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聰明投資者
高善文最新演講：中國最晚會在2022年跨入高收入國家，持續追蹤居民儲蓄行為變化有助把握未來市場拐點
「在中性的情景假設下，2030年的時候，中國GDP總量會超過美國。「
「在2021年，我們就會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即便2021年我們沒有跨越門檻，我們離這個門檻也會非常近，但在2022年，幾乎非常確定的，我們會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所謂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在中國人的語境的定義下，就是我們的全面小康。
另一個角度，所謂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就是，別人覺得你有錢了，自己覺得自己沒錢，這個就是（剛跨入）高收入國家。如果別人覺得你有錢了，自己也覺得自己有錢，這個就已經是在高收入國家裡待了很長的時間。 」
「無論是哪個類別的經濟體，它在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以後，或者在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時候，經濟增速都開始進入一個長期下降的趨勢，所有類別的經濟體似乎都有這樣的特點。」
「儘管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然後經濟增速逐步的收斂，但是在人均收入的絕對水平上，實現對美國人均GDP的一個追趕和超越是極其困難的。」
「2020年一季度，面對嚴重的恐慌，相對正常的條件，一方面居民大量增持存款和貨幣基金，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減持貸款，以收入為基礎，相對正常水平減少了5%。」
「（2020年）三季度以後隨著風險下降，居民把資金從貨幣基金、從存款挪到了高風險資產市場，包括股票，包括房地產，購買股票和房地產的資金量比正常條件下明顯要更多。」
「大量的資金集中湧向了股票市場，發生的事情就是我們在2020年記憶猶新的，7月份股票市場出現了非常急速的上漲。」
「對於權益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來講，當恐慌消失以後，並不是回到原來就結束了，因為增加的預防性儲蓄，它流入的資金量比正常時候顯著要更多，所以這些市場經歷了一個明顯重估的壓力。」
「儘管疫情盡頭的亮光已經清晰可見，但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裡，預防性儲蓄都不會很快恢復到0。
這意味著，我們在2020年下半年所經歷的，剛才我們所描述的一些資產市場所經歷的變化，在一段時間裡還會繼續維持，也許這段時間漲的是周期股，那段時間漲的是成長股或者是新能源。」
以上，是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1月5日在安信證券2021年度投資策略會上的最新觀點。
此次年度策略會，高善文選取了疫情下人類經濟行為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預防性儲蓄的變化，從資金層面完整分析了居民部門行為與金融市場表現的關係，並且表示追蹤居民儲蓄行為的變化，對我們去理解未來可能發生的一些趨勢反轉，會非常有意義。
此外，還推演了走向2035年的中國經濟可能有的三種情形，並認為中性情形是大概率事件，而這一情形下會有兩個重要節點：
第一， 最晚在2022年中國會跨入高收入國家；
第二，在2030年GDP總量會超過美國。但是，要想人均GDP水平超越美國還是很難。
最後，通過對歷史上跨入高收入門檻的國家進行研究，發現跨入高收入門檻後，各類國家的經濟增速都開始有長期下降的趨勢，而且文化對於一個國家經濟增速也存在影響。
以下是聰明投資者整理的高博演講精彩內容。
錢去了那裡？
2020年上半年居民存款大幅增加
在這一部分我們要討論的內容是，儲蓄去了哪裡？
你100塊錢的收入如果沒有被消費掉的話，我們就說你把它儲蓄起來了，那麼，我們緊接著要問的問題是：這些錢如果儲蓄起來，去了哪裡？
當我們追問這些錢去了哪裡的時候，我們就把居民部門在災難衝擊下的經濟行為變化與金融市場的變化空前緊密的聯繫起來了。
面對災難的衝擊，你的儲蓄率（儲蓄率= （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了，
上升以後你的儲蓄去了哪裡？
不管去了哪裡，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與金融體系的運行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上升的儲蓄，至少一部分甚至相當多的部分，是通過金融體系來實現配置。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一個數據。
我們計算了每個季度居民在銀行體系所增加的人民幣存款，當然每個季度存了多少錢是相對收入而言的毫無疑問，在2020年，至少在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門的存款增加異常多。
然後，我們可以計算出在歷史上正常時期，每個季度居民應該把多少存款存入銀行；
我們把2020年每個季度居民在銀行體系存了多少錢這個數據扣減掉居民在銀行體系增加存款行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得到一個居民存款的異常模式，也就是相對歷史上的正常情況，你在銀行體系的存款是多了還是少了。
這張圖上我們看得非常清楚，在2020年一、二季度，居民提供給銀行體系的存款相對正常水平有特別大幅度的上升。
拿二季度最極端的情況來看，他們提供給銀行體系的存款相對正常水平至少上升了12個百分點，在一季度這一比例也接近12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可以模糊的說，2020年上半年增加的儲蓄，很多去了銀行，表現為銀行存款（增加）。
