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忘記的歷史：原子彈與脊梁

2020年7月23日12時41分，我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在這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時刻，讓我們將目光拉回到50多年前，重溫為「兩彈一星」做出貢獻的共和國老一輩科學家的故事，這樣或許我們能更深刻地認識到到中國發展自己的高科技的意義所在。

本文節選自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先生2014年10月15日在中國科學院建院65周年「我心中的中國科學院」報告會上的演講（部分）。該演講稿收錄於葛先生所著《入門與出道——在科學院、工程院親歷札記及我的早年》一書中，本次摘發標題有調整。

——編者按

明天——10月16日，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50周年，也是為此做出過突出貢獻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先生101歲誕辰；再過半個月也就是11月1日，是中國科學院建院65周年。我今天的演講，就是表達這幾重紀念，是發自「心中」的，是講述過往那段歷史中的一些人和事。

請歷史記住他們

1. 可歌可泣的年代

鄧小平1992年曾深情地講過這樣一段話：「我要感謝科技工作者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和爭得的榮譽。大家要記住那個年代，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那一批老科學家，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把兩彈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來。」

那個年代，不單單所處國際環境險惡，同時還加上天災人禍，使得國民經濟、人民生活極端困難，餓肚子可以說成為全民現象。然而，肩負兩彈攻關重任的科技工作者，沒有因此而懈怠。大家以吃苦為榮，以犧牲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晝夜奮戰，為的是早日實現強國夢。

那是一個可歌可泣的年代。在核武器研究所，一半以上的人得了浮腫病，還有許多人由於勞累和營養不良造成肝功能不正常。副所長、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當時腿腳腫得老粗，連布鞋都穿不進，他提著鞋走路， 堅持上班。

情況牽動了共和國領袖們的心。周總理睡不著覺。聶榮臻和陳毅以元帥名義向各個軍區搞「募捐」，調糧食、食油、魚、肉、海帶、水果等，支援科技人員研製原子彈。聶榮臻下命令：「只發科技人員，不發黨政幹部。」陳毅說：「就是我們不吃，也不能讓科學家餓著肚子搞原子彈。」科技人員則是你推我讓，誰也不肯接受照顧：「我沒關係，能挺得住。」

2. 我願以身許國

蘇聯專家撤走後，兩彈研製的許多關鍵崗位要人去頂替，許多半拉子工程等待啟動。處在特殊位置上的錢三強重新點將排兵，知人善任地推薦許多骨幹科學家承擔重任，如鄧稼先、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于敏、郭永懷、程開甲等。一大批科技骨幹，從此隱姓埋名奮鬥在各自的崗位上。

1961年4月3日，劉傑和錢三強約王淦昌談話：「有人要卡我們，我們要爭這口氣自己搞出原子彈，調你去，你願意麼？」王淦昌回答很乾脆：「我願以身許國！」 為了保密，要隱姓埋名，斷絕一切海外聯繫，能做到麼？」 王淦昌：「可以做到！」第二天王淦昌從原子能研究所到核武器所報到了，改名為「王京」。

許多人真是「以身許國」了。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副所長兼核武器所副所長郭永懷，1968年12月5日在基地現場做完第一顆熱核彈頭試驗準備工作後回北京，飛機降落失事以身殉職，年僅59歲。他犧牲時，緊緊抱著裝有試驗數據的公文包……

許多年輕小夥被派到基地現場，在荒涼的戈壁、草原安家落戶了， 實踐著「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志向。許多人倒下了， 默默地安眠於黃土堆中，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郭永懷和他的學生們在一起

3. 我並不後悔

有一位女科學家叫王承書，她1956年從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任上回國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蘇聯專家撤走後，地處西北邊陲的鈾氣體擴散廠，是最突出的半拉子工程，由於不掌握啟動分離機方案的理論計算數據，幾千臺機器癱瘓著—這就是被人譏諷為「將要成為廢銅爛鐵」的設備。

