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華、成都，到哈工大、浙農大，大學正值多事之「秋」。
何為大學？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索大學之道、思想之本以及進步之源。
本文目錄
一、大學：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
二、思想：人類文明延續的產品
三、勇氣：人類社會突破的品質
01 大學：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
大學，這一組織，歷史悠久，且富有效率。
儘管最早的大學，如牛津、劍橋、巴黎，其使命與今日大學有所不同，但大學作為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一直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說到大學的使命，我們不自然地聞到一股由各名校長在畢業典禮上熬製的雞湯味。回到現實，人們對這碗雞湯頗為糾結：一邊不停地罵大學，一邊拼命地將孩子送往大學。
梅貽琦校長說：「所謂大學者。非謂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哈佛大學第23任校長柯南特也說：「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於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質量。」
大師培養人才，大學的使命就這麼簡單。
但錢學森又問：「我們的學校為何出不了大師？」
這就麻煩了。有人說是大學教授的問題：教授不說真話，只人云亦云，諂媚之風鼎盛；亦或沉默、沉默、沉默。教授不求真知，只堆積流水線式論文。
學者，是一個社會道德的天花板。
因為學者的任務就是說真話，傳真知，尋真理。如果學者失「真」，整個社會的道德天花板則垮塌。
為什麼要對學者、教授進行道德綁架？
其實這不是道德綁架。如果把大學當作是思想市場，問題就變得清晰了——求真是學者在市場分工中的基本職責。一個教授不講真話、傳真知、尋真理，就像一個麵包師製作劣質的麵包一樣。
大學是人類思想市場的高地。大學出不了大師，教授不探索真理，就很難供應高質量的思想產品，自然就出不了高質量的人才。高質量的思想產品其實就是「求真」——思考的邏輯、科學的規律、法律的正義等。劣質的大學，等同於劣質的思想市場。劣質的思想市場，充斥著歪理學說與諂媚謊言。
所以，大學的問題是思想市場的問題。
有人問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哈裡·科斯：「為什麼沒有中國科學家被授予諾貝爾獎？」
科斯的回答是：「中國沒有理由比韓國、日本或美國缺少創意。只要中國開放思想市場，允許大學獨立、自治，給私企以與國企同等的待遇，中國就會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層樓。」
科斯是「思想市場」概念的提出者，他將思想作為一種市場來處理。他認為，思想市場涵蓋演說、寫作及宗教信仰活動。早在1973年，美國經濟學會組織了一個專題討論：「第一修正案的經濟學」。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涉及言論自由。言論，在經濟學中怎麼界定，是不是一種市場？
對此，科斯寫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商品市場和思想市場》【1】。他指出美國社會存在的一個悖論：知識界、新聞界、學術界認為思想應該是高度自由的，而商品市場卻應該加以管制。科斯以廣告為例，廣告，作為商品市場，受到各國的管制，但廣告同時也是言論自由，應該保持高度自由。當今最出名的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演講支持言論自由，但其一生的學術成果都主張幹預主義。
科斯的結論是，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沒什麼不一樣，應該一視同仁。
他曾經指出：「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不已，往前看，未來光明無量。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科斯希望中國的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一樣有效率，而思想市場的滯後阻礙技術進步。
