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究竟會有多大？這是時下在關注疫情發展的同時，中國人同樣非常關心的問題。
隨著延長假期的結束，各地迎來了返程和復工的高峰，原本就面臨著很大成本壓力和競爭壓力的線下實體經濟，是否會因為這次疫情而造成大規模的倒閉和人員失業？從國家的角度如何利用政策和金融的手段未雨綢繆，轉危為機，加速經濟的轉型升級？
針對以上問題，觀察者網採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
【採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曹老師您好。現在全國上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處在非常關鍵的時期，大家對於這次波及全國的疫情將會持續多久，對於2020年全年經濟造成的傷害將會有多大非常地擔憂。您能否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為大家做一個解讀，疫情對今年經濟會帶來多大影響？
曹和平：要推斷這次疫情對2020年的經濟傷害有多大，我們首先需要對疫情是一次性還是多次性事件的本質以及該事件的存續周期有所探討。在我看來，此次疫情是一個複合性質的隨機過程事件。作為自然過程，新冠病毒的生成機理及寄生於人體的爆發性存續還有待於科學家進一步確定，但是，新冠病毒寄生於人體爆發性繁衍，又在14億規模上繼發性傳播形成疫情，它又是一個社會過程。或者說，是一個自然過程和社會過程複合後形成的超大規模、超級規模、超越經驗的複雜性隨機過程。
基於上述認知，我們說此次疫情是一次性的，大概有下述幾個原因。
首先，從新冠病毒變異的微觀機理和微觀時序（timing）上看，它大概率是離散型的，而不是連續型的，要不然，它的原基宿主或者人體早就適應了它，何來此次爆發性繁衍一說。其次，這種離散型隨機過程突破原基宿主傳向中介，其離散性質又增加了一個程度；再次，這種二次離散的隨機性過程再經由中介宿主進入人體，從隨機過程的複合來看，又增加了一次離散程度，變為三次離散；再再次，三階離散性質的複合性隨機過程，突破人體防衛機制（免疫系統），又一次在人和人之間通過飛沫以及其他接觸等方式傳播，繼發為四階離散。
每增加一次離散階梯，僅僅用牛頓二次展開式來逼近，就可能知道它會變為一個階梯距離無窮大，概率密度無窮小的一個微量。這還不算人的社會過程和智慧過程對它的阻斷性隔離和靶向式打擊過程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冠疫情捲土重來的可能性非常小，給14億人群整體造成連續性傷害，以及繼發為經濟上的傷害，都應是一次性的。真正的科學家和戰略管理家重視疫情，但並不害怕疫情。
2003年，非典患者在隔離區打撲克（圖片來源：新華社）
第二個問題，這種一次性疫情的傷害周期有多長，我們用當年的非典疫情做一個參照。作為為一個變種，新冠病毒最近的一次生活觀察是2003年的非典。十七年前的非典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時的北京，人們非常的恐慌。那時候我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副院長，北京傳染後確診的第三個人就是我的科研秘書。因為她被確診為非典，作為她的密切接觸者（6米範圍之內），我們一個辦公室的六個人有兩個被隔離起來了。從那時候起，我就在隔離的地方、新建成的中國智慧財產權中心，苦苦地思索非典的可能持續時間以及對經濟造成的可能傷害。
我當時的推斷是，所有的分布，只要是複合性質的分布，不管是卡方分布、t-分布還是F分布等，只要其數值足夠大都會向正態分布逼近。比如，拋物線的上升和下降是對稱的，扔的次數多了，其分布的逼近參數一定是正態的。在大數逼近的意義上，由於離散周期的綿密性原理，來無影的東西一定是去無蹤的。
基於這種抽象，當時我認為廣東出現的確診病例是在2月2日，到4月8日的時候，廣東治癒人數就大於出院人數了。如果將這樣一天當成標誌性點（拐點），在非典的觀察周期就是兩個月零五天左右。據此，北京的第一個非典病例是4月5日被確診的，按照兩個月加5天，北京疫情的拐點會在6月5日，為了保險起見，加上一個星期的置信區間，北京的拐點期望可放大到6月12日，再穩妥點，再加一個星期，到6月19日將會接近尾聲。事後證明，正是在6月17日，北京入院的病例開始明顯少於治癒出院的病例。
