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2月末，世界銀行在北京發布了該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中國展望報告—— 《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這份選在「兩會」之前敏感時間發布的報告，對中國發展與改革問題的分析和建議，在國內外引起了不小的反響。該報告的核心思想是什麼？對中國有何政策建議？安邦研究部翻譯了本報告的主報告，以饗客戶。註：本報告僅供學習交流參考之用，報告版權歸原作者單位所有。
摘要：中國過去 30多年的經濟績效，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GDP 年均增速高達10%，5 億多人口脫貧。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國和製造國，也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即使經濟增速放緩，也將可能在 2030年前躋身高收入行列，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然，屆時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不過，這裡涉及兩個問題。首先，儘管與目前的水平相比會有所放緩，中國未來能否仍然以從全球角度看較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其次，這種增長能否在與國際社會、生態環境和自身社會結構相互適應而非嚴重衝突的情況下實現？
本報告對這兩個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認識到相關風險。中國有潛力到2030年成為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但這並不會輕而易舉地成為現實。為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實現 2030年的發展願景，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實施新發展戰略。鄧小平先生倡導的改革使中國轉向高速增長軌道，他在凝聚共識、推動根本性戰略轉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經歷 30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十二五」規劃是一個良好開端，在融匯其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本報告提出了直到 2030 年的長期戰略。重要的是，本報告著重闡述「如何做」而不僅僅是「做什麼」。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條重要結論。
第一，通過下列措施推進結構性改革以強固市場經濟的基礎，即重新界定政府職能，改革和重組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發展民營部門，促進競爭，深化土地、勞動力與金融市場改革。隨著一個經濟體技術接近前沿水平，引進推廣國外先進技術的空間縮小，政府職能及政府與市場和民營部門的關係，均需進行深刻調整。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產品和服務相對減少的同時，需要提供更多的諸如制度、規則和政策之類的無形公共產品，以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競爭，便利專業化分工，改善資源配置，保護環境，降低風險與不確定性。
在企業部門，應重點關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包括公共資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措施在內的現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況下實施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發展民營部門，減少進入和退出障礙，加強包括戰略性和支柱性產業在內的所有部門的競爭。金融部門需要進一步推進銀行商業化和利率市場化，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健全法律和監管體制以確保金融穩定，為中國金融體系國際化建立可信的基礎。在勞動力市場上，中國需要分階段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確保勞動者今後能在市場信號引導下流動；採取措施提高勞動力參與率；反思並調整企業工資政策；形成可在全國範圍內轉移的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最後，需要完善農村土地市場，以保護農民權益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從根本上完善農地徵用政策以遏制城區的過度擴展，降低地方政府對與土地相關收入的依賴，疏解農民的不滿情緒。
第二，加快創新步伐，建立一個開放的創新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競爭壓力激勵中國企業通過自身研發和參與全球研發網絡進行產品與工藝創新。中國已經在建立研發體系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前列。未來的優先任務是提高研發質量而不僅僅是數量。為此，決策者需要著力提高大學畢業生技能和認知能力；建設一批與產業緊密聯繫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促進「創新型城市」發展，集聚高素質人才、知識網絡、充滿活力的企業和學習型組織，並使這些機構自由互動；提高長期風險資本對於新設民營企業的可及性。
第三，通過市場激勵、監管、公共投資、產業政策和制度建設等措施，抓住「綠色」機遇。鼓勵綠色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不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實現持續增長，也有助於應對中國面臨的主要環境挑戰。這將鼓勵一系列低汙染、高能源和資源利用效率部門的投資，實現綠色發展，並促進上下遊的相關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在全球朝陽產業競爭中贏得優勢。這些政策有成功潛力，因為中國具備諸多優勢。巨大的市場規模有助於快速推廣成功技術以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高投資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汙染的資本品；日益增長和充滿活力的民營部門如能獲得足夠融資，將對政策信號做出積極響應；充分利用相對發達的研發基礎設施，推動邁向並拓展「綠色」技術前沿。
第四，通過在就業、融資、高質量社會服務和可轉移的社會保障等領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這些政策措施對扭轉較大的收入差距，幫助家庭管理與就業、健康及老齡化相關的風險，提高勞動力流動性，至為關鍵。中國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於城鄉勞動力在就業機會、關鍵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轉這一趨勢需要採取三方面的協調行動。首先，向農村居民和流動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從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基本衛生醫療到養老服務。其次，改革社保體系，確保形成可靠的社會安全網。最後，動員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和民營機構，政府和社會組織——共擔公共服務的融資、提供與監督職責。
