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韓戰打不贏,千裡投毒我最行

烏鴉校尉作品

1952年3月10日，一個叫史紅儒的25歲退役士兵從山東出發，前往500公裡外的承德，尋找5年前去世父親的遺體，帶回家族墓地。

3月23日，他挖到父親遺體之後就回了招待所。

沒想到，5天之後，史紅儒突然出現劇烈的胸悶，伴隨著高燒，很快就病倒了。

在進醫院治療幾天後，4月1日凌晨4點，史紅儒去世了。

這個病例讓醫生極為困惑，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突然說病就病，說死就死了？

一番屍檢之後，醫生在史紅儒的鏡檢標本中找到了一些鏈狀芽孢桿菌，他們把這種細菌注射給小白鼠，小白鼠過了3天就一命嗚呼！

在另外一個標本中，醫生還發現了炭疽桿菌，這種細菌會導致一種嚴重的傳染病——炭疽病。

一開始，公共衛生局還以為，細菌是他挖遺體的時候被傳染的。結果對遺體進行一番檢測後，什麼線索也沒有發現。

幾天之後，3月16日，一架美國飛機飛過滿井火車站。

當地的鐵路工人劉忠國在檢查鐵軌時，發現車站以北1.5公裡處有大量黑甲殼蟲，就把蟲子作為樣本帶回火車站。

將蟲子帶回火車站後，劉忠國就去防疫站消毒。但他的一名工友瞿佔雲接觸完這些蟲子後沒有去消毒。

結果，3月22日，瞿佔雲去世。其屍檢結果顯示「確診為炭疽病」。

調查人員從瞿佔雲生前接觸過的那些甲殼蟲身上也提取了樣本，這些樣本同樣顯示存在炭疽桿菌。

1952年3月12日晚上，錦縣一頭驢因拒絕吃草而病倒，第二天就死了；

4月8日，遼陽縣一名年輕教師死於呼吸炭疽熱；

4月14日，鞍山市一名家庭主婦死於呼吸炭疽熱……

這些案例的屍檢結果，統統顯示是由炭疽桿菌所導致的心臟和脾臟出血。

奇怪的是，這些病例發生的地方，距離相隔甚遠，之間沒有什麼接觸，根本不像是由某個點擴散爆發出的傳染病，更像是多點同時爆發的。

這種種證據說明，這一切根本就不是一次自然爆發的傳染病，而是有人蓄意製造的。

而那個製造者，就是美國。

1

1951年10月，美軍在朝鮮的正面戰場上一敗塗地，瘋狂「向南進攻」，前所未有的失敗讓美軍顏面掃地。

就在這個時候，李奇微將軍在參謀長聯合會議上，被面授了一份機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韓戰中開展有限生物戰。

很快，隨著意識到在正面戰場上僅憑戰術根本無法擊敗志願軍，1952年，參謀長聯席會議授權開展更大規模的生物戰。

這裡的生物戰，說的就是美國秘密研究了很久的細菌戰。

美國的細菌戰，直接關係到一個惡貫滿盈的反人類戰犯，和一個重要的生化武器實驗室。

這個戰犯叫做石井四郎，原日本731部隊的部長，在侵華戰爭期間用活人實驗生化武器，早就該上國際法庭了。

1947年1月，蘇聯遠東軍事法庭檢察官照會盟軍總司令部，就要求提審石井四郎等在中國搞細菌戰的戰犯。

然而，早在1942年，美國就想研究細菌武器了，只是毫無經驗。

而大洋彼岸的日本卻已經在中國實驗了很多年，他們手上有中國人鮮血換來的實驗資料。

1947年，美國人提前找到了石井四郎等人，和他們達成了一份協議——只要他們交出細菌戰的材料，並為美國效力，就不用在戰後被當成戰犯處理，並另有好處。

石井等人也不傻，如果落到蘇聯人手裡，只有死路一條，幫美國人辦事，反而還能升官，於是便將資料和盤託出。

據美國學者哈裡斯所著的《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一書中說：

美國獲得了它們想要的731部隊有關細菌武器和細菌戰的各種資料、人體實驗報告和研究論文、100部隊關於牲畜和農作物細菌戰的研究報告等，石井四郎還承諾提供他20年來細菌戰研究經驗的報告。

