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莫裡斯去世,她以行走和書寫改變我們對世界和自身的認知

2020年11月20日，英國偉大作家、記者、跨性別先驅簡·莫裡斯（Jan Morris），在威爾斯小鎮Pwllheli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4歲。

她的兒子、著名詩人兼音樂家Twm Morys向媒體證實莫裡斯的死訊，稱「作家和旅行者簡·莫裡斯開始了她最偉大的旅程，終身伴侶伊莉莎白被留在岸邊」。

莫裡斯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一陣悼念。比如，在英國，歷史學家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在推特上稱：「哀悼偉大的簡·莫裡斯，她是我終生的文學靈感，也是有幸認識的最有趣、最活潑、最美好的人之一。」

在中國，作家許知遠說：「在世的作家中，最愛的一位離去了。這是種奇怪的感覺，似乎你內心的一部分消失了，它有輕微的疼痛與困惑。17年前，在灣仔的一家書店裡買到她的Hong Kong，有種暈眩感，竟還能這樣寫作，開始收集她所有的作品，一直計劃去威爾斯拜訪她。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生態度，去很多地方、邂逅很多人，對所有陌生之事，保持開放與熱情，並始終有種敏銳的歷史意識。」

莫裡斯出版過40多本書，被許多人看作「二戰」後西方最偉大的旅行作家，被《泰晤士報》評選為「二戰」後英國最偉大的十五名作家之一。半個多世紀以來，她穿梭在歐洲、非洲、亞洲、美洲多地，書寫20世紀後半葉的現實與歷史，也挖掘史料，再現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興衰。

雖然自認「本性是局外人，職業是旁觀者，傾向於做孤獨客」，但個人生活成為公眾熱議焦點。比如，她雖是英國人，但也是威爾斯民族主義共和派，對英國文化既有認同，也有疏離；她生理性別原為男性，和妻子育有五個子女，後在1970年代接受變性手術，但仍和家人照常生活，到2008年才能結成「民事伴侶」，獲法律承認。

縱觀一生，莫裡斯的經歷和成就，與西方殖民主義歷史、戰後世界格局變化、現代新聞行業興盛、風起雲湧時代風潮密不可分，也與自身的獨特氣質、敏銳的觀察寫作有關。作家林達覺得，「幾乎沒有哪個記者能夠複製一遍她的歷程。她以雙重身份切入社會和社會中人，角度深度，都與眾不同」。

2003年的簡·莫裡斯。圖片：Washington Post photo by Susan Biddle

從明星記者到拒絕「旅行作家」標籤的作家

作家堂·喬治（Don George）曾說：「如果旅行文學設一個諾貝爾獎，我一定提名簡·莫裡斯當選。」

簡·莫裡斯的旅行文學寫作得益於新聞記者生涯。1926年10月2日，她生於英國薩默塞特郡的一個小鎮克萊維頓（Clevedon），十八歲時應徵入伍，從軍四年，退伍後進入牛津大學讀書，於1951獲得英語文學學士學位。

從牛津畢業後，莫裡斯加入《泰晤士報》，幾乎立刻開始漂泊生活，不久又被吸引到《衛報》。「那時，這兩份風格突出的報紙都處在聲名的頂點，富有威望，包容各種個性，它們不僅容許我或多或少像對待隨筆寫作一樣對待新聞快訊寫作，更給了我一個正面觀察各種事件的大看臺，這無恥地增強了我的自負。壓根兒就是一轉眼間，我就開始對全人類的問題指手畫腳，並且建議各個國家和民族如何解決它們。」她回憶到。

1953年，莫裡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報導人類登頂珠穆朗瑪峰的記者。之後，她靠一筆為期一年的聯邦獎學金首次去了美國，觀察這個戰後洋溢富裕和自信的國度。在美國待了幾年後，她被派駐中東，報導巴以衝突、蘇伊士事件等。到了1957年，她又去了南非，報導種族隔離政策問題。再之後是加勒比地區，在哈瓦那，她採訪切·格瓦拉，那時他還是古巴國家銀行行長，尚未成為全球年輕人偶像。

如果說戰後第一個十年，各國都在恢復，英國的權力與影響在從全世界穩定消退；那麼，第二個十年，也就是1960年代，冷戰全面爆發，莫裡斯不再專職為媒體寫稿，偶爾供稿，忙著寫書。

從1961年前往耶路撒冷報導對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之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鐵幕兩邊旅行，觀察冷戰現象。比如，在史達林死後的一個冬天，她第一次飛抵莫斯科，報導美國間諜飛行員加裡·鮑爾斯在蘇維埃最高法院受審的故事；她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瞥見晦暗世界；到了鐵幕最南端，記錄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爭議地區的裡雅斯特。除了冷戰，她還寫了新非洲的誕生，跑去南美和澳洲報導變化。

