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 第一批內蒙古知青的故事
本刊記者 陽 敏
1967年11月16日，20多輛汽車載著400多名中學生由天安門廣場緩緩西行，開往內蒙古大草原——這是第一批自願報名去內蒙，響應毛主席號召與工農結合的好青年。
次年，全國範圍內的「上山下鄉」運動才展開。
這支隊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視，一路上敲鑼打鼓，從盟裡到旗裡，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9天後，其中200多名知青到達錫林郭勒盟的東烏珠穆沁旗。不過，那114名到達滿都寶力格牧場的知青，卻險些與日後承載了他們激情歲月的牧業隊失之交臂。
為什麼呢？
當時，場部的當權派「6·18」很希望知青們留在場部「搞革命」，先是給他們大講睡熱炕、住房子的好處，沒過幾天，又提出來年給他們單獨辦個分牧場，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響應毛主席號召一心要「和貧下中牧結合」的知青，怎麼甘心享受與牧民隔離的特殊待遇呢？去、留雙方經過一場大辯論後，「6·18」一派大敗，倉猝決定：全體下牧業隊。
於是，知青們下到了緊鄰外蒙邊境的滿都寶力格牧場，分散在4個牧業大隊裡——《狼圖騰》的作者姜戎等21名知青住進了陶森（音譯）大隊的蒙古包裡。
講述陶森大隊知青的故事，並以此描繪內蒙知青精神圖譜，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裡出馬列
陶森大隊的北京知青，雖說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運動的大方向自願去到內蒙，不過他們各人家庭出身迥異，各自「下鄉」的初衷終究也不盡相同。
劉小佈，「老高三」，到內蒙草原那年還不到20歲，他的姥爺劉瀾波是新中國電力部的第一任部長。劉小佈曾是學校革委會主任，解放軍軍管後還當上了市紅衛兵代表大會的作戰部部長，不過他骨子裡沒有「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意識，厭倦了「打派戰」的生活，在女友的「慫恿」下，辭去革委會主任的職務，兩人當起了「逍遙派」，天天泡在北京圖書館裡。
張華，劉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親出身舊官吏，解放前夕參加了民主運動，父親的堂哥是國民黨軍隊的將軍，解放前夕逃到臺灣，雖然解放後父親被送到「革大」學習，參加過土改運動，之後調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國民黨和民社黨的經歷成了他抹不去的汙點。
素來怕聞火藥味的張華，自然厭惡階級鬥爭。1967年10月，張華聽說北京有10個學生到內蒙古插隊，決定報名——從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決心，高喊上山下鄉，但命運開了個大玩笑，張華這個「資產階級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面。
「文革」剛開始，劉小佈的姥姥和姥爺就被造反派揪了出來，尤其姥爺，處境更糟，天天坐「噴氣式」。再往後，毛主席的話也沒保住劉瀾波，革命派天天到家裡折騰。1967年5月2日，母親被水電部造反派批鬥後突然辭世，從小跟隨在姥姥和姥爺身邊的劉小佈，對運動的方向發生質疑，決定擺脫學校的運動，與女友一道插隊內蒙，下鄉鍛鍊，走向社會。
全隊只有兩名女生，張華和張紅軍。張華第一次見到張紅軍，看她比分頭還短的頭髮被軍帽遮得嚴嚴實實，穿一身褪色軍裝，中間扎一根刺眼的武裝帶，就知道她是軍隊的幹部子弟，是貨真價實的「老兵兒」——的確，張紅軍的父親是參加過長徵的老紅軍，「文革」時被提拔為湖北省軍區副司令。
張紅軍為什麼去內蒙插隊？據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張紅軍美院附中的同學李永存回憶，呂嘉民上內蒙古之前對他說，「我為什麼上內蒙？上內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殺回來掌權」，於是呂拉了幾個男同學陪著同去，還拉了一個女同學張紅軍。
「張紅軍是一個單純的傻丫頭，當時老在校門口低頭坐著懺悔自己當老兵所犯的『錯誤』。她是一個特別真誠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著毛主席，她認為自己犯了錯誤。呂嘉民給她指了一條光明大道：下鄉改造思想。她馬上打起鋪蓋就走。」李永存說，呂嘉民一拉張紅軍，他就知道張紅軍要當壓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滿都寶力格牧場一個月左右，張紅軍與呂嘉民住進了同一個蒙古包，後成為他的第一任妻子。
呂嘉民，正是時下暢銷書《狼圖騰》的作者姜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呂嘉民是「幹部子弟的另類」。其父呂炳奎，據呂嘉民講參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醫術高明，結交過三教九流，抗戰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裝，後加入新四軍，參加抗日。建國後，呂炳奎曾任江蘇省衛生廳廳長，後調任國家衛生部中醫司司長。據說，呂嘉民的母親，曾在上海當過女工，參加革命比其父早，黨內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時，曾與江青共事。