而那個重要的生化武器實驗室，就是石井四郎等人被送到的美國德特裡克堡生物化學武器實驗室，當時還是德特裡克營（Camp Detrick）。

在那裡，石井四郎被聘為高級顧問。

而且，原納粹德國生物武器頭號專家，細菌戰實驗室主管埃裡希·特勞布，也因為害怕蘇聯的清算，轉而尋求美國的庇護，他也在德特裡克堡工作過，是普拉姆島細菌戰動物疾病實驗室的奠基人。

美國就這樣融會了兩大法西斯的頭號科學家戰犯，讓他們替自己製造致命的生化武器。

1950年2月，美軍第406部隊僱傭原731部隊成員在日本琦玉縣專門組成「實驗動物綜合研究所」、「豚鼠飼養合作社」等組織，培育專用的細菌、病毒用老鼠，專門供給美軍第406部隊。

1950年，在韓戰爆發後的第五天，美國國防部長特設的研究生物、化學和放射性戰爭的史蒂文森委員會，就向國防部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了關於更加廣泛地發展生物武器的計劃和建議。

很快，國防部長批准了這些建議，否定了國際上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定義和分類」，主張美國放棄「使用生化武器只用於報復」的國家政策。

美國空軍表示完全贊同，俺也一樣。

他們希望在1954年以前，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生物武器系統用於緊急戰爭，以對付蘇聯和中國。

韓戰爆發4個月後，美方研製出了炭疽、兔熱病、鼠疫、肉毒桿菌四種細菌彈。

隨著美軍在戰場上遭受挫折，這一計劃被進一步提前了，美國制定了生物武器作戰應急計劃。

美國政府給生物武器研發的資金，1950財政年度還是530萬美元，從1951年到1953年就變成了總計3.45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作戰使用成本。

1951年，美軍決定在志願軍後方以及中國東北投放細菌武器，企圖在志願軍後方建立一個滿是傳染病的「真空地帶」，摧毀志願軍的後勤。

1951年3月，「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衛生福利處處長賽姆斯，率領美軍1091號細菌登陸艇到過元山港，其後又到過巨濟島，他們用戰俘作為細菌武器的實驗對象。

1951年夏天，美國德特裡克營的科學家研究出了利用昆蟲作為媒介來傳播疾病的炸彈，他們利用蒼蠅、蚊子、跳蚤等昆蟲或帶病毒的火雞羽毛生產出細菌彈。

於此同時，在1951年8月的最後兩周，60名美國飛行員集中在日本的巖國，秘密進行細菌戰培訓。

課程主要講的就是細菌戰所用的武器和各種撒布細菌的方法，尤其是如何投擲昆蟲及動物來傳播細菌。

1951年末，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和北野政次奔赴朝鮮戰場，實地考察，為細菌戰做準備。

1952年1月27日夜，美國多批飛機從42軍陣地上空低飛盤旋，然而，他們卻沒有像往常一樣俯衝投彈射擊，丟下來的東西連個響都聽不見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375團戰士李廣福在駐地金谷裡山坡上發現大量蒼蠅、跳蚤和蜘蛛等昆蟲，散布在約200米長、100米寬的雪地上，這讓他感到非常奇怪，因為正常的蒼蠅跳蚤在冬天是不怎麼看得到的。

