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語義類型學（lexical typology）是跨語言的語義研究，是類型學中發展比較晚的一個分支學科。語義類型學主要是從概念入手，看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語言裡會有哪些相同的語義演變模式。俄羅斯、法國、德國等許多國家正在對不同語言的詞義演變模式進行專題研究。文章認為，中國境內的語言，歷史悠久，文獻古老，方言豐富多彩，而且每一個方言都有自己的特色，是進行語義類型學研究的上佳材料。在此基礎上，文章論述了漢語方言在語義類型學方面的價值，並倡導在方言快速消失的大背景下，儘快編纂大型的可供語義學類型研究的漢語方言詞典。文章認為漢語方言大型詞典，不僅可以為語義類型的研究提供材料，還可以為語言學的全面研究提供便利，為即將逝去的方言建立永久的語言檔案。
關 鍵 詞：語義類型學；漢語方言；方言詞典編纂
作者簡介：黃樹先，吳娟，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89）。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項目「漢藏語基本詞詞庫建設」（項目編號：2018VJX074）階段性成果。
一、語義類型學的興起
詞是音跟義的結合體，是語言中最重要的基本單位。在語言諸多分支學科中，詞語的研究開展得最早，歷史最為悠久。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第一個階段就是「訓詁為主的時期」。[16]1訓詁，就是古代以研究詞義為主的學問。中國語言學對詞語研究的成就也很突出。但是，由於研究材料的限制，研究者基本上只注重漢語內部的材料，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個學科的快速發展。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步意識到，詞義的研究不能僅局限於某個具體的語言，應該進行跨語言的比較。於是開始了與其他語言詞語的比較研究，並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周法高先生（1972）在評白保羅的《漢藏語言概論》時曾列舉了幾個例子。[27]王力先生（1982）研究漢語的滋生詞時，也拿漢語跟別的語言進行了比較。王力先生說，漢語滋生詞，有些和歐洲語言的滋生詞相似。例如，拉丁語piscis（魚）滋生為piscari（捕魚），和漢語「魚」滋生為「漁」相近似；法語balai（笤帚）滋生為balayer（打掃），和漢語「帚」滋生為「掃」相近似；法語fouet（鞭子）滋生為fouetter（鞭打），和漢語「箠」滋生為「捶」相近似；法語commander（統率）滋生為commandant（統帥），和漢語「率」滋生為「帥」相近似；法語large（廣闊）滋生為élargir（擴大），和漢語「廣」滋生為「擴」相近似；法語distiguer（辨別）滋生為distinction（分別），和漢語「辨」滋生為「別」相近似。[14]54-55伍鐵平先生（2011）出版了《比較詞源研究》。[19]不過，這些成果還是零星的，並未形成系統。
1997年，歐洲的Linguistic Typology（《語言類型》）創刊，2007年刊發了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Koptjevskaja Tamm的Approaching Lexical Tpology（《走近詞彙類型學》）。該文介紹了詞彙類型學的定義以及研究內容。[22]15詞（語）義類型學正式形成。
語義類型學是跨語言的語義研究，對研究語義類型至關重要。所以語義類型學興起後，發展速度比較快。在過去的若干年裡，歐洲的語言學家正在組建跨語言比較的資料庫，試圖研究語義演變的模式。如歐洲幾個類型學研究中心，聯手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類型學視角的核心詞：語義轉移和形式/意義關係」（core vocabulary i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emantic shifts and form/meaning correlations）的研究。這個大型合作項目的研究目標就是尋找語義演研變的規律。項目涉及的語料，包括印歐語系、烏拉爾語系、阿爾泰語系、高加索語系、閃含語系，以及漢語。[23]152
國外語義類型學發展速度快的標誌，除了上面介紹的大型聯合項目外，還創辦了相應的雜誌、網站，出版了大量的著作。相關介紹可參考張莉（2016）。[23]14