呂嘉民的哥哥呂嘉平，和他父親是一對生死冤家。從呂嘉平寄到牧場的小字報中，知青們得知，呂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參加革命後，隱瞞實情與呂母再婚。呂母知道後，已經是孩子一大堆，也無可奈何，只好關起門來吵。後來，呂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間，她安排讓呂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軍界的舅舅撫養。母親死後，父親與家中小他20歲的小保姆結婚。對呂父所為，呂嘉平堅決抵制，呂嘉民則與哥哥站到了同一條戰壕，如此一來，他站到了父親的對立面，也被排除在幹部子弟的群體之外。
據呂嘉平回憶，呂嘉民「上初中時曾受到其父和後母的殘酷虐待，當時他年小體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結核，但身為中醫司司長的父親不僅不給治療，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橫加打擊，後母則更是謾罵不絕，大打出手，他們將他趕到別處一間小屋子裡死活不管，又揚言要將他趕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劇，瀕臨死亡的邊緣……」在哥哥的救助下，呂嘉民逐漸康復，並在哥哥的調教下，學習繪畫，初中畢業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總算有了一線曙光。
「但自此（患肺結核病危）之後，我發現他逐漸變了，比如經常在我和其父之間用撒謊和挑動矛盾的手法兩邊騙錢，然後上館子大吃大喝；他開始追求女同學，對女色和性關係特別關注；他特別崇拜拿破崙和希特勒，對『無毒不丈夫』、『寧可我負天下人，決不可天下人負我』讚不絕口……」呂嘉平說，他多次批評，呂嘉民卻不以為然。
對於所謂「家醜」乃至生活的貧寒，呂嘉民當時在知青中並不諱言並廣為宣傳，與其兄在小字報中披露情況相符。
不過，雖說姜戎是「幹部子弟的另類」，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個年代所有幹部子弟一樣，姜戎從小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精英教育」。只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幹部子弟在「精英主義」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如姜戎第一任妻子張紅軍所說，「帝王情結是姜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見得？
到內蒙後，某日知青聚會晚飯後聊天，姜戎侃侃而談，話題不離「接班人問題」，還特別提出，接班不應該等待，要「搶班奪權」。把在場的知青聽得一頭霧水，被姜戎「指點」為「中央委員」的知青嚇得夠嗆，要知道，如在北京說這番話就得戴著「陰謀家」的高帽子遊街了。
不久，姜戎要創建「蒙古包裡的馬列主義」、做「職業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開宣稱自己將來是「紅太陽」。「姜戎高度評價秦始皇稱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蔣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讚賞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奮鬥》」，張紅軍說：「他認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澤東。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諒的理由就是……對於他這個要創建蒙古包裡的馬列主義的職業革命家的脾氣，要學會容忍和理解。」
張紅軍的回憶，容易讓人聯想到德國漢學家顧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評」：「《狼圖騰》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是法西斯主義，這本書讓中國丟臉。」
很自然，姜戎被一些人視為「野心家」，也贏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紅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舊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過，雖說毛主席讓大家都關心國家大事，將革命進行到底，但運動搞到這個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沒多久，也就只有劉小佈、姜戎、閔琦和吟一（化名）幾個從小受政治薰陶長大的幹部子弟還關心「革命」。
牧場的「六月風暴」
「文革」後，滿都寶力格牧場的舊領導班子基本陷於癱瘓。知青到陶森隊不到一個月，大隊開始醞釀成立新的生產班子。