恰好那幾天，中國新聞社的記者阮煜琳採訪我，我對她說了我的推斷。她當時問我，如果非典在6月19日結束的話，對中國GDP的傷害會是多少？由於被隔離，當時的智慧財產權中心還是在一片曠野當中，空無一人。我掐指頭算了一下，非典主要是爆發在京廣線沿線上的城市和省份，傷害比較大的是北京、山東、內蒙古、湖北等，我把這部分省市的GDP加起來，用2個月零5天乘了一下，以對GDP傷害10%為計算——因為那個時候在1996年底到1998年初的亞洲金融危機可以作為一個外部性衝擊（outside shock）對於經濟造成的最大傷害的對比參照，亞洲金融危機對於經濟的傷害是大約10%，我把受影響的主要省份GDP加起來乘以10%，最後算下來對於整體經濟的傷害是0.4%，為了保險起見，我和她說的結論是不會超過0.5%。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個團隊測算的結論是1.6%，也有老師從出口貿易的角度算出的數據是1.2%，最後國家統計局的內部統計結果顯示，SARS對於GDP的傷害是0.44%，所以可以說當年我對SARS出現的周期、頻率和對GDP造成的傷害所作的估計是相當準確的。 這一次，阮煜琳把17年前的報導翻了出來，又採訪了我一次，她還特意提到了這一大拇指定律（the theorem of thumb）預測的準確性。
這次事件給了我一個重要的科研啟發就是，在非常複雜的情況下，數據又過於欠缺，預測不要使用過於精準的加總模型，如果用框架的方法來計算可能更接近真相。所以，用同樣的方法，對於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我個人的測算其對GDP的傷害是0.2-0.4之間。當然，這是一個大拇指定律的測算，偏差性還是存在的，至於多少，最後還要看公布的統計數字。
這一次，新冠疫情是全國性的，需要以全國的經濟作為基數來推斷，全國的經濟我算了一下，如果疫情是一次性的，應該是影響到春節的消費最大，去年我們國家春節十五天，從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消費是9906億，大約在一萬億左右，按照一萬億的消費額來算，春節消費的一萬億裡面有三分之一是節日性消費，比如說那種儀式類的消費，三分之二是生活消費，生活消費是不可替代的，節日性消費大概是三千億到四千億，去年的GDP總量是一百萬億，四千億是總量的0.4%，這0.4%確實是因為疫情都砸在了商家手裡，賣不出去了，所以春節這十五天的傷害是0.4%。
再往後會出現另一種傷害，比如現在開工延遲、旅遊去不了、火車停了，實體店歇業等等，這部分的傷害大概還有四千億，那加起來就是0.8%，但是這部分的傷害會攤消在後面的十個月當中，比如一個家庭計劃一年旅遊一次，如果春節沒有成行，正月十五去不了可以八月十五去，這就像減肥如果我三天不吃飯，第四天早晨那頓飯一定吃得很飽。這種行為上的替代，在超大規模人群下，有時候像基因性行為一樣準確。這部分爆發式消費我估計會在後來的十個月內攤消到整個年度經濟當中。
原本要迎來年度最火爆季節的電影院因為疫情紛紛關門歇業（圖片來源：中新網）
但是也不可能全部攤消完，替代不是100%的，大概還有個10%的外部衝擊損失對主過程的傷害是沒有辦法彌補的，那就是總共五千億，短期傷害和長期傷害加起來是五千億，大約是經濟的0.5%。但是，還有一部分是創造經濟（the epidemic-event economies of creation），因為對於新冠肺炎的治療及關聯生產會是一個新增的經濟量，比如我們生產的口罩等醫療用品，新冠疫情過去之後帶來的醫療公共衛生設施的投資會替代一部分，所以我個人認為五千億中有一千億可以被這部分創造經濟替代掉，所以最後還是匡算個0.4%。
支持這一匡算合理性的，還有新冠病毒的疫情周期可能比SARS病毒更短。拿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醫務人員為例，第一例被感染是在1月7日，出院的時候是23日；第二批被感染的是1月16日，出院是2月2日，是17天；第三批感染入院出院是2月5日。換句話說，如果流程優化以後，全國醫院可參照的流程可以縮短到兩個星期。這是因為這一次新冠病毒防治周期的縮短得益於上一次非典以後國家設立的實驗室基礎設施群，在國家層面的疫情防範有了更充足的經驗，流程上也更明白。
如果這樣的話我個人認為新冠病毒的治癒周期是兩個星期，換句話說，過去是兩個月零五天，我們算兩個半月75天，現在我們截一半是39天，一個月零10天，大約是40-45天，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次的周期更短，所以我們把那個0.5除個2，那就是2500億，因為這些估計都是大拇指定律，所以你把置信區間放大一些，那就是在0.2-0.4%之間，這就是我的推斷。這是我從宏觀經濟學上的判斷，不是從國民經濟學和部門經濟學的加總判斷。
