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0年突發的全球性新冠疫情衝擊，將如何改變各國的發展軌跡，是當下人們高度關注的重大問題。疫情可能怎樣影響中國正在形成中的「雙循環」經濟發展新格局？醫療健康需求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什麼？抗疫措施該如何在守護健康與保障經濟之間進行科學取捨？近日，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教授、北大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就新冠疫情衝擊下的經濟發展與公共健康相關問題開展了專題講座，以下為講座實錄。
全球化帶給人類機遇，也帶來挑戰
2001年，由世界衛生組織立項，委託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牽頭，帶領全球數十位頂尖經濟學家、醫學科學家完成了一份堪稱裡程碑式的報告：《宏觀經濟與健康》。該報告的執行摘要指出，技術和政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將世界推向了一起，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是巨大的。這是由於思想、文化、挽救生命的技術和有效的生產流程之間的共享越來越多。
然而，全球化的好處仍在接受考驗。部分的原因是，這些好處尚未惠及世界上數億的窮人，部分的原因是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挑戰，世界某一地區的動蕩可以通過恐怖主義、武裝衝突迅速擴散到其他地區，環境惡化或傳染性疾病在全球範圍內急劇傳播。今年突發的全球新冠疫情，讓世人認識到20年前世界衛生組織的警示並非杞人憂天。
事實上，根據公開資料可查的數據計算，在人類發展的2000多年中，人類戰爭奪走了4.5億人的生命，人類和微生物之間的衝突導致的死亡人數高達4.67億，毫不遜色同期人類武器的殺傷力。新冠病毒對人類造成的衝擊和代價有多大？儘管疫情還在世界各地蔓延，就迄今為止的影響而言，已經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來微生物種對人類最嚴重的襲擊。
截至12月23日，全球新冠病毒確診7800萬人，感染率為10000/100萬居民，感染率最低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區域，其次是非洲，最嚴重的是北美、南美、歐洲。全球新冠死亡人數173萬，平均死亡率為222/100萬居民，其輕重分布情況和感染率高度一致，地區性的聚集特徵明顯：仍然是中國為首的東南亞地區最低，其次是非洲，北美和歐洲最為嚴重。
從全球角度考察，不同地區的抗疫成效差異為何如此顯著？究其原因，雖然極為複雜，並且疫情還在進行中，定論也為時過早，但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理解。
第一，各國中央政府關於抗疫措施的行政決策和嚴控程度，以及地方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執行力度。
第二，各國民眾文化基因中關於生命價值和生活品質的取捨關係，關鍵性地決定著人們配合政府抗疫措施的個人行為和社區行動。
中華文化的核心特徵之一是生命至上。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是該文化的最佳詮釋。中國抗疫能夠取得如此重大的階段性成果，各級政府及時推行的嚴控措施與人們生命至上文化的高度相融性應該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西方文化與中華文化相比，最具差異的特徵恐怕當屬其關於生活自由與生命價值的對等性，即所謂「不自由，毋寧死」的文化。
極限探險，應該是這種文化的主要寫照。2017年，世界攀巖高手、美國青年亞歷克斯·霍諾德徒手攀登了美國優山美地高達884米高、近90度的酋長巖，創下了史無前例的最危險攀巖創舉。當記者問他是否有隨時死亡的恐懼時，他回答說：「人的生命長短終歸有限，如果生命在當天攀巖途中畫上句號，其價值不低於高齡的壽終正寢。」
第三，自然力量的差異也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包括各地新冠的毒株類型以及不同族群自身的免疫系統的基因結構差異。
為什麼新冠疫情對經濟影響這麼大
新冠疫情對社會經濟的衝擊體現在很多方面。我們重點看看它對經濟的影響。2020年，全球GDP預計比2019年倒退4.4%。中國GDP今年預計能夠實現2%~2.5%的增長，在全球大國經濟當中表現最佳。不過縱向看，較之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平均水平，大疫之年的經濟增長率也面臨下降近七成的巨大挑戰，前所未有。那麼，為什麼新冠疫情對各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如此之大？
如果對比過去傳統的經濟危機，也許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這個問題。多數情況下，傳統經濟危機的發生主要是因為經濟結構本身出了問題，首先表現在需求疲軟和消費不足，使得供給的產品滯銷，失業上升，收入進一步下降，進而形成惡性循環的危機周期。新冠疫情的影響則有所不同，從需求側看，為了降低感染風險，居民選擇居家活動，客觀上降低了需求和消費。與此同時，在疫情嚴重之時，為了遵守政府抗疫的相關規定，供給側不得不停工、停產，對本已減少的經濟活動而言，無異於再自行「補上一刀」。國內外若干實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導致的宏觀經濟下行程度，供給側的影響遠高於需求側的影響，這在傳統經濟危機中少見。
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進一步觀察。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哈吉·柴提在今年的研究中，應用美國真實大數據，對比分析了今年新冠疫情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差異。2008年金融危機中，耐用消費品消費降幅高達58.6%；非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降幅為44.3%；而服務類消費沒有受到影響。
截然不同的是，今年新冠疫情對耐用消費品的負面影響只有19.5%，非耐用消費品的消費下降僅有13.3%；負向影響最大的是服務業消費，下降幅度高達67.2%。因為服務提供大多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能夠完成。該項研究為我們制定經濟復甦政策措施提示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醫療保健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轉型升級。今年夏天，國家提出「雙循環」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原因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進入新的階段。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相對的國際市場規模和需求能力逐步遞減，過去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方式必然面臨越來越大的市場壓力，必然需要拓展新的產品市場。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其中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服務業比重超過50%，2019年達到54%。相對於有型物品，服務業能夠進行國際貿易的程度更低，這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擴大內需轉型的第二個原因。