那時，滿都寶力格牧場就分為兩派。一派因保牧場黨委書記哈木圖，被稱為保守派，絕大多數成員是當地的貧下中牧；另一派叫「6·18」，專造哈書記的反，堅決支持「挖肅」運動，骨幹多為「盲流」，再加上新遷來的布林大隊——因為大雪災布林隊失去了草場，旗裡讓他們遷徙到滿都寶力格牧場，離鄉背井，心裡有怨氣。
所謂「盲流」，在當地指一些從東北農區輾轉逃荒來草原的漢人和東北蒙古人，他們聚集於場部，幹些零碎活兒，春天撿蘑菇，夏天打獺子。牧民指責「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愛幹偷雞摸狗的勾當，而「盲流」則抱怨自己沒有放牧的「特權」，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積怨在「文革」中爆發，外來人組成「6.18」與貧下中牧唱對臺戲，堅決造哈書記的反。
經過一段時間，劉小佈和姜戎從知青中脫穎而出，成了公認的知青領袖。這回大隊成立新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劉小佈經知青推選出來，成為生產隊副隊長。不久，場部辦學習班，開始討論「革命委員會大聯合籌委會」的問題。
臨別北京，劉小佈的姥爺送給他一條毛主席語錄，那是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之前，毛主席給王震、王恩茂同志的電報指示：「你們到那裡去，要本著替歷史上無數壓迫少數民族的反動統治者還債的精神在那裡工作。」 於是，劉小佈義不容辭地做起了貧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貧下中牧說哈書記是好書記，知青就理所應當拼死保護他，應當反對「挖肅」。
經過一番鬥爭，醞釀多時的「籌委會」終於成立，成員包括哈木圖等3名場部領導另加兩名「6·18幹將」。可惜，兩個多月後，籌委會又垮臺了。不久，場部傳來消息，「6·18」又把哈書記揪了出來。接下來的批鬥變本加厲，挨打、掛牌子……3個大隊的貧下中牧只好向劉小佈這些知青求助，最後大家決定：把哈書記搶到陶森隊。
知青把哈書記搶到陶森隊保護起來，也就意味著他們徹底與「6·18」派鬧翻了。當時，場部已被「6·18」控制，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頭一回，幾個知青去場部，遭「造反團」打手李樹人（化名）一頓毒打。接著，姜戎和閔琦高燒不退，去場部看病，李樹人又找上門打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還被撕成碎片。有一次，知青派人趕牛車去場部買糧，李樹人扣押了牛車，還恐嚇知青不得再去場部。
1968年6月1日，「搶牛車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憤，集合起來到場部找李樹人算帳，哈木圖書記攔也攔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只講理，不動手，即便動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讓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過，事情沒有按照設計好的方向發展，知青們進屋就把李樹人打趴下了。
陶森隊知青一走，「6·18」骨幹們抬起李樹人，塞到卡車上。造反團的中堅，木醫生（化名）給李樹人打了一針興奮劑，把他平放在卡車上，顛簸300裡，直奔旗醫院，到醫院後人死了。
幾天後，旗革委會和軍管會派武裝部政委等人下來，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號，武裝部政委又帶一幫人到牧場，準備拘留主犯，但知青和3個大隊的牧民集體抵制，旗裡的第一次抓人行動未果。不過，「六一事件」並沒有不了了之，最終釀成了牢獄之災。
誰出賣了哈書記？
1968年夏末，牧場接到了紅頭文件，當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騰海清的講話，大意是：解放後，內蒙古沒有划過階級，應該補上這一課。內地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分田地、抄浮財，鬥地主，開訴苦會，鎮壓土豪劣紳……「文革」中有對「地富反壞右」進行過二次抄家，階級鬥爭很徹底。相比之下，內蒙古的劃階級只是走了個過場，採取了贖買政策。
陶森隊有20多戶人家，牧主和富牧當初並不多，僅三四家。1945年，當時的蘇聯紅軍從蒙古打進來，內蒙古宣布解放，道爾基王爺帶著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據說，這些王爺和牧主的結局也很不幸，都被關在蒙古的集中營裡，只有個別的逃回家。
劃階級一開始，大家的覺悟就提高了，開始訪貧問苦，開憶苦思甜會。像張華在小說《洋油燈》中說的，一時「滿山遍野都是牧主」。對牧民的歷史，知青們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貧下中牧說了算。
再往後，「抄家」和批鬥牧主開始，相當一部分解放後富裕起來的牧民也被定為牧主和富牧。劉小佈在學校時就反對抄家，他認為抄家就是掘祖墳，很缺德。但是，知青怎麼能管得了貧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於是，劉小佈找姜戎商量，他倆各人負責兩個班組。兩天後，劉小佈去「拆匪包」串門，發現姜戎領著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著哈那，身邊堆滿了空酒瓶……原來，他們去抄家了。