有人可能會提出質疑：自由的思想市場一定能出大師，能促進技術進步？教授們會不會更加依附利益，把研究事業當成逐利生意？
其實，大學是思想市場，本身是逐利的；教授的事業，也是一項逐利的事業。只是這個利，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包括社會聲譽、探索真知的價值感等等。
所以，知識分子需要追求道德性，但道德性與自利並不矛盾。比如，一個大學教授為發現真知的價值感而創立了科學理論。這種自私是對社會有益的。哥倫比亞大學傳奇教授愛德華·泰勒給學生上課時強調：「每個人接受大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
自由的思想市場不一定能夠創造真知。這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自由的社會。非自由的社會不需要真知，也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場。在自由的社會中，有人可能會依附權力，有人可能會依附利益，但只要教授們都為自利而教書、做研究，那麼自由的社會定然會導向思想市場創造真知。
為什麼？
因為自由的社會需要真知。企業需要掌握科學知識的學生，法院需要掌握法學知識的學生，設計院需要掌握設計技能與美學知識的學生，社會與家庭需要具備人文素養的學生。反過來，無法傳授真知、培養人才的大學會被社會淘汰。
這會不會導向大學從事功利性的應用性的研究？
哲學家尼採將功利性大學蔑稱為「生計機構」——「一個可供使喚的丫鬟」，「一個有智識的女僕，生計、收益、需求方面的女管家」。他認為，「唯有在一個超越於這個窘迫、必需、生存鬥爭世界的大氣層裡，教育才開始」【2】。
尼採及任何對教育功利主義的批評，在非自由的社會裡都是對的。在那種環境下，功利性的大學與學者會淪為權力的奴僕。但是，在自由的社會中，大學的功利與真正的教育並不矛盾。大學，未必是功利主義的，但必須追求效率（效用）。美國大學教授如果長期不出任何成績也會被解僱。在自由的社會中（注意前提），大學的功利主義不一定導向應用性技術研究。
這與思想市場的分工水平有關。基礎性研究是思想市場的上遊領域。市場分工越精細，基礎性研究越深入。根據斯密定理，市場分工由市場規模決定。自由市場越龐大，思想市場規模就越大，思想分工就越精細，基礎性研究就越發達。
矽谷是全世界最頂級的科技市場，科技市場促使思想市場分工精細化，造就了傑出的基礎性研究。反過來，基礎性研究又促進了科技市場。今天的史丹福大學，應用性研究與基礎性研究相互促進，功利性研究與學術性研究相得益彰。
真正的科學家會說，科學家從事研究，與經濟利益無關，只是為了探索自然、追求真知。丘成桐教授曾經就說過：「發展像數學這樣的基礎科學，目的並非直接為經濟和技術服務。」他舉例說：「科學家研究電磁學，是因為不了解電和磁的關係」，「發現量子力學，是因為對光到底是粒子還是波產生了疑問」。
丘成桐教授說的是對的，這說明思想市場分工到了一定的程度，市場的價值反饋健全，科學家只需要基於價值感投入基礎性研究，即可獲得最大的預期效用。科學家純粹地探索真知，但完全不影響其應用性。
所以，在自由的社會中，「求真」是大學與教授唯一的生存法則。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場，才能讓大學研究的應用性與基礎性、大學教授的道德性與經濟性調整到同一個頻道一——說真話、傳真知、探真理。
大學，欲出大師，欲出真知，必須發展自由社會，做大思想市場。
02 思想：人類文明延續的產品
不過，我並不相信，沒有制度的思想市場能夠產生真正的真理與人才。
正如科斯所分析的：思想市場是知識分子從事經營的市場，他們會誇大自己職業的重要性和道德的高尚性。知識分子投身於真理事業，而生意人僅僅是謀生或追逐利潤而已。思想市場是自認為高尚人士從事的活動，應該保留足夠的自由；而商品活動被認為是等而下之，充斥著各種假冒偽劣、敲詐和卑鄙的利益訴求，因此需要管制。
我並不支持管制或幹預，但必須建立市場制度。至於制度是否等於幹預或管制，這個問題與制度產生的公共決策方式有關。如果制度是某個機構確定的，則屬於幹預；如果制度是由「全體一致原則」確定的，則不屬於幹預。
美國憲法的歷史，一半是關於言論自由的判例史。言論的邊界在哪裡，哪些屬於誹謗，廣告是否該受管制，諷刺總統是否被允許，美國社會對這些問題有著持久而深刻的爭論。在美國學界，左派學者、幹預主義者主張對經濟自由加以幹預，對言論自由則表現得比保守主義更加自由與寬容。這就是他們自稱自由派的原因。
其實，只要遵循言論制度的公共決策的「全體一致原則」，不論言論邊界多窄或多寬，都是最優效率的。如果全體一致同意禁止言論自由，思想市場還有效率嗎？定然沒有效率，但當所有人利益受損時，他們便會調整過來。換言之，「全體一致原則」本質是在自由、平等的公共決策中，公眾的政治博弈與政治交換會形成最優的市場制度。