錢三強想把尋求鈾分離理論計算「鑰匙」的任務交給王承書，1961年3月的一天，錢三強找她：「承書同志，你願不願意隱姓埋名，而且還要吃苦？」王承書回答：「我願意隱姓埋名一輩子！」

幾天後，她帶領20多名青年骨幹到了西北，經過艱苦攻關，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從無休息日，終於得出一條豐度隨時間條件變化的計算曲線圖，鈾濃縮方案得以實施，幾千臺癱瘓的機器終於啟動了，從2%、3%，30%、40%……，到1964年1月14日鈾濃縮達到90%。

鄧小平1966年3月14日到鈾氣體擴散廠視察，握著王承書的手說：「1959年你參加群英會，我見過你（王承書胸前的大紅花當時是鄧小平給戴上的）。從此，你隱姓埋名了，不知去向，連你的先生張文裕也找不到你了！」

王承書1992年在80歲自述中寫道：「在我一生中，事業佔據了我整個生命的三分之二，為此，我失去一個女人應該給予家庭的一切。但是， 我並不後悔，因為，作為一個女人，事業和家庭是很難兩全的。」

4. 科學院擔重任

在內外遭遇嚴重挫折的關鍵時刻，在中央「大力協同」方針下，中國科學院敢於擔當，調動四分之一精銳力量涉及20多個研究所，承擔攻關任務，並且由錢三強和裴麗生親赴各地一個個落實任務，組織攻關。僅1961年有關研究所承擔原子彈有關的攻關任務83項，計222個研究課題，幾千科技人員參與。許多最尖端、最關鍵的任務，是中國科學院參與攻克的。

輸送人才，是中國科學院為原子能事業作出的又一關鍵性貢獻，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有15人出自中國科學院（其中原子能研究所7人）；原子能研究所被稱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老母雞」，從該所派生出的研究技術機構，僅二機部系統達14個；該所從1959年到1965年7月向原子能戰線輸送科技人員計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員和正副總工程師28人、助理研究員和工程師147人、研究實習員和技術員712人，同時還為二機部所屬機構培訓工程技術人員1706人。

5. 會戰「安全的心臟」

鈾同位素分離有許多關鍵性技術，其中氣體擴散分離機上的「擴散分離膜」，稱得上是核心中的核心，蘇聯稱之為「社會主義安全的心臟」，即使中蘇關係融洽時也絕不讓中國人接近它一步。

1960年5月，錢三強先在原子能所成立研究小組進行探索性研究，8月向上海冶金所下達研製任務。由於分離膜研製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壓力加工、金屬腐蝕、電化學、機電設計與製造、焊接、分析測試、後處理等眾多學科技術，必須組織綜合攻關，1961年11月，錢三強和裴麗生親往上海主持現場會，調集原子能所、瀋陽金屬所、上海復旦大學的有關力量，在冶金所專門組建一個研究室，請副所長吳自良兼任室主任進行聯合攻關。

後來的情況正如總結材料所說：「這樣四支隊伍（60餘人）集中在一起分工合作，聯合攻關，確實起到了1+1＞2、2+2＞4的作用，為及時圓滿完成任務提供了有力保證。」到1963年底，甲種分離膜元件終於試製成功，並達到量產，保證了鈾分離廠得以順利開啟。

6. 簡易工棚攻克點火中子源

點火中子源又稱氘化鈾小球，是原子彈引爆裝置的核心部件。製成它有一百多道工序。1960年5月原子能研究所接受攻關任務，錢三強把它交給當時30來歲的助理研究員王方定。他們用時一個多月先搭建實驗室—「蘆葦稈抹灰當牆，油氈塗瀝青作頂」的工棚。夏天高溫，還要穿雙層工作服、高腰雨鞋，戴橡膠手套、大口罩，再加有機玻璃面罩， 汗水譁譁作響。冬天，零下低溫，跺著腳做實驗。為了防凍，晚上把儀器、試劑搬進樓，早晨再搬到工棚。