第五，通過籌集更多財政收入，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履行支出責任，建設穩健的財政體系。新發展戰略所需的企業和金融部門、綠色發展、機會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對公共支出規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今後 20年建立穩健財政體系的議程涉及三個關鍵領域。首先，籌集更多財政收入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會和環境方面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最後，確保各級政府機構（中央、省級、地級、縣級、鄉鎮、村）可用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如果財政領域沒有進行適當改革，新戰略所需的許多其他改革將難以推進。
第六，通過成為全球經濟積極的利益攸關方、主動利用多邊體系和框架並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形成中國與世界互利共贏的關係。過去30 年，中國從融入全球經濟中獲益良多。今後20 年繼續加深與全球經濟的貿易、投資和金融聯繫，中國還將會從進一步專業化、更多投資機會、更高資本回報以及互利的創意和知識流動中獲益。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利益攸關方，中國應在挽救陷於停滯的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保持積極態度，在區域貿易安排中倡導「開放的區域主義」，支持達成多邊投資協議。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涉及開放資本帳戶等許多工作，需要穩步推進。不過，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關鍵步驟。最後，中國應當在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和應對全球緊迫經濟問題（氣候變化、全球金融穩定、更有效地啟動較中國貧窮的國家發展進程的國際援助框架）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本報告在以上六個優先改革領域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決策者需要合理安排各領域內部和各領域之間的優先順序，以確保改革平穩實施，並取得預期效果。最終的成功離不開強有力的領導力與決心，堅定的實施，部委與機構間的協調和得到靈活且有效管理的協商過程——協商將確保公眾支持並參與到改革過程的設計、實施和監督之中。全球經濟正在步入一個風險增大的時期，中國自身也處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的階段，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風險、衝擊與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應對。應當牢牢把握的原則是，應對短期問題必須有利於而非阻礙實現長期改革的優先目標。
第一章 中國發展之路：1978－2030
1.中國經濟成功背後的獨特因素經過過去
30年的發展和兩次歷史性的蛻變，中國從一個農村、農業社會成為一個城市、工業大國；從共產經濟成為基於市場的經濟體，這些轉變給中國帶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迅速，貧困率也從65%下降到不到10%，使5 億多人口脫貧，並且已經實現千年發展目標。雖然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存在差異，但各地的經濟都飛速發展。的確，如果把中國 31個省市和自治區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來看，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快的 32個經濟體之一（如圖-1所示）。中國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例如世界最大的10 家銀行當中有2 家是中國的；有61 家企業上榜全球500 強；公路裡程數全球第二；海岸線全球第三；全球最大的 10 個貨櫃碼頭有 6 個位於中國。中國在衛生、教育、科技領域都取得重大進步，與世界領先國家水平差距不斷縮小。
圖1：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
數據來源：《2010 年中國統計年鑑》和《世界發展指標》（世界銀行，2011年9 月）
中國高速發展的背後有很多獨特因素，這包括 1978 年的經濟原始條件，就是改革的成熟時機。當時的農業改革，包括戶口制度點燃了經濟改革之火。總之，這些改革的主要特點包括：
第一，務實與有效的市場導向型改革。中國不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獨特之處並非是做了那些事才成功的，而是如何成功的。中國之前所採取的戰略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鼓勵地方政府大刀闊斧地進行試點。通過循序漸進、實踐性的方式引入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並為地方政府提供動力，中國在每一個發展的階段都能制定出有效的過渡制度。這些改革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其「雙軌」本質——支持舊的關鍵產業內國有企業的同時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經濟可以「計劃外增長」，直到行政控制的計劃體系逐步退出。經過這樣的反覆探索，如何制定相關制度成了全新的、有差異的挑戰。的確，不同地方常根據其自身特殊情況量身定做獨特的制度。
第二，平衡增長與社會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在 1978 年改革開始之際，經濟形勢困難，於是促進經濟增長成為了一個緊迫的首要任務。初期改革的成功促使這一任務轉變成了國家目標，並有效調動社會各行業——包括個人、企業和地方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政府採用財政、行政和就業政策組合在經濟和結構快速變化時期來維持社會穩定型。但這並沒有取得有意義的成就，因為中國面臨每年要吸收900 萬新進勞動力的問題，同時要吸收受政策變化（如1998 年央企或國企改革）、摩擦性失業和外部經濟衝擊影響的勞動力。
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結構轉型也帶來了宏觀經濟挑戰。經濟偶爾會出現嚴重的通脹，如上世紀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但中國通過傳統貨幣財政政策的結合，再加上必要時的行政手段，已經有效恢復了宏觀經濟穩定性。因此，在這個時期內，政府成功保持了通脹低水平並保護城鄉貧困人口免受主要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的巨大衝擊。
第三，地區間的競爭。通過允許地方政府競爭招商引資、發展基建、提高當地商業環境，中國各級別的地方政府發展強勢。分權政策，包括1994 年的財政改革（有效增加了資源從中央轉移到地方），讓地方政府有動力和資源勇敢追求發展目標。增加的這些發展要素流動性說明資源已經流向最支持增長的地方轄區。最後，中國地區發展的各種差異表明地方政府能夠根據自身情況經歷並為特殊改革而奮鬥的同時，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框架內執行政策。有助於推動主要改革目標的官員均受褒獎，這些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就業和社會穩定性。但也導致了各地方政府、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雖然這也是刺激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已經遠遠超出中央政府的預期。