所以，經濟學家相信，在有效制度的思想市場中，雖謊言、謠言、謬誤與似是而非的「真理」橫行，但真話終將戰勝謊言與謠言，真理終將戰勝謬誤與似是而非的「真理」——就像自由搏擊三拳擊倒馬氏太極。
這是一種米爾頓式樂觀【3】。但是，現實中，即便在美國，民主黨的錯誤言論也獲得知識界的多數支持，佔據著主流思想市場。這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對思想市場保持足夠的謹慎，因為思想市場並不夠健全。自由市場有三大要素：產權、價格與競爭。與商品市場、金融市場相比，思想市場的這三大要素都存有一定的缺陷。如果制度不完善，思想市場將不可避免地被謊言、謠言、謬誤與似是而非的「真理」淹沒。
先看產權。
思想是無形產品，商品是有形產品，思想在產權的界定上要比商品困難得多。比如，我說「深秋天涼」，或「制度是私人契約的公共化」，這兩句話是否可以形成產權？它是否歸我所有？是否具有排他性？
在農耕時代，天啟性宗教認為上帝掌握著真理，壟斷了智慧財產權；世俗政府也認為，精英階層對知識的創作、傳播及解釋享有壟斷權。古代壟斷性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千年內捲化。
智慧財產權不應該被特權階級或精英壟斷。因為知識具有延續性，即便是精英（科學家）創造的知識也是站在他人的肩膀上的。我們每個人都是知識的創造者，並客觀上促進了知識創新。
智慧財產權的延續性，進而導致智慧財產權的不完全排他性。
比如，我修建一棟房子，土地是自己購買的，房子是自己出錢建的，土地和房子的產權是具有排他性的。這棟房子的設計，不論是我自己設計的還是設計公司設計的，它的設計專利，不具有完全排他性。因為設計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累積形成的創新性知識，儘管我不知道這個「前人」具體指誰。這就是智慧財產權與有形產權的在權利界定上的差異。
如果沒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智慧財產權的不完全排他性將導致思想市場毫無效率。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智慧財產權是一種壟斷權，阻礙了經濟效率；認為知識是「無主的」、共有的、免費的。
這種主張將鼓勵抄襲、扼殺創新。在如今的大學，論文抄襲事件屢上報端。法與經濟學家威廉·M.蘭德斯與理察·A.波斯納在其合著的《智慧財產權法的經濟結構》中做了成本-收益的解釋【4】。智慧財產權的反對者忽略了經濟學最基本的原則——「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中世紀歐洲大陸上大量荒蕪的土地也是「無主的」，要獲得這些土地的所有權，必須付出相當的成本——建立防禦工事與灌溉設施。知識原本是無主的，但是牛頓、史丹福大學、吉利德科學等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才得以獲取。所以，知識是有主的、有產權的，只是其產權具有不完全排他性。
科學的解決辦法是智慧財產權法。英國最早制定《壟斷法》，即第一個專利法。此後，人類形成了相對完善的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這是一項偉大的制度發明，現代智慧財產權法主張了知識的非完全排他性，比如有些知識不授予產權，區分專利與著作權的權益，設置專利年限，等等。它既保護了大眾的知識創造，也鼓勵了精英的知識創新。制定有效的智慧財產權法解決智慧財產權的不完全排他性，思想市場才有效率。
所以，思想，是人類文明延續的產品。知識的延續性支持了思想市場的自由，打破了知識壟斷的各種謊言。想要有偉大的發明與傑出的創新，就必須保持足夠的思想市場的開放與自由，更多人參與知識創造，才能累積、延續、激發更多的創新。
再看價格。
知識的延續性，往前追溯是外部性。如果我們繼承前人的知識都是通過交易完成的，也就是付出了應有的成本的，那麼智慧財產權是具有完全排他性的。但是，知識有外部性，知識創新不避免地免費吸收了前人、他人的知識。
知識的外部性，表現為邊際成本趨於零，導致價格機制的不完全性。真正有價值的知識，如專利、著作，是可以獲得價格機制的獎勵的。但是，教授、學者創造的大量學術文章難以被價格發現。到底是這些文章缺乏價值，還是知識的外部性所致？
有些學術論文被高引，說明其有學術價值，但該文章並未形成價格。這說明知識的外部性破壞了思想市場的價格。有人提出，因論文成名的學者可以通過演講獲利。這其實是另外一回事，演講是論文的副產品，也需要投入成本。對學者來說，演講的機會成本不低。這會導致學術文章「媒體化」、學者「商業化」。這樣的學術功利主義便會產生危害性。