實際上銀行存款還有一個替代品，我們認為就是貨幣基金，貨幣基金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有（一定）安全性，可以理解為銀行存款的一個替代。
以幾乎相同的方法來計算，我們看到2020年一季度，相對正常條件下，貨幣基金的新增規模也異常的大。
所以，錢去了哪裡呢？至少2020年上半年，很大一部分錢都留在了銀行存款。
存款的上升幅度為什麼高於預防性儲蓄？
居民同時還減少了風險資產的配置
如果我們進一步去細究，這個問題裡邊有兩個重要的細節需要想一想。
第一個重要的細節，就是居民的收入和開支行為。
我們發現，在2020年上半年，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上升接近6個百分點，到了三季度仍然有3個百分點。
但是，如果去研究居民的存款，我們會發現，它的上升幅度有12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存款的上升幅度要高於預防性儲蓄的上升幅度。
問題就來了，這中間的6個百分點是從哪裡來的呢？
進一步檢查數據，我們會發現：因為居民減少了在其他領域的資產配置，比如說減少了對住房的購買。
舉一個例子，我們計算了居民的對住房的購買行為，明顯看到相對正常情況下，2020年一季度居民住房的購買，以收入為基礎減少了6個百分點。
所以，對銀行體系存款的增加超過了預防性儲蓄的上升，而且超過幅度比較大，是因為在增加預防性儲蓄的同時，他們減少了自身直接投資的行為，減少了住房的購買，減少了在股票市場上的配置，減少了在其他資產類別的配置。
這些行為共同導致存款的上升要明顯高於在經濟端預防性儲蓄的上升。
疫情控制住後風險偏好提升
資金又從存款流向風險資產
而且顯著高於正常水平
換句話來講，2020年上半年，面對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不確定性，人們出現了非常強的迴避風險的行為。
在消費端，表現為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從而導致預防性儲蓄上升了6個百分點；
在資產配置端，面對不確定性要降低自己的風險暴露，所以大量增持現金、增持貨幣基金、增持銀行存款；
為了做這種增持，他們還系統性減少了其他風險資產的暴露，包括住房，包括股票，包括居民的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境外資產的配置等等。
從存款的角度來看，其他資產配置的減少量，如果以居民收入為基礎，差不多有6個百分點；
而消費行為的減少所導致的儲蓄上升，也差不多有6個百分點。這2個6%合併起來解釋了居民存款的上升要超過12個百分點。
我們把實體端交易行為與金融市場聯繫起來，集中觀察2020年上半年，這是我們所看到的變化。
如果看未來，在實物交易端，三季度儲蓄率仍然要高出3個百分點，在四季度很可能也明顯要高一些，不見得有3個百分點。
但是在存款這一端，相對歷史上正常的模式已經看不到特別明顯的差異了。
我們看到存款在三季度基本上就恢復正常了，四季度有一些輕微的上升，這還只是一個估計值；
但是毫無疑問，也還是處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比如只有一兩個百分點。如果我們去觀察貨幣基金，在三季度就已經完全恢復正常。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變化是，中國在進入三季度以後，疫情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社會經濟生活在逐步恢復正常，人們的社交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在實物交易端表現為預防性儲蓄的下降，從6%下降到3%。
也許四季度仍然有2%，相對正常水平仍然是明顯高的，但是隨著風險降低，人們預防性儲蓄下降，在實體經濟層面會表現為經濟很強勁的恢復。
變化的另外一方面，在居民的資產配置上，他們在把資產從人民幣存款、從貨幣基金轉向其他的風險性資產，比如股票，比如房地產，比如個體戶生產經營行為所導致的實物投資，所以，在存款市場基本上已經恢復正常了。
既然存款市場恢復正常，隨著人們風險偏好的恢復，這是不是意味著在風險資產市場上，資金的流入跟以前會是一樣的？
實際上不是的。
在風險資產市場上，資金的流入跟正常水平相比，顯著更高了。
為什麼？
因為三、四季度人們至少還有3個百分點的預防性儲蓄沒有流入存款市場和貨幣基金，它流向哪裡了呢？
流向了股票市場，流向了房地產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流向了居民自己所從事的一些直接投資行為。
風險資產之房地產
購房開支顯著高於正常水平
接著看一看數據。
這是我們直接能夠計算出來的，居民部門跟正常趨勢相比，在購房層面上所表現出來的異常行為。
我們看到二、三季度相對於正常條件下，居民把2~4個百分點甚至更多一點的收入挪到了住房市場上，即使到四季度，居民用於購房的開支跟正常條件相比，差不多仍然要高出2個百分點。
在正常條件下，每年二、三四季度居民都是買房子的，但是在2020年的二、三、四季度，他比正常水平拿出更多的收入來買房子。
這個行為也許有助於我們在資金底層層面上去理解房地產市場的變化。
風險資產之基金
公募基金配置顯著提升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重要的變化。
剔除掉貨幣基金和債券基金以後，居民在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公募基金市場上購買的變化。
為了控制一些數據上的影響，我們的這一計算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計算了居民購買公募基金的份額變化，
第二部分我們計算他購買公募基金的資金量的變化，這是為了控制公募基金淨值變化做的一些技術處理。然後這兩個結果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進入三季度以後，相對於正常情況，居民顯著把更多資金配置到了公募基金，配置到了股票市場。
