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冠狀病毒疫情（最初被稱為「武漢爆發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現以來，事件、故事、信息與偽信息、觀點、爭議洶湧不絕。在疾病與死亡陰影的威脅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戰之中，人們嘗試了解、學習、認識、參與從而做出相應的反應。這一段時間，與同歷此時世界各種各樣的人們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漸浮現出來。首先，我發現我和大家似乎都沒有多少對瘟疫的記憶和認識，也幾乎完全不知道個人該如何反應，政府和社會將如何反應。
2003年春天SARS爆發時，我在不算疫區中心的西安。當時我正懷孕，而父親重病手術後不久。當時術後需要持續治療的父親，醫院以SARS為藉口拒絕接收，除非同意花幾十萬做幹細胞移植。我沒有待在家裡，每天笨拙地奔走在醫院、單位、菜市場之間，憂心的是醫院的為難和單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亞·卡爾維所說的，瘟疫不過是令人疲憊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個負擔而已。然而，這段經歷不過是我個人的隱痛而已，它並沒有增加我對疫病的認識，我想SARS幾乎沒有成為一種公共記憶和公共知識。
研究過涼山愛滋病群體和麻風病醫生群體的人類學學者劉紹華，一直批評中國欠缺對過去防疫和衛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當和措施失誤的反省和檢討，導致防疫和公共衛生失誤惡性循環，一次次自我複製；而防範疫病的公共記憶和知識始終無法在社會中形成。然而，這並非只是中國的獨一現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婁時，當地的人們曾和我一起向武漢的受難者默哀，但是他們沒人相信這個病毒會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婁已經成為加拿大的重災區。當地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祖母經歷了1918大流感，家裡十個兄弟姐妹只有兩人倖存。而這也只是一個家庭的口傳故事，並沒有在此次危機時成為預警的歷史記憶。西方世界對這種歷史記憶缺失和公共認識的反思與批評有各種角度，後殖民自我優越的惰性是其一；馬克·洪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則談到二戰後科學技術進步帶來的人類徵服、控制自然的絕對自信的深遠影響。
回頭來看，瘟疫歷史記憶在當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這直接表現在人們對瘟疫蔓延的空間和時間範圍沒有概念，甚至對滯後出現的科學信息也將信將疑，直到瘟疫成為改變自己生存空間的現實。加繆的《鼠疫》中，非常明顯的是人物故事和情節發展附著於鼠疫發展的時間線，鼠疫過程才是敘述的核心。而這個過程清楚地顯示了疫情的來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幫助同類，但是無法約束改變病菌的生滅進程。東羅馬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在他的《戰爭史》中詳細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發生到消退的過程，和加繆《鼠疫》中描繪如出一轍。
中國自古瘟疫頻發，而人們似乎也並沒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記憶。武漢封城後，一位朋友曾說過，中國古代對付瘟疫從來沒有什麼好辦法，醫書典籍中都是四個字：「死人無數」。即使有傳說中的葉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論，也已經失傳，沒有醫案可循。殘存的記憶或許深植在集體無意識中，通過恐懼而表現——比如不僅在醫療和社會資源薄弱的農村出現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會出現的封堵排外的極端防護措施。這種防疫局面，耶魯大學歷史和醫學史榮譽教授弗蘭克·斯諾登稱作是歐洲中世紀 「防疫封鎖」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錘錘擊」 手段 。一些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出於SARS記憶、口罩文化和對亞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採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同中國一樣沒能在早期應對，最終都毫無選擇地先後採取了相比中國的 「防疫封鎖」 較為靈活、人性的隔離措施。
