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當某個小眾作家的書籍銷售一空，就說明諾貝爾文學獎又頒布了。
「帶有樸素美的、清晰的詩意聲音，令個人的存在普世化。」瑞典文學院如是評價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路易斯·格呂克。她的兩本詩集《月光的合金》與《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一夜脫銷，倒不是群眾「追諾」的熱情高漲，怕只是本來印得就少。
先後壓中彼得·漢德克和路易斯·格呂克的世紀文景，連續兩年鎖定諾獎得主，不得不說目力長遠。詩人王家新說：「頒給格呂克無疑是個冷門，但從某種程度來看是詩歌的勝利、文學的勝利，將人們的注意力再次拉回到文學本身。」
事實上，自從2012年莫言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其「回到文學本身」的趨勢便越來越明顯。至少在大眾輿論領域，「什麼時候我們才有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社會議題消失得無影無蹤。
此前，每年諾獎結果一出，大家就開始盤點中國作家與諾獎失之交臂的「意難平」故事：
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林語堂兩次提名皆無果、胡適沒有進入1957年的最終「短名單」、老舍是1968年入圍的第一名、沈從文在1988年非常接近獲獎。
作為純文學和大眾最重要的交集，諾貝爾文學獎讓純文學話題有了進入大眾視野的機會。對比自然科學，文學顯然誰都能聊兩句，也是諾獎最易攻破的堡壘，因而被寄予過長期的「面子希望」。
有趣的是，就像2008年北京奧運圓了中國人百年夢想，從此我們對何處舉辦了第幾屆奧運會就開始記憶混亂。莫言在2012年的諾獎折桂也完成了精神祛魅，此後誰得諾獎越來越不值得關心，除非是村上春樹。
曾經，諾獎一出洛陽紙貴。如今卻好似投入湖中的一個小石子，蕩起幾圈漣漪，就歸於平靜了。
阿喀琉斯的勝利
諾貝爾文學獎又「爆冷」了，這麼念叨有附庸風雅的嫌疑。
不少純文學領域聲望甚佳的作者，他們的大眾知名度還不如大冰這樣的雞湯作家。次次諾獎，你次次都覺得爆冷，可能不是獎的問題。
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美國詩人，國內讀者熟悉的大概只有羅伯特·哈斯。哈斯夫婦2008年訪問中國，參加黃山詩會還和王家新、西川、藍藍等人打過照面。相比之下，小哈斯兩歲的路易斯·格呂克，的確陌生得多。
格呂克是匈牙利猶太后裔，1943年出生於紐約，長島長大。她曾先後在薩拉·勞倫斯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但均未畢業。此後她一直從事詩歌創作，並在威廉士學院和耶魯大學等學校教授詩歌。
她不像自白派那樣，直接袒露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是將神話、傳說、經典故事等「他者」文本融入在自傳式的訴說中。這種風格會讓她在個人事件的敘述上撲朔迷離，又讓個人經歷具有了普遍性的面目。
格呂克曾經寫道：「我受惑於省略、秘而不宣、暗示、雄辯與從容的沉默。」有評論家認為她的詩句，因為「拒絕得過多」而難以理解，指責她喜愛抽象的隱喻勝過具體的意象。
以格呂克「組詩體」詩集《阿勒山》為例，詩中的阿勒山，既指格呂克的姐姐與父親的墓地所在，也指《聖經》中諾亞在洪水中停靠方舟的阿勒山；在《草地》中，她又借用荷馬史詩，把奧德修斯與妻子佩內洛普的愛情與一樁瀕臨解體的現代婚姻交織在一起。
「於是，佩內洛普挽起奧德修斯的手。不是為了挽留，而是為了將此刻的寧靜印入他的記憶。」上一節詩中的「你」和「我」，被置換成了下一節中的奧德修斯夫婦。不難看出，格呂克對西方神話的借重，已經不是單純的典故化用，而是一種後現代意義上的「重寫」。
20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艾麗絲·門羅，書中所寫是「在目睹情慾和生死之時」，「女性所要面對的光明和陰暗」。她的書名表現了現代女性在生活中的遭際，這些女作家的日常觸及，格呂克也不例外。
離婚是她刻骨的經歷，就像《新生》探索的是經歷失敗的婚姻後如何擺脫牢籠；《草地》也是在追逐糟糕關係後的覺醒起點。女性切身的苦楚，就像深淵和黑洞，不要說男性難以體會，就算女性自己也可能無從言說。
傳統神話大多以男性為中心，格呂克則賦予女性優先的話語權。在她的筆下，神話中的女性角色佩內洛普、狄多、歐律狄刻被推到臺前，抒發自己的感受與見解。
莫言作品的身份
愛麗絲·門羅在國內的大眾知名度，要遠高於後面的派屈克·莫迪亞諾、阿列克謝耶維奇、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等人。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因為她是緊挨著莫言獲獎的。
當時，人們志得意滿地關注2013年的諾獎，無非就是中國作家加冕後的悠然心態。反正我們已經得過啦，就來看看誰接下一茬吧？就像04雅典奧運與12倫敦奧運，關注度大於其他屆數一樣。無他，唯靠近08奧運爾！
2012年瑞典文學院，宣布莫言得獎是北京時間的10月11日19時整，僅1分鐘後國內各大媒體就陸續播發了這一消息。19時12分17秒，正在直播的《新聞聯播》插播了該條新聞。21時許，湧入莫言老家山東高密的央視、新華社、鳳凰衛視記者，終於見到莫言。