如果以趨勢線為基礎，相對正常模式，也是以收入做分母，至少把差不多5%甚至更多的收入配置到了公募基金市場上。
這有助於我們從資金流動的角度，從底層，也是相對比較重要的層面去理解資本市場發生的變化。
三季度以後隨著風險下降，居民把資金從貨幣基金、從存款挪到了高風險資產市場，包括股票，包括房地產，購買股票和房地產的資金量比正常條件下明顯要更多。
風險偏好恢復後居民貸款也在增加
這部分資金也需要再配置
然後，我們還可以觀察這些市場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影子，就是居民部門自身所持有的貸款。
如果說居民部門持有的存款是他們的一個資產配置，那居民的貸款可以看成一種負的資產配置，就是說，貸款是他的負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與資產配置的行為剛好形成一個對稱的局面。
這裡面四季度的數據是基於我們的估計值，可能有一定偏差，因為數據還沒有披露。
我們看到，2020年一季度，面對嚴重的恐慌，相對正常的條件，一方面居民大量增持存款和貨幣基金，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減持貸款，以收入為基礎，相對正常水平減少了5%。
居民增持存款減持風險資產、減持貸款，（與之前的分析在）邏輯上完全是一致的。
我們看到，二、三季度以後，隨著風險偏好逐步恢復，居民對貸款的配置也在增加，在今年三季度，居民相對正常情況下多獲得了3個百分點的貸款。另外，他還有3個百分點的預防性儲蓄，那麼就是6個百分點。
這額外增加的6個百分點需要配置到住房市場，需要配置到股票市場，一定程度上需要配置到實物投資市場。
股市在2020年7月暴漲？
直接投資在三季度並未顯著提升
大量資金集中湧向股票市場
我們再來看一看實物投資領域的變化。
這是我們直接計算的製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的變化，之所以直接去計算這個數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很難把居民的投資直接剔除掉，所以我們做了一個粗略的假定：製造業的投資與民間投資的趨勢與居民的投資趨勢是接近的。
做完粗略的假定，我想再補充兩個背景知識。
一個背景知識是，在正常條件下，中國居民接近30%的收入要儲蓄起來，這裡面差不多一半變成了居民部門自己所從事的直接投資，
另外有一定比例表現為他所持有的住房，剩下的才是金融資產的購買，包括存款、貨幣基金、股票等等。
所以，居民部門自身所持有的固定資本佔收入的比重差不多是15%，佔他正常儲蓄的比重差不多是一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去研究居民的直接投資行為是有意義的。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完備的數據，所以在這裡我們是基於宏觀層面的製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的數據去做一個近似，因為製造業投資裡面有企業的投資，其中可能比較主要的是企業的投資，但是居民的投資也混在裡邊，我們假定兩者之間的趨勢是一樣的。
那麼從這些數據來看，一個重要的觀察是：2020年8月份以後，直接投資明顯加速。
這一觀察的重要性體現在哪裡？
在於2020年6、7月份以後，隨著人們風險偏好的增強，一方面從貨幣基金開始轉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另外一方面，增加的儲蓄也進入了市場，而且人們還增持了更多貸款，增持的更多貸款也進入了市場。
但是與此同時，居民部門所從事的直接投資還沒有很快上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資金集中湧向了股票市場，發生的事情就是我們在2020年記憶猶新的，7月份股票市場出現了非常急速的上漲。
進入8月份以後為什麼這一上漲的勢頭在明顯減緩？
圖上也很清楚，8月份以後，居民戶部門所從事的直接投資開始上升。
隨著居民戶部門所從事的直接投資開始上升，直接投資對資金形成了明顯的分流；
這個時候，能夠配置到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資金量，相對此前受到了一定的分流和稀釋，所以市場的動量有明顯的下降。
但儘管市場的動量在下降，相對正常條件而言，無論是流入直接投資，流入權益市場，還是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量，總體都有淨的增加，所以各個市場總體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
恐慌消失後市場趨勢還會延續
因為資金量要比正常情況下顯著更多
對這些行為，我們最後想做的一個總結是，為什麼居民的貸款相對正常行為會有一些上升？
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的原因，但在宏觀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預防性儲蓄的上升，預防性儲蓄明顯大於0，表明相對正常條件，經濟總體上仍然存在一些收縮性力量。
經濟存在總體上的收縮性力量，就意味著貨幣政策總體上要存在一個比較寬鬆的傾向去對抗它，進而就意味著在信貸市場上，貸款相對更加易得。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居民戶部門預防性儲蓄的上升和貸款的輕鬆易得，是會同時發生的，相互關聯和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情，
因為預防性儲蓄持續上升，貸款更加易得，貸款更加易得和預防性儲蓄的上升，共同形成了增加的資金，這些增加的資金流入了各類資產市場，導致了各類資產市場估值水平的普遍提升。
把剛才這部分做一個概要總結：人類面對重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表現為預防性儲蓄的上升，一方面表現為強烈的風險迴避行為。