解決辦法還是要回到學術研究的價格機制上。一般通過公共用品的方式支持基礎研究。但是，如果監督與考核不足，教授容易淪為「老闆」，套取國家學術基金，學術腐敗橫行。還有一種辦法是，通過建立社會基金與社會榮譽來彌補價格機制缺陷。比如，校友、企業給大學提供大量捐助建立各項研究基金支持科學家安心做研究。更重要的是，社會尊重知識，學界崇拜大師，學者可以獲得超越經濟利益的學術價值感。
完善了產權制度、修復了價格機制，思想市場才能自由競爭。
03 勇氣：人類社會突破的品質
競爭，是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通常認為，劣質的思想會像劣質的麵包一樣被競爭所淘汰。但其實，錯誤的知識和落後的制度具有相當的頑固性。即便在自由的思想市場中，思想革新也並不像產品創新一樣立竿見影，它具有社會演化性。
為什麼？
與商品市場不同的是，思想市場的競爭，是競爭人的心智空間，本質上是試圖控制人的行為選擇。雖然哈耶克的主觀主義不支持這一觀點，但是思想市場對人的控制遠甚於商品市場。
比如，汽車市場的競爭包括價格、質量、安全性等，這些競爭因素並不會控制人的行為選擇。當然，廠商也試圖控制人的心智，渴望強化某種令人深信不疑的品牌主張，如電動車清潔、特斯拉的科技感。但是，思想市場是直接在心智層面控制人的行為選擇。
商品市場的懲罰機制會讓人趨於理性，而思想市場控制了人的思想，其懲罰機制未必有效。一個人一旦信仰了某種錯誤的思想，如伊斯蘭革命，其行為選擇將受到思想控制，未必會迷途知返，最終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通常，自由競爭推動邊際遞減曲線右移，但思想市場的競爭可能導致邊際遞減曲線左移。
所以，思想市場的調節機制未必靈敏，它呈現長期內卷性與社會演化性。歸根結底，思想市場能否展現效率，關鍵看大多數人相信什麼。
如何確保人類相信真理？
大學的問題，說到底是這個社會的人到底是相信真理，還是相信謬誤，亦或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
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5】」
當結果平等深入人心，以結果平等為目標的福利主義便會製造經濟蕭條與債務危機。當幹預主義佔領思想市場，所有人都試圖搭乘公共用品之便車走上繁榮之路，結果卻通往奴役之路。
那麼，人的觀念是怎麼形成的？
觀念或許源自個人的意志。什麼樣的意志造就什麼樣的品質，什麼樣的品質造就什麼樣的觀念。堅強的個人意志造就獨立、個性、自信與勇敢的品質，進而形成獨立自強、自由競爭、私有權利的觀念。相反，脆弱的個人意志造就畏懼、自卑、卸責與機會主義的品質，進而形成抱團取暖、依賴群體、崇拜強者的觀念。
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解釋了個人意志與集體行動之間的關係【6】。在遠古時期，個人不具備獨立的生存能力，每個人必須依附於集體行動才能生存。但是，集體行動容易產生搭便車問題。集體規模越龐大，搭便車越嚴重，集體行動的效率就越低，集體行動越來越困難（三個和尚沒水喝）。
集體行動難以為繼，該怎麼辦？
奧爾森認為創造兩個條件集體行動可以持續：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這兩個條件讓組織者獲得超額收益（超過集體的平均收益），推動集體行動前進。
組織者的超額收益到底是多少？
如果通過協商來確定，則存在協商成本；集體規模越大，協商成本越高。況且，如果沒有超額收益，沒有人會扮演協商發起者的角色。這時，延續集體行動最可能的方案是強人的湧現。
強人的湧現可能是推舉出來的，也可能是自告奮勇的，但更可能是「博弈」出來的。就像喬治·歐威爾《動物莊園》中豬的崛起【7】。豬（領袖拿破崙），聰明果斷，有勇有謀，處心積慮，具有政治強人的潛質。它成功策動動物們造反，趕走了主人。革命成功後，豬開始摘取「超額收益」，一步步突破「七戒」，甚至廢除了起義歌《英格蘭獸》，成為動物莊園更可怕的統治者。
動物莊園的革命果實為何被豬篡奪？一方面是豬不講武德，另外一方面是動物們缺乏堅強意志，寄託於豬之政治強人推翻暴政，試圖搭革命之便車。當豬一步步侵蝕革命果實時，動物們既害怕又默許，既不滿又無奈。動物們願意出讓部分個人權利與自由以換取安全與食物，讓豬獲得超額收益。但是，豬一旦掌握了不受控的公權力，這份超額收益，是「點到為止」，還是「得寸進尺」，就不由動物們控制了。
當動物們被剝削到極限，新的集體行動暗流湧動，新的政治強人便會湧現。如此反覆循環，脆弱的個人意志克隆出一代代政治強人。
為什麼難以樹立堅強的個人意志？