隨後，375團在外遠地、龍沼洞等地也發現了大批昆蟲，形似蝨子、黑蠅或蜘蛛，散布面積約6公裡，當地居民都不認識這些蟲子。

到了2月17日，志願軍第42、12、39軍和志願軍第19兵團部隊駐地相繼發現美軍投擲昆蟲的情況8起，昆蟲密度最高的地方達每平方米1000隻！

2月19日，志願軍總部向總參謀部電話報告：志願軍第15軍部隊發生了霍亂、斑疹、腦炎等病症，已經有兩人死亡。

而且，美國人丟細菌彈的地方遠不止朝鮮前線，還有中國境內。

1952年初，美國飛機被多次觀察到在中國東北的遼東省和遼西省各地投下帶有炭疽桿菌的標本蟲、蒼蠅和羽毛；

1952年2月18日，美軍在朝鮮安州投撒跳蚤；

4月4日夜，美機在黑龍江省甘南縣5 ×15 千米盼地區投下 717 只染有鼠疫的田鼠；

5月16日夜，美機在朝鮮大同投下染有霍亂的蛤蜊……

志願軍67軍軍長李湘被細菌感染，病情迅速惡化，轉化為敗血症和腦膜炎病，腦袋腫脹得像水桶一樣粗大，雖經醫生百般醫治，也無能為力。

1952年7月8日13時，李湘與世長辭，從發病到去世前後只有8天，年僅37歲，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最高級別的指揮官。

因為美軍這次細菌戰也有實驗的意思，所以在投毒的同時，美國非常渴望知道自己的「實驗結果」。

從3月份開始，美軍就把願意當間諜的俘虜空投到志願軍後方。

他們帶著雙筒望遠鏡，收音機，以及竊聽電話儀等物品，偽裝成志願軍參謀混跡在軍隊中。

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了解細菌戰的影響，比如軍隊與平民的傷亡情況，感染的人多長時間死去，死者的年齡結構，軍隊中有沒有傳染病，住所裡有沒有死老鼠……

中國這邊的反應也非常快。

在2月上旬，周總理拿到的報告中，對美軍是否使用了細菌武器還存在疑問，證據還不充分。

但到了2月中旬，結果已經十分明確——找到第一批昆蟲的42軍已經從中分析出了鼠疫和霍亂！

面對美軍的細菌戰攻勢，志願軍必須馬上行動。抗疫，刻不容緩！

2

山西作家西虹作為戰地記者去抗美援朝前線的時候，發現前線的志願軍戰士有一件很神奇的裝備——用彈藥箱設計的捕鼠裝置。

面對美國的細菌戰，志願軍採取了一整套方法應對，抓老鼠就屬於其中之一。

西虹把自己見到的點點滴滴，都記在了自己的著作——《抗美援朝戰地日記》裡，細節豐富。

經歷過新冠疫情的中國人在看這本書的時候，肯定會非常感慨——因為中國在那時候就是防疫能手。

面對疫情，第一步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人都重視起來，因為當時全國普遍都缺乏相關的知識，喝生水是普遍現象。