當人們的風險偏好重新開始恢復，一方面，資金從存款市場回流到權益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實體經濟端；另外一方面，增加的預防性儲蓄，在這個背景下，也繼續向這些市場流入。
所以對於權益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來講，當恐慌消失以後，並不是回到原來就結束了，因為增加的預防性儲蓄，它流入的資金量比正常時候顯著要更多，所以這些市場經歷了一個明顯重估的壓力。
因為預防性儲蓄更高，所以貨幣政策要有一個寬鬆的立場來對抗這一趨勢。寬鬆的貨幣政策立場帶來了額外的信貸，額外的信貸在剛才所描述的背景下，也有相當部分流入了資產市場，共同形成了資產市場相對估值進一步提升的局面。
回到一開始所討論的結果，這個結果在現在的意義上來講是重要的。
如果以北京城鎮居民在2003年期間的表現為基礎來看，非典疫情在七八月份就已經消失了，但是一直到2003年底，預防性儲蓄才逐步恢復正常。
到2004年的夏季，才發生了一個反向預防性儲蓄下降所帶來的補償。
以此為基礎，我們想說的是，儘管疫情盡頭的亮光已經清晰可見，但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裡，預防性儲蓄都不會很快恢復到0。
這意味著，我們在2020年下半年所經歷的，剛才我們所描述的一些資產市場所經歷的變化，在一段時間裡還會繼續維持，也許這段時間漲的是周期股，那段時間漲的是成長股或者是新能源。
但從資金流動和配置的角度來講，相對更多的資金在流入市場。
即使我們走出了隧道，一段時間這個局面都可能繼續維持，只是它的力量相對下降，但在貢獻的方向上，它仍然有正的、積極的貢獻。
足夠長時間後上述過程可能反向再走一遍
持續追蹤居民儲蓄行為的變化非常有意義
第二個重要的提示，同樣以2003年北京城鎮居民儲蓄行為的模式來看，在走出隧道足夠長時間以後，有可能發生一個反向預防性儲蓄的下降。
如果我們認為這一歷史模式在2021年、2022年的某個時候會發生，也許2021年夏季，我們徹底走出了新冠疫情，也許在2022年的某個時候，我們出現了預防性儲蓄的反向下降和補償，進而就會導致經濟在一段時間之內很快加速，快速加速進一步會誘發貨幣政策的加速緊縮。
如果發生了這件事情，我們剛才花很大精力所描述的邏輯，就會反向再走一遍。
我們剛才描述的是，很多資金增加了，儲蓄流入了風險資產市場帶來了風險資產的上漲。
那麼未來，隨著預防性儲蓄的下降和貨幣政策相對應的緊縮，會有很多的資金流出市場，至少在估值層面上，市場又會經歷一輪比較嚴重的、持續時間相對比較長的下跌。
同樣以北京城鎮居民當時的模式為基礎，這種情況會發生在我們走出隧道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以後。
假設2021年6月份我們走出隧道，它並不意味著2021年6月份，這種情況就會立即發生。
實際上，我們走出隧道一段時間以後，因為居民戶部門還是心有餘悸，所以它的預防性儲蓄多多少少仍是存在的，企業部門的風險迴避行為也多多少少仍然是存在的。
我們剛才所描述的力量在下降，但它還不至於很快變成一個反向的力量。
在我們走出隧道足夠長時間以後，用中國人的話來講，人最終一定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當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親眼目睹一起事故發生以後，在一段時間以內，我們會降低車速和非常小心，但過了足夠時間長的時間後，基本上你是該幹什麼幹什麼，繼續保持很高的速度，繼續習慣性做一些比較危險的動作。
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北京當時的模式是否一定能夠具有借鑑意義？我們要拭目以待。
但是從人性的角度來講，這種可能性是不能忽略的。
同樣，我們要提示的是，這種情況即使在未來發生，它不會是一個迫在眉睫的事情，
不會在我們控制住疫情的時候，它會發生在我們「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時候，它會發生在我們普遍的都已經忘記了這一場疫情，對未來不再恐懼和擔心的時候。
這意味著，離我們現在的時間點上，還相對比較遙遠，但毫無疑問，未來持續去追蹤居民儲蓄行為的變化，對我們去理解未來可能發生的一些趨勢反轉，會非常有意義。
這個是我們今天第一部分想討論的主題。
總結而言就是，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人類經濟行為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選取了人類經濟行為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預防性儲蓄的變化。
我們考察了預防性的儲蓄流向了哪裡，並且隨著局勢的變化，它是在如何在不同的資產市場上重新配置的。
在這個背景下，解釋了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的數據，也在資金流動的角度和層面上，試圖去解釋資產市場變化的一些重要方面和特徵。
並且基於北京在2003年前後，居民戶行為的變化模式，我們對2021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一些趨勢做了一些原則性展望。
我們特別提示的是，剛剛走出隧道的時候，我們仍然是比較安全的；但當我們離隧道口足夠遠的時候，當我們已經忘記疫情所帶來的創傷的時候，當儲蓄開始下降，消費行為重新開始出現一個補償性上升的時候，資產市場在那個時候會處在一個相對比較危險的境地。
只是說，這種情況是否一定發生？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發生在什麼時候？我們也不知道，但它的出現概率至少是不可忽略的，而且它出現的時間，相對2021年的現在來講，會比較晚。
在東亞經濟體的背景下
合理的經濟增速幾乎只取決於人均收入水平
接下來我們想跟大家討論的問題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想對走向2035年的中國經濟提供一個相對更全景化跟數值化的預測，我們也會把這個預測放在全球更開闊的背景下，做一個簡要的討論。