第四，國內市場整合。改革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消除地區間針對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的障礙並建立一個整體的國家市場。連接地區間、以及內陸和沿海的主要基建投資有助於消除這一障礙。一個巨大、融合的國內市場能使企業形成規模經濟，全國各地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模式也延長了產品的生命周期。
第五，與全球經濟的堅實融合。鄧小平在南巡之際提出建設經濟特區，以及中國加入WTO ，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裡程碑，與全球經濟不斷深化、延伸。這一政策也為中國收穫了不少利益，獲得了投資、先進技術、管理專家；為中國的商品和服務打開國際市場；促進中國國內經濟改革。
2.中國國內外未來20 年的發展趨勢和特點
中國的改革仍在進行，已經促進地區經濟活動的集中化和沿海省份經濟的凝聚、鼓勵了生產要素和商品在各省以及全球間的流動性、在全球化競爭壓力下建成高儲蓄和投資導向的增長程序。最重要的是，中國避開了經濟倒退：經濟平均增速在30 多年間不僅保持在 10%左右，只有 2 次掉到8%以下。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仍保持高增速，這是一股重要的穩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抗衡全球經濟活動下滑的影響。
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內能否保持這一狀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環境會如何演變，以及中國國內正在發生的結構變革。但可以肯定地是在未來20 年內中國國內外的趨勢與過去30 年相比天差地別，不僅因為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從根本上重塑全球經濟——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趨勢，還因為新出現的國際挑戰和機遇將嚴重影響實際經濟未來的軌跡。
全球大趨勢過去
30年內，全球的大環境毫無疑問促進了中國的高速發展。主要因為包括相對開放的貿易、FDI的增加、全球主要市場的穩定增長、運輸成本大幅減少、跨產業貿易上升、通信技術迅速傳播。但今後的趨勢並非是現有形勢的線性延伸，或許有些趨勢仍會保持現狀。目前越來越多的人都認為包括中國在內，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等收入的新興市場將會超越發達經濟體。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科技會繼續向發達國家看齊。另一個原因，發達經濟體由於去槓桿化和主權債券負擔承重，增速會持續下降。到 2030年，發展中國家增長有望佔全球增長的2/3 （如果不包括中國，則為40% ），以及全球輸出的一半（不包括中國則為 30% ），將會成為全球貿易的主要目的地。較大的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將會成為多極世界經濟中的一極。
或許全球大趨勢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自身的崛起。在未來20 年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對全球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就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到 2030年，中國仍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全球貿易中的比率增長2 倍。但也可能仍是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儘管其貿易順差會有所下降，但中國仍有望穩坐全球頭號債主寶座。有人認為中國屆時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相當於1870年左右的英國以及1945 年時期的美國。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全球中產階級規模將會空前擴大（2030年，預計會從2009 年的不到 18 億飆升到50 億，其中2/3 在亞洲國家），從而引發對住房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爆發，包括汽車。但全球的能源、自然資源供給和環境壓力會激增。氣候變化效應將進一步惡化部分地區的食物與飲用水短缺問題。原材料價格將持續上漲和波動。稀缺自然資源價格走高突出了引入 「綠色增長」戰略的需求，這是推動增長的一個潛在動力源。
儘管新興市場有潛力快速增長，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增速將會放緩。首先就是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增速會放緩，在某些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勞動力數量甚至會下降，從而導致人口負擔利率走高，而儲蓄和投資降低。第二，儘管新興市場經濟體在製造業仍會保持競爭優勢，但單位勞動力成本上漲會進一步增加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由於服務業的生產力增長往往低於製造業，因此整體經濟增長會放緩。
同時，保護主義可能會伺機抬頭，特別是那些受此次金融危機嚴重影響的發達國家，但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逆的，商品、服務、金融、人力和知識的跨國運動仍將持續並深化。全球跨國生產鏈也會不斷繁榮，跨產業、跨企業貿易得以進一步強化。
由於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高於GDP，新的經濟先鋒將會從事服務業貿易，這是全球目前增長最快的貿易。由於新興的通信技術，在過去，服務是無法進行貿易的（如衛生和教育），現在，已經可以像製造業一樣跨國買賣。另外，全球產業為尋求國際競爭力仍將持續遷移。
在過去20 年內，全球自由貿易協議的數量成倍增長；在未來20年內，貿易融合將持續深化，生產網絡也會繼續擴大。東亞國家間的貿易將和歐洲內部貿易匹敵。新興市場將不斷增加在全球開放的貿易體系中的參與和影響。針對氣候變化、國際金融穩定性、國際移民、傳染疾病、水資源管理和其他全球挑戰的解決方案需要全球參與的新的方式。
鑑於歐元區和日本經濟疲軟，美元仍可能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擴張將導致國際貨幣體系不穩，主要匯率的不確定性會增加國際貨幣和貿易交易的成本。中國在全球貿易中不斷上升的地位、經濟規模以及作為全球頭號債主的角色將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但人民幣要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取決於中國金融業改革的成敗以及外部資本帳戶的開放程度（詳見第八章）。
科技比較可能在某些領域有重大突破，如飲用水資源、能源短缺和生物技術。由於煤炭資源豐富，清潔煤炭技術方面的突破將使中國獲得明顯的優勢。可再生能源技術也越來越具經濟價值。然而目前的模式是：發達國家在技術方面有所突破，但這些技術在商業上的應用及大量產品通常被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未來這一模式仍可能保持不變；利用、改進並掌握現有技術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促進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由於新興市場也在發展自己的科技能力，新型和突破型技術都可能出現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某些領域以「跨越式發展」超越發達國家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中國國內的主要趨勢