歷史記憶的缺失，也表現在以古鑑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記錄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當時「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而受瘟疫襲擊的，盡皆「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 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門，若是者鮮焉。」按照當時的知識，曹植說瘟疫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而生。百姓愚昧，懸掛祛病符抵禦，實為可笑。曹植記錄了當時的特定文化知識和貧富分化現象；而曹植恥笑的迷信，經過漫長而複雜的歷史轉化，神鬼之力轉化為國族和集體認同，繼續安慰失魂落魄的民眾。這個記錄可以看作構成中國傳統中對瘟疫深層集體潛意識的幾個要素。
歷史記憶的缺失，還表現在古代與現代，傳統知識與西方現代知識之間的完全斷裂。無論是學界、政府還是民眾，都無視中國歷史中曾經出現過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與民的責任關係的認識。劉紹華在近期與新京報的訪談中說：「在前現代時期，衛生與健康基本上是個人與家庭的命運和責任。關於國家衛生或國民健康的討論已指出，自十六世紀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後，衛生逐漸成為國家所關切的公共性議題。」這種認識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現代學科知識框架上的，中國歷史並不符合這個歐洲敘述。熙寧五年（1072年）至熙寧十年（1077年）期間，蘇東坡任杭州通判，後知州。剛上任，杭州大旱之後，飢疫並作。蘇東坡請求朝廷減免供米，保持了米價平穩；又賣度牒籌資而買米救濟饑民；之後又減價賣官倉儲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藥劑，並帶著官吏和醫生逐個去往坊間治病。蘇東坡還另將官府餘錢（羨緡）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黃金五十兩拿出，籌建病坊（相當於現在的醫院），以備疫情再次發生。在給朝廷的《奏浙西災傷第一狀》奏章中，蘇東坡陳言救災恤患應當預先計劃防備，不能等到疫情爆發再做響應。並且婉言諷勸皇帝，見民疾苦匍匐，不能計較利益；就是從權衡權利害之輕重出發，也應學習地主在災害時期善待佃戶，以為長遠留得人心考慮。蘇軾的防疫記錄提醒我們，在文明比較和進步論之外，或許可以從防疫、公共衛生制度、治理制度、社會結構、文化意識、權力與民生關係的良善這個更深層的尺度上衡量、反思當前的社會與治理。
本文作者、藝術史學家朱利亞·卡爾維描繪的1630-1633年佛羅倫斯瘟疫，是同期米蘭和那不勒斯瘟疫一個相對溫和的版本。溫和不是疫情緊急狀況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溫和，而是恐慌和恐懼沒有在社會中形成騷亂和人們彼此之間的嚴重迫害。社會中原有的社會關係網絡、生存方式、習俗、情感聯繫，往往越出緊急狀態治理的森嚴邊界；生存所必要的社會與情感聯繫以隱秘的方式得以維持。
在《1630年佛羅倫斯瘟疫：社會交換的隱喻》這篇文章的
第一部分
，卡爾維沿著官方疫情記錄的時間軸線，概括了瘟疫爆發促成國家出現和強制幹預的歷史現象中的各個構成要素。弗蘭克·斯諾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與社會：從黑死病到現在》中也談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市大公國為了應對黑死病，健康權威與軍隊和行政管理結合，形成了針對瘟疫的公共衛生管理政策和機制，現代國家體制由此誕生。卡爾維在官方衛生治理的敘述之中，發現了一系列她稱作「啟應悼文」式的相互聯繫的事件，通過這些事件揭示人們日常生活的軌跡、交流、肌理，從而打開了官方敘述的時間線和權威重新組織的空間配置（社會聯繫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時間與隱藏空間。
在《1630年佛羅倫斯瘟疫：社會交換的隱喻》的第二部分中，卡爾維通過公共衛生局的訴訟檔案，呈現了瘟疫期間下層社會在緊急狀態和傳統日常生活之間的調整；社會原本的規範、情誼、價值、利益之間的聯繫如何適應和對抗緊急狀態下的嚴厲規定；強調下層社會在艱難時期，在本來的生存重負之下，如何將瘟疫新的壓力吸收，創造維護原有社會關係和價值，為生命抗爭的機智策略。在展開的這些個體的檔案中，個人，家庭和社區，城市，和整個歐洲的歷史記憶彼此交織，一層層打開。而生命抗爭策略則打開了嚴厲官方治理空間背後隱藏的私人社會空間。時間軸和空間軸都呈現出了複雜和多樣性。
以卡爾維梳理的17世紀佛羅倫斯瘟疫襲擊期間的個人與社會生活對照武漢封城期間的社會表現，可以發現許多相對應的結構和要素。比如，為家人尋求救治的人們；逆行趕最後的火車回到武漢的人們；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顧的方濟嘉布遣會修士（the Capuchins）一樣的醫護人員、志願者、記者、各行各業的服務人員；突破和繞行阻斷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運送，捐贈，傳遞人員、物資與信息的人們；那些被阻隔困住無計可施的人們，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們；那些隱藏親人的人（J.K.