知青們終究還是參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動。牧民們看著滿地金銀財寶，吵著要分掉——這讓劉小佈想起了毛主席的話，「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見勢阻擋不住，只好橫插一桿：把每一筆分掉的財產登記在冊——多年後，給牧主、富牧落實政策，正是根據這個本子記錄退賠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肅」風也刮到了滿都寶力格牧場。
所謂「挖肅」，即揪鬥「內人黨」的運動。「內人黨」指「內蒙古人民黨」。解放前，黨為了有效動員和組織內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烏蘭夫到內蒙古領導革命，以「內蒙古人民黨」作為共產黨分支機構進行活動。「文革」期間，康生和江青把「內人黨」問題作為攻擊自治區主席烏蘭夫的炮彈，誣衊「內人黨」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隱藏了大批壞人，聲稱「烏蘭夫在內蒙古地區組織了『新內人黨』反黨叛國集團」。一時間，「挖肅」風蔓延至整個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國，矛頭直指內蒙古自治區各級蒙古族幹部。
於是，開始有傳言說，哈木圖書記可能是「內人黨」，連過去保他的各級幹部及戰友也認定他是「內人黨」。沒多久，其他3個大隊的領導也動搖了，他們找劉小佈談話，說一來不了解哈書記歷史，不敢再保他，二來陶森隊離蒙古一步之遙，萬一發生叛國投修事件，麻煩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話，讓劉小佈含糊：萬一發生逃跑事件，陶森隊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於是，他去找姜戎，提議把哈書記送回場部，派知青守著保護他人身安全。同時，劉小佈再去盟裡、旗裡外調，了解哈書記的歷史。剛開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後經劉小佈曉以利害，他才勉強同意。
想到場部有姜戎照應，劉小佈放心地走了。不過，等他回到場部，形勢已經大亂。當晚，兩名知青前來告狀，大罵姜戎是投機分子。原來，劉小佈走後不久，旗裡派了10人工作組，全是「支左」軍人，專門來牧場幫助揭蓋子。軍人主動找在家主持運動的姜戎做工作，大講「挖肅」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轉彎，召開在家的知青開會，指出當前「挖肅」是大方向，「誰『挖肅』誰主動，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圖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書記眼睜睜被造反派帶走，全體知青予以默認。據說，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組的軍人泡在一起，就差稱兄道弟了」。
哈書記被帶走後，拒不承認自己是「內人黨」，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燙。哈書記無兒無女，只有一個相依為命的老伴，她聽到消息後，在絕望中上吊自殺。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憤，貧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隊知青一道，衝破姜戎的阻撓，「接管」了造反派關押所謂「內人黨」的看守所。此後，3個大隊的牧民和烏蘭隊知青輪流在場部守著，與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肅」運動結束，哈書記重獲自由，但她的妻子卻永遠地離開了。
張紅軍回憶說，「事後，姜戎把交出哈書記的過失推到了劉小佈身上，直到現在，哈木圖仍然認為是劉小佈出賣了他……姜戎在別人已驅趕了牢裡的『挖肅派』之後，才和我一起出現在哈木圖面前，讓哈以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讓劉小佈為他背了一輩子黑鍋。」
姜戎在「挖肅」中的投機行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掃地。「失敗令他沮喪，他把怨氣全部發洩在我的身上，經常動手打罵，踐踏辱沒我的自尊，甚至將我踢得口吐鮮血昏倒在地。」張紅軍說。
在周總理的直接幹預下，「挖肅」運動總算走到了頭——據官方統計，整個內蒙古在揪鬥「內人黨」運動中，共有34萬多人被審查，揪鬥，關押，蒙古族佔了75％，其中16622人被迫害致死，8.7萬多人因刑訊逼供終生致殘。不過，滿都寶力格牧場在「挖肅」運動中無一人直接死亡，陶森隊的知青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多年以後，旗裡的牧民還把劉小佈當作反「挖肅」的英雄頌揚。
反林彪的英雄
