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從普通語言學角度介紹語法化的若干基本概念和主要發現,並結合漢語實際討論漢語語法化研究的若干視角和方法問題。文章認為,未來的漢語語法化研究,應該在理論語言學取向、語言類型學眼光、區域語言學視角和比較方言學方法等方面進一步堅守和深化。
關鍵詞：語法化；漢語歷史語法；漢語歷史語義；歷史語言學
作者簡介：吳福祥,男,安徽安慶人,博士,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漢語歷史語法與歷史語義。
基金：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功能—類型學取向的漢語語義演變研究」(編號:14ZDB098)資助。
一 引言
語法化是人類語言中普遍可見的語言現象,也是海內外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本文擬從普通語言學角度簡介與語法化相關的若干基本概念和主要發現,並結合漢語實際討論漢語語法化研究的若干視角和方法問題。
二 語法化及語法化研究
2.1 什麼是語法化
我們通常所說的「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實際具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是指一種特定的語言現象(尤其是語言演變現象),即語法範疇和語法成分產生、形成的過程。典型的情形是,一個詞彙項或結構式在特定的語言環境裡獲得了某種語法功能,或者一個語法化了的成分繼續產生出新的語法功能(參看Hopper & Traugott 2003:xv)。例如漢語的「了」原本是「終了」義的完成動詞,後來在述補結構裡獲得表達完整體的語法功能,從而演變為完整體標記(perfective marker)。又如英語的be going to 原本是一種表達位移的結構式,後來在後接表目的的不定式這樣的語境裡獲得將來時指稱的語法功能,從而演變為將來時標記。語法化的另一個含義指的是一種描述和解釋語言現象的研究框架(research framework),即通常所說的「語法化理論」,它主要研究語法範疇、語法成分的來源和演變,主要任務是描寫語法範疇和語法成分是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中產生和形成的,解釋這些語法範疇、語法成分為什麼是以那種方式被構造起來的。(Heine & Kuteva 2002:2;Heine 2003:575)
語法化作為語言研究的一種理論框架,其最大特色是打破共時和歷時的畛域,運用跨學科(比如語言類型學、認知語言學、話語語言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等)的視角和技術方法來描述和解釋人類語言的語法系統的形成過程,其最終目標是要回答「人類語言的語法系統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人類語言的語法為什麼是以那種方式構造起來的」(Bybee 2003)。
語法化的研究原本屬於歷史語言學範疇,其關注的對象直接跟語言的演變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對屈折構形成分來源的討論(Heine 2003:575)。「語法化」這個術語則是法國語言學家梅耶首次使用的,梅耶在《語法形式的演化》(Meillet 1912)一文中將語法化定義為「一個本來獨立的詞演變為一個具有語法功能的成分」的過程。通常認為,梅耶的這項研究揭開了現代語法化研究的序幕。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問世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盛行,而包括語法化在內的語言歷時研究受到冷落。直到20世紀70年代,隨著語言類型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話語語言學、語用學的逐漸興盛,語法化研究才重新受到語言學家的關注(如Givón 1971、1975、1977、1979; Li 1975、1976、1977; Greenberg 1978)。這個時期的語法化研究,代表性人物是著名語言學家Talmy Givón。Givón認為,很多共時的形態句法現象都有歷時演變的理據,因此他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口號:「今天的形態是昨天的句法。」(Givón 1971) Givón的On Understanding Grammar(1979)是一部系統運用語法化理論研究共時形態句法結構的經典文獻,此書在傳統語法化研究模式的基礎上確立了話語—篇章結構「句法化」的研究模式,從而為語法化的研究引入一種全新的理念和視角,被認為是當代語法化理論的奠基之作。
最近四十餘年來,語法化研究在繼承歷史語言學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借鑑和引入語言類型學、認知語言學、話語語言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以及接觸語言學等學科中的理念、視點和技術方法,逐漸形成一種橫跨歷時和共時、具有多學科視角的語言理論。
2.2 語法化研究的若干發現
梅耶(Meillet 1912)以來,語法化研究的主要發現約如下述:
(1)一個詞彙成分發生語法化的先決條件有三:(a)「語義相宜」(semantic suitability)、(b)「結構鄰近」(constructional contiguity)和(c)「高頻使用」(frequency)。(Traugott 1996)
(2)促使語法化過程發生的主要動因是「語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ing)和「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前者具體表現為「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兩個認知過程。(Hopper & Traugott 1993、2003;Heine &Kuteva 2005、2006)
(3)導致語法化過程實現的兩個基本機制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類推」(analogy)。(Hopper & Traugott1993, 2003)
(4)語法化過程最重要的兩個本質特徵是「漸變性」(gradualness)和「單向性」(unidirectionality)。(Heine et al.1991;Hopper & Traugott 2003)
(5)語法化有四項「啟導原則」(heuristic principles),即(a)「疊層」(layering)、(b)「滯留」(persistence)、(c)「歧變」(divergence)和(d)「擇一」(specialization)1。(Hopper 1991)
(6)典型的語法化過程包含語用—語義、形態—句法和語音—音系三個子過程。語用—語義過程體現為「去語義化」(desemanticization),形態—句法過程表現為「去範疇化」(decategorialization),語音—音系過程表現為「銷蝕」(erosion)。去語義化通常先於去範疇化和銷蝕發生,並且是導致後二者發生的主要原因。(Heine & Reh 1984;Heine & Kuteva 2002;Heine 2003)吳福祥(2003)將上述三個子過程概括如下:
語義—語用 抽象性逐漸增加:具體義>較少抽象義>更多抽象義
主觀性逐漸增加:客觀性>較少主觀性>更多主觀性
形態—句法 黏著性逐漸增加:自由>較少黏著>更多黏著
強制性逐漸增加:可選性>較少強制性>更多強制性
範疇特徵逐漸減少:多範疇特徵>少範疇特徵>完全喪失範疇特徵
語音—音系 音系形式逐漸減少或弱化:完整的音系形式>弱化的音系形式
(7)有四個參數2可以用來識別和描述語法化過程,即(Heine & Kuteva 2007:33—34):
(a)擴展 (extension),即一個語言成分用於新語境時產生了新的語法意義(語境誘發的重新解釋);
(b)去語義化 (desemanticization)(或稱「語義虛化」),即意義內容的消失(或泛化);
(c)去範疇化 (decategorialization),即詞彙成分或其他低語法化形式所具有的若干形態句法屬性的消失;
(d)銷蝕 (erosion) (或稱「語音弱化」), 即語音實體的喪失。
三 漢語語法化研究的思考
儘管漢語學界對與語法化相關的現象的關注由來已久(如元代周伯琦《六書證訛》:「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但嚴格意義上的漢語語法化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解惠全(1987)《論實詞的虛化》、貝羅貝(Peyraube 1988)Syntactic Change in Chinese: On Grammaticalization是漢語語法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後,劉堅(Liu 1993)Thegrammmaticalization of full words in Chinese和劉堅、曹廣順、吳福祥(1995)《論誘發漢語詞彙語法化的若干因素》的發表以及沈家煊(1994)《「語法化」研究綜觀》和孫朝奮(1994)《〈虛化論〉評介》兩篇語法化研究綜述的刊布,引起漢語語法學界的廣泛關注。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南開大學文學院在南開大學聯合舉辦了首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會議論文集《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一)。這次會議的召開以及會議論文集的出版對國內的語法化研究是一個重要推動。截至目前,語法化的系列會議已成功舉辦10屆,出版論文集9部。可以說,「漢語語法化問題」系列會議的召開及其論文集《語法化與語法研究》的出版,為中國語言學特別是漢語語法研究的深入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近年來,在沈家煊、劉丹青、洪波和吳福祥等學者的踐行和推動下,國內語言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於語法化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事實上,漢語語法化研究不僅已經成為漢語語言學最前沿、最活躍的領域之一,也開始成為國際語法化研究的關注對象。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目前的漢語語法化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們覺得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絕大部分成果專注於漢語語法化事實的描寫,而對語法化的理論問題關注較少;