羅琳也在感染後隱藏起來直到自行治癒），藏在海鮮市場的人，流落在停車場和大街上的人們；那些為了維持生計而變通生意方式的人們；那些無以為生的人，比如養蜂人和禽類養殖戶，以及那些囤積居奇、倒賣、售賣假貨的人；激化的家暴與性別問題；有尊嚴的死與無名無姓的死，以及私權歸屬，比如手機和其他個人物品和資產的下落；受苦的共同體，共情與共療；生命與死亡價值的重新認識，等等。通過這種對照，或許我們可以對官方權威和社會意識主流的防疫敘述與規範之下，更豐富、複雜、困難的個人生命與社會連結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認識，從而喚起與死亡恐懼相對的生命肯定意識，確認社會自發的歷史與空間的生命聯繫，修復個體與公共的記憶和自主性。德希達說理解要通過記憶（Erinnerung），而記憶是吸收，是體悟、內化、體用（incorporation）。通過借鑑朱利亞·卡爾維的歷史記憶梳理，希望我們也能夠整理、建立我們自己的瘟疫記憶。
（譯者周琰為策展人、藝術評論家，現生活於加拿大）
【正文】
凌亂地插入佛羅倫斯健康權威文件中的刑事訴訟檔案，闡述描繪了印刷史志裡中斷的故事的情節、地點和敘述節奏。這些訴訟記錄很簡短，包含控訴(通常是匿名的),對證人和被告的審問,以及最後的判決。大多數案子中，訴訟後都接著會有被問罪者的懇求，對判決的輕罪轉換，或者是大公的寬恕。
我仔細閱讀了全部332個卷宗。有些僅僅是審判的零散記錄，或者是沒有繼而採取司法行動的控訴。因為事件涉及的主角和證人都是下層階級，材料的範圍相對局限。一個醫生是唯一的例外；其他諸如手工藝人，勞工，在絲綢和羊毛製造業工作的女人，底層健康工作人員，鞋匠，車夫，印刷工，園丁，香料商人，僕人，放血人，自營的流動商販，他們的家庭，還有因為違背健康權威被揪出來後，在審訊期間他們的工作。按照健康委員會規定進行的訴訟給我們提供了不同於史志記錄和官方發布的自然主義的視角。在這裡，疫情是社會揭示的媒介和過濾器，透過其可以看到那些被大多數其他記錄遺忘在陰影中的群體、行為模式、特殊的時間和地點。被審問的人的證言中，緊急情況強調並呈現了日常生活、居住區、生活與工作習慣的局面。因而訴訟記錄在不同環境中符號化的關係（如商店、家庭、行會）被中斷、被調查的時刻變得具體。在健康官員專制期間，正常行為被看作對傳染的恐怖樹立的多重屏障的越界，這些屏障中斷和轉移了日常社會的交流渠道。確實，官方法令的策略是分隔，正是針對這個，被告在審判期間以不同的方式爭辯。通過「內」與「外」的分類，緊急情況的規範語言，表達了社會關係的空間性投射（spatial projections），而原本它是在倫理和司法領域中考慮的。內部與外部空間的對立因而直接暗示著階級之間的對立。貴族和有產者逃到他們的鄉下大別墅（villas）；城牆之內留下的是那些無法逃離的人。城裡的街上，只有專業人員在流動，管理救助、醫藥和最後的禮儀；病人（或者疑似患者）和窮人關在自己的住所裡。
Medici Villas and Gardens in La Pretaia
Villa di Lilliano
在這個已經通過空間的區分而社會性地簡化了的體制之內，違規在低級和及時的意思上定義。從一個曾經一直使用的出口走出去，或者走過一個門口，一個院子，這已經就包含了犯罪。確實，健康立法確定了內部的世界是被允許的，而那些冒然突破邊界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違規。
健康權威規定的範圍邊界因而和社會交流的渠道交叉：家與商店之間的通道，連接親戚的房子和鄰居的門口，閒話、建議、錢習慣性地交換的窗口。結果是權威採取的措施與引導家庭、鄰居和工作關係的社會網絡交叉，並切入人的活動的內部核心。比如，因為懷疑染病而被封起的一間屋子，也立刻關閉了物品和個人所屬物的流通；家用物品、衣物、和住在那兒的人擁有的物品都會被檢查、沒收，很可能會被醫務人員燒掉。對鄰居、家庭、商店老闆和僕人來說，封起的出口是無數次違規的現場，他們在法律強加的破壞下試圖保護財產，根據權利與優先權的精確係統重新分配財產，以及啟動生者與死者之間的交換系統，通過哀悼儀式，讓疾病和死亡可怕的奇怪變得遲鈍。關於一塊床單從一個屋子被拿到另一個屋子的爭議，因而可以解釋成反對行政官員的禁令，重申個體和家庭哀悼權力的無罪辯護的微弱隱喻。在很快集中到關於木板封起來的出口的證言中，可能隱藏著兄弟與姻親間關於嫁妝的激烈衝突。表面上無動機的行為，常常隱蔽著語義上的複雜性（semantic complexities），最初看來無可置疑。在這些日常訴訟的微小場景背後——在嘰裡呱啦的對話、汙言穢語，和有時人物與情景滑稽地聯繫背後——生與死在終極意義上進行爭辯。這是中世紀小說和巴洛克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傳統的風格和節奏：欺騙、貧窮、和狡猾的故事，而不是對抗權威的一致兇猛反抗。
就像官方的瘟疫史志學家迅速掌握的，社會行為表達的符碼是複雜的伎倆（intrigues）和策略（schemes）生成的。即使在面對健康權威和法警時，幾乎所有的被告都強有力地做出回應，帶著辱罵、生動而嘴巴不乾不淨的放肆、和對他們的上層的公開指責。這是一幅生命的而不是死亡的畫面。被告和證人始終在意的，以及與他們相對的商店、貨物、以及死者遺留的東西，打斷了官方行為的節奏和緊急狀態。比現在更重要的是未來，它由那些一個人成功得以保護的物品，頑強地避免衛生規定，為更健康的時期隱藏和積累的種種努力所代表。
審判因而同時在預期佔有（proleptic）和恢復佔有（analeptic）的雙重意義上解構了瘟疫的時間軸——或者朝過去看，它來解釋了，也可以說恢復了涉嫌犯罪的社會基礎；或者是將行動的支點指向未來。在下層階級的視角中，缺少官方在生病和健康的雙曲線中看到的自然主義的拋物線。也許這曲線位於別的地方而不是疫病的中心——在證人的故事中，即使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傳染，也在一連串的悲慘和疾病中失去了份量。瘟疫不過是又一個負擔而已，又一個令人疲憊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障礙。