為了普及防疫只是，衛生隊長帶著顯微鏡到連上，給大伙兒看蒼蠅、冷水在高倍鏡頭下什麼樣子，把戰士都嚇壞了，說以後再也不喝涼水了。

同時，在團、營、連部都設置防疫委員會，團部的參謀長和衛生隊長當主任、副主任。

細菌彈落下來以後，小蟲子散落在雪地裡，部隊看到以後就過去打藥，殺死以後要麼燒掉，要麼掩埋。

（志願軍1952年在朝鮮戰場上找到的飛機空投下來的細菌武器容器，和1996年美國解密的1953年的陸軍化學部隊檔案中細菌武器的幾乎完全一致）

大家吃水的水井有門有蓋，炊事員負責看守水井。每班挖垃圾坑，蓋的廁所廁坑也加蓋，灑DDT粉末。

志願軍在洞裡睡高鋪，避免著涼，洞裡有大油桶當澡盆洗澡，戰士每天都要刷牙洗臉，兩天一洗腳，七天一洗澡，換下來的衣服統一燻蒸，滅蝨子。

戰士幹部都要剃光頭，把洞口都掛上雨布，用手帕做口罩，把褲腳紮起來，外出必須戴口罩。

給大家做飯的炊事員，需要全程戴口罩，一天一洗澡。

具體執行如何連裡要三天檢查一次，營裡七天，團裡一個月，抓得特別緊。

對於傳染源，我們也要處理，比較密集的地方，就由防疫人員直接用火滅殺毒蟲。

對於零散的地方，部隊就製作了很多抓帶菌昆蟲的工具，戰士們看到就及時撲殺。

最重要的是，國內緊急往前線運送了大量的疫苗，給所有志願軍戰士都打了疫苗，還有部分朝鮮人民。

志司警衛2團警通連班長王全海，在搜山的時候發現有半片彈殼，長1米，半徑大概40釐米，中間有橫格。

當時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就把它抱起來準備帶回連隊炊事班當豬槽餵豬用，排長張作山看了說：「是細菌彈，快放下。」王全海趕緊把彈殼扔了，但吃完晚飯以後他就感到呼吸困難，喘不上氣，衛生院趕緊把他送到團衛生隊，第二天就被轉到醫院，治了十個月才治癒歸隊。

隨著美國把細菌戰範圍的擴大，瀋陽也發現了美軍投放細菌彈的蹤跡。

於是，3月12日國家進一步發布命令：對由朝鮮進入東北和由東北進入關內的車輛，進行強制消毒，來往人員發現有症狀者，立即隔離治療；非必要物資暫停運回，非必要人員和部隊暫停來往與調動。

19號，中央防疫區和各大軍區都發了《反細菌戰指示》，宣布志願軍所在的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

全國各地組織的139支醫療隊逆行而上，奔赴前線和戰士們一起戰鬥。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並不知道美軍還會有什麼更喪心病狂的想法，只能做最壞的打算。

於是，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除四害」、疏通渠道、改建廁所、修水井，各地都設置了防疫站，有傳染病症狀馬上隔離治療，直接提高全國人的衛生水平，以防細菌戰進一步擴大。

還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全國總動員。

後來，這個運動還延續下來了，隔一段時間就要整一次。

實際上，中國人「多喝熱水」這個習慣，正是在預防傳染病的過程中慢慢養成的，中國農村最早用上的兩樣工業品，除了手電筒，就是熱水瓶。

就在積極防疫的同時，中國還主動聯繫世界相關機構，在全世界控訴美國。

國際科學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通常稱李約瑟報告)得出的結論是：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由於中國有效的防疫措施，在整個細菌戰中，志願軍與美國細菌戰有關的疫病患者共計384人，其中有258人治癒。

軍隊和老百姓的發傳染病發病率，反而因為衛生運動的高漲降低了。

1952年9月，美國軍方負責生物武器研究項目的人員向政府報告，他們把殺傷力強、穩定、可行、易傳播、成本低、能產生疫情的細菌武器運用到常規戰爭中的計劃並不成功。

一年後，在韓戰結束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過去兩年的結果表明，他們對細菌武器的計劃過於樂觀。

然而，恰恰因為中國應對的太好，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疫情報告，給了美國人抵賴的機會，他們一直在用各種辦法狡辯，說自己沒有使用細菌武器。

甚至，為了掩人耳目，他們不惜殺人滅口。

而且，通過種種下作的手段，他們幾乎已經成功了，知道他們罪行的大眾少之又少。

3

1953年11月28日，韓戰停戰整整四個月後，紐約曼哈頓第七大道斯塔特勒酒店突然傳來一聲巨響，一間房間的窗戶被打碎了，短短幾秒鐘之後，一具屍體掉在了人行道上。

Netflix關於該事件的系列片《Wormwood（苦艾草）》

酒店的門房被嚇壞了，他大喊道：「有人跳樓了！有人跳樓了！」

夜班經理迅速報警並確認了房間號——1018A，但當警察趕到時，那人已經死去多時，他們只來得及確認死者的身份——弗蘭克·奧爾森，CIA的生化科學家。

就在這起事件的同一時期，面對鐵證如山的事實，美國方面拋出了神奇的理由——「1952年的美軍不具備中朝宣稱的進攻性生物武器作戰能力」。

德特裡克營武器開發生物實驗室昆蟲學部原負責人戴爾·W·詹金斯（Dale W. Jenkins）博士更是表示，在中國控訴之前，美國方面從沒有研究過使用節肢動物（主要是昆蟲）進行生物作戰的可能性。