本文認為，漢語有悠久的歷史，古代漢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特性。古代漢語豐富的文獻記錄了不同時期的漢語特色。漢語發展到現代，各個地方的方言也是多姿多彩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漢語具有語義類型學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應該深入挖掘漢語的材料，為語義類型學研究提供最佳的材料。
二、漢語及其方言是語義類型學研究的絕佳材料
2.1 外語與漢語詞彙的比較研究
歐洲學者在進行語義研究時，也在利用漢語的材料進行相關的研究。如西方第一本有影響的關於漢語的語言學著作是美國著名的漢藏語言學家馬提索夫（James A.Matisoff）編輯注釋的《漢藏語言概論》。[2]該書197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中文譯本出版，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78年，馬提索夫出版了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藏緬語語義演變》）。[28]該書副標題是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用器官詞進行語言比較）。書中的例子差不多都是身體部位的詞語。馬提索夫的這本研究語義演變的專著，主要考察身體部位詞在藏緬語裡的不同演變，材料涉及到了漢語。作者在序言裡說，惠特利（Julian Wheatley）熟練地用筆手繪各種圖表和表格，補寫漢字。書中有不少漢語的例子，漢字均是手寫上去的。後來馬提索夫宣稱，身體詞是核心詞最重要的部分，是詞語比較的「特種部隊」。這一認識跟該書的研究有密切關係。
國內比較系統地進行跨語言詞義比較研究的是伍鐵平先生，他提出的比較詞源學就是一種跨語言的比較。他用了許多包括俄語在內的外語材料，也有不少的漢語材料。[19]
語義類型學的研究，是對不同的語言進行比較，這就需要選擇不同種類的語言，並且一定要有相當的數量，這樣才能保證比較的可信度。
2.2 漢語的特殊性
漢語歷史悠久，文獻出現的時間久遠，流傳下來的文獻數量眾多。目前世界上沒有哪一種語言像漢語這樣，能夠上下貫穿幾千年，東西縱橫幾萬裡。從語言理解度的角度說，漢語不是一種簡單的（單一的）語言，而是一種特殊的語言。早期的漢語可以認為就是一個語族，是一個跟藏緬語族、侗臺語族、苗瑤語族並列的語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漢語不斷分化，先演變成不同的「語言」，再演變成現在各個具體的方言。
古代漢語從漢藏語系分化出來以後，不斷發生改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漢語的歷史，大致可以切分為先秦漢語，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上古漢語。流傳下來的先秦文獻，記錄的上古漢語，乃是在先秦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書面語言。這個時期的書面語言，涵蓋先秦的經史子集，所記錄的是漢藏語系最古老的語言。其後，漢語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到元明清。這段歷史的漢語，我們稱之為中古漢語、近代漢語。
上古漢語、中古漢語以及近代漢語，儘管是一種語言之下的「語言」，但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漢語的形式，不管是語音的，還是語法、詞彙的，都各有不同特色。從語義類型來看，這些各具特色的漢語，時間跨度長，文獻量豐富，對於語義類型學的研究來說，無疑是最好的語言研究材料。
古代漢語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古代漢語本身跨度非常大，根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可以將其分成若干種方言，各方言因具有各自的語音、語法、詞彙體系，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古代漢語是由不同「語言」融合而成的。以先秦時期的《詩經》為例，單是押韻，不同地區就有差異。《禮記·王制》中也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西漢揚雄也看到了漢語的差異，其《方言》一書中詳細說明各地語言的不同。從揚雄的《方言》來看，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達。林語堂先生在《前漢方言區域考》裡將《方言》中的語言分為12個語言區。[11]21由此可見，古代漢語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色。這些各具地方特色的古代漢語，正是我們進行語義類型研究最好的語言材料。