這一時期，莫裡斯出版最為暢銷的《威尼斯：逝水迷城》，被看作創造了與眾不同的旅行寫作風格。她以文學夢境喚起過去和現在，憑藉感官印象和對一些人所謂「地理心理學」的尖銳認識，貫穿在優雅流暢的散文中。

《威尼斯》，簡·莫裡斯 著，姚媛 譯，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3月版

到了1970年代，她發現自己的新聞報導和遊記越來越印象主義，「也許，在我看來，這個世界上似乎再沒有什麼事情能像往常那樣鮮明清晰了」，莫裡斯說。

這段時間，她在推進最具雄心的文學計劃——關於維多利亞時代興衰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三部曲。為了寫作，莫裡斯大量前往英國人曾經統治過的地方（如新加坡、錫蘭、大吉嶺、德裡），「從現狀中收集印象，用來照亮我對過往的召喚」。這套巨著，令一些評論家們回想起18世紀愛德華·吉本不朽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1989年，冷戰結束，但恐怖主義萌芽，莫裡斯感覺這十年間，自己和時代脫節，寫的書相對比較平靜，比如關於舊金山、裡約熱內盧、雪梨、溫哥華。1985年，她還寫了本小說《哈弗的最後來信》（Last letters from Hav），入圍布克獎。到1990年代，她基本待在歐洲，精力主要為《歐洲五十年》收集素材。

2001年，莫裡斯出版被認為是她最好的旅行作品《的裡雅斯特：無名之地的意義》。直到前年和今年，她陸續出版《心之眼：簡·莫裡斯日記》（In My Mind’s Eye）和《再思》（Thinking Again），保持思考與表達。

「從開始到結束，從青春期的新聞報導到文學上日漸老去的努力，我在半個世紀中遊歷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觀察許多歷史事件，描寫大多數大城市，採樣世界上的許多文化，從骨子裡感受某些劃時代的改變，並一直記錄著世界對自己的影響。我擁有一段絕妙的時光，我希望，不論我的判斷多麼荒謬，或者我的任性多麼討厭，至少我生命中的歡愉感染了我的文字。因此，這是我工作成果的實質。」莫裡斯在《世界：半個世紀的行走與書寫》的序言中寫道。

雖然莫裡斯以旅行寫作為世人熟知，但她一直拒斥「旅行作家」這一標籤。「我之所以不把自己看作旅行作家，是因為這些書從來沒有試圖告訴別人一個城市是什麼樣」，她在2001年告訴《獨立報》，「我所做的只是，說出我對它的感受，它如何影響我的情感。」

據《華盛頓郵報》，莫裡斯經常被問到，在她所知道的數百座城市中，世上哪座城市是她的最愛。她無一例外地說出紐約曼哈頓和威尼斯。她每年都會去這兩個地方。

《世界》，簡·莫裡斯著，方軍、呂靜蓮譯，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3月版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雌雄混合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除了旅行文學和新聞報導外，莫裡斯作為跨性別先驅的個人生活，也引發不少人關注和討論。

1974年，莫裡斯出版《她他》（Conundrum），講述有生以來對自己生錯性別的確信，「我三歲或四歲時就知道我長錯了身子，我真該是個女孩」，以及最終的變性。在荷爾蒙治療的影響下，這一過程逐漸花了她差不多十年。1972年，在摩洛哥卡薩布蘭卡城一家診所裡，以一場手術宣告終結。

「我在診所住了兩星期，繃帶和輸液管子不斷解除，逐漸習慣了我有個新身軀這個事實。現在我低頭看自己時再不像個陰陽人或者怪物了：我又成了個均衡的整體，不過是另一性別了，又像多年前在珠穆朗瑪峰上那樣精力充沛了。當年我感到瘦而壯健；如今我首先感到潔淨得非常舒服。我越來越痛恨的那根突出在外的東西已經從我身上切除了。我憑自己的見識變正常了。」莫裡斯在《她他》中寫道。

當時，《她他》的出版引起轟動，被翻譯成德語、日語、瑞典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義大利語、日語等。雖說存在不少批評，但總體而來比較友善。莫裡斯甚至有點抱怨道：「我收到無數封來信和絡繹不絕的邀請——半生辛勤勞作為我贏得的聲譽似乎都抵不過一個『變性』！」

值得一提的是，變性前，莫裡斯和妻子育有五個子女，做完變性手術後，需要英國醫生確認，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性別認定。那時，莫裡斯必須和妻子離婚，才能拿到證明。於是，兩人離婚，但仍和以前一樣生活。直到2008年，英國法律出臺設置「民事伴侶」關係，兩人才得以在法律上複合。

《她他》，簡·莫裡斯著，鬱飛譯，湖岸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8月版

27年後，《她他》再版。在序言中，莫裡斯感慨：「被人們庸俗地稱為變性的過程，以往一直是小報記者津津樂道的主題，現如今卻幾乎成為家常便飯。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女人出於各種原因，已經成功地改變了性別。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專業領域內的翹楚，一些人則境遇狼狽；有些人相貌醜陋，有些人英俊漂亮；淫亂者有之，貞潔者亦有之；有人勇敢地面對公眾，也有人深居簡出。簡言之，變性人現在已非常普通，與其他人並無不同。」

