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大行其道，它沒有任何含蓄的語言，極富侵略性的文字，很快就在中國文化圈中走紅。大陸第一個引進版由廣州、湖南等地的出版社出版，首次印數就達到200萬冊；到2004年，仍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再版。
本書中，柏楊抓住「中國人的劣根性」，不遺餘力地描寫中國人在生活、為人、社交等方面的種種醜惡，可想而知，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論。誇誇其談的人使他達到了魯迅的高度，而駁的人認為偏頗，是懦夫的行為。
今天跨過一個世紀，再過20年再來看這本書，究竟是犀利還是偏見？而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事實上常常比文字更有說服力。
雖然該書被稱為「雜文集」，但該書的主幹內容卻是1984年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的同名演說，另外兩篇演說，《中國人與醬缸》、《生活文學與歷史》和其他一些雜文、訪問等，最後合編而成。
感覺這篇文章的畫風——「髒，亂，吵，窩裡鬥！」加一起，三個中國人就變成了一隻豬！」、「死不認錯！要想掩蓋一個錯誤，就得努力再製造更多的錯誤」、「記仇，少包容性，打一架能記三代」；
「自大，自卑，就是沒有自尊，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更怕獨立思考」，「沒有是非，沒有標準，只會狂風暴雨，最後一塊兒混在一起」……即使在今天的網絡環境下，這句話也不算冤枉，何況上個世紀？說句實話，讀者也是人，是人就有脾氣，作為群體中的一員，看到群體中的一員拿出一大堆惡言惡語來攻擊，這是很自然的事。
有人說，在愛荷華大學，這次演講結束後，柏楊面前只是「一片山谷般的寂靜」，沒有人鼓掌，甚至連握手的禮儀也沒有。而且臺下的觀眾，有六成是華裔。儘管這樣，還是有不少人覺得批狠點好了，入木三分才有力量。
作者馮驥才認為這是一本「深思熟慮的書」，並將魯迅引為「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典範；資深出版人謝璽璋稱作者為「鬥士」，充滿挑戰卻又難以擺脫時代的困局；李敖乾脆寫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研究》，直截了當地指出，把刻板印象加在所有中國人身上，是「懦夫的行為」。論戰激烈，2004年蘇州古吳軒再版此書，仍在暢銷中，不久便登上上海《書城》雜誌「二十世紀末二十年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排行榜。
在本書中，柏楊把中國人的「醜陋」一詞，首先歸結為文化的原因，這是他自己的觀點。儒家在幾千年的統治下，師徒關係形成了思想壓制，再加上歷代統治者自覺的「改造」，形成了極端保守、拒絕創新的傳統文化。久而久之，這部分的「渣滓」便沉澱得越多，最後形成「文化醬缸」。
對於中國人的不良行為，柏楊認為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安全感。歷史上，這片土地人口眾多，資源匱乏，客觀環境迫使人們互相內鬥，爭權爭利，一旦到了戰爭時期，這種內鬥就更加白熱化了。
即便是在文明社會的社交禮節約束下，中國人還是會表現出聲音大，缺乏同情心，好猜疑，偽裝的習慣，說到底都是因為缺乏安全感。另外，等級制度的深入人心，也使人們愛官愛命：要麼寒窗苦讀，惟一的目的就是想當一名官員；要麼不擇手段，即使踩在別人的屍體上也要尋求權勢。
由於在醬缸文化的思維邏輯中，人的生存狀態只有「治人」和「被治人」兩種，前者傲慢，後者低人一等，唯獨「自尊」無處容身。所以人人都削尖腦袋爭做做人的人，從中催生出醬缸文化中最臭味最重的部分——官場文化。
直到近代，醬缸文化被西方堅船利炮的入侵所打破，但來自外部力量的破壞畢竟不如內部的自我升華來得徹底，只要稍微風吹草動，舊醬缸文化就會沉渣泛起。柏楊曾自嘲說自己「吳剛伐樹我洗缸」，正如吳剛永遠不停地砍伐同一棵桂樹一樣，他自己也在一次又一次地「洗缸」。
不難看出，這是一本以「國民度」為賣點的書，類似的暢銷書不在話下，比如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的《中國人的氣質》，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都是從描寫某一特定人群開始，試圖以小見大，解讀文化的作品。這類書往往深入淺出，又足以滿足讀者的探索性心和代入感，好似鬧市裡賣西洋鏡的小販，越是人們不了解、不熟悉的東西，越容易賣出好價錢。
但國民性這東西幾乎不能客觀地進行統計或分類，社會中的某個人是否真的能代表群體中的其他個人呢？可以說，幾乎每一本關於「國民性」的書都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作者總是從自己生活的圈子、所處的時代去選擇觀察對象，然後形成自己的看法，寫出來的其實全是「我覺得」，還總是「我覺得」，觀點尖銳，言辭激烈。
當我們改變觀察範圍，或將其放在另一個時間段，讀者看到的與作者所寫的不一致時，問題就來了：「老師，這跟說好的不同啊？」的確，有一些作家，不僅目光敏銳，筆法犀利，能夠抓住「國民性」中共鳴廣泛、極具代表性的那一段，然後又特別鞭辟入裡地寫出來——這是可以遇而不可求的，畢竟，像魯迅那樣的人物不是雙11的爆款，經典作品如《阿 Q》也不是一堆數就能堆出來的。
再看《醜陋的中國人》，多年以後的今天，與《現如今的真相》已有不少出入。書本上所描寫的喧囂喧囂的生活環境，實際上已經在許多地方有所改變，而且變化並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