【譯註：卡爾維對下層階級看待瘟疫的視角的分析，在專門研究人員流動的人類學家項飆那裡有相同的呼應。項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 「從鏈條反應到網格反應：SARS & Coronavirus期間的流動性與限制」 中寫到，相比城市中產積極，流動人口對疫病的威脅沒有那麼敏感。他們的流動是鏈條反應（chain reaction）的結果。比如SARS期間，政府在隱瞞兩個月之後迫於壓力突然宣布緊急措施，關閉了公共娛樂場所、建設場地、餐飲等服務行業。大批民工失去了工作。失業後他們迫不得已回家，從而也傳播了疫病。這些民工成為病毒、經濟中斷、和社會汙名最慘的受害者。鏈式反應意味著疫病和民工之間的聯繫是以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為中介的。】
我把審判根據構成指控的官方控訴中列入的犯罪案件分成幾組。三個最大的組關於財產犯罪（從被傳染的生活區域搬運家具，入室盜竊）；健康工作人員的犯罪（濫用權力，貪汙，入室盜竊，對未成年人的性暴力，傷害）；還有隱藏病人和死者。遠遠低於前者的是社交「犯罪」（聚會，遊戲，跳舞）和有關性的。考慮到記錄資料的相互關聯性，最終發現不同類型的犯罪區別並不那麼明顯，不同類型的犯罪行為彼此之間交叉太多，讓人很難區別它們，比如說，和性有關的故事和禁止聚會或入室盜竊的故事之間。
這五種違規都發生在城市邊緣認真控制的地區，也就是在佛羅倫斯工人階級生活的房子和街道，在那時被叫做「手腳」（the extremities），包括：聖十字大教堂區（Santa Croce district）；聖老楞佐聖殿背後的聖澤諾比烏斯和德語區；普拉託和阿諾河左岸的博爾戈聖尼科洛和聖靈大殿地區。面對公共健康委員會那裡的大量檔案，我將我的研究限定在佛羅倫斯市本身，忽略周圍較小市鎮和地區的中心的文件。但是在關上大門，只圍繞佛羅倫斯老百姓生活事務之前，我想在城牆外逗留片刻，說一說發生在瘟疫之前，並且以某些方式預示了瘟疫的事情。檔案這裡涉及十個旅人的訴訟，他們被衛兵擋在障礙前，沿著向南延伸通往公國的大道設置的障礙——不僅設在佛羅倫斯的大門口，也在控制著從米蘭沿著波河河谷和託斯卡納主要交通路線而來的人員流動的路障處。米蘭事實上是瘟疫輻射開來的中心，由僱傭兵和曼託瓦及蒙費拉託之間的戰爭帶來：那些爬上亞平寧小徑再走下山口的人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瘟疫。
Francesco Petrini, Raffaello Petrini, Veduta della catena (1886), Palazzo Vecchio Museum
這十個旅行故事將敘述帶到遠離佛羅倫斯，從故事來說，也先於佛羅倫斯故事發生的地方。它們緣起於遙遠的土地，展示給我們廣闊範圍的事件——在某些案例中，有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義大利的戰鬥戲劇場景。三個案子涉及大公國軍隊的逃兵，他們在卡薩萊和熱那亞阿爾卑斯附近目睹了軍事行動；這些故事給警覺的官員對從遠處看到的「一臉病容」的士兵的簡略描繪填充了具體的個人經歷。戰爭或者逃跑的故事會隱含著瘟疫的跡象嗎？行政官員是這樣認為的，並且小心謹慎地找出這些徒步士兵的個人故事，他們反對另外一套成見，反抗對傳染的執念。營地生活的不舒適和上級的不公，還不要說食物缺乏和餉銀不足，這些事情遠比瘟疫更多佔據入伍士兵的頭腦。針對旅行者的訴訟因而也就為疫情期間的事件提供了一個敘述的、空間的、和時間歷程相當偶然的框架。通過小人物的和間接觀察者的證言，它們將城市的史志同更大的歐洲歷史聯繫起來。這些故事參雜了私人焦慮和家庭情緒的關注，以及拒絕在窮人受壓迫的命運面前低頭的冒險精神。戰爭和瘟疫的相互串聯，通過經歷了這些的人們的話語透露出來，那些機智的人們通過逃跑、計謀、和狡猾抗衡由他人決定的事件的重負。
公共健康委員會的犯罪檔案在這裡又一次暗示了小人物和那些偉大人物的的歷史故事之間的聯繫。證言有節奏地在私人事件到集體的、公共的事件之間擺蕩，把它們都綁在一起。從相反的方向來說，它回返到家庭領域各自獨立的層面。於是，一個士兵，米歇爾·迪·保羅（Michele di Paolo），穿越熱那亞阿爾卑斯山脈和整個戰爭劇場，為了與從家裡被驅逐的妻子和兒子團聚。還有一個羅馬逃兵朱塞佩·加洛（Giuseppe Gallo），因為痛恨上尉斯坦卡（Captain Stinca），一個算計士兵軍餉的那不勒斯人，從卡薩諾的軍營逃走。
戰爭和瘟疫在艱難的日常生活表面之下，在個人和集體無法停止的活動中淡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相應變化，也隨價值觀而不同。官方史志或者專注於瘟疫或者專注於軍事，而這裡的一連串事件卻陷入了微小突發事件濃密的網絡中。
對行政官員來說是犯罪行為，對被告來說卻是實際考慮、個人利益、信仰、生存策略交織的一刻。從這點上來說，公共衛生委員會提起的審判，為我們介紹了一個引導犯罪和解釋其構造的精神世界（mental universe），給疫情緊急狀況期間廣泛的社會調適提供了證據。人們的反應，不管是涉及財產，隱藏一個病人，一夜情，或者是因特殊情由從戰場回家，都勾勒了應對疾病蔓延的生理與文化資源結合的面貌。
