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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名不見經傳的王澍獲得國際建築頂級大獎,引起廣泛關注。聯想起2011年9月獲得國際醫學頂級大獎的屠呦呦,他們均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大學生,在獲獎前都默默無聞。在舉國呼喚創新人才的時候,兩人獲獎不僅提振了中國本土創新信心,而且也引發了對創新人才成長道路的深入思考。
兩種成才模式
屠呦呦所獲得的拉斯克獎,主要用於表彰在醫學研究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士,被看作是諾貝爾獎的風向標。屠呦呦因此被稱為我國「離諾貝爾獎最近的女人」。王澍所獲得的普利茲克獎,代表著西方主流藝術評判標準,是國際建築界公認的至高無上的獎項,被稱為建築界的諾貝爾獎。
先說屠呦呦的成才之路。1967年5月23日,為找到新型抗瘧藥物,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親自指示下,當時的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化工部和中國科學院6個部門聯合啟動「523項目」,超過500名科研人員參與協力攻關。1969年,當時還是中醫研究院初級研究員的屠呦呦被任命為「523項目」研究組組長。她率領科研團隊查閱了大量的古代醫學書籍和民間藥方,遍訪南方老中醫,收集了2000多個類似藥方,最終於1972年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瘧成分青蒿素。也正因如此,屠呦呦表示:「榮譽也不是我個人的,還有我的團隊,還有全國的同志們。」
再說王澍。1988年,王澍碩士畢業後到浙江美術學院工作。1989年完成第一件建築作品海寧青少年宮。1990年到1998年,他隱居在杭州西湖附近鄉村,與工匠們一起工作,收集了幾十萬片磚瓦材料,看了很多與建築無關的書籍。1999年後,王澍才開始在建築設計界嶄露頭角,設計精品不斷問世,2012年被直接提名並榮獲普利茲克獎。當得知自己獲獎後,王澍說:「我突然意識到在過去的10多年間做了如此多的事情,看來真誠的工作和足夠久的堅持一定會有某種結果。」
通過回顧屠呦呦、王澍榮獲國際大獎過程,可以發現兩者不同的成長軌跡。前者是全國範圍內的聯合攻關,後者是個人率性發展。這是兩種不同的創新模式,第一種模式可以稱為聯合創新,第二種模式屬於個人創新。聯合創新是我國的優勢,個人創新則是短板。建設創新型國家,一方面要發揚優勢,集中各方資源,加大聯合創新力度,出更大更好創新成果。另一方面要改變觀念、改革制度,為創新型人才脫穎而出營造更加有利的環境。
聯合創新需弘揚
1949年以來,中國所獲得的重大科技成就,比如兩彈一星、神舟飛船、天宮號、蛟龍號、銀河巨型計算機等基本上源自第一種創新模式,就是聯合創新甚至是舉國創新模式。這種模式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國情,也適應當今科技創新的特點。對這種模式應該予以進一步總結,力爭在其他領域也取得新的更大進展。
其實,創新的核心是保護智慧財產權,鼓勵批判性思維。中國傳統文化講共性多,講個人和個性少,鼓勵順從、聽話,不鼓勵獨立見解;鼓勵中庸、隨大流,不鼓勵競爭冒尖,這些都嚴重束縛了中國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但是,換一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對個人創新的不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有利於聯合創新。隨著科技創新的深入發展,個人單打獨鬥時代已經過去,集體聯合攻關和多學科協作研究,成為現代科技創新的特點。科技工作要實現可持續地創新發展,不僅需要傑出的拔尖人才,而且還需要由拔尖人才主導的優秀人才群體。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徵或本質特徵是群體本位,人們願意在集體中生活,願意共同工作,這正好符合當今科技創新的趨勢和特點。
對我國而言,經驗證明聯合創新是有效的創新模式,應該予以發揚光大。可以從國家、行業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制訂總體規劃,集中現有資源和力量開展協同攻關和聯合創新。除了大家所熟悉的航空航天項目、深潛項目、大飛機項目等國家層面組織開展的聯合科技攻關創新以外,現在各省市地區也在各自區域範圍內組織實施聯合創新活動,並取得了相應成果。以揚州邗江區為例,邗江於2010年聯手中科院瀋陽自動化所、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濟南鑄鍛所共同建立揚州數控工具機研究院,開展聯合創新,實現了國產數控裝備產業戰略性升級。目前,邗江數控工具機產業規模在150億元左右,鍛壓工具機佔據全國市場份額30%左右,已成為全國數控工具機主要基地。
個人創新需環境
屠呦呦在獲得拉斯克獎前,不是兩院院士,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留過學,沒有在國外頂級雜誌上發表過研究論文,沒有獲得過任何大獎,甚至不會用英文交流。王澍也屬於土生土長的中國建築師,從未在國外創作任何作品、求學過程也完全在中國完成。在普利茲克建築獎之前,王澍在國內也沒有獲過任何大獎。由此可見,創新型人才培養涉及很多方面和環節,其中尊重人才個性,開展人才分類培養,加大人才投入,改革人才評價制度,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對當前創新型人才培養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並不缺乏優秀的科學研究人才,而是缺乏真正有所創見和追求的科學家,特別是對科學有著濃厚興趣,同時又能夠心懷天下有所擔當和有所作為的人才。王澍從大學時期就是個性張揚、不守規矩的人,經常做一些在別人看來有點古怪的事情。當大家都在課堂裡拼命學習的時候,他按照沈從文《湘行散記》的路線出去旅行3個月。在畢業後將近10年時間裡,他基本沒有做過建築設計工作,主要靠老婆工資過日子。當同行紛紛到歐美鍍金時,他沉浸於親手和工人一起建房子的日子。他喜歡傳統文化,擅長書法和山水畫創作。他「不先想什麼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麼是有情趣的事情」。
科學研究有自身規律,人之成才也有自身規律。如果背離事物發展規律,高舉量化考核的指揮棒,引領人才為發論文爭項目而焦心勞思;如果只見物不見人,捨不得投入,缺乏有力保障,引領人才為謀稻梁思居所而狗苟蠅營;如果拋棄了學術基本準則,潛規則流行,引領人才劃圈子走關係,將很難想像能夠出重大創新成果。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要求天才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只要全社會形成熱愛科學、崇尚科學的良好氛圍,科學研究有了賴以生長的土壤,就一定能夠回歸到追求真理的道路。到那時,科學界的浮躁就能夠真正徹底消除,科學大師的誕生也就再也無需翹首以待。(作者系江蘇教育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