明清以後形成的現代漢語，在各個地方形成不同的變體。這些現代漢語方言，儘管都屬於現代漢語範疇，但是各地的方言差別很大。趙元任先生在介紹李方桂先生的一篇文章裡說：「山西話與廣東話的差別比英語和法語的差別還大。」[3]11上世紀60年代，王育德根據施瓦迪士的《詞表》進行了調查，認為客家話和閩南語與吳語的差別，就像印歐語系中不同的語族之間的差別。[17]前蘇聯雅洪託夫（Yakhontov）在他的《漢語史論集》中也介紹了王育德在上個世紀所做的關於漢語方言的研究。[22]83由此可見，現代漢語各方言之間的差別也是非常巨大的。儘管現代漢語方言，差別巨大，但我們依然認為，它們仍然屬於現代漢語，是一種語言。如此巨大差別的各地漢語方言，對於語言類型學的研究，同樣有積極的意義。
2.3 漢語的語義類型學意義
語言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5]456作為一名語言學學者，我們贊成漢語是一種語言，包括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各個地方的漢語方言都屬於漢語，都是同一種語言。我們反對把漢語看作是不同的語言。但是，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漢語歷史悠久，地域跨度大，各個不同時期的漢語，不管是古代的漢語，還是現代的漢語，各地的語方言面貌都有比較大的差異。語言差異比較大，語言顯示出來的特色就明顯、豐富。我們可以把這些差異明顯的漢語方言拿來做語言類型研究的材料。也就是說，我們認為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裡的「漢語」，就是一種很特殊的語言，其內部其實是不同質的。把漢語的材料，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本身就具有類型學的意義。
漢語內部不同質的方言，並非一個單純的共時平面的語言，所謂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都是經過歷史累積而成的。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漢語」，可以分為歷史累積的部分，以及現在還活著的各種現代漢語方言這兩個形態。歷史累積的部分主要是靠文獻的記載。古代不同時代書寫的文獻，記錄的是不同時代的不同「漢語」。這些不同時代的語言材料，是不同性質的材料累積而成的。它們之間的差異，可以看作漢語在不同地方的變異，我們也可以根據它們之間的聯繫，對各地不同的方言進行研究。
既然漢語古今有比較大的差異，我們所做的漢語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有類型學的價值，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罷了。或者說，我們先前的許多研究，使用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漢語語言材料，所作的研究，其實就是跨語言的比較，就是類型學的研究。總之，「漢語」的特殊性，表現在歷時和共時兩個層面。這兩個層面的材料，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語言面貌並不相同，使得漢語的材料可以看作是類型學最寶貴的材料。這些材料大致包括歷史文獻材料和方言材料兩個大的部分。
（一）歷史文獻材料。「漢語」歷史悠久，有古老的文獻。它們保留了語言演變的痕跡。語言在演變的過程裡，會創造出新的語言形式，同時也會丟掉不少舊有的語言成分和特徵。一個語言丟掉了哪些東西，又在什麼時候產生了新的語言現象，單靠語言本身（指語言的口語形式）是不容易回答的，很難找到確切的答案。漢語豐富的歷史文獻，記錄了不同時代的語言，保留了歷史上許多的語言現象。筆者曾在一篇文章裡把漢語文獻在我們語言研究中的作用歸納為4句話：[8]
（1）漢語文獻時間最早。漢語早期的文獻，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的應該就是甲骨文、金文。甲骨文出現在殷商後期（盤庚東遷到紂王滅亡）。根據《竹書紀年》，殷商後期積年273年，八朝12王。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殷墟一期據碳14測年，最早的洹北花園莊T3獸骨年代為3039±35；盤庚遷殷後為1300B.C。也許在這以前就有文獻，因為古書中傳說的倉頡造字是有依據的。有文字，就會留下文獻。保存在《尚書》中的《虞書》《夏書》雖不可完全相信，但也應該不會是完全憑空捏造。《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把夏的始年定在公元前2070年。據此推測，漢語最早的歷史文獻比起兩河流域也許會晚一些，但在漢藏語系語言中，沒有發現哪一個語言的文獻比漢語早。