人類一個群體對疾病和死亡做出反應的方式直接表示了整個集體共享的文化價值，因為健康和疾病根植於生命繁殖、生命質量和生命保存的根本聯繫之中。違背衛生法規因而代表一種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從而社會團體通過與司法秩序的衝突確立自己。確實，瘟疫的爆發粉碎了涵蓋一切的平衡，而緊急立法通過阻斷習俗曾經確保的多重渠道的滲透，粗暴地裁定對人類關係的重新定義。顯而易見的是，被阻滯的主要是普通人的交換渠道，正像這些官方文件歸咎於他們擴散傳染。除此之外我們又怎麼能解釋只涉及下層階級的犯罪訴訟的數量？公共衛生委員會的文件中顯示的這些社會層級意味著事實上的隨意解讀，一種確切的病因學（etiology），訴訟在其中被書寫並獲得意義：瘟疫從普通人生活的擁擠、營養不良和惡臭的環境中向上層襲擊並蔓延。
沒完沒了的名單和審問提供了同一模式的不同變化。在佛羅倫斯的特定例子中，環境因素特別被強調。工作居住在巷子裡的人並沒有直接因為可能的造反行為而受到指控；相反，他因為大公的慈善關注而被指出來，並列入那些會被分派蓋上公共衛生委員會章子的床墊的人員名單中。因而他的名字和主管那個地區的紳士聯繫起來，他會讓他擦乾地板，疏通他的汙水池。然而這種決定論的外行精神（determinism laicism），並不否認傳染會向上層運動的信念，即使在缺少可歸罪的行為時，就象米蘭和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區域的例子所證實的。在這裡，佛羅倫斯的瘟疫再一次表現得反常，它沒有能夠喚起在米蘭和那不勒斯出現的二元對立陰謀論，傳達並標誌階級的對立，並將病因學人格化。
缺少對佛羅倫斯社會關係符號化的類比，部分解釋了在最嚴格控制的社會層級中的持久爭議。確實，公正的輪子不僅由權威推動，也被自己人互相反對的鄰居和親屬推動；完全缺席的是針對重要人物或者那些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的指控。通常，引起這些訴訟的並不僅僅是嫉妒或者家族世仇（vendetta）；而是要控制健康下級管理人員（lower echelons）和片警（constabulary）運作的需要，以及在內部進行指控的需要，以便更準確地確定家庭與工作的連結和關係。因而，即使在權威這一方面，訴訟也針對那些和通常在司法案例中涉及的普通人同樣社會出身的僱員。
這些訴訟處於一種交易的語義學（a semantics of transaction）之內，並且也相應地處於社會交換的語義學（a semantics of social exchange）中。從一方面來說，緊急狀態下的規範要求一整套新的社會交往規則；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套社會規被先前存在的價值和互惠關係引導的違規行為破壞。
Florentine Painter after Francesco Rosselli, The Execution of Savonarola and Two Companions at Piazza della Signoria 16th–17th century, Galleria Corsini, Florence
在疫情時期和集體的、增加的死亡率之下，交換與交流的圈子甚至包括了那些染病的人和死去的人。在親戚和共同工作的人之間，他們身邊親密的人和共同工作的人一直能感覺到將死的人和死者的存在；祈禱、家用物品、衣物的流通，包含生者和死者不斷被重新激活的互惠情誼。生者、病人、和死者的身體，伴隨不管什麼屬於他們的東西，不僅從法律上，也在情感上位於人物主角的行動、記憶、希望和焦慮的中心。從這點上來說，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對「忍受痛苦的社群」（community of suffering）的定義在這裡是切題的。這個概念在疾病造成的閾限（liminal situations）狀況下成型。受疾病襲擊的群體通過重新定義其內在結構來抵禦疾病的打擊；這個過程被放大，直到它包括了所有在這段時間內通過生病經歷了類似過程的人。治療（therapeutically）和奇蹟（thaumaturgically）的靈驗群體因而即是生者的也是死者的，即是專業的也是神秘治療者的。對死者的紀念和生者尋求從瘟疫危機中解脫途徑的期望一致；記憶和希望建立了個人與集體時間的延展，並在社會關係網絡中作為一種積極動力發揮作用。記憶和希望因而落在構成個人犯罪的特殊情境中。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譯註：維克多·特納（1920-1983），英國人類學家。他在儀式、象徵、表演和比較人類學研究方面對人文科學領域有深遠影響。他對意識的象徵主義、閾限（liminality）和文化本體論價值觀的闡述，建立在一生的詩歌、古典文化和戲劇表演薰陶中。在對羅德西亞（今天的尚比亞）北部的恩登布部落研究之後，他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的結構—功能主義人類學（structural-functionalist），「社會劇場」 （social drama）和 「文化劇場」 （cultural drama）等概念，後來又發展了人類學哲學（ethnophilosophy）或者人類學宗教學（ethnotheology）領域。
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總結了維克多·特納的四個主要理念：
儀式編碼伴同社會意義；
高度編碼的意識系統對心靈和身體的治療力量；
他稱為「社會劇場」的富有活力的分析的必要性：暨，從私人和公共衝突中橫掃而過，趨向一種明確的文化高潮，然後在公共儀式中得以解決；