由於某些新興市場在未來 20年內的增速會放緩，我們預計到2026 －2030 年，中國的GDP 會從2011 －2015 年期間的8.5%逐步下降到5%左右（見表-1 ）。一方面，很多資源在從農業向工業轉移中形成了推動增長的動力。還有，資本的持續積累雖然規模可觀，但對推動經濟增長作用不大，因為資本-勞動力比率上升。此外，中國將經歷一場人口變革：人口負擔率在未來 20年內將翻一番，相當於目前挪威和荷蘭的水平（在22% －23%之間）；勞動力規模預計將從2015年開始縮小。但勞動力將更具生產力。最後，全要素生產力（TFP ）增長也會下降，這是衡量經濟效率和技術進步的指標。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從第一代政策改革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吸收的進口技術已經耗盡。最終，中國與技術先鋒國家的差距會縮小，而第二代政策改革可能對增長的作用較小。
表1：假設改革穩定且無重大衝擊情況下中國增長模式預測數據
來源：國家統計局
這些因素加上「重新平衡」的政策，都強調國內增長，使得服務和消費在經濟中的比例上升，而出口、儲蓄和投資的比率下降。中國面臨的挑戰在於在支持這些增長和結構轉型的同時要避免經濟突然下滑以及可能的危機。
中國的外部帳戶在貿易順差方面有望下降——由於中國的國際市場份額增加，發達國家市場增長緩慢，中國的出口增長也將放緩，但進口增長會受到國內內需持續擴大刺激而上升。但同時，中國的外部資本帳戶逆差會增加，因為中國儲蓄會流向國外，以尋求更高回報率的投資並抵消國外的貿易保護壓力。該趨勢不僅能防止外匯儲備積累上升，也能促進中國的企業走出去。
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已經對環境和自然資源造成巨大壓力，包括土地、空氣和水資源。未來的挑戰就是要通過進入全球綠色科技新市場，利用綠色增長模式將這一壓力轉化為推動經濟的新增長源，同時解決中國自身的環境壓力問題。如成功，生產的能源和商品密度到2030 年有望大幅下降。原因有三：工業佔GDP 比重下降；資源與汙染密集型企業在工業中所佔比重下降；能源、商品和環境服務價格下降。
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在過去 20年內一直在加劇，但已經有初步信號顯示未來收入差距會持平或逐漸縮小。未來幾十年內，三個突出的結構因素會證明這一拐點。首先，中西部地區會加速發展，與沿海地區收入差距縮小。第二，農民工收入會大幅上漲，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縮小。政策的作用將在於通過增加平等機遇支持這些結構因素（詳見第六章）。第三，雖然城市化率仍將繼續上升，但由於農業向製造業轉型放緩，以及城鄉收入差距所轄，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也會逐步放緩（城市-農村收入比率到 2030年有望從 2010年的3.2 ∶1 下降至2.4 ∶1 ）。
同時，教育水平提升和高等教育蓬勃發展培養了越來越多的技術型勞動力並推動中國的價值鏈，這一進程可能在未來繼續加速。不斷提高的技術基礎將有助於經濟生產從勞動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型，並加速創新步伐。正如上世紀80 和90 年代，大量缺乏技術的中國勞動力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一部分進入國際勞動力市場，今後，中國有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也將會成為全球勞動力大軍的一部分，對擴大全球技術型產品供給意義重大。實際上，大學畢業生數量在未來20 年內將會激增——比整個美國的勞動力數量還要多。
此外，中國在單位勞動力成本的現有比較優勢也會逐步消退。沿海地區非技術型工人實際工資的迅速上漲將刺激企業轉移到附近勞動力和土地相對便宜的內陸地區。由於內陸和主要城市、港口之間的連接基建不斷完善，內陸與沿海之間不斷上漲的運輸成本不會影響較低輸入成本所帶來的優勢。
在生產力上升的同時，工資上漲會繼續刺激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反過來，這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會提升消費在GDP 中的比重。此外，根據國際經驗，發展中的中產階級也將促進政府提高行政、改善公共服務等。
最後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這是中國提高自身全球競爭力的推動力，在未來也將快速發展。未來 20年內，中國的城市人口每年新增數量相當於一個東京或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到 2030年，城市居民佔總人數比重將從1/2 上升到2/3。這又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但也取決於城市發展政策的設計和實施。
3.未來的機遇與風險
這些全球和國內趨勢給中國帶來很多未來 20年助燃經濟增長的機遇，但也面臨不少威脅增長的風險。未來的任何發展戰略需要依靠機遇，同時管理風險。
首先來看機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收入差距縮小使得中國中產階級擴大，從而刺激對收入彈性商品的內需，如耐用消費品、休閒活動、住房、更好的衛生教育服務。這些加上其他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在相似的轉型中都將會為中國的企業提供大量新機遇，帶來生產和營銷的規模經濟，並通過創新和技術發展為企業增加國際競爭力提供新鮮血液。
產業專門化、產業間貿易和雙向投資的提高都讓中國有機會通過吸收、完善並掌握現有技術縮小自身與國際科技先鋒之間的差距。中國的高儲蓄率也有利於資助科技發展，成為全球科技大國（見圖-2 ）。還有，隨著自身研發能力的進步，中國也將成為全球生產和流程創新的來源國，並帶來技術突破。
圖2：中國的儲蓄與其他國家比較
數據來源：世界發展指標，世界銀行
中國不斷發展的科技實力又能促進產業結構的變革，形成具備比較優勢的新興領域。不僅中國的建築業已經成為國際建築工程的全球大佬，其他產業也會在全球市場上具備各自的競爭力。這樣的轉變也是提高生產質量、安全和環境標準的機遇：為中國提供一個國際經濟前沿並提高國內的消費體驗。
中國目前的生產和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新型模式的探索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政府強調經濟發展的平衡性——不僅僅是發展速度，更鼓勵地方政府間基於發展指標和社會、環境衡量因素展開競爭。對首要任務的調整也要符合中產階級擴大帶來的提高生活質量需求。
同時，全球和中國國內的趨勢也為中國帶來不少風險，可能減緩中國經濟增長並破壞中國發展成為一個高收入、和諧和有創造力社會的進程。應對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社會轉型的問題本身就是個挑戰，加上國際環境仍可能充滿不確定性、變化無常，中國的任務更加艱巨。由於全球經濟進入到一個全新且危險的階段，要通過全球金融危機的副作用找出出路並適應「新局勢」，未來5 年的風險會特別高。
中國增長將會放緩已經是個廣泛共識，但何時放緩、以何種速度、進程是否會順利仍是未知之數。任何經濟的突然下滑都將可能暴露國內銀行、企業和各級別政府的效率問題，釀成一場財政和金融危機，目前的高速增長已經遮蓋了這些潛在問題。在這樣的局勢下，給社會穩定性造成的影響也很難預測。
政府如何應對經濟突然下滑將取決於成因。成因之一可能會是宏觀經濟受到衝擊，如房地產價格突然下滑、建築業和投資大幅緊縮，或是發達經濟體增長驟降而導致的全球貿易與增長銳減。這些風險在短期內至關重要，而且中國在未來 20年內的確有可能會面臨這樣的風險。幸運的是，中國的財政和債務情況能在短期內以逆周期措施來應對，但仍需長期的結構改革舉措加以支持（如本報告中提出的建議）。
另外一個可能造成增長驟降的風險就是經濟結構本質，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是通過政策改革來應對結構問題，一旦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措施刺激經濟，那麼將會引發通脹和不穩定性，還可能破壞投資者信心，最終造成更慢的增長甚至停滯。在上半個世紀，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中等收入情況，但只有極少數的國家能走出這個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更多的是面臨增長的突然、急劇下滑，在應對導致下滑的根本結構之際失敗了。中國不應該再重蹈覆轍。成功實施本報告中包含的這些改革政策，旨在找到新的增長動力——提高輸入因素效率、人力資本投資、創新並轉向高價值服務——避免掉進陷阱並在未來20 年內GDP 保持在每年6% －7%的增速。
