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一書，看似討論的是經濟問題，其實涉及到當時西漢王朝的方方面面。代表朝廷的御史太夫桑弘羊提出，朝廷制定的相關經濟措施，均輸的前提是地方向朝廷繳納貢物和稅收糧資的方便。是為了朝廷根據用度，隨時支配，減少往來京城再分配的繁瑣。這樣的目的是使百姓勞逸得當，可以隨時購買所需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物資。而平準，是一種市場幹預措施，實現對市場的掌控和調節，同時防止商人哄抬物價，使百姓各安其業，不為了物價膨脹而擔心。上述這些經濟措施，歷代包括當今基本上仍在延續。
《鹽鐵論》
既然上述的經濟措施，古今皆在沿用，自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那麼為何代表民間的賢良文學儒生一方為何提出異議呢？這個異議在後世是否仍然存在？且看儒生如何告訴這些朝廷大臣，究竟政策的實施，到了社會底層變成了什麼樣子。儒生指出，遠古時候設立「賦稅」，是徵收他們所收穫的物品，不會強求他們交無法收穫的物品。所以農民徵收的是農產品，婦女繳納紡織品。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要求徵收他們不能收穫和生產的物品，百姓只能賤賣農產品，再去換回朝廷徵收的物品，來滿足官員的要求。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阿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漢昭帝時期舉行鹽鐵會議
民間儒生一方，並非不知道朝廷實行相應的經濟措施的必要性。他們提出反對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是政策制定後，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與政策本身相違背的事情，弄巧成拙。這樣一來，百姓就會把怨恨加在朝廷制定的措施上。而朝野雙方都知道，朝廷所謂的政事，本身就包括經濟財富。因此御史大夫說，朝廷控制自然資源，管理關卡集市，掌握物價的調控，適時地開放市場，促進物資流通，根據需要物資的輕重緩急來治理國家。接著御史大夫所舉的例子，無外乎，朝廷豐收年份儲備物資，為了兇年惡歲時調配物資用來周濟天下，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的。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兇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銅，鑄幣以贖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睏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古代糧倉示意圖
賢良文學一方則認為，朝廷儲存物資和調配，並非王政自身的功勞，而是百姓「力耕」的功勞。因為沒有百姓的耕種，就沒有朝廷的物資儲備。辯論到此，接下來是「以農強國」和「以經濟強國」的爭論。朝廷一方所有的觀點都圍繞發展工商業使朝廷國庫充盈；民間一方所有的觀點皆是認為農業的穩定，是一切工商業繁榮的前提；並認為「興商抑農」，本身就是「退本進末」。農業是根本，工商業為了農業服務，是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運用。農業解決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工商業「導民以利」，使全社會趨利，造成是奢靡浮華攀比之風。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鹹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末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兇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鹽鐵論現場
在儒生說的這段話中，提到了古代的稅賦徵收方式，那就是農民交十分之一的稅，按照時節去湖泊魚塘捕魚，國家不禁止。這種情況下，耕種三年就有一年的餘糧，九年耕種就有三年的餘糧；稅賦抽取一年餘糧，大約還剩兩年餘糧。提到夏朝、商朝都是延續這種方式，而讓百姓自家首先有足夠的防備水患災荒的餘糧。儒生指出，如果百姓不耕種，即使佔有山海資源，廣開通商的渠道，還是不能使朝廷富強的，只有讓百姓「家中有糧，心中不慌」，百姓自然就安寧的，天下安則社稷強。儒生引用《詩經》的話「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意思就是家家戶戶都富足，婦女小孩都安寧。
儒生說的這些，是從百姓方面出發，並推論出，朝廷的長治久安，實際就是使百姓安寧富足的生活在國度裡；安寧不生異心，富足不會反叛。所謂的「江山社稷穩固」也不正是如此嗎。御史大夫桑弘羊發現了儒生言語中的漏洞，即儒生的建議就是國內自產自銷，僅限於「朝廷對內」。然而江山土地所產有限，還需要從外界獲取，這就是現在所謂的「對外貿易」。
桑弘羊相關
這階段的辯論，兩方看似在說同一個問題，其實說的又不是同一個問題。儒生的觀點：認可朝廷加強內需，而促成的商業流通。提出應該以穩定農業為基礎，採取物資流通的均輸，最大限度地滿足全國百姓的需求。御史大夫一方的觀點，從朝廷層面出發，認為「治理一國非一家」，內需穩定的同時，還應該充實國庫財政。這就涉及到「為國攬財」的問題，而制定的均輸、平準等經濟政策，根本上是為朝廷服務的。
至於朝廷一方在這時候把問題扯到「對外貿易」，其目的是「為國用，為我用」。而儒生在之後的辯論中，認為，對外貿易換回的物品，非本國自產，所謂「物以稀為貴」，貴則奢，這一方面就造成財富外流；另一方面又會「上行下效」，奢靡之風盛行，於民心和朝廷的長治久安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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