在一年前的策略會上，我們曾經對2020-2030年，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做過一個描述。當時我們把中國放在東亞經濟體的背景下，與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情況進行對標，具體的對標，我們也使用了很多的指標。
基本的結果是，我們當時認為，2010年的中國相當於1968年的日本，1991年的韓國，1987年的中國臺灣地區。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把對標年份設為0年，把數據向前和向後各延伸25年，然後把各個國家的經濟增速都放在坐標軸上，為了剔除個別國家地區、個別年份數據所經歷的擾動，我們把對標國家地區的數據進行了平均。
在這個數據之中，實際上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放在東亞經濟體長期的工業化追趕和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與他們歷史的表現非常接近，包括2010年經濟開始轉型以後的經濟下降過程，與他們的表現都是非常接近的。
把這些結果做一個概括：
在東亞經濟體的背景下，當一個經濟開始面向市場去激勵和分配資源，面向國際市場進行出口導向，實現工業化和追趕過程的時候，真正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在一個給定的時點上，它的潛在合理的經濟增速，幾乎只取決於他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們只要知道了一個給定的時間點上你的發展階段，發展的人均收入水平大致是多少，我們就可以非常精確的知道你合理的經濟增速是多少。
對走向2035中國經濟的三種推演
中性情形是大概率
因為有這樣歷史上的一致性，我們繼續把這些數據作為基礎，用它來預測到2030年、到2035年，中國經濟的表現將會是什麼樣？
儘管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體在減速，但是這一減速還沒有完全結束，我們合理的經濟增速也許會下降到4.5%-5%之間的時候，基本上穩定下來，也許穩定到接近2030年，隨後經濟再經歷一輪減速，那一輪的減速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增速最終會回到3%左右的水平。
我們以現在這一結果為基礎，以東亞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為基礎，去對我們未來的經濟增長進行預測，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大致的結果：
在這個表上，我們把它區分為很多的情形，一些是保守情形，一些是樂觀的情形，還有一些是中性的情形。
中性情形是我們認為的大概率情形。
保守情形是以這一模式為基礎，我們認為對中國而言一定會做到的，在這些保守情形下，我們進一步留了一些餘量。
樂觀情形是以這一歷史模式為基礎，我們認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國會比這些模式表現的更好，我們儘量向樂觀方向去調整一些假設，從而得到一個樂觀情形的數值結果。
我們把這幾個結果都放在這個表上做一個具體的報告，作為對比，我們把美國的GDP的現價，美國的以及中國的人均GDP，以美元為基礎都做了一些報告。
節點一
最快2021年，最慢2022年
中國會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
對於這一結果，我們要討論幾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以我們的估計為基礎，快就是2021年，慢是2022年，中國就會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正式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這一結果比大多數人的估計和認定的結果要明顯更早，此前普遍的看法是中國在2025年會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但根據我們的計算，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在2021年，我們就會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即便2021年我們沒有跨越門檻，我們離這個門檻也會非常近，但在2022年，幾乎非常確定的，我們會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從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低收入國家，經過40多年的努力，連續的增長，成功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從任何角度來講，這都是一個特別了不起的成績。
從中國人自己的語境下來理解，什麼叫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從兩個角度來理解：
一個角度，這就是我們所定義的全面小康。
很多年以前，我們定義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在2021年，我們要宣布取得了全面小康的決定性勝利，但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中國跨過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換個角度來講，所謂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在中國人的語境的定義下，就是我們的全面小康。