閾限：生活在社會所及範圍之外的經驗，永久或臨時超越其束縛。它是探索西方宗教行為的一個觀念。閾限時期是節日期間特意產生的，在這個時期，時間是停止的，區別被模糊，秩序上下顛倒。閾限是社群同情發生的歡樂時刻。】
Masaccio, St Peter Healing the Sick with his Shadow, 1426-27
Fresco, Cappella Brancacci, Santa Maria del Carmine, Florence
財產犯罪是健康委員會犯罪檔案中最醒目的幾組之一；它們涵蓋了各種不同的行為，從搬運家具，到從隔離的房子中拿走物品和麻布織物，到從死者身上偷走衣服，從隔離點、醫院、以及康復處偷走裡面的居室設備。當你從權威作為一個整體的角度考慮所涉及的案件，你可以把涉及物品佔有的案件歸為兩種不同的偷盜。第一個也是最大數量的包括親戚、鄰居和與受害者共同工作的人；換言之，秘密搬運家具和其他物品，包含在在家庭、鄰居、或共同工作的人之間的情誼權利中。遠非僅僅出於惡意的表達，它也解釋了保護倖存的物質財富的欲望，因而確保了財富在習慣和鄰裡範圍內的永久性。這樣繼承的遺產，不管多麼微薄，從權威毀滅性的消毒運動中被保護起來，並根據精確的特權和權利重新分配。即使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那些從一個親戚的家裡拿走家具和物品的人，也確認了他們的行為的合法性。因此，就像薩爾瓦多·託託雷利（Salvatore Totorelli），一個年輕的糕點師，被指控悄悄進入他姐姐的房子，她的丈夫已經死於瘟疫；在她的妹妹卡特琳娜的幫助下，他從那兒拿走了一些珠寶。在酷刑室的吊刑（strappado）中，他喊道：「所有這些東西都屬於我們！」——因此，即使在酷刑下，他也重申了他的行為的恰當性。
【譯註：吊刑：受刑者的雙手在背後被綁起來，一根繩子繞過手腕系在綁著手的繩子上，然後把人吊到高處，再突然從高空墜下，在快落到地面時把繩子扯住。通常會造成肩部脫臼。這種酷刑很可能造成死亡。】
Jacques Callot, The Strappado, from the suite
The Miseries and Misfortunes of War,
1633
但是糕點師薩爾瓦多的案子也暗示了一種比通常保護家庭財產更精確的策略。在家庭成員之間，姻親兄弟之間橫向的情誼聯繫是享有特權的；它在父親與姐姐死去的時候顯示出來。兄弟對「後天的」親戚的敵意，他的權利涉及他離去的伴侶的嫁妝，打破了父系繼承約定的傳遞關係，這清楚地說明了犯罪行為的動機。在喪偶的姐夫（他想必沒有孩子）能夠行使他對嫁妝的權利之前，死去女子的弟弟們進到他的房子裡偷竊，從必須重新回到原生家庭核心的財產重新分配中將他排除出去。
有共同的技能或者行業提供了違反衛生法規的其他機會。盧多維科·普切蒂（Ludovico Puccetti），一個絲綢紡織工，被命名為聖米尼亞託隔離點的看守和管理人，負責監督消毒衣物，但在涉及他自己的工作同伴時打迷糊眼了。他交給他們沒有燻過的幾包絲綢，好不讓織機空閒著。 裁縫保羅·瓦內西（Paolo Varnesi）,因為闖進巴託洛梅奧（Bartolomeo）的商店而被捕，巴託洛梅奧是他的朋友和同行，因瘟疫而隕命。瓦內西想要拿走剩下的財產中的存貨，以免它們被官員匆忙徵收。想著自己的商店，鐵匠尼科洛·范諾茲（Niccolò Vannozzi）能夠讓巴尼奧·阿里波利鎮（Bagno a Ripoli）隔離點的官員賣給他三百磅鐵。紡織工盧多維科、裁縫保羅、鐵匠尼科洛的違規，讓聯繫自己的行業與支持自己的同行、他們的家庭和自己的商店的圈子完整起來：最重要的目標是彎曲緊急狀況機制，以便利用瘟疫提供的機會，在一個人的生活中保存個人和私人的範圍。
Polychrome velvet with a variation on a Medici emblem, late 15th century, probably Florence
更進一步來說，也有許多例子顯示了，讓正常時候的需要和瘟疫強加到每個人頭上的新的任務融合的能力和願望。公共事務機構關注被告的正常職業、盜竊、報酬，以及官方的容忍維繫於錯綜複雜的偏離模式，它根植於更健康時期的習慣。在這些案例中，行為的動機和方式，也將瘟疫的情節線索追溯到正常狀態下的空間和節奏中。與傳染這個關注焦點相對，小職員和普通的匠人、店主，反對他們自己的根源的集中性。從他們的根源和他們的堅韌中，他們充滿激情地為自己辯護，產生了持續而令人驚訝的對死亡的蔑視。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罪行和控訴是互補衝動所推動。如果抵制疾病附著於日常生活的堅實之上，沒有連續性的終端，並在那兒找到不斷的營養，那麼指控在日常生活之環被打斷的一刻形成。丟失物品的清單解釋了對這種系統性侵蝕的認識，生活建立其上而無可安慰的破敗布景。那些從傳染中倖存的人，及時核實他們的物質損失，對人們對他們做的壞事提交證詞，指責那些假定有罪的人。庫存清單和指控是專用文體，受瘟疫打擊的人的話語被記錄在上面。自然，這表明了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那旋轉的輪子可以從下面推動，也可以從上面推動；也就是說，信任政府的上層，當然不是僕人和看門人，他們只是臨時穿著制服，執行上級的指令。