觀察者網：您剛才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作為參照分析了今年經濟可能受到的影響。但一個客觀的情況是非典時期的中國經濟和今天的中國經濟無論從總量還是結構上看都有很大的不同，您如何看待這種不同？
曹和平：很多領域的專家現在都從這個角度來問問題。在投資口上，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中國經濟處於上行期，2003正好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後不久，美國隨後的信息高速公路泡沫破裂，國外資本突然大量湧入國內，導致那一年的GDP增長10.4%。經濟增速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比一年前還高。這是一個原因，但是這種論點沒有摸到大拇指定律判斷的精髓，還是用一個隨機過程來預測其對另一個隨機過程的影響。
SARS和新冠的關係是兩個獨立分布（IID，Independence Identical Distribution）變量，這次新冠對於中國經濟超複雜性的國民經濟過程的影響和2003年那一次非典的影響是一樣的——不管經濟這列火車是上山還是下山，都是一次外部變量衝擊，都是被打了一「拳頭」。不管上行期還是下行期，外部衝擊變量所面對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增長速度是一個給定的量。同時，不管17年間的經濟規模增加了多少，傷害計算的是相對數，而不是具體規模，與經濟當量大小是無關的。因為我們所做的0.2%-0.4%的判斷都是一個相對數，而不是絕對數。
新冠病毒對於線上經濟和線下經濟的存量過程的傷害是一樣的。但是，你會發現網際網路經濟反而有一個妙處，它對傷害集中性和集聚性消費，或者室外消費等的外部衝擊有更好的抗衝擊能力。比如我剛才提到這45天的節日性消費，一旦因封城和禁止室外集聚，這部分需求就消失了，消費者不會在線上去購買同類商品，比如鞭炮等。但是，因為網際網路經濟的分發配送性質，在北京雙安商場每天十幾萬的消費人流消失後，菜鳥物流等具有集中配送和分散投遞的網絡性活動，可以替代商場消失掉的經濟活動和必需品的消費，不管你封城不封城。由於中國在網際網路經濟領域的發展程度比較高，在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中線上經濟所受的傷害比線下經濟要小。如果這次疫情的影響是一次性的，短期的，那麼對於網際網路、線上經濟的傷害不大，反而由於補充性質的替代，可能還會增速。
這是線上經濟在新冠病毒出現期間的優勢，那麼在疫情過去之後呢，之後無論是線上經濟還是線下經濟都會是按照常態繼續發展，所以我不認為線上經濟會因為彌補替代線下經濟，而使線下經濟就一蹶不振。由於疫情是一次性出現的，在疫情結束之後，二者該按什麼邏輯增長還是按照什麼邏輯去增長。也許，人們憋了一個月，疫情過後，有一個爆發性的室外經濟消費擴展，也未嘗可知。
在空曠城市裡獨行的快遞小哥（圖片來源：中新網）
觀察者網：面對疫情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嚴峻衝擊，您覺得中國在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和網際網路產業上的優勢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曹和平：具體來說，中國發達的網際網路經濟基礎對於疫情導致的經濟損失所起到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疫情替代經濟」，因為疫情的到來，強迫大家用閒暇替代工作，換句話說，等於中國人用在家裡的休閒替換了在外工作的工資。這個時候對於線上消費的需求就會迅猛增加，「不吃黃瓜我吃西紅柿」，線下買不方便我在線上買，都是消費行為的替代。由於線上物流分發配送系統的發達，也有助於實現這樣的替代——如果沒有菜鳥物流和線上訂貨的話，各類商家的銷售總額會因為這次疫情的到來縮水更多。今天，這部分「替代經濟」對於經濟起到了補償性的緩衝，就像你從一個懸崖上以100公裡的時速向下掉，但是我在離懸崖20米的地方把你的胳膊拽住，再到懸崖邊上使勁拉你一把，雖然沒拉住，但本來以100公裡時速向下衝的慣性變成了50公裡，衝擊小了很多。