（2）漢語文獻沒有間斷。兩河流域的文獻比漢語早，但這些文明後來都中斷了。而漢語文獻連綿幾千年，一直發展到今天。歷史文獻的連續性，決定了漢語在漢藏語系語言中的特殊地位。同時它在整個語言學界也有重要地位，因為歷史文獻的連續性，可以讓我們觀察漢語在不同時期的面貌及演變。
（3）漢語文獻數量多。《四庫全書》收書3500多種，這只是漢語歷史文獻中的一小部分。漢語古籍到底有多少，還是一個未知數，有人說8萬，也人有說是12萬。具體數字不清楚，但絕對數量還是很大的（新出的《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古籍20餘萬種）。[26]
（4）漢語文獻經過了系統的整理。漢語文獻自漢代以來，已有兩千多年的研究歷史。漢語文獻的研究有自己的傳統，這是我們研究漢藏語系語言的寶貴遺產。
漢語歷史文獻為我們觀察、研究語言，尤其是進行語義類型學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這是別的語言所不具備的。我們可以舉例來加以說明。在自然語言裡，可以用身體部位來命名服飾。比如手、胳膊，可以當衣袖講，如緬語「手，袖子」。[9]阿爾泰語的滿通古斯語rapa「四肢；袖子」，突厥語koл「手；袖子」。[1]英語的arm「臂；袖子」，armlet「袖帶」。德語的Arm「胳膊，臂；臂狀物；長袖衣服」，「袖子」。法語的aileron「翼端；手臂；（肩部的）短袖」。但是這些語言裡，這樣的例子不多。而漢語這樣的例子可以找出好幾個：
（1）袼。「胳」，胳膊，也當衣袖講，字後作「袼」。《說文》：「胳，亦下也。」段註：「按衣袂當胳之縫亦謂之胳，俗作袼。」
（2）。「」作衣袖講，跟「腋」有關。《方言》卷四：「襜謂之。」郭註：「衣掖下也。」
（3）祛。「胠」指腋下。《說文》：「胠，亦下也。」跟表示腋下的「胳」一樣，「胠」也可當衣袖講，字或作「祛」。《說文》：「祛，衣祛也。」「祛」指衣袖、袖口，見段注。章太炎先生認為，「亦胠胳祛」等字都是同一個來源。[25]324
（4）袂。《說文》：「袂，袖也。」又特指袖口。
漢語歷史文獻裡的這8個例子，應該不是一個共時平面的語言現象。我們說古代漢語記錄的是不同時代的語言，這些文獻當是累積形成的。把這8個例子進行比較，本身就是類型學的研究。
（二）方言材料。現代漢語的各個方言，儘管我們認為都是現代漢語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各地的方言差別比較大，不同的方言，在語言方面有不同的表現。豐富的方言材料，也是我們進行跨語言比較絕佳的材料，這是其他語言不能比擬的。比如上面講到的身體部位名跟服飾名有關的現象，在我們看到的幾乎每一個漢語方言裡均有這種語義演變現象。再如：
眼珠子，古漢語稱眼珠子為「瞳」。《玉篇》：「瞳，目珠子也。《大傳》：舜四瞳子也。」字或作「童」，《漢書·項籍傳》：「項羽又重童子。」王力先生說，「童僮瞳」同音。瞳孔中有人像，故稱為童子，亦寫作「瞳子」。[15]381
有學者調查，世界上有30餘種語言以「孩童」命名瞳孔。[12]41-42如，英語pupil「學童；瞳孔，瞳人」，也稱pupil of the eye。德語pupille「瞳孔」，pupillar「瞳孔的」，pupillarisch「未成年人的」。
漢語方言中關於「眼珠子」的材料則十分豐富，構詞理據也十分有趣。人們觀察到，眼珠裡能反射出人影，故閩語把瞳孔叫「人影頭」。[21]130還有不少方言把眼珠子叫「眼人」，或者「目人」，其中「人」或寫作「仁」：閩語「目仁」，眼珠，瞳人；[21]1231客家話、閩語「目珠仁」，瞳仁，眼球，眼睛。[21]1249
此外，漢語方言裡還有更生動的說法，即用「娘、媳婦、公子、小人」來表示「眼珠子」，如：
（1）娘：吳語「眼睛娘兒」。[21]5463
（2）媳婦：晉語「媳婦頭」；中原官話、晉語「媳婦人兒」；冀魯官話「黑媳婦」。[2]6730，6138
（3）公子：「人公子」，客家話指瞳孔、閩語指小孩的人影。[21]128
（4）小人：江淮官話「小人」；[21]416「小人頭」，中原官話指瞳孔、吳語指男孩子。[21]430閩語「囝子」，[21]726「」即人字。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語方言的語義類型學意義和價值。
三、語義類型學視野下漢語方言大型詞典的編纂
漢語的每一種方言都有自己的歷史，都有自己的特色。這些鮮活的方言，是我們進行語言研究最好的材料。深入研究漢語方言，可以從兩個方面切入：第一，田野調查，即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來記錄方言，包括語音、語法、詞彙。第二，挖掘方言的歷史，收集方言作品，包括民間文學、戲劇曲藝，乃至帳簿等日常民間文書、地名等材料，以及保存在地方文獻，比如方志裡的珍貴材料。