中國相對較高的收入與資產之間的不平衡性、低消費和享受公共服務不平等問題（圖-3 ）都已經加劇增速驟降的風險。雖然國內內陸地區的大量居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但勞動力遷移障礙（即戶口制度、缺乏養老金計劃、勞動力市場機構功能疲軟、就業市場信息不足）已經把上千萬農民家庭困在低工資和低生產力工作當中。這些障礙，加上市場因素和有利於企業利潤的資源價格政策和家庭收入稅收，都造成工資比率降低，但資本在國家收入中的比率升高。再者，國家給農村和城市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務天差地別，城鄉地區之間的「機會鴻溝」也在加劇。某些地區社會問題造成的緊張已經升級，導致公眾遊行示威不斷。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這種緊張情緒將是中國未來增長和穩定的威脅。
圖3：2008 年以來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
數據來源：世界發展指標、世界銀行、《2010 年中國統計年鑑》
社會風險也可能從其他方面升級。如果參考其他國家經驗，中產階級的壯大及國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將對政府提出改進執政以及獲得更多參與公共政策探討和實施的需求。如果政府滿足不了就將造成社會緊張；若政府能找到方法提高協商、知識以及個人和非政府機構社會資本，這些需求將是優化執政的支持力量。
還有一個風險與中國增長模式有關，特別是在能源和自然資源密集使用的板塊，已經造成大面積環境退化，經濟也受到商品價格的衝擊。儘管各產業能源密度上升已經穩步下調，但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化發展、製造業結構轉型都促使中國成為全球頭號使用國，2010年已經超越美國（但按照人均來算，美國仍是全球第一，人均消耗能源量為中國的5 倍，中國在風能和太陽能方面已經全球領先）。同理，快速增長已經導致自然資源衰竭、環境汙染嚴重。這些趨勢未來可將是抑制增長的重大威脅。
很多造就中國高儲蓄率和投資水平的政策也是中國外部不平衡性的原因之一，這是以經常和資本帳戶順差衡量。這兩個順差已經使得中國的外匯儲備很多都投到了低收益的美國國債上，但中國卻要為以「熱錢」形式入境的資本和FDI 支付高額利息。中國現在的經常帳戶順差和外匯儲備只是目前的現象，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才出現的。這不僅反映了中國作為快速擴張和深化東亞生產網絡的中心，其作用不斷加大，也反映了強化國家緩衝外部衝擊的匯率政策目標。諷刺的是，鑑於美元不振，這些外匯儲備面臨大額資本流失的風險。通過外向型FDI出口資本的措施，特別是確保原材料供應的努力，已經在資本接收國家受到質疑，除非採取恰當措施解決這些問題，否則風險和摩擦仍會升級。
中國出口高速增長，但與進口增長速度不平衡，在加上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貿易順差助燃保護主義壓力，這些都影響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中國的出口保持目前的增速，那麼到 2030年，佔全球市場的比率將達到20% ，幾乎相當於上世紀80 年代中期，日本出口佔全球市場比率巔峰時期的2 倍，日本當時就遭遇了其貿易夥伴的保護制裁。中國如果照目前的軌跡發展，這就可能在 2030年之前引發不可控的貿易摩擦。由於高收入國家增長疲軟且仍在進行財政整改，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的份額將會越來越大。
第二章 2030 年的新發展戰略
中國過去 30年成功發展的戰略已經成就中國今天中上收入經濟體的地位。但未來 20年的挑戰和機遇與過去碰到的不同，需要用全新的戰略來應對。這個新戰略要依託機遇、解決挑戰、管理風險並實現國家的長期目標。但包含哪些目標——以及中國取得這些目標需要什麼戰略？本章將首先探討中國自身對 2030年的遠景規劃，找出新戰略的核心因素，最後評估這個新戰略應該具備的特點。
1、2030 年發展目標：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
在最近一份地標性研究當中，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指出保持高速增長的國家都有5 個共同點：通過開放貿易與投資政策在全球尋求機遇；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高收入與高投資率；允許市場配置資源；政府可靠度高。鄧小平是中國的改革建築師，在塑造從根本上改變國家戰略共識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經過 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發展之路已經到了另一個拐點，需要再次進行戰略的、根本的改革。
中國的最終目標就是到2030年要成為一個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這個目標中的每個因素在本報告中指導分析和建議方面都有特殊意義。
一個「現代社會」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且生活質量與西方國家不相上下。這樣的社會應該有現代價值觀、現代經濟和社會結構、當代尖端的產品和技術、並在全球所有領域與其他國家平等發展。
要成為一個「和諧社會」，中國要達到三個相互關聯的目標。首先，政策目標要旨在消除大部分社會和經濟障礙並建設一個人人平等參與國家經濟、社會、立法和政治制度的社會。中國將看到這樣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爭端基於道德、法律法規和實踐公平和平地解決，而制度結構能迅速適應社會變化需求和雄心。第二，中國要平衡與自然的關係，其生態碳足跡——使用資源及產生垃圾的衡量指數——要與國內（以及全球）土地、水資源、空氣資源生物方面的現有技術保持一致。第三，中國自身要在國際社會中成為一個公平、有建設性的合作夥伴，通過和平合作針對全球事務向共同目標邁進。
一個「有創造力的社會」，中國未來的繁榮基於創新，並拓展個人的創造潛力。成功與否取決於創造價值的能力，並非生產更多產品，從而能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在同種產品領域提升價值鏈、參與全球競爭。創造力不僅要通過產品和生產流程技術顯現出來，還要體現在文化和藝術領域。如果成功，中國的經驗將成為其他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標榜。
一個「高收入社會」就是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要與發達國家持平；龐大的中產階級促進社會穩定、優化執政和經濟進步；消除貧困；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通過提高平等和機遇促進社會和諧。
如果中國到 2030年實現該目標，那麼按市場價格計算，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實際上中國將在 2020年前趕超美國）。中國在未來20 年之內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將相當於目前15 個韓國。人均年收入將在1.6 萬美元左右，為目前水平的3 倍多，接近現在斯洛伐克或韓國的水平、略超美國當前水平的1/3。
另一個 2030年將出現的現實問題就是中國的人口轉型。中國在「變富」之前先「變老」。人口低出生率將意味著老齡人口比重增大。老年贍養率，即65 及65 歲以上人口數量與14 －65 歲人口數量之間的比率，在未來20 年內將翻一番。到2030 年，中國的贍養率將與目前挪威和荷蘭的水平持平。更重要的是中國適齡就業人口數量從2015年之後就會下跌，城市人口比重將從目前的 50%上升到2/3 ，平均每年增長1300 萬人。