另一個角度，所謂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就是，別人覺得你有錢了，自己覺得自己沒錢，這個就是（剛跨入）高收入國家。如果別人覺得你有錢了，自己也覺得自己有錢，這個就已經是在高收入國家裡待了很長的時間。
當我們剛剛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的時候，回頭看一看，我們很多農民的人均收入還這麼低，好多人月均收入不到3000塊錢，但在統計數據上，我們已經是一個高收入國家了，別人覺得你有錢了，自己覺得自己沒錢。
節點二
中性情景假設下
2030年中國GDP總量會超過美國
第二個，在中性的情景假設下，2030年的時候，中國GDP總量會超過美國。
我們認為，在2030年的時候，中國GDP總量可能會超過33萬億美金，美國GDP總量也會在這個區間附近，但是會低於這一水平。
有一些樂觀的估計，認為2028年就有可能實現這一追趕和超越。我們也不否認這種可能性，但是我們認為，2030年是一個中性的估計，在最保守的情景下，2035年中國市價計算的GDP總量也會超過美國。
在最保守的情形下，2035年中國GDP的現價總量會在41萬億美金，美國在那個時候不會超過40萬億美金，在那個時候中國的GDP總量也一定會超過美國。
所以在走向2035年的中國經濟，將是我們正式跨入高收入國家的時代，也是中國的GDP總量比較確定超過美國的15年。
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從很多層面上來看，毫無疑問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非常公平客觀地說，即使中國的人均GDP總量在2030年超過了美國，那個時候中國的人均GDP也只有23,000美金，美國的人均GDP接近10萬億美金，中國只有美國的1/4，在人均收入水平上，我們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
但儘管如此，由於總量非常確定的超越，而且這一超越後，在很長的時間裡，在可以預見的非常長的時間裡邊，中國都會始終維持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
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衝擊，包括對於世界經濟格局，世界經濟秩序的影響，都將是非常深遠的。
這也將是19世紀末期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來，世界經濟格局所發生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影響深遠的變化。
我們現在知道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規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以美國的利益為中心和基礎、以美國的價值觀為中心和基礎建立起來的。
但是隨著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規則在很多層面上會不可避免的經歷調整，這些調整毫無疑問會有非常廣泛的影響。
我在這裡只舉一個具有八卦意義的價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經濟秩序有一系列的支柱，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創立和存在是重要的支柱之一。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章程之中，我們有查閱過，這些情況應該是比較確定的。根據美國人當初對這一章程的設定，這一章程明確規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設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因為1945年的美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接近一半，也許還多一些。
當時的美國無法想像未來會存在經濟總量比美國還要大的經濟體。
所以它在設定章程的時候沒有明確的規定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必須設在華盛頓，它規定必須設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因為它沒法想像會出現一些其他的情形。
但是到2035年，就是不到100年甚至不到90年，這種情況出現了。
這種情況出現的話，要麼就需要修改章程，要麼就需要去搬遷。
我們在這裡只是舉了一個很小的例子，通過這個很小的例子我們想說的是，國際經濟規則和國際經濟秩序反映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但是隨著局勢的變化這些情況勢必要經歷很多的調整。
跨越高收入國家是什麼樣的概念？
先看看什麼是高收入國家門檻
接下來把話題轉入另外一個跟我們比較相關的話題，就是所謂的高收入國家這一話題。
一方面，我們剛才討論了，大概是2021年最晚2022年中國會跨過這一門檻。
中國跨過這一門檻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們剛才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放在歷史的背景下做了一個描述。
接下來，我們把中國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這一事件放在國際的背景下來做進一步的描述。
第一步要討論的就是，什麼是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我們對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做了一個簡單的回顧。