方言材料的收集、整理，可以有多種形式，如進行專書研究或資料彙編等，其中用詞典的形式記錄方言是一種比較便捷而有效的方式。中國很早就有編纂方言詞典的傳統，如果降低要求來看，西漢揚雄的《方言》就可以視作一本方言的分類詞典，至少是一個方言分類詞表。「五四」以後，尤其是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各地方言詞典正式出版的數量非常龐大。可是，以往的漢語方言詞典，往往強調方言的特色，故爾挖掘所謂方言特色的多，而全面收集一個方言詞語的確很少見。
以往的方言詞典，收集的詞條偏少，究其原因，與我們對方言的定位有關，我們沒有把方言作為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來對待，對全面記錄、描寫這個方言的重視不夠。對於方言詞典的定位，也不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考慮的。因而方言的調查，以往偏重於音系，後來強調語法。編寫的方言詞典，大多仿照或者參考《現代漢語詞典》，而通語詞典的編纂方式，並不完全適合方言詞典。我們認為，大型漢語方言詞典的編纂，應注意以下幾點：
3.1 對方言的定位
每一個方言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一個自給自足的語言結構。因此，我們要全面研究一個方言，就要用研究一種語言的一般方法和研究模式，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研究。首先，應該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審視各個方言，找出方言之間的關係，研究這些方言是如何發展演變而來的。其次，應該用現代語言學理念，對語言的結構和使用情況進行全面的研究，即全面研究方言的語音、語法和詞彙，而不僅僅研究所謂的方言特色。研究方言，一味強調方言特色，是很難把方言研究好的。因為儘管每一個方言（語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很難找到只屬於這個方言的特色。如漢語的特色是什麼，有哪些是漢語特有的語言特色，這樣的問題恐怕很難回答。
方言不同於書面語，不同於通語。一般來說，漢語的方言缺乏文獻記載，除極少的方言（如粵語、東幹語）外，基本沒有形成書面語。對於缺乏書面語的語言，首先就要對其進行全面的田野調查。
3.2 對方言詞典的定位
對方言詞典定位就不能不比較通語詞典和方言詞典的性質。
一般來講，通語詞典主要是供學習使用的，其目的在於推廣和規範。如《現代漢語詞典》是一本通行地域很廣的通語詞典，「這部詞典是為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範化服務的，在字形、詞形、注音、釋義等方面，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1978年第1版前言），以後的歷次修訂，均「遵循促進現代漢語規範化的一貫宗旨」（第6版說明）。1996年第3版《現代漢語詞典》講到，詞典的修訂，「目的是使這部詞典在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範化方面，在漢語教學方面，繼續起到它應有的作用」。當然，通語詞典也講求學術研究，《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的說明中就明確寫著，「本次修訂堅持以學術研究為先導，注重修訂工作的科學性、系統性」。此外，通語詞典一般是在規範的書面語言裡提取詞條，按照規範的用法來收集和解釋詞條。而書面語詞條的提取，有現成的文獻，提取的路徑較簡單，比較容易操作。
方言詞典則不是供學習使用的詞典，目的不是規範的推廣。方言詞典應該是具備以下特點的詞典：
（一）方言詞典是方言調查詞典。方言的調查，大體可以分為田野調查和文獻調查兩種。田野調查就是通過調查講方言的人，包括調查者自己（作者最好是熟悉方言的人），收集、記錄方言。文獻調查就是從文獻中搜集方言材料。歷代的方志、地名志以及上世紀50年代以後出版的地方專志，如電力、菸草、教育等，其中有大量真實可信的方言詞語。另外，方言作品，舉凡地方戲曲、說唱藝術，以及鄉土作家的作品，地方人士的回憶錄、日記等，都是很好的語料來源。方言區網友在網上發布的文字以及音像資料，也是很寶貴的方言語料。
在田野調查和文獻調查基礎上編纂的大型方言詞典，收詞應該廣泛，詞素、詞、詞組和短語（俗語、諺語等），均應該在詞典裡得到反映。
（二）方言詞典是方言語料總匯詞典。大型方言詞典應該為方言研究提供全方位的語言材料。首先，方言詞典的詞條要儘可能齊全。其次，方言詞典的例句要齊全，每一個詞條，均應該提供地道的方言例句。由於絕大部分方言都沒有文獻材料，在這種情況下，方言詞典的書證材料就顯得尤其重要。一部方言詞典，每個詞條下面的例句，組合起來就是方言的長篇語料集，涵蓋了方言所有詞語、詞組的方言語料，是研究語音、詞彙的基本材料，也是編寫參考語法的重要語料來源。這樣的語料，較之以往隨機收集的語料，更具有特色。