與目前的情況相比，2030 年，中國的經濟會更加複雜、並由市場驅動、以知識為主且傾向於服務業。貿易和金融與全球經濟的融合會導致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因此對外部衝擊會變得更脆弱。國內金融市場會更加穩定。這就為一個開放的資本帳戶和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打下基礎。政府的經濟首要任務要轉變為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有利於投資和法制健全的環境、資助公共商品和服務。中國還將在同種商品領域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高校畢業生數量將是目前的3 倍。另外，生態環境會有所改善。由於城市人口的激增、交通發展、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會繼續縮小。
2.新戰略解析
要實現2030 年的目標，中國需要採取新的發展戰略。過去30 年採用的戰略旨在應對過去的挑戰。現在，不僅是中國面臨的挑戰變了，國家實力也不同了。成功的戰略應該是彈性的、符合這個不斷變化的局勢。無法成功調整戰略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最高決策層已經意識到這一個問題並已經把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為中國最終要的經濟戰略首要任務。
改變發展模式是個緊迫任務，作為向科技先鋒發展的經濟體，中國對併購和應用外國技術的潛力已經耗盡，政府的角色要從根本做出改變。儘早做出改變有助於中國從新技術進口國轉變成為技術創新國。
發展中國家易於跟隨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從而獲得「後來者」優勢。這樣的模式使政府更加明確自身的角色——提供道路、鐵路、能源和其他基礎設施支持民營投資，實施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以鼓勵科技進步，若市場與協調機制實效而抑制具備國際競爭力和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實施恰當產業政策。東亞發展戰略取得成功的經濟體（或地區）包括日本、韓國、香港特區、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都深刻反映了這些特點。
但是當一個發展中國家成為技術先鋒之後，正確的發展戰略就不那麼清晰了。政府的直接參與可能會阻礙經濟增長。相反，政策的側重點需要轉向民營產業發展；確保市場足夠成熟，能有效分配資源；企業在先進技術領域有實力參與全球競爭。
民營產業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技術前沿的創新本質上和簡單的技術追趕有天壤之別。創新是個不斷試探的過程，成功機率非常不確定，並非通過政府規劃就能實現。的確，參與創新試探進程的企業越多，取得技術突破的機率也越高，而且新成果極有可能被用在商業產品當中。企業要在這一領域發揮領頭羊的作用，政府則要支持、促進企業的創新。
政府的關鍵支持之一在於加強人力資本的質量。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伴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逐步減少和製造業實際工資的上漲，這一趨勢目前已經越來越明顯。但勞動力生產力並沒有隨之增長，實際工資上漲將導致國際競爭力大幅縮水。提高人力資本質量不僅能增加勞動力生產力以維持中國的競爭力，還能使得中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升級價值鏈。要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就需要優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安全。還需要公平的就業機遇和創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橫向轉移，以及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階級中的縱向轉移。
政府要發揮的另外一個支持作用就是鼓勵參與發展進程。正在壯大的中產階級對於參與公共政策決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這就要求國家賦予公民更多權力參與發展，通過自身努力改善生活標準。政府應該積極應對這些需求並通過明確法規賦予個人、家庭、企業、社區、學術界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相應權利，鼓勵擴大決策參與規模。這樣一來，政府就能逐步將自身功能轉移給社會大眾，讓非政府組織以全新方式來形成網絡，為創新和創造力製造空間。另外，賦予社會一定權利，特別是弱勢群體，將有助於釋放提昇平等和機遇的新興觀點和方法，確保社會各階層全面發展，取得社會福利與競爭力的平衡增長。
最後，雖然政府減少了在市場、資源配置、生產和分配的參與，但應該提升其在金融公共產品和服務、環保、提高平等與機遇、為民營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方面的作用。政府發揮這樣一種間接、支持的作用雖然比較複雜但將產生廣泛影響，並通過民營產業和社會組織發揮更大的槓桿作用。雖然直接對「有形」商品和服務的參與減少了，但政府仍需提供無形的公共商品和服務，例如提高生產效率、競爭、促進產業專門化、強化資源配置效率並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體系、法規和政策。這需要設計和貫徹刺激創新的體系結構。
比如一個主要領域就是基礎公共服務的融資，包括養老金、醫療保健、教育、住房，政府可以加大投資力度，將之前積累的資源投入到基建和製造業當中。同樣重要的是，政府不應該過多幹涉民營或公共產業是否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務，而應該注重要確保這些單位在公共商品和服務方面的效率和質量。鼓勵民營的公共商品和服務產業並形成公-私夥伴關係，這不僅能將新技術和思潮注入公共服務，還能賦予民營產業一定權利並鼓勵更多人參與到這一發展進程當中。另一個例子就是環境，該領域需要政府強硬的行動。綠色發展戰略不僅要改善中國的生活質量，還要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貢獻一己之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口數量也是全球之最，中國應該承擔更多的全球義務並在全球公共商品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為做到這一點，中國需要把自身利益和全球關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建設主動參與全球事務的能力、設計全球法規而不只是接受它們。
總之，中國調整其發展戰略迫在眉睫，這決定了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在核心部分，這樣的調整需改變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與市場、民營產業和整個社會的關係。雖然政府從直接參與生產、分配和資源配置當中撤出來，但仍需集中精力規劃並實施政策和立法框架，賦權其他人和組織參與經濟決策制定，從而達到快速、包容和可持續的增長目標。要發揮好這一職能，政府要遵從法制、精兵簡政、加強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重新定義職能的過程中，政府還需加速國有產業的改革，使之與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相協調。同時還需促進市場因素改革（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從而強化市場經濟基礎、提高競爭和創新。同時，社會的職能也需要做出較大變革，中產階級將通過加大參與發展進程的力度和範圍成為促進和諧發展的主力軍。
3.新戰略的主要特點
在描述提出的發展戰略之前，值得強調該戰略的5 個主要特點。