1969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接管了滿都寶力格牧場。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又在全國展開，草原也不例外。
1970年9月30日，國慶節的前一天，劉小佈和姜戎等3人被兵團保衛處派來的軍人拘押。同日，隊裡的18個知青被一輛卡車連同鋪蓋拉到團部。第二天，兵團保衛處宣布學習班正式開始，同時知青們被告知，他們中間存在一個「反革命小集團」，頭頭是劉小佈和姜戎，讓他們背靠背互相揭發，尤其要揭發主謀的罪行。
上文詳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樹人之死」，為這次兵團抓人埋下了伏筆。然而，另外一根導火索則是姜戎的所謂「反林彪副統帥的反革命罪行」。
據知青回憶，當年姜戎常常在小圈子裡講林彪的「天才頂峰論」（「毛澤東思想是唯物主義的頂峰」）在理論上欠妥；說林彪的「大樹底下好乘涼」是要把毛主席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權的野心；又說林彪只有將才，沒有帥才，不懂理論，不適合當領袖和接班人……事後，人們才知道，這些其時「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觀點是姜戎從他哥哥呂嘉平那兒聽來的。
知青的學習班辦了快一個月才結束。
「姜戎很快承認自己犯了『反林罪』，揭發他的哥哥是主犯，並將不知情的我也牽連入內，使我和張乃勇一起被關，張於一月後放回，而我被監督勞動，受盡屈辱。」張紅軍說。
1984年，其兄呂嘉平因姜戎拋棄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因受「反林罪」牽連，1971年8月，他與愛人突然遭到搜捕，後遭關押，呂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緩。「他（姜戎）在內蒙寫了我們的揭發材料，無中生有地誣陷我和愛人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其聯絡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愛人來往於湘京之間傳遞……」呂嘉平說。
幸虧林彪及時倒臺了。呂嘉平家庭倖免於難。
「9·13」事件後，「文革」進入了新階段，知青陸續返城。劉小佈等也滿以為即將重獲自由。事與願違，他和閔琦並未免除牢獄之災：劉小佈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強調要負主要責任」，算主犯；閔琦，則被判刑5年。幸好，有張華等在北京活動，通過《人民日報》內參渠道將報告送達李先念副總理，李先念責成北京軍區派出工作組到內蒙調查落實，才將刑期改判為3年——問題落實時，劉小佈已經在牢房裡呆了3年零4個月。
姜戎雖比劉小佈晚出來幾個月，但自由的含義對於他倆不太一樣。劉小佈是勞改釋放，既沒有平反，也沒有恢復榮譽。姜戎頭上卻什麼帽子都沒戴，反而添了「反林彪英雄」的光環。
姜戎於1974年春夏之際返京後，常常對張華等知青大談其在「三招」經受的磨難。姑娘們聽得驚心動魄。後來，作家老鬼還把從姜戎那聽來的「蘇秦背劍」等種種酷刑寫入其代表作《血色黃昏》。然而，無人能證實獄中究竟發生過什麼。劉小佈不大談及獄中生活，他說，被關的幾個都是高幹子弟，兵團的人對他們還算客氣，倒是無邊的寂寞難捱。
1975年，張紅軍頂著與家庭決裂的壓力，回內蒙與姜戎結婚。不久，姜戎隨張紅軍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五事件」隨後發生。待姜戎回到北京，鎮壓已結束。次年，姜戎以他在獄中遭毒打失去性功能等種種理由說服張紅軍同意與其離婚。1978年，姜戎參加「民主牆」活動，並加入《北京之春》。其後，姜戎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生院，並與指揮家李德倫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滿都寶力格牧場知青）結婚。1984年，姜戎與德方離婚後再婚，精神和肉體遭受雙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負，精神失常數年，生活貧病交加。姜戎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中國工運學院（現稱「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任教。
從中學到「上山下鄉」，從「反林彪英雄」到「民主牆」到「天安門廣場」，直至退休後寫出《狼圖騰》——姜戎認為《狼圖騰》是他「拿命換來的一個故事」，而在熟悉他的故人看來，此書「是對姜戎本人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一個總結」。
劉小佈，「文革」後遠離政治，投身於電力工業，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鄉」耽誤了學業，也誤了前途。
滿都寶力格牧場知青們的命運，各不相同，卻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本文經採訪多名內蒙古知青後寫成，同時參考了《洋油燈》、《落荒》、《血色黃昏》等知青作品，並引用了內蒙古知青在有關《狼圖騰》研討會上的相關發言。）
(責任編輯：張春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