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是世界銀行在80年代末開始定義和推出的一個標準，它以人均國民收入為基礎，規定了一個現價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你超過這個收入就是高收入國家，低於這一收入就是中高收入國家或者是中等收入國家。
那麼這一值是怎麼定義出來的呢？
我們也不是特別的清楚，但是這一人均收入的標準每一年都在調整，有的時候往上調，有的時候往下調。
現在它的標準是21,500美金，2021年有可能會調整，甚至可能下調，因為疫情等等的原因。
調整的標準是什麼，我們也不是特別的清楚，但是它是一個變化的數值，它是以人均國民收入的現價美元為基礎定的一個標準。
為了弄清楚這個標準的含義，首先因為它是一個美元的標準，我們以美國的通貨膨脹為基礎，對這一收入標準進行了剔除。
我們把它轉化成了1987年不變價的美元標準，我們把它轉化成為以美國的一般消費物價為基礎，我們把它轉化成為1987年消費物價不變價的美元標準。
做完這個調整以後我們就得到了下面的藍線，得到藍線以後就比較清楚了，所謂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就是一個以1987年的不變價為基礎，大概6200美元的絕對值。
儘管這個門檻在歷史上高高低低一直在調整，但是一旦剔除通貨膨脹，總體上它是一個很穩定的值，這個穩定的值就對應1987年美國購買力的大概6200美元。
然後在1987年之前，世界銀行是沒有公布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也就是在1987年之前不存在所謂高收入國家的定義。
但是有了剛才的計算以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一計算向前去推，一直推到70年代，甚至一直推到60年代。
就是我們以一個相同的定義為基礎，把這一標準推到70年代推到60年代，然後我們認為高於這一標準就成為高收入國家，低於這一標準就是中等收入國家，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研究在非常長的時間跨度範圍之內，有哪些國家從中等收入國家成功地成為高收入國家，有哪些國家沒有成功的做到這一點，從而把中國的成功放在這一背景下進行對比。
這一計算潛在的一個瑕疵是，當它用來衡量其他國家的收入水平時，它是一個1987年不變價的美元的現價標準，但是它沒有考慮美元匯率的變化，所以我們還圍繞美元匯率試圖做一些調整。
但是做完調整以後，我們發現結果非常的接近，在這裡我們只是報告一些概要的結果，概要的結果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去理解我們跨越高收入國家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14個在1990年處在中高收入階段經濟體
有一半沒有跨過高收入門檻
因為世界銀行的標準是從1987年公布的，我們首先研究1987年以後，有哪些中等收入國家成功的成為高收入國家，有哪些中等國家還陷入中等收入區間裡沒有爬出來。
從直覺上來講，既然高收入的門檻是一個恆定不變的值，一個國家只要始終能夠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你就一定會跨過這個門檻，因為門檻是不變的，就是6200美金。
哪怕你每年只增長2%，35年翻一番，只要你一直這麼增長，遲早會跨越門檻，從直覺上來講是這樣的。
何況從1990年到現在已經過了30多年的時間，對很多中等收入國家來講，維持3%、4%的增長照道理應該不是那麼難。
但是實際的情況我們要去比較1990年以來，有哪些國家跨越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有些國家沒有跨越。
在這裡我們補充兩個背景知識：
第一個背景知識就是現在全球有200多個經濟體，其中高收入經濟體有80多個，全球40%的經濟體是高收入經濟體，所以高收入的門檻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高。
第二個，以1990年為基礎，我們計算了1990年的時候有哪些國家是中等收入國家。
在這些中等收入國家之中，我們剔除掉特別小的經濟體，所謂特別小的就是人口在1000萬以下的經濟體，然後我們得到了14個相對比較大的經濟體。
這14個在1990年處在中高收入階段的比較大的經濟體裡，有哪些國家成功的進入了高收入的經濟體？有哪些國家被落下了呢？我們把這個結果報告在了這個表上。
以1990年的中高收入經濟體為研究對象，在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經濟體裡邊，有7個國家成功的進入了高收入國家，有7個國家沒有跨過門檻。
成功的國家就是葡萄牙、韓國、希臘、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智利和羅馬尼亞，他們跨越高收入國家的年份我們也都標在這裡了。
另外一些國家沒有成功的進去，主要就是俄羅斯、阿根廷、委內瑞拉、巴西、伊拉克、伊朗、墨西哥和南非。
其中俄羅斯、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一度跨過了門檻，然後過了兩天又掉出來了，這與自身的很多經濟衝擊有關係，也與美元匯率的波動有關係。
它進去然後掉出來，一方面是美元匯率發生了波動，另外一方面是石油價格等等，自身經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儘管1987年6200美金這個值是不變的，但是我們看到，確實還有相當多的國家儘管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但仍然不能夠跨越門檻。
同時我們也看到以1990年為基礎，有一半的國家還是相對比較成功的跨過了門檻。
跨過門檻不容易，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走過去的，但是它看上去也沒有那麼難，因為中間有一半的國家進去了。如果把一些小的經濟體放進來，數量要顯著更多。
進一步擴大樣本範圍