「更為重要的是，科學家已經揭開了他們性別狀況的神秘面紗。對六位男性變性人的大腦進行屍檢後，荷蘭科學家發現他們下腦丘的一個特定區域異常小，事實上比大多數女性還要小。這似乎表明，造成這種現象確實是生理而不是心理因素。在過去的很多年裡，人們一直認為是心理問題造成了『錯生性別現象』，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不曾有人經由心理治療而『痊癒』。此外，人們似乎越來越接受這樣的看法：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雌雄混合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她說：「我從不認為我的難題是科學或者社會習俗問題。我相信它事關精神，是神聖的象徵，而對於它的解釋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不論多麼特殊、困惑或者不知歸屬，我們所有的人都擁有按照各自意願生活的自由，能夠愛其所愛、能夠了解自己，正如上帝和天使所期望的那樣。」

年輕時的詹姆斯·莫裡斯（左），變性後改名為簡·莫裡斯（右）。

莫裡斯的中國因緣，以及反觀中國新聞業和旅行寫作

作為一個世界級作家，莫裡斯和中國也有不少故事，影響很多作家。

早在1959年，莫裡斯就去過當時還是英殖民地的香港。在《世界》（2005年出版、後由浙江大學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先後出版中譯本）一書中，她寫道，「英國人在香港幹得不壞，也為全球實現了一些益處，但這個殖民地的精神狀況令人氣餒。……而在今日的香港，山嶺對面有多達6億中國人，且整個地方都騷動著亞洲的活力和喧鬧，持續地受到亞洲力量的威脅，還瀰漫著亞洲的意識形態——在這兒，在香港，你忍不住要猜測，中國這個伐木工若達到力量頂峰時會有怎樣的雄心。又有多少我們這樣的老榆樹它想砍了當柴火。」

近40年後的1997年7月1日，莫裡斯受倫敦《旗幟晚報》之邀報導中英交接儀式，再次回到香港，見證歷史。這是她最後一次寫新聞報導，也象徵著大英帝國的終結。

「下面的香港人實際在想些什麼？他們的心裡和表面上是一樣的快樂嗎？在英國人說『再見』和中國人接手之間的這最後幾分鐘，我的心裡充滿疑惑。當我想到這一點時代，在我看來，英國人留下的香港，既不像這個地方可能達到的那麼好，也不那麼壞。」莫裡斯在《世界》中寫道。

除了香港，莫裡斯在1983年獲準進入大陸，到了北京、上海等地。但她覺得，去過的城市讓她產生相互牴觸的情緒和彼此矛盾的結論：「我終究沒有發現絕對的事物。我沒有發現任何永恆不變的東西。和在其他地方一樣。我遇見一些迷惑的人。我見到絕妙之物，也看到蹩腳貨，我和王太太一塊吃醃蘿蔔，也被中南海的衛兵拒絕過。我用枸杞治癒頭疼。我成功地避開了京劇。我買了一直竹編的山羊，在公園裡下跳棋擊敗了魯先生。我參觀過我想像中宏大的簡單，發現它們確實宏大，但卻混亂……」

《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簡·莫裡斯（臺版譯為「珍·莫裡斯」）著，黃芳田譯，八旗文化2017年5月版

1980年代初，鬱達夫長子鬱飛看到「不列顛治下的和平」三部曲的作者介紹，了解到莫裡斯完成性別轉變，充滿好奇。終於在1985年，承蒙友人幫助，看到《她他》的原著，後譯成中文。

隨後，中國人有著越來越多機會接觸莫裡斯的作品。其中，出版過旅行文學的許知遠（如《遊蕩集》）和林達（如《西班牙旅行筆記》）就是代表。

許知遠稱，簡·莫裡斯是他鍾愛的旅行作家，他崇拜她，特別想過她那樣的生活，甚至試圖模仿寫作：「我很想見見簡·莫裡斯，她的那些遊記實在是太迷人了。我想聽她說故事，她在世界各地的奇怪見聞。」

林達覺得，莫裡斯所寫的半個世紀，正是中國從開放、封閉到再度開放的半個世紀，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有過一段漫長脫節，所以她的作品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補課。

「同時，她的書寫讓我們有機會反觀自己，反觀中國新聞業的發展和現狀，以及在它背後支撐的特殊文化，反觀那半個世紀，以及今天中國新聞業者的喜怒哀樂。顯然，並不是一個記者到達同一個位置，就能寫出同樣的採訪。莫裡斯寫作，只是一個成熟文化的特殊表達。」林達寫道。

（參考資料來自莫裡斯作品《世界》《她他》、《衛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