在既無文獻可查又無經驗可循的情況下，歷經三個寒暑無以數計的實驗和總結，1963年12月製成了4個合格的點火中子源，解決了需要。就這樣，在嚴酷的內憂外患面前，上下一條心，大家一股勁，各方協同，努力攻關，所有技術難題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攻克了，終於在1964年10月16日我國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繼美、蘇、英、法後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但是，中國是唯一聲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無核武器地區使用核武器的國家。

1964年成功研製出點火中子源的工棚實驗室

創造兩年零八個月的氫彈奇蹟

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兩年八個月後，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再次使世界感到震驚，各國都驚詫這個奇蹟！

人們歷數著，美國從第一顆原子彈到爆炸第一顆氫彈，用了七年三個月時間，蘇聯用了四年，英國用了五年兩個月，法國早中國四年八個月（即1960年2月）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而他們的氫彈在中國成功爆炸氫彈後仍無聲息，因此戴高樂總統大發雷霆，嚴厲訓斥他的原子能總署的官員和主要科學家。後來法國同行告訴錢三強，戴高樂那次發火還拍了桌子。

不僅外國人為中國的兩年八個月感到驚訝，好長一段時間連我們自己人、甚至連周恩來總理也不了解其中究竟。1970年10月19日，美國作家斯諾問周總理：「為什麼工業相對落後的中國，試驗氫彈的速度要比美國和法國快一倍？」周恩來的回答是：「不光氫彈，整個核武器我們還在試驗階段。試驗比較快的一個原因還得感謝赫魯雪夫，是他撕毀了在原子能方面同我們籤訂的合作協議，是他撤回了在中國的全部蘇聯專家， 迫使我們自力更生解決問題。」斯諾以為中國總理答非所問，是因為保密故意如此。殊不知，那時周總理並不知曉實情。

後來許多親歷者寫回憶、寫自述，終於對「兩年零八個月」給出了答案，它得益於錢三強和劉傑當年運籌帷幄，忙中偷閒下了一步「妙棋」——1960年在原子彈攻關任務緊張繁忙之際，錢三強開始組織原子能所的黃祖洽、于敏、何祚庥等進行氫彈理論預研究，先後寫出69篇報告。研究進展主要在兩方面：一是對氫彈各種物理過程進行了探討和研究，包括各種有關核反應截面的調研、整理、分析與計算等；二是對氫彈作用原理和可能結構的探索研究，包括認識和發現點火和燃燒點是兩個臨界點等。

在原子彈成功試爆後（1965年1月），原子能研究所預研組的人員（31人）和研究成果全部合併到核武器研究所，在原有工作基礎上再合力推進，從而創造了兩年零八個月的快速度。後來，錢三強自己總結說：「這就是說中國人並不笨，外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經過努力，也能夠做到。」1977年9月28日，錢三強還講過這樣的話：

我國從原子彈到氫彈花了兩年多的時間，而外國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們一下子就超過去了。1970年人造衛星上天，世界上兩大尖端我們都有了。正是由於各方面的勝利， 尼克森往我們國家跑了，你要是沒有這些，他會來？我看不見得。所以一個國家的政治沒有實力支持，說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時候不說，實力擺在那兒，這些實力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形成的，人家無形之中就對你尊重。人家不會閉著眼睛不承認。相反，工作搞不上去，說了半天空話沒有用，反倒被人家笑話。

用鄧小平的一段話作為今天的結束語。這話是他1988年10月24日在玉泉路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講的。他說：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入門與出道——在科學院、工程院親歷札記及我的早年》（葛能全著，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葛能全，1963年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科學院院部工作，先後就職於政策研究室、辦公廳、學部聯合辦公室，曾任院黨組秘書、錢三強秘書等；1992年起參與中國工程院籌建，並任該院首任秘書長、黨組成員，至2000年退休。幾十年見證和經歷了許多重要科學事件。本書述及作者對一系列科學事件的回顧，資料豐實，敘事清晰，文字嚴謹，揭示了眾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為研究兩院院史，以及當代科技史與科學人物，提供了大量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