個人意志其實源於經濟基礎，經濟實力越強，個人意志越強。但是，進入近代社會，具備獨立經濟能力的個人，依然傾向於集體生存。
或許是動物莊園具有某種慣性，個體長期在群體中會產生兩種危險的傾向：
一是搭便車動機縱容人性之惡——懶惰、貪婪、封閉、虛偽、貪小便宜、畏懼權威、崇拜權力、排斥風險、平均主義、假以公利之自私以及「槍打出頭鳥」心態。
從經濟學的角度，搭便車驅使所有人在群體中產生一致的預期：「付出在平均之下，獲得在平均之上」。
根據心理學研究，人在群體中迫於壓力，傾向於服從集體、隨大流，容易喪失獨立性和個性。一個人如果陷入正在唱歌喊口號的隊伍中也容易被迫加入其中律動起來。這就是一種群氓心態。
二是人在群體中產生一種風險幻覺：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著。
這種風險幻覺猶如「酒壯慫人膽」，身處其中的人會產生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對自身風險麻木，盲目相信群體力量，誘發不理性行為。所以，在個人意志脆弱的國家，其集體意志、民族戰力卻極為驚人與瘋狂，比如北極熊被稱為戰鬥民族。
更可怕的是，拿破崙不斷地利用強權、制度及意識形態，縱容人性之惡，摧殘動物意志，強化腐朽觀念，將動物囿於動物莊園之中。
這時，人們就渴望大學教授、學者能夠鼓起勇氣說真話，求真知，探真理。但，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強人寄託，另一種搭便車？
脆弱的個人意志也會催生思想「強人」。他們可能是欺世盜名的精神騙子，也可能是戈培爾式的政治喉舌，還可能是霍梅尼式的野心家。思想強人或許比政治強人更可怕，他們能夠控制人的心智，降低思想演化的速度。
瑪贊·莎塔碧，一位出生於伊朗的作家，她在《我在伊朗長大》中記錄了伊朗人在伊斯蘭革命時的選擇。裡面有一句話：「自由是有風險的，人需要教育自己。【8】」一個缺乏勇氣與責任品質的民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擁抱了強人庇古所，拒絕了思想市場與自由市場。
不得不說，個人的意志品質是一種稀缺資源。如果這種資源不足，不僅思想市場萎靡，就連自由市場都萎縮。在不充分的思想市場中，反自由主義、幹預主義、國家主義、保護主義總能佔領高地。
如果用協商機製取代政治強人，集體的權力邏輯發生改變，作為決策者的個人需要承擔決策帶來的一切後果。當多數人喪失這種意志品質時，民主之門將被政治強人永久關閉。
即便民主之美國，每到經濟危機爆發時，很多人深感恐懼，美國民主黨及凱恩斯主義者乘機順勢消磨人的意志以及獨立承擔責任的勇氣。他們利用信用貨幣的財政赤字化制度漏洞，以拯救者的身份鼓吹乾預主義，獲取更多的政治選票，以及佔領思想市場。這種主張及行為其實縱容了人性中的貪婪、懦弱與卸責——可謂殺人誅心之惡。
自由市場的前提是思想市場，思想市場的前提是意志品質。只有整個社會的個人意志趨于堅強，造就更加獨立、自信、勇敢、個性、開放、外向的品質，才能形成獨立自強、敢於冒險、勇於擔責、自由競爭、保護私權、開放協作的觀念。只有個體具備勇敢的品質，才能捍衛正義，才能堅守底線，才能催生學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支撐大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希望你知道所願與所要明白勇敢的重要希望你清楚欲望的煎熬希望你自由自在的笑」——《逆流而上的你》，尹姝貽
參考文獻：
【1】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羅納德·哈裡·科斯，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
【2】教育何為？弗裡德裡希·尼採，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3】論出版自由，約翰·彌爾頓，商務印書館；
【4】智慧財產權法的經濟結構，威廉·M.蘭德斯，理察·A.波斯納，北京大學出版社；
【5】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弗裡德利希馮哈耶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集體行動的邏輯，曼瑟爾·奧爾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7】動物莊園，喬治·歐威爾，上海三聯書店；
【8】我在伊朗長大，瑪贊·莎塔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