我都沒有，拿什麼投毒？

這個突然死亡的奧爾森先生，正是能給美國這個藉口畫上一個大大叉號的人。

因為奧爾森生前供職之處，就是德特裡克營。

製造殺人毒物來「保衛自由」，我反正信了…

1942年末，時任總統小羅斯福正式批准美國的生物武器計劃，奧爾森則是40年代第一批「入駐」德特裡克營的科學家之一，參與生物武器研發工作，還是「特別行動部」的第二任主管。

也就是說，奧爾森不僅參加了美國政府的生化武器計劃，還是涉及最高機密的專家。

奧爾森的離奇死亡讓他的家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情局在給奧爾森家屬帶來這個噩耗時，聲稱其是「意外」身亡。

但奧爾森的大兒子埃裡克（Eric Olsen）無法接受這個說法。

因為奧爾森生前的上司，德特裡克營特別行動部長文森特·魯威特的說法是：埃裡克的父親是死於不慎「跌落」（fall）或者「跳下」（jump）。

然而，跌落是意外，跳下是自殺，這兩種說法本身就互相矛盾！

可直到奧爾森下葬，家屬都不被允許查看屍體。埃裡克後來回憶時說，與其說當時父親「死了」，不如說是「消失了」。

但這一家那時並沒有去深究這件事，就這樣過了22年。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當時中情局被媒體曝光巨大醜聞，不僅是大規模監視民眾，更有大量秘密對人使用致幻劑實驗。

1975年6月12日，《華盛頓郵報》頭版更是直接刊登文章，說奧爾森當年是因為飲用了中情局下過致幻劑的飲料後，才跳樓喪生的！

得知消息的奧爾森一家人這才打破沉默，決定「在兩周內對中情局提起訴訟，要求數百萬美元的賠償」。

美國情報部門說，奧爾森死亡之前精神狀態糟糕，有自殺傾向。

但奧爾森的妻子堅稱在生命的最後幾天裡，奧爾森根本沒有喪失理智，只是「非常憂鬱」，說自己想要辭職，不可能自己跳樓；

而兒子埃裡克作為哈佛大學心理學的高材生，更是直指其中的邏輯問題：如果中情局明知道這個人有自殺傾向，為什麼還要帶他住進酒店13層？

如果走到訴訟庭，奧爾森家就有權依法調出事件相關的機密文件，這讓美國政府無法接受。

為此，中情局承認奧爾森之死是當年致幻劑試驗「過失」造成的，將對此事負責；連白宮都動員了起來，時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專門在白宮接見了奧爾森一家，並向其致歉。

這次會面使得奧爾森家放棄了起訴的念頭，轉向尋求賠償，第二年，他們得到了75萬美元的賠償，這比當初中情局允諾的125萬金額相差不少。

但發生在奧爾森家庭的悲劇沒有結束。2年後，埃裡克的妹妹一家遭遇空難，夫妻倆、兒子喬納森以及另一個尚未出生的寶寶全部遇難。

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埃裡克，他跑到「祖籍」瑞典躲了幾年。之後，他決定返回美國，徹查真相。

因為他心裡的疑團始終沒有解開，中情局一再否認的做法，看上去太像是要刻意隱瞞什麼了。

1994年，埃裡克的母親去世，滿肚子問號的他終於下定決心，打算借將父親遷葬與母親合葬之機，對父親開棺驗屍。

法醫驗屍後發現，奧爾森屍體內的毒素檢驗沒有發現任何問題，而他的傷勢更加令人生疑——頭頸部沒有玻璃碎片，這與他從窗戶跳出去的假設不一致。更奇怪的是，奧爾森是仰面著地的，可他左眼上方的骨頭卻變形了。