比如說，某個安吉莉卡的鄰居，剛被收到隔離點，馬上去找健康委員會，為了獲得允許讓她能出去晾乾她忘在水槽的衣服。委員會派了兩個服務人員去把溼衣服從水裡取出來，但是安吉莉卡的鄰居盯著他們，他們在她屋裡呆得時間太長起了懷疑。鄰居後來把這些都告訴了安吉莉卡，她治好以後，譴責了這兩個人。這個案子很形象地說明了對最微不足道的細節做出反應的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與一種不直接針對機構，而是採取一系列基於對權威如何運作精明打算的算計的抵抗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自我防衛和請求保護被視為受到高層官員的不可捉摸保證，卻受到低層官員威脅。人們怎麼能不懷疑用木板封起房子的打雜的，撒硫磺的，或者是一個臨時穿著衛生部門制服的掘墓人，而之前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樣，穿著破衣爛衫，不會儘可能利用這情況而自肥？也許是因為這些考慮，安吉莉卡的鄰居信任公共衛生局照料她的洗濯衣物，但是卻在公共衛生局打雜人的貪婪欲望前守護著她的屋子。
但即使是對待打雜人員的態度也隨情況而變化，而官方的指控是涉及討價還價、施加壓力、交換關注的想法和喜好的商議過程中的最後一步。從這點上來說，掘墓人和死者的親戚的關係，指示了一種複雜性，分配相信已經被傳染的衣物和謹慎迅速清除屍體構成了變量。從屍體身上偷走外套事實上掘墓人唯一被指控的罪行，通常被抓現行（flagrante delicto）。因為它們所暗示的傳染的危險性，這些罪犯被嚴厲地起訴,並被行政官員懲罰；肩上搭著傳染的衣服走過城裡的大街小巷構成了對所有人顯而易見的風險。赤貧而好爭吵的無產階級，掘墓人公然違抗官方命令，剝光屍體，販賣鬥篷和褲子，並和他們的同夥分享這種方式掙得的收益。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行為也是之前的事引導的。直到1348年，醫生和藥劑師行會的規定（掘墓人也是其中的會員），允許將死者衣服當作給予運輸死者的報酬的習俗。其後涉及運輸和埋葬條款的修改記錄了這種做法的經久歷史，行會的顧問為此哀嘆，徒勞地想要通過其他安排遏制這種習俗。儘管瘟疫發生在不同時代，親戚和掘墓人的關係仍然歷經多少世紀，交織在衣服作為饋贈仍然合法的複雜性中；行政官員作為盜竊懲罰的，對受指控的人來說是自己工作的一項特權。這個習俗根植於行會的規定中，和兄弟與姻親之間的慣常策略一同，構成了與健康法規相對立的傳統經濟行為的一道不規則堤岸。
德拉科魯瓦：《哈姆萊特》掘墓人場景插圖
Eugène Delacroix, Hamlet and Horatio before The Gravediggers, 1843
因此，財產變得複雜的世界召喚一個人與自己的鄰居的關係，秘密地搬運物品和衣物跟隨社會交流網絡中疾病、恢復和死亡產生的調整之後。並非出於偶然，唯一被判死刑的是安德裡亞·帕西尼亞尼（Andrea Passignani），一個自己認罪的掠奪者，他年輕，沒有僱主，沒有家庭和工作的聯繫。與鄰居和家庭參與的謀劃以及同謀和販賣的詭秘複雜正相反，安德裡亞以他的孤獨與眾不同。他是一個悽涼的近乎現代的人物，他割斷了與家庭和家庭保障網絡的聯繫，這些本來可能在當時的案情中拯救他。聖皮耶羅拱廊（The arch of San Piero, L'archino di San Piero）的一個園丁，一個賭徒，偶爾也做一個門房。他短暫的生命在機遇和冒險的旗幟後面行進，這讓他經常偷竊。他在將要死去的人中間行動敏捷，用他的刀子啟開公共衛生委員會封起的大門。他什麼都劫掠——床單、錢、一件鬥篷——並且在貧民窟賣掉一切，最終在那裡他被捕。因為他的大意、匆忙、或者對他人毫不在乎，他抓住任何碰到的東西在任何他能行動的時候。年輕、大膽、孤獨，他的形象接近於笛福的人物；這不僅表現在他脆弱的「現代的」無根之中，也恰恰表現在促使他行動的經濟邏輯中。遠非要從官員的紀律措施下保護一個同伴或者鄰居，安德裡亞只為了錢搶劫，也因為這個原因他被懲罰。
他的案子，和另外兩個不特別重要不需要對有罪一方判刑的案子，在被指控的隊列當中勾畫出一種罪犯，在他們身上老問題匯聚並被打擊：流浪漢，無根，不確定的職業、缺乏出身背景。在連結期望和經驗的曲線上，安德裡亞的故事與前者一致；這是針對財產犯罪的一個異常案件，因為那些人犯罪的動機指向記憶和希望的融合。
第二組犯罪解釋了社會態度和行為方式之間的聯繫構成了隱藏病人和死者的身體，而不是把它們報告給健康委員會的企圖。
當傳染襲擊了一個匠人或者店主家庭的一員，這個群體會試圖違抗健康規定並分成兩組。一組中，父親和年齡大到可以工作的男性，會悄悄離開他們的住處，住到商店裡。在鄰居和一同工作的人的幫助下，他們在那兒隨機過著能夠繼續生產和做生意的生活。第二組由母親和小孩子組成，他們呆在家裡幫助生病的家庭成員。通常，父親或者一個兄弟回來打聽他隔離的親戚，他們的來來去去驚動了懷疑的警察。
偶爾也會發生一個店主幫助一個染病的僱員， 給他買藥，但是他死後會丟棄他的屍體。在這種情況下，鄰居報告關起的屋子內發出的可疑氣味會引起行政官員的注意。這些簡報中描述的指控（瘟疫期間擅自營業），呈現了這個和相似的違規事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家庭中即使是疾病和死亡也不能中斷商店裡和街上的社會生活。
在另外一方面，有些案件中涉及宮廷工作人員的家庭或者大行會（Arti Maggiori）成員，藏起生病或者死亡的親戚的企圖，通過由本區外科醫生正規籤署的證書顯露出來。這份文件證明疾病「無需懷疑」，儘管偶爾會引起行政人員的懷疑。把屍體埋葬在教堂這樣的一份證書必不可少，它從健康委員會指定的外科醫生傳到教區牧師（或者他的替代者）手裡，是允許在神聖的土地上埋葬的必要先決條件。總而言之，人們可以從針對收買的外科醫生的訴訟，或者從可疑的健康證書中，推斷隱藏身體的動機是為了確保一個體面的埋葬。
佛羅倫斯七個最早的大行會徽章
Arti Maggiori Fiorentine. LE ARTI FIORENTINE. Archivio di Stato.