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增長表現有關係？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想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是，我們想把這些樣本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1970年。
我們去研究1970年以來，在人口超過1000萬的國家之中，哪些國家成功地跨越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或者是進入了或維持在中高收入國家的序列裡邊。
1970年以來，有很多人口在1000萬以上的國家成功跨越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這些是我們的一個研究對象。
另外是沒有跨過去，但是它很接近了，它已經進入了中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或者它一開始就在中高收入國家，一直呆在裡邊，或者是1970年以來，它經過努力維持在了或是進入了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把這些作為一個研究對象。
作為研究對象以後，所有的國家包括經濟體我們把它放在這個表上了，這個表上毫無疑問有很多的國家，即便是大的國家也有很多，這些國家進入或者是跨過高收入國家的時間我們也都分別標出來了。
在這個表上，我們想研究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長期的高增長與它的文化有關係。
我們知道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有很多的因素，它的地理位置、人均受教育的程度、儲蓄率、自然資源等等，但是我們在這裡想重點討論的是它的文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增長的表現有關係。
我們只研究一個文化因素，把文化因素孤立出來研究。
為了研究文化因素，我們對這些國家進行了分類，我們用一些統計技術對數據做了一些平滑。
作完平滑以後，我們把結果放在這裡。
我們想強調的是，零點是對標年份，不是一個絕對的年份的值。
文化對一個國家經濟增速有影響
但是跨入高收入門檻後
經濟增速都開始有長期下降的趨勢
在這個結果之中，我們認為有幾點是特別提出來要跟大家討論的。
第一，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文化因素無疑是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從經濟增長率的追趕來講，儒家文化總體上的表現放在這個背景下來看是非常出色的，長期的經濟增速始終都顯著的更高，這個可能反映了很多因素的影響，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比如說儒家文化強調節儉，儲蓄率非常，強調教育，所以我們的儲蓄率有30%，然後孩子上補習班，人力資本的積累，加上儲蓄率都非常的高，非常有利於經濟增長。
這個很可能是相關聯的一部分解釋因素，但是毫無疑問，儒家文化在經濟追趕的過程中表現得更好。
第二，無論是哪個類別的經濟體，它在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以後，或者在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時候，經濟增速都開始進入一個長期下降的趨勢，所有類別的經濟體似乎都有這樣的特點。
但是這一下行在歷史數據上表現為最終他們都收斂在接近3%的水平。
當他們收斂到接近3%水平的時候，這一下降看起來就基本上結束了，而3%基本上就是最發達的經濟體長期能夠維持的比較接近的一個經濟增長。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儘管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然後經濟增速逐步的收斂，但是在人均收入的絕對水平上，實現對美國人均GDP的一個追趕和超越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我們一跨越高收入國家以後，十幾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速就收斂的跟美國一樣的水平了，但是我們人均GDP的水平跟他們差別還是比較大的。
這種情況對於日本來講也是這樣，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這麼高，但是它很難長期持續的超過美國，那麼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均GDP超過美國現在看來也是很難的。
換句話來講，就是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在絕對的意義上達到一個小康水平、達到一個比較富裕的水平、達到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水平，對中國來講，在未來一兩年，未來15年之內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但是實現人均GDP超過美國，在我們剛才所討論的背景下是非常困難的。
這反映了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是不一樣的，當人均的收入水平相對比較高以後，文化的影響相對就會越來越淡化，儲蓄率的影響相對會越來越淡化，然後一般性的人力資本的影響會相對越來越淡化。
其他一些，比如說創新，比如說批判性的思考能力等等一些更重要的，在更高的收入階段能夠長期支持增長的因素就會凸顯出來。
而這個要實現複製和超越是非常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