古，從來都是古為今用的。」

中國的儒家向來把學問與人生融為一體，姚先生傳承了這一優秀品質。他的為人準則是「以正己為本，以從義為懷，以博學為知，以勇決為行，以用世為歸；不苛於人，不阿於黨，不囿於陋，不餒於勢，不淫於華。」中國古往今來的大儒們，其學問本身就是自己對人生的感悟。姚先生對人生的感悟可為後來者做出很多有益的指導。而國學的精髓，也勢必會對未來的中國和世界提供獨特而豐富的營養。

姚先生與周先生也有很多共同點，例如，他們都在治學上保持「和而不同」的態度。什麼是「和而不同」？就是大家彼此之間雖然要以和為貴，但不可以沒有自己的主見，不能無原則地附和甚至諂媚對方。姚先生曾寫「和而不同」的書法作品，並補充：「和為貴已成人之恆言，而和而不同則很少留意，特表出之。」周先生與季羨林是好朋友，但他非常反對季羨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專門寫文章批駁。我問他：「你們見面時會怎樣？」他說：「還是好朋友，彼此笑眯眯的。」這其實就是「和而不同」的一種表現：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我們仍然可以和諧相處、百花齊放。

姚奠中先生

三、汪子嵩：「學術需要自由」

汪子嵩，西南聯大哲學系的高材生，曾跟隨賀麟、湯用彤、陳康等先生學習。他對西南聯大有很多思考。如果問西南聯大能給後世留下什麼重要的經驗教訓，汪先生會說：「學術需要自由！」這樣我就感到，汪先生雖是古希臘哲學史專家，但他與周先生的「科學無國界」、姚先生的「和而不同」，從根本上是相通的。這也稱得上是他們最基本的學術態度。

只不過，在這最基本的豐厚土壤中，會結出完全不同的果實。例如，周先生曾說：「哲學不是科學的綜合，科學是哲學的升華。」汪先生恐怕就不會認同。而姚先生的國學領域多注重人生哲學，把學問與人生合二而一，這又與汪先生推崇的「為知識而知識」有所不同。

為什麼推崇「為知識而知識」？這也許與汪先生所研究的古希臘哲學有關。汪先生主要研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學術，他非常喜歡亞里斯多德這段話：

一個感到疑難和驚奇的人會覺得自己無知。人們是為了擺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的，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識而追求知識，並不是為了其他有用的目的。事實可以證明，只有當種種生活必需品全都具備以後，人們才會去進行這樣的思考。我們追求它並不是為了其他的用處，正如我們將一個為自己而不是為他人活著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知識中惟有這種知識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為它自身，才是自由的。

三人當中，汪先生其實是入世最深的。他很早就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北平即將解放時他作為北大地下黨的代表爭取教授們留下來，之後又擔任馬寅初的秘書，主持北大哲學系時更是捲入了意識形態的中心地帶，而在人民日報工作期間，他又積極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汪子嵩晚年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希臘哲學史的研究中，是他深深地意識到「為知識而知識」的重要性，他大力提倡理性與自由。觀照現實，他呼籲「學術需要自由」！

汪子嵩先生攝於北大未名湖畔

四、史學與現實

值得回味的是，儘管三位先生的研究方向不同，但他們都與史學結下不解之緣。

周有光最重要的著作《世界文字發展史》是講歷史的。他最重要的工作——主持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也與史學緊密相連。由於他對字母、文字的歷史做了全面回顧，從而得出發展規律，所以才能說服不同意見，制訂出科學的拼音方案。

姚奠中也非常重視史學。他一生講授最多的課是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姚先生認為：在世界文明中，只有中國的歷史沒有斷，這一沒有中斷的歷史能給人類很多的啟發。

汪子嵩更是以研究史學而聞名的。他所致力的《古希臘哲學史》，直到現在，仍是中國最有價值、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之一。古希臘哲學的歷史似乎離我們很遠，然而，在汪先生的帶領下，幾位學人積數十年之功終於完成此浩大工程，是中國學界對國際學術界的貢獻，更惠及了無數學人。

歷史是我們的過去，正因為有了過去，才會有經驗，才會有對現實的鑑戒以及對未來的指引。割斷歷史則人類無法向前。這正是史學研究的價值所在。無論是周有光、姚奠中、汪子嵩，他們都從歷史關注現實，因而有了很多研究成果，而且得出不少推動現實發展的好方案。像周有光主持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以及晚年鳥瞰人類歷史而著述不斷，像汪子嵩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中以歷史、哲學為現實服務的切入點，像姚奠中百歲時對大陸與臺灣關係的發言，都是活學活用史學的典範。

歷史經驗也會給研究歷史的人提供寶貴的精神力量。三位先生都曾有被「下放」的經歷，然而無論處境多艱難，他們都能從歷史中汲取到巨大的精神財富，從而保持樂觀，度過難關。正如姚奠中所言：「個人的許多磨難，只要從歷史角度看問題就能看開了。再大的事情，從歷史從宏觀一看，就很平常了，所以就樂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