另一個更加重要的方面是「疫情創造經濟」，這部分網際網路經濟多數落在了產業和項目上。舉個例子，最近很火的一款為隔離病人送餐的機器人——機器人自己上樓，自己開門，把東西送到病房，送到門外時，機器人告訴病人不能摸託盤和機器人本身——在過去這樣的東西是不需要的，但是現在這樣的非接觸設計和對應的語音程序就變得非常必要，由於疫情的需求，對於這種類型的服務型機器人、相關軟體的創造變得非常迫切。因為需求的刺激，智能機器製造的這一塊可能會爆發式地成長，這部分的經濟會形成對整體國民經濟的創造性淨增加而不僅僅是補償性替代。
綜合這兩種現象，減少損失和帶來的創造成分，兩者相加共同形成對於經濟傷害的彌補和新增。
觀察者網：雖然網際網路經濟在疫情中相對來說抗幹擾能力更強，但是我們也看到對於線下經濟，特別是一些服務性、需要人流客流來維持的經營者打擊是巨大的。我們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儘量減少他們的損失？
曹和平：中國經濟現在正處於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過去幾年線上經濟擠壓線下經濟的狀況已經非常明顯，把很多線下企業擠到了成本與收益近乎持平的水平線上，但是很多企業在成本收益持平線上的時候特別不願意放棄——比如說一個餐館已經幹了十年了，雖然現在利潤只有10%，但畢竟還有10%的利潤，老闆不願意放棄，可是你會發現一方面你的員工要漲3%的工資，而原料提高了3%，其他的各種成本再增加，利潤可能就剩下1%了，但是可能經營者還是不願意放棄，因為有十年的心血和「沉沒成本」在裡面。
這一次一下子這些線下經濟要被影響45天，一年才360天，後果就是成本收益在零利潤徘徊的實體店在疫情過去後可能集中歇業和關門。恰好給他們自己都找到一個藉口——過去你讓我放手我不願意放，因為可能還會有一些利潤可以爭取，現在如果知道這45天是我的淨損失，我回到北京之後我可能就不幹了，北京今年的房租要是再漲個15%那還得了？
過去很多人想，做完這一波再轉型吧，這一次面對疫情帶來的不可逆的損失，乾脆痛定思痛從現在開始就轉型，所以這次新冠病毒給那些成本收益持平和業務轉型期的企業，是一個巨大的促進劑和推進劑，但這類企業集中歇業還可能造成失業突然增加的現象。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應對呢，我認為應該順應中國經濟的大勢，主動實行宏觀的引導政策和部門的引導政策，儘快讓這些企業轉型「軟著陸」，「軟轉向」，我個人認為有三個做法：
第一，儘快出臺新冠病毒對結構轉型下企業歇業和失業現象的政策再保險制度，我覺得國家應該投放一千億到三千億的資金。其中一千億用於補償轉型企業，比如這四十五天，對一個租用面積2000㎡的北京企業，那就要負擔五十萬的租金，我們希望房東能夠降這部分房租的三分之一，政府補貼三分之一，個人再承擔三分之一，這是對已經造成的傷害進行政策再保險。
而這個補貼我們可以用在商業再保險上，比如我們國家的國開行和農發行進行確定性的注資，這部分的資金是專款專用的，對租金、失業、存貨進行逆保險。比如說你可以買這一個半月的保險，不是保未來，而是保過去，一般我們的保險都是保未來，這一次是可逆的，但是你只能買一個半月。存貨也好，房租也好，訂單損失也好，合同損失也好，可以通過商業保險交十分之一保險費，可以保10%——用十塊錢保一百塊錢。專款專用的一千億可以都用在這個上面，這是第一個一千億。
第二個是就業再保險，這就是對員工而不是對企業主了。這1000億投放到失業或者專業人員參加的就業培訓裡面去。這部分資金不能給高校去搞基礎教育或者所謂MBA培訓，這些沒有用。而是要補貼給創新產業進行培訓的那些經過審核的機構——比如我們可以建立這樣一個有資格得到補貼的產業培訓機構名錄——以及幫助失業人員向新興產業轉型的中介組織。用這種方法，以一種靈活的，有激勵性的形式，讓這部分人員學會如何將線下的店變成線上的店。這些培訓本身是產生GDP的，一千億的補貼下去，會產生一千億的GDP。這是第二個一千億。
第三個一千億可以投入給高新技術企業，原來的高新技術企業因為這次新冠病毒要上醫療健康類、測試類、數字醫療類或病毒等研究的，我這裡有一千億的支持，從2020年一直延伸到2021年6月，今年3月就可以開始申請。這一千億就可以投放下去。
以上三個一千億都可以用商業再保險的方式投放下去，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再保險政策成為克服新冠病毒帶來的沉沒成本傷害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