首先，在提高增長質量的同時要持續增加收入。中國不僅有雄心要成為一個可持續增長的高收入社會，也要實現增長有質有量。增加收入的同時也需要提高休閒和自然環境、拓展藝術和文化活動、加強經濟和社會安全感。與此同時，刺激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的結構也需反映出改革的核心。中國要開發出一套全新的標準來衡量未來幾十年內的進步——以更廣泛的社會福利和可持續目標來平衡增長和收入。
第二，實現平衡、可持續的增長，與市場推動力保持一致。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國家的投資和增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可持續。受高儲蓄、低財政和出口導向型政策的刺激，中國引人注目的增長率已經導致資本密集、產業帶動發展、依託出口。與快速增長的製造業相比，服務業的發展仍然滯後。工資和消費佔國民收入的比率持續下跌；但資本和投資的比率卻在攀升。城鄉不平衡問題從上世紀90 年代就開始不斷擴大。中國也是富人之鄉，但仍有1.7 億人口每天生活費人均不足2 美元。回歸平衡、可持續的增長需要提高服務支出和消費的比重。這一方面，要通過修正要素價格扭曲來實現，並進行由市場驅動的結構變革，一方面取得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也能促進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城市與農村家庭之間的收入分配。
第三，強化創新與創造力。服務業的發展在未來要成為首要任務，而製造業的增長仍將是拉動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畢竟目前雖然實際工資增長迅速，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特別是在內陸、欠發達省份，這在未來很多年之內仍具備一定優勢。政策不應該只是純粹關心增長，還需要鼓勵製造企業升級價值鏈並加快成為全球技術先鋒的步伐。像研發、金融、物流、培訓、信息服務、售後服務這樣的服務有重大意義。要在這些領域有所成就則需要與全球經濟進一步融合併提高專門化、參與全球研發網絡和營銷。
但如果相信創新將會阻礙製造業發展，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中國在開放創新方面成功了，那麼服務業也將受益頗多，中國完全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高端服務出口國。大多數服務都是可以進行國際貿易的，而中國可以從凝聚經濟和服務的國際專門化中受益，這與製造業類似。例如，如果中國在綠色發展領域成功引領全球創新，那麼這方面的相關專家和知識就有可能成為全球追求的對象。同理，如果中國的金融產業能夠達到這一點：資本帳戶自由化且人民幣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那麼中國也將成為一個關鍵的金融服務出口國。
第四，釋放中國的人力資源潛能。機遇的平等性不僅有助於釋放中國的人才潛力，還將支持各方面的增長並優化收入分配。提高機遇的平等性不應該只局限於公共服務，例如衛生和教育；而應該包括經濟機會，如就業、金融、或創業。提高在企業和金融業的機遇平等性的途徑就是要引入更多市場要素和產品競爭。當然，更多的競爭可以來自國外，通過刺激出口並降低進口障礙，也可以通過鼓勵國內市場上的現有企業、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讓中小企業更容易獲得融資和市場機遇、使採購程序透明化來開放公共採購、為從事公共服務的民營產業創造新機會。
第五，重視市場作用、法律法規、社會價值和道德高標準。由於政府將轉變直接幹預企業和市場活動，轉向創造政策和法規環境以支持自由、公平競爭，還必須捍衛法律法規。同時，鑑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複雜性，不僅法律法規要能夠反映出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和首要任務的調整，還應該公平有效的貫徹。如果貫徹標準因各個產業、地區、企業和個人之間差異而不盡相同，那麼可能會抑制競爭、導致經濟成果失效、造成不公平感。若出現合同糾紛，不論發生在私人還是私人-政府間，與事各方才能通過統一的法律法規獲得法律救助，享有透明、有效、正直、公平的司法制度。
同樣，社會價值和道德高標準也很重要，針對近年來被媒體廣泛報導的「道德滑坡」現象，中國普遍比較擔憂。隨著步入高收入社會，中國應該重新審視並貫徹其社會價值和道德標準。從社會角度看，這不僅能提高生活質量，也營造了團體意識並強化社會凝聚力。從經濟角度看，這能減少業務成本、提高政府經濟行政質量。提升社會價值和道德高標準不僅是政府的工作之一，也是社會組織的責任，確切的說，也是每個公民的義務。道德意識不是法律強制性的，卻是一個高收入、和諧社會的標誌。
4.新戰略的六個關鍵方向
在未來 20 年內，中國在向成為現代、和諧和高收入社會目標邁進的道路上將面臨很多挑戰。包括政府要從主動的經濟參與者轉變為發展法律法規和機構框架來支撐競爭市場環境的支持者；實施「智能」城市化戰略；鼓勵創新和產業升級；減少收入差距並確保人人機會均等；調整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在迅速變化的全球管理體系中要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實際上，中國面臨的挑戰要更多。本報告評估了中國需要在未來20 年內了解並應對的六個新戰略方向：
第一、國營與民營產業的角色。此次發達經濟體當中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致全球經濟下滑，中國依然保持高速增長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對此，中國有人認為中國應該保持在主要產業和服務業的主導地位（特別是金融業）。但其他人則表示中國2030 年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個創新、高收入的社會，需要市場和民營企業在資源配置決策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對經濟的主導潛在地會約束中國升級價值鏈的努力。首先，政府應該鼓勵增加經濟中的競爭，包括提高儘快降低企業的市場準入門檻；其次，公共資源應該用以資助更多公共商品和服務，以支持日益複雜的經濟。國企和銀行改革會有助於將其政府-企業管理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相結合，並允許在市場上與民營企業競爭。這能為中國成功向高收入社會轉型創造出適當的動力和條件以刺激經濟發展。
第二，鼓勵全面創新並採用一個「開放的」創新體系與全球研發網絡相連接。儘管以國際標準衡量，中國的研發投資佔 GDP 比率處於高水平，但要確保研發投資能產生出具有商業可行性的創新以便支持中國企業提升價值鏈，並在同等商品市場與發達國家競爭，這還遠遠不夠。確保所有企業能自由公平的競爭將是鼓勵創新最重要的政策，大量民營企業將推動創新及相關政策的發展。如果沒有競爭，其他旨在鼓勵創新的政策就是空談。同時，全球的技術發展已經成為一項合作事業，很多國家都從其專門化中獲益。因此，中國能通過參與全球研發網絡而有所收穫，正如中國參與全球生產網絡一樣。「封閉」的科技戰略或許能使中國在短期內獲益，但最終只會弄巧成拙。但一個開放的創新戰略才能保證長期的利益。
第三，中國經濟應該採取「綠色增長」方針。環境保護和緩和氣候變化不應該被視作損害競爭、拖累經濟增長的負擔，本報告強調綠色發展能潛在地成為新型增長的重要機遇。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託政府政策如何有效促進企業把負面的外部因素轉為內部化，並為企業創新和尋找技術突破提供動力。中國並不想複製發達國家的經驗——先變富再清潔。相反，中國傾向於跟隨有利於環保和科技進步的經濟增長模式而實現綠色發展，這個戰略將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借鑑的實例。
第四，提高全民的機會均等和社會保護。中國在收入和資產方面的高度不平衡，一方面是由於獲得優良公共服務不公平造成的，尤其是那些在發展進程中有助於人力資本積累和提高公共參與的方面。政策應該提高機會均等以便社會全民，特別是有同等權利的弱勢群體，獲得社會和經濟服務，以及就業機會。提高機會均等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改善農村居民、城市農民工、以及內陸地區貧困人口獲得的公共服務質量。同時增加公共服務的效率能節約公共資源，這反過來又能完善公共服務質量，在向這個目標前進過程中，還需要增加公共資源的配置。由於中國財政情況良好，政策應該傾向於設計一個與發達國家相當的公共服務和福利體系。但中國需要確保公共服務支出應該穩步上漲，並與可用的財政空間相符。中國並不希望掉進「高收入陷阱」：公共財政資助的社會福利可能變為財政不可持續性。