法醫的結論是：奧爾森在摔落之前，就被鈍器擊打了頭部，他是被蓄意拋出窗外的。

這不是意外，不是自殺，也不是喝了什麼致幻劑，這是蓄意謀殺！

埃裡克回過頭來繼續調查發現，就在他父親去世的同一年，中情局就出版了第一版《暗殺手冊》，裡面詳細闡述了如何把暗殺布置得看起來像是一場意外。

而暗殺手段中最優先的，中情局特工最喜歡的，就是讓人從20米以上高度將人推下去（drop），而把人推落之前，通常會先重擊他的頭部讓他們失去意識，位置要打在某隻眼睛的上方……

2001年4月，《紐約時報》再次對奧爾森離奇死亡一案做了報導，這篇報導引來了一個誰都沒想到的知情者——當年奧爾森的同事諾曼·考諾耶（Norman Cournoyer）。

考諾耶當年是奧爾森在德特裡克營最好的朋友，兩人在工作中合作緊密，他聯繫埃裡克說：「朝鮮是關鍵」。

年輕時的考諾耶與奧爾森家人

在受訪時，考諾耶證實：「美國空軍在韓戰期間測試了生物武器，弗蘭克·奧爾森知道一切以後，就對自己做過的事情感到絕望。」

奧爾森的狀態很不穩定，很可能要把這件事揭露出去，考諾耶說：「他極為坦誠，敢於吐露他的想法。他毫不在意，任何時候都敢於直言......我敢肯定，這就是讓他們畏懼的地方。」

埃裡克他反覆追問考諾耶，出於對於老朋友最後的尊重，考諾耶終於在攝影機前艱難地說道：

「不，……我不想說，但是，有些人擁有生物武器，而且他們使用了它們，我不能說更多的了，他們使用了它們。」

「我覺得這就是你的父親被CIA殺掉的其中一個原因。」

2002年8月8日，經過反覆的驗證和調查，埃裡克在把父親重新安葬的前一天對記者說：

「1953年11月28日弗蘭克·奧爾森的死亡是謀殺，而非自殺。

這不是1975年呈現給世人的那樣單純的LSD藥物實驗， 而是關於生化戰的事件。弗蘭克·奧爾森並非是由於在實驗中經歷了「糟糕體驗」而自殺。

他之所以被害，是有人擔心他會洩露20世紀50年代早期CIA的絕密審訊項目，以及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的信息。」

從使用細菌武器的那一天起，美國人就知道這是罪大惡極的，他們用盡了一切手段去掩蓋它，否認它。

可是，即使知道了真相，埃裡克也無法幫自己的父親討回公道了。

因為根據美國法律，「如果要控告中情局或者美國政府，只能從過失的角度，不能用蓄意，如果政府無意間害死你，你可以提告，但要是蓄意殺你，那算你倒黴。但這就是根據《聯邦侵權賠償法》的涵義，公民唯一能控告政府的法條。」

奧爾森的悲劇只是冰山一角。

空投細菌彈的美軍飛行員，有不少被志願軍俘虜了，在志願軍的優待下，他們提供了證詞。

可是，在戰後回國之後，他們第一時間並沒有被允許回家，而是受到了中情局精神控制研究團隊的審訊！

美國總檢察長布勞納爾說：「所有與共產黨看守進行過合作的戰俘，都必須對他們的背叛罪作出回答。」國防部長聲明：「那些做出使美國司令部不高興的見證的人，將按軍法個別予以處理。」他們還拿出最高可判死的「叛國罪」出來威懾歸國戰俘。