（三）方言詞典是地方的百科辭典。大型方言詞典，不僅要收集地方詞語，作為語言研究的材料，還應該反映地方語言背後的歷史和文化。「語言也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就是說，不脫離社會流傳下來的、決定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和信仰的總體。人類學家慣於憑藉種族、語言和文化這三個綱目來研究人。」[13]186
理想中的大型方言大詞典，不僅是方言研究的總匯，還應該是地方的風俗畫、歷史卷、思想庫。這個話題我們有專文討論，此不贅述。
（四）方言詞典是方言研究的學術詞典。通語一般有比較好的研究基礎，語音、詞彙、語法等諸多方面都積累了比較多的成果。把這些成果加以轉化，用到通語詞典編纂裡，注音、釋義相對都容易一些。方言的情況與此不同，有些方言從來沒有人調查過。所以，對一個方言進行研究，把研究的成果凝聚到詞典裡，是大型方言詞典首先應該做到的，所以大型方言詞典應該是方言研究的學術詞典。作為學術詞典，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慮：
第一，從編纂者來看，在對方言詞語進行調查、進行提取、進行解釋時，要把自己對方言的研究理念滲透到所編纂的方言詞典裡。詞典可以有比較多的按語，可以引用以往的研究材料、先哲的研究成果等。
第二，從詞典內容來看，方言詞典應該具備較好的研究基礎。所謂好的研究基礎，是指方言詞典的詞條、注音、釋義、書證材料等，均應該有比較高的學術價值，可以供學者進行研究。關於詞條，前文已有說明。下面就注音、釋義、書證材料分別說明。
（1）注音。通語詞典中的讀音是經過規範了的，不同的讀音，可能會反覆調整，以期「純正」。方言的讀音，變音比較多，口語裡有諸如語流音變、鼻化、輕聲等等。最理想的辦法，是要在方言詞典裡記錄這些音變，而不能僅僅只注一個根據中古音折合來的單字音。
（2）釋義。方言詞典的釋義方式，值得研究。目前不少方言詞典釋義大多沿用通語詞典的釋義，其中用得比較多的是《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我們認為，方言詞典的釋義，跟通語詞語含義大致相同的，可以用通語詞語直接解釋，不必照抄通語詞典裡繁瑣的釋義。一般情況下，方言中跟通語相同的詞語，含義（意義、褒貶、用法等）跟通語或多或少有不同程度的差異，這種情況下，可以根據方言裡詞語的實際情況來解釋。
（3）書證材料。書證材料是詞典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沒有書證的材料，詞典只是一個空殼，毫無生氣。對於通語詞典來說，書證即使有缺陷，或較少用書證，雖說是個遺憾，但因為有大量的書面材料，讀者或研究者可以另想辦法，問題尚可彌補。而方言詞典因缺少書面材料，每一個詞條最好都有真實的例句，甚至一個比較大一點的片段作為「書證材料」。每個詞條下面均有「書證」，整個詞典就會擁有大量真實的方言語料。在方言的研究方面，學者們倡導要收集整理長篇語料，可是在編纂方言詞典的時候，又多是光溜溜的詞條，沒有書證材料。這是很可惜的。方言詞典的每一個詞條，包括詞素、詞、詞組跟短語，下面均應列有例句，以保證方言裡的所有詞均有真實的語例。這將是方言研究的絕佳材料，不管是方言的詞彙研究、構詞研究、語法描寫等，均可以從這裡得到豐富的語料。另外，大量的語料，還可以彌補詞條解釋的不足，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詞義和了解詞的用法。
四、結語與餘論
漢語的材料，尤其是現代漢語的方言材料，是我們研究語言，尤其是語義類型學上佳的材料。相比一般的書面語言，方言的價值更加獨特。較之「刻板」的通語，方言沒有規範，沒有使用限制，語言的創新更多更快，語義演變的路徑更廣。
每一個方言都有自己的特色。漢語多彩的方言，豐富的材料，非常適合我們做語言類型學的研究。但隨著全球語言的快速變化，方言消失的步伐越來越急促。而漢語方言一般缺乏文獻材料，一旦消失，就不會留下任何痕跡，這如同西夏語、滿語一樣。所以，當務之急是要進行深入的方言調查，用大型方言詞典這種載體，給方言建立一個永久的語言檔案。
語言在快速變化的過程中，消失最快的是詞彙。以湖北黃陂話為例。黃陂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隨著傳統村莊的萎縮，傳統的農耕文化漸行漸遠，黃陂的方言正在發生變化，儘管語音和語法也有變化，但迅速消失的首先是詞彙。中老年以前常說的詞語，現在年輕的一代已經茫然無知。可以預見，要不了幾年，伴隨著這些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的村落的消失，傳統的農耕文化將成為歷史的陳跡，相關的方言詞語也會隨之消失，所以編纂大型方言詞典的工作已十分迫切。編纂大型方言詞典，猶如保存一個方言的標本。熟悉傳統方言的學者，尤其是語言學工作者，應當承擔起保存方言標本這個重任。時不我待，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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