第五，建設一個可持續的財政體系，能應對未來 20 年的公共財政挑戰。在未來 20 年內，中國的財政體系將面臨 3 個主要挑戰。首先是要使財政體系有能力應對宏觀經濟衝擊並增長的長期下調；其次是要適應新的公共支出需求，這一需求與採取的新發展戰略相關；最後，財政體系要具備透明度並負責政策調整。在未來 20 年內，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增長會長期減速，財政體系能夠調節公共支出，使之符合收入增長的預期下滑非常重要。此外，中國要維持足夠的財政空間應對宏觀經濟衝擊，因為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延續，有些衝擊可能來自國外。
再者，財政預算要符合關於公共服務擴大和綠色發展項目的公共支出的預期增長，而同時確保財政穩定不受破壞。最後，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體系仍然不透明，政府間的財政關係沒有完全改革和調整，存在嚴重財政風險和大規模負債可能性。要應對這些挑戰，就需要一個靈活、透明、有效管理、符合國家首要任務變化的財政體系。強化並改變財政體系的舉措也需要符合政府職能的重新定義、政府與民營產業關係的改革目標、以及經濟增長的長期需求。
第六，與世界其他國家發展互惠互利關係。儘管未來發達國家的增長疲軟是可以預見的，但中國仍需加強與全球市場的融合，即使中國經濟轉向以內需拉動增長。未來的經濟融合或將存在自身風險，開放市場所獲得收益將集中提高效率、刺激創新、加強國際競爭力。「開放」的政策在過去發展歷程中為中國開創了大好局面，特別是加入WTO 之後，未來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會使中國更上一層樓，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中國仍需主動參與全球執政機構，發揮國際大國力量，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幫助營造全球政策環境。
上述六大戰略方向對內提出了一個相輔相成的政策框架、以及未來 20 年內中國發展戰略的關鍵支柱。或許有人認為這六大方面沒有把重大政策領域包含在內，但支柱問題已經解釋了中國面臨的發展挑戰。
中國高層領導人已經承認緊迫任務需調整為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增長模式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已經開始著手了。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和其他政策文件已經明確了未來五年的政策方向，包括宏觀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標，以及實施「幸福感」指數衡量地方政府業績的試行辦法。「十二五」規劃是中國發展戰略長期轉型的第一步，並與本報告中闡述的改革項目一致。
以下3-8 章將逐章探討上述六大主要方向。
第三章 在堅實基礎上向市場經濟的結構改革
自1978 年以來，中國在全球化經濟中充分利用其後來者優勢，經過結構快速變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和出口國，並在很多產業領域內迅速向科技先鋒國家邁進。引入市場機制和開放貿易則為中國有效配置資源、促進生產力提供強勁動力。
但刺激中國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正在逐漸減弱。源於結構變革的生產力優勢也將消退。由於中國在向科技先鋒邁進，科技應用、改善和傳播帶來的全生產力要素增長當然也將下滑。同時，政府對主要經濟產業的持續主導，這曾是一個巨大優勢，但在未來可能會成為發展生產力、創新和創造性的桎梏。再加上政府、大型銀行和國企之間的密切關系所帶來的既得利益，不僅會破壞改革，還會助長國家對經濟的持續幹預。
同時，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在很多領域仍未完成。市場與非市場的組合措施為生產商和消費者提供了動力，但在政府、國企、民企各自的角色區分方面還不明確。因此，解決這些問題、推進結構改革、發展市場導向型體系是迫在眉睫的任務。這一挑戰比預期的情況要嚴峻得多，因為很多因素都約束經濟增長，包括全球經濟乏力、勞動力萎縮且呈老齡化。中國必須攻克這些難題。
1.民營企業的發展與國企改革
未來，一個蓬勃發展的企業板塊將對經濟可持續的快速增長至關重要。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從 2003 年開始，得益於國企重組和民營產業的擴張。很多中小型國有企業私有化。與之同時，新的政策方向必須多樣化國企的所有權。很多大型國企要「企業化」，其中有些較大的國企（包括央企）目前不僅已經上市，還改進其管理結構、管理專業性和盈利能力。但其盈利能力仍低於非國有企業。主要問題：
相比民營企業，國企擁有較多的資本、原材料和中間投入，但總產量和附加價值份額相對偏少。國企的大部分利潤來自少數國企，這些國企盈利能力常得益於競爭少、廉價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同時，不少國企財政表現欠佳，一方面由於要提供公共服務或受制於政府定價。實際上，每4 家國企當中就有超過1 家國企是虧損的。此外，國企的活力也不如私企。最近有研究顯示 1978 －2007 年，國有企業板塊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只是民營產業的 1/3，民營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增長和創新更強勁的引擎。
另外，不同於其他國家，中國國企的特殊地位使得國企與政府、銀行之間關係密切。國企的管理層和政府官員之間常形成互助關係：管理層接受政府官員的非正式指導，於是可能優先獲得銀行金融、其他重要輸入和商機，甚至是免受競爭的保護。這就抑制了新興民營企業進入市場，並減少市場競爭和創新。有些國企甚至在其授權領域之外也有業務運營（很多都投資房地產和影子銀行系統），因為國企能確保其投資和收益不受外界控制或兼管。最近部分國企（由地方政府監管）的迅速擴張得到注意，其增長將可能排擠民營企業活動、破壞競爭、與建設堅實的市場經濟基礎相衝突。
國企改革和重構的成本並非微不足道。90 年代末的改革導致大量小型國企倒閉，造成超過2 萬億元人民幣的損失，超過當時GDP 的20% ，由此可見一斑。潛在的成本可能更高，因為財物操作模糊、財政缺乏透明度都意味著部分國企已經負債纍纍，這些都需要長時間的逐步明確和減少。
最終，中國政府實施一系列複雜的產業政策，都是不同級別政府各機構的任務。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政策或許可以克服協作失利並有效促進新興產業，但在其他情況下結果並不盡如人意。有些政府部門青睞採用產業政策並視之為計劃經濟的替代；結果都傾向於讓國企進行大規模投資，而不是通過刺激因素、市場動力和民營企業優勢來實現發展目標。不同政府機構提出的產業政策有時也有衝突並相互幹擾，導致政策框架整體更加複雜混亂，無法預測結果。
不少研究都顯示民營企業與國企在關鍵領域展開競爭對於推動經濟增長能發揮重大潛力。所謂的「戰略」產業能獲得更大利益。2006年，中國確認了7 大國家要保持「絕對控制權」的戰略產業——國防、電力、石油石化、電力通信、煤炭、民航和航運。在這些產業，大量國企之間相互競爭，但由於有障礙抑制新企業進駐市場，這些企業都受到保護。中國政府還確定了「基礎」或「支柱」產業——機械、汽車、電信技術、建築、鋼鐵、基本金屬和化工——政府希望在這些產業內有「一定的強勢影響力」。雖然進入這些產業市場的正式門檻要低一些，但政府政策已經表示的很明顯：不歡迎民營企業進來競爭。這些門檻再加上抑制民營企業競爭的政策法規都阻礙民營產業的增長發展、創新和創造力，減緩生產力增長。
主要改革建議：
國企改革首先應該認識到要擴大並多樣化國企所有權，覆蓋多方面，從全資控制到股權控制再到小股東不等。這樣將面臨兩方面的挑戰：如何最好地利用公共資源；中國如何從目前國企投資組合的方式向最適合長期發展目標的方式轉型？
應對第一個挑戰比較直接，公共資源應該全部（或者絕大部分）用以公共商品和服務，其生產和消費能產生積極的外部效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