報導陣勢愈演愈烈，一時間壓過了文學界對莫言事件的關注，文學評論界反而處於相對遲緩的一方。就連莫言本人也是在第二天才發微博表示感謝。莫言獲獎，在媒介助推下從「文學事件」演變為「文化現象」。
無論是「廟堂之上」還是「鄉野之間」，「莫言與諾獎」不再只與文學審美品評有關。它行走在當代中國建立物質自信與文化自信的大道上，諾獎的符號意義讓文學不再遺世獨立。
盛譽之外，莫言受到的主要質疑是：他的創作是否有足夠的本土代表性？評委會給出的理由是：「莫言的幻覺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該評價不僅未能讓反對者心悅誠服，反而加深了他們對於莫言專門迎合西方口味寫作的歧見。
尖銳觀點甚至認為，莫言的獲獎是因為諾獎評委根據「象徵性文本」誤讀的結果。他們從莫言作品裡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像的中國和中國人。這種困惑是：莫言的作品到底是一種「中國身份」，還是穿著中國人衣服的「西方身份」？
莫言作品的主題，當然和中國的社會變革有著天然聯繫，關鍵是本土讀者和評論界如何看待。無論是前期的《紅高粱家族》《檀香刑》，還是進入新世紀的《生死疲勞》《蛙》等作品，都是站在「高密東北鄉」的大地之上，書寫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民間苦難。
莫言獲獎後，超豪華陣容的劇版《紅高粱》立刻安排上，並取得了不錯成績。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未再聽說什麼新消息。畢竟，那已不是今日螢屏上的主流趣味。
諾獎的賢者時間
獲獎後的第一篇文章《講故事的人》中，莫言說：「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他的這段話，在強調中西敘事傳統有共通之處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了文學的本土性。
莫言的成功，在於他能夠轉益多師，雜糅中外文化傳統的優長之處，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將其等同於福克納加馬爾克斯的說法，不是讚譽莫言，反而是將其矮化了。本土讀者不審視他作品中的社會現實，反而指摘他的西化敘事，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
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不少人的心態一直十分矛盾。有人將其奉為圭臬，甚至在潛意識裡形成了「諾貝爾情結」。似乎沒有諾獎加持，就不能證明中國和中國人的強大。也有人對諾獎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西方的內部遊戲，獲獎就是中了糖衣炮彈。
1927年，瑞典學院來中國勘察，準備提名魯迅。魯迅卻回應：「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老周拒絕諾獎光環，大概也是不想讓國民妄自尊大。但是這種「莫挨老子」的心態，顯得過於清高和決絕。
1924年，泰戈爾作為第一位亞洲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訪華，受到林徽因、徐志摩、梁啓超等人的熱情款待。
魯迅又不樂意，在《罵殺與捧殺》寫道：「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於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其實，瑞典的諾貝爾獎並不是衡量一個國家科學文化水平的唯一指標。就像美國的奧斯卡金像獎，也無法衡量我們的電影水平。
正如中國的科技發展，不是靠屠呦呦來證明的。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也不是單靠莫言的一頂桂冠。大家能多讀點書，是好事；但普通人不再那麼關心諾獎，也是好事，文化自信嘛。
更何況，諾獎的評審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委員會的主觀傾向和內部鬥爭。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不能在純文學面前百分百客觀。2018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不頒發文學獎，不就是因為委員卡塔琳娜的老公出了性醜聞嗎？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18位終身評委裡，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去世，為中文作品奪諾增加了很大的不確定性。畢竟他是唯一一位可以直接閱讀中文作品的評委，還翻譯過《西遊記》和《水滸傳》。
莫言獲獎讓中國百姓破除了諾貝爾崇拜，我們已經不需要用一個西方獎狀慰勞自己，當然如果得獎也不會自怨自艾到魯迅那樣。
08北京奧運讓我們對奧運會越來越以大型賽事視之，而不像80年代以來賦予那麼多政治意義。
若說還有什麼懸心的，還真就是其實含金量沒那麼高、但扛不住大眾知名度高啊的奧斯卡金像獎了，不知哪位電影人能來幫我們「以完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