在威逼利誘之下，這些飛行員幾乎全部翻供。

這事當然被美方拿出來大說特說——所謂的細菌戰供詞都是中共威逼酷刑弄出來的，不是真話。

在中國供認細菌戰罪行的飛行員奎因回國後翻供

這話根本不值一駁，因為如果一個人沒做過某件事，哪怕你再怎麼逼供，編造出來的「飛行時間」、「投彈地點」等等細節，和記錄肯定是對不上的。

但美國人沒有膽量拿飛行記錄出來對質，反而是在細菌戰的後期，把參與該行動的各項資料集中銷毀。

1956年，美軍從國家檔案館中拿走了關於化學兵的記錄。華盛頓的檔案管理員說，13年後，在軍隊將文件歸還給檔案館時，一些文件被剔除銷毀了。

比如遠東司令部的生物戰檔案，1952年春天，那份檔案最初有25項內容，但剔除之後，就只剩下6個。

對於那些「死硬分子」，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更不客氣。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第一時間向西方民眾報導有關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西方記者——韋爾弗雷德·格拉漢姆·伯切特（Wilfred Graham Burchett）和阿蘭·溫寧頓（Alan Winnington），都遭到了迫害。

伯切特從1955年開始，就一直拿不到自己祖國澳大利亞發放的護照。

到1972年，澳大利亞政府更是拒絕給他和子女公民身份，他也成為了澳大利亞「唯一的政治難民」；溫寧頓則在戰後被英國政府指控「叛國罪」，此後只能流亡海外。

當時在中國上海出版的美國雜誌《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 Review）的編輯兼發行人約翰·鮑威爾（John William Powell），持續刊文揭露美軍在朝鮮戰場及中國境內進行細菌戰的真相。

由於這是在中國辦的美國雜誌，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是靠美國讀者的訂閱。

於是，美國對鮑威爾的刊物進行了郵禁，沒了財源的刊物很快走向了末路，1953年7月宣告停刊。鮑威爾也回到了美國。

回到祖國的鮑威爾，很快被以「煽動叛亂罪」指控起訴，一旦敗訴，就要面對260年的刑期——關到死。

當時，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橫行，只要和共產黨沾上，敗訴的概率太大了。

但出生於中國，也同情中國革命的鮑威爾，選擇死扛到底，不以屈膝謀求減刑，而是堅決要進行無罪辯護！

鮑威爾的辯護律師衝破阻礙，到達中國和朝鮮取得了重要的證據，證明鮑威爾的文章並無虛假。

美國控方仍然不依不饒，看準的就是鮑威爾方面沒法找到中國的證人到美國出庭。

但鮑威爾的律師團見招拆招，提出讓美軍方關鍵人物李奇微、布雷德利、克拉克以及中情局、國安局等部門出庭作證，並提供與韓戰、細菌戰和停戰談判行為有關的文件。

但這恰恰是美國政府竭力想要隱瞞的，絕不可能拿出來。

因為關鍵的證人、證據到不了位，審判歷經了數年時間，法官最後只能以證據不足宣判鮑威爾夫婦無罪，只是禁止他再從事這個行業的工作。

可這依然沒有讓鮑威爾閉嘴。上世紀80年代，鮑威爾連續寫作文章，揭露美國包庇日本細菌戰戰犯，相互勾結的實情。

正是他的堅持，讓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愛德華·哈格曼花費了20 年的時間，經過對方的調研和證據比對，在1998年完成了《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與韓戰的秘密》一書。

可惜的是，專業學者的嚴謹考究，無法通過媒體傳遞給全世界。

人是健忘的生物，隨著時間的逐漸逝去，真相就會變得模糊。

志願軍後勤司令洪學智，曾在生前的一場座談會上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過程，我對這段歷史全都了解，對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細節我全都清楚。

現在我還活著，有人不敢瞎說亂說；等我死了，有人就會胡說八道，胡編濫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歷史，這是決不允許的！」

洪學智說對了，如今，在中國輿論場上，就有人拿著一兩篇死無對證的稿子，拿著所謂的「蘇聯解密檔案」，志願軍衛生部「吳之理」的文章，妄圖給美國人翻案，對海量可以互相印證的人證物證視而不見。

很多人對當年那場細菌戰，已經知之甚少，甚至毫無概念，不認為美國會做這樣的事。

歷史永遠是需要爭奪的領域，輿論陣地你不爭取，就要讓給你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