(2)單個語法化過程的描寫有餘,系統的演變模式或路徑的揭示不足;
(3)缺少跨語言視角和類型學眼光,絕大部分成果只在漢語語言學框架裡討論問題;
(4)有些研究往往用貼標籤的方式代替邏輯論證。
所以,如何進一步提升、深化漢語語法化研究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今後的漢語語法化研究,我們認為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堅守和深化。
3.1 理論語言學取向
目前的漢語語法化研究,大致有兩種研究取向,一種是漢語語言學取向,即運用國外語法化的理論和方法來進行漢語語法化的個案研究,目的是描寫和解釋漢語語法化的現象。另一種可以稱之為理論語言學取向,即基於漢語語法化的研究來進行語法化理論的思考和探索,目的是豐富和完善語法化的普遍理論。相比較而言,後一種研究取向更難能可貴,因為如果我們僅僅關注漢語語法化的個案研究,那麼我們所做的工作僅僅是為別人的結論提供佐證,這樣的研究不僅難以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和突破,也不利於我們在語法化研究中獲得話語權。因此,在今後的研究中,理論語言學的研究取向更為重要。
3.2 語言類型學眼光
語法化學說與語言類型學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係。語言類型學有兩種:共時類型學(synchronic typology)和歷時類型學(diachronic typology)。共時類型學關注的是人類語言共時模式的變異類型及其制約;歷時類型學關注的則是人類語言演變的變異類型及其制約,而人類語言演變的變異類型及其制約也正是語法化研究的目標。因此,在語法化研究中,語言類型學的眼光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只從漢語語言學的角度來做語法化研究,那麼我們對某個特定的漢語語法化演變的性質及其類型學蘊涵很難進行清晰的辨識和準確的定位。反之,如果我們把某個特定的漢語語法化演變置於歷時類型學的框架中,放在人類語言演變的大背景下來審視,那麼我們就很容易判定,漢語這一給定的語法化演變,究竟反映的是人類語言演變的共性,還是某些語言具有的類型特徵或者漢語獨有的演變特性。
3.3 區域語言學視角
東南亞地區的語言是學界普遍承認的語言區域,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不屬於東南亞國家,但在語言學上漢語尤其南方方言屬於東南亞語言。漢語在結構模式、歷時演變等方面跟東南亞語言有很多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從區域語言學角度很容易得到解釋。但如果我們僅從漢語的角度來討論漢語,那麼這些共時模式和歷時演變的相似性就很難得到合理解釋。
3.4 比較方言學方法
方言之所以脫離標準語成為方言,前提是它具有自己的獨立創新。這種獨立創新可以是語音演變,當然也可以是與語法化相關的語義和語法演變。眾所周知,現代漢語有一個非常常見的現象,即同一個來源的虛詞在不同的方言裡有不同的意義或用法,這種情形實際上反映的是同一語言成分歷時演變的不同階段,所以用比較方言學方法,把這些見於不同方言的意義或用法加以比較,就能尋繹出其語法化的路徑,從而加深我們對漢語語法化演變的理解。
四 結語
漢語擁有三千餘年連續的文獻歷史和豐富多樣的方言類型,漢語所具有的這種語法化研究的資源優勢,是其他任何一種語言所無法比擬的。因此我們相信,漢語歷史語法學界若能在繼承和弘揚漢語史研究的優良傳統、學習和借鑑國外語法化研究中的先進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調整研究框架,漢語語法化研究在21世紀會有更大的突破和更多的成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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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根據Hopper(1991),「疊層」(layering)指某一功能範圍內出現新層次時,舊層次不會馬上消失,往往和新的層次共存並互相影響。「滯留」(persistence)指一個實義詞演變為語法詞以後,原來的實詞義往往並未完全喪失,新出現的語法詞多少還保留原來實義詞的一些特徵,這些殘存的特徵對語法詞的用法會施加一定的限制和制約。「歧變」(divergence)是指一個實義詞在某個特定的結構裡演變為一種語法成分後,它還可以在另外的環境裡朝另一個方向演變為另一種語法成分,其結果導致兩個或更多的詞源相同但功能相異的形式出現,即不同的語法成分由同一個實義詞演變而來。「擇一」(specialization)是指在一個特定的聚合裡表達同一個功能的多種形式並存,經過競爭和淘汰,最後只剩下一兩種形式,從而縮小這個聚合體的選擇可能性。Hopper(1991)提出的語法化「啟導原則」原本還有一個「去範疇化」(decategorilization),但後來很多語法化學家傾向於將「去範疇化」看作語法化的一個子過程而非語法化的啟導性原則。
2這四個參數在Bernd Heine 的有些文獻裡被稱為語法化的機制,如Heine( 2003:578—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