簡言之，我認為「雙循環」模式的核心要義，並非要縮小對外市場規模。相反，中國經濟需要在不斷保持國際市場需求的同時，加大力度發展和開拓具有巨大潛力的國內市場需求，不僅為供給側創造更大的市場，更重要的是，也能更好提高和滿足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
毫無疑問，當下中國人均GDP只有1萬美元的水平，居民未來的內需增長潛力的確非常巨大。當然，需求潛力不等於實際需求，如何變潛力為實際水平，還要取決於很多促進增長的條件。其中，三個方面的條件尤為重要：一是廣大農村居民能夠參與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二是進一步的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目前來看，中國人均GDP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還不小。參照發達國家的水準，通過進一步促進勞動者收入的稅收制度改革，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空間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三是繼續推進和完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也是進一步提高中國內需動能的源泉。
考察居民的消費結構，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擴大內需的條件。根據國家統計局近年發布的統計數據，中國居民消費構成分為8大項：菸酒、居住、交通、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穿衣、生活用品及其他。2015年~2019年，儘管每一項的絕對值都在增加，各項的相對增長則不同。其中，菸酒和穿衣消費佔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居住和醫療保健開支佔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因為居住既有消費屬性，也有投資屬性。如果不考慮住房的話，在全國居民消費的8大項中，只有醫療保健的相對開支在2015年~2019年的觀察中持續上升。
據此，我們是否能夠把醫療保健理解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所需的朝陽市場呢？在中國的5年觀察時間也許太短，恐怕還不能斷言為長期趨勢。不過，歐美相關的研究也許為我們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參考依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追蹤了美國從1875年~1995年120年間的居民消費結構變化。他發現在吃飯、穿衣、住房、醫療、教育、休閒及其他等7項消費開支中，吃、穿、住3項消費的增長低於同期收入增長；而醫療、教育、休閒及其他的增長則超過同期收入增長，其中醫療消費的相對增長幅度最高，其相應的收入彈性為1.6。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醫療市場的增速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在各國幾乎都是不爭的事實。1970年，發達國家醫療衛生佔宏觀經濟的比重在5%~6%。到了新世紀後，大多數發達國家這一比重都超過了10%。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到現在，醫療衛生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也在不斷上升。為什麼醫療市場的增長速度一直快於經濟增長速度？是好是壞，更是見仁見智，社會各界爭論不休。儘管如此，關於快速增長的決定性原因還是有一定的共識，其中包括不斷加速的老齡化、醫學技術的推陳出新以及國家醫保的制度化發展。
抗疫措施可以藉助科學手段更精準有效
通過近10年醫改的不懈努力，中國在2019年從制度上消除了城鄉醫保的差距，實現了國家全民基本醫保的城鄉並軌目標，堪稱一項壯舉。
與此同時，更大的挑戰也如期而至。2019年，從全國層面上看，醫保基金收入接近24520億，支出20854億，還有3666多億結餘。不過，從2018年到2019年，居民醫保人均籌資的增長幅度在12.7%，而人均醫保費用的支出增長率是18%。因此，醫保支付制度改革勢在必行，支付改革的主線主要圍繞兩大問題：買什麼，如何買。
就可應用的相關理論和科學方法而言，藥物經濟學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事實上，在2019年~2020年兩年的國家醫保目錄調整過程中，藥物經濟學專家組成的力量確實通過「成本效益」原理進行分析測算，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到目前為止，全球因新冠死亡173多萬人，以今年前11個月計算，相當於平均每天死亡5000多人，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健康，接近全球疾病致死人數的前6位。新冠襲擊人類的同時，其他疾病殺手並未因同情人類而手軟。比如，一號殺手心血管病，每天奪走高達48000多人的生命；第二大殺手是腫瘤，全球每天有26000多人因此離開人世。更為嚴重的是，這些非傳染性疾病殺手，並非2020年的特殊情況，會長期威脅人類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繼續加強新冠疫情防控的同時，更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有效配置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做好長期應對常態化慢病防治工作。
隨著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越來越全面，我們能否進一步提高抗疫措施的有效精準程度呢？答案是肯定的。切入點之一是進行新冠病毒在個人層面上的風險識別，從而研究和開展基於個人風險的「靶向」防控工作，尤其是通過非藥物手段的個人幹預措施，應該可以獲得更高成本效益的防控效果。
根據目前國內外公開獨立發表的科學研究，各國新冠患者面臨的死亡風險和嚴重程度，幾乎都高度一致地與年齡密切相關。以義大利為例，80歲以上的新冠患者，其死亡風險高達20%。然而，只要年齡下降10歲，死亡率顯著降低7個百分點；60歲~70歲的新冠患者面臨的死亡風險大幅下降3倍以上，即3.5%；50歲的死亡風險降低到1%，如果是30歲以下患者，其死亡風險只有0.2%~0.3%，相當於常規大流感的死亡風險。
另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諾貝爾獎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教授在今年10月發文，分析了為什麼新冠病毒在冬季特別嚴重。主要原因並非溫度、溼度的改變，而是紫外線的輻射更輕導致病毒在冬季更為活躍，從而更具傳播力。
冠狀病毒在紫外線暴露下的脆弱性本是科學常識，但其受到的關注和應用程度仍然很低。這提示人們除了研發如疫苗類的新抗疫技術外，還可以從已有技術和認知領域進行挖掘，包括更好地利用現行相關藥物和紫外線技術等，其成本效益可能更高。
劉國恩，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教授，北大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教授還擔任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全國新冠肺炎專家組成員。劉國恩教授研究領域為健康與發展經濟學，國家醫療體制改革，以及醫藥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