事實上，瘟疫時期的死亡根本上來說被看作是不體面的，公共大墓讓死亡變得更加野蠻，成千無名的屍體撂在裡面，留給偶爾會被稀疏的柵欄限制的野狗。我們能夠接觸的文本回憶了公共衛生官員施加的預防措施，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困惑和失去了民間得體禮儀的感覺。並非偶然，一個教會的作者捕捉並抄寫下了那種恐懼的回聲，並把它遮掩在一個瘋子喊出的預言曖昧的詞彙中：
夏天開始的時候在我們的佛羅倫斯城，發現了一個下層出身，生計低微的人，名叫馬西諾（Masino），每個人都覺得他瘋了……【馬西諾】走遍大街小巷說話、喊叫，「在天空，在天空，明天我會回報你，在鄉下，可看那些瓜！」除了這些他嘴上再沒有別的話，因此，老百姓都認為並相信他瘋了，因為他們從來都無法理解他在說什麼，或者說他試圖用這些詞語表示的是什麼。
Gaetano Giulio Zumbo, The Vanity of Human Greatness. Wax; length, 85 cm; depth, 89-8 cm; width, 46.9 cm. (Museo Nazionale, Florence.)
這個可憐的瘋子的預言以隱喻的方式宣告了將要來臨的城市內社會連結的解體。確實，「這些話，『在空中，在空中，』他說的不是別的，而正是他偽裝成野獸而來，要被露天埋葬，在鄉下或者在田野裡……【就像】野獸帶走隨便裝在一個盒子裡或者扔掉，就像它們來的那樣。」「明天我會回報你」預示了即將到來的懲罰，因為上帝「不在星期六回報……而現在從你【佛羅倫斯】這裡會要求付出代價。」最後，預言的第三部分具體指出了懲罰的方式，「在鄉下看著那些瓜」
意味著偽裝成野獸，我們將會被去把我們死去的身體和屍體被埋葬在一個鄉下的墓中，胡亂扔在那兒——有些腿向上戳著，有些腎臟朝天，有些這樣，有些那樣，完全不管誰是富人誰是窮人，誰是貴族，誰是無足輕重的人——而是每個人都胡亂堆疊在一起，扔在那兒像乾草垛或者木頭堆；我說，只不過要是他們是乾草或者木頭，它們會被堆得更整齊一些；而他們會被胡亂丟在那兒，有些蓋住一半，有些露出一隻胳膊，有些的頭或者腳露出來成為狗或者其他野獸的美餐；這種樣子，證明「在鄉下，可看那些瓜！」這句話並產生作用。
Gaetano Giulio Zumbo (Syracuse 1656 - Paris 1701) The plague.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Firenze.
懲罰的醜聞因此完全在於喪失人性的死亡的惡名中——一個人沒有被禮儀、眼淚和祈禱的習俗置於家庭之中。詞語的緊張重複描繪了殘肢斷體和想像視野中瘋狂的種種情狀，似乎暗示了描述內容的視覺起源或者參照。人與獸的糾結重複了中世紀晚期表現死亡的勝利（Triumphs of Death）的趣味，在其中將死的人的堆疊起的身體，形成一條通往長著翅膀或者拿著鐮刀的一個骷髏的道路。然而，在十七世紀的文本中，巴洛克意義的表現改變了那種圖像學理念的密集；隨著死亡形象的消失，它是中世紀形象的核心，瘟疫的意義現在轉向習俗禮儀的扭曲和不能實現正當的慣例。通過設置一種系統性的無序，平等的法規與秩序和健康的法律相對立，瘟疫解體了好的死亡的劇場，讓符碼混淆讓行為模式混亂。傳達馬西諾的先知的感性，和普遍的隱藏病人與將死的人的做法，都是出自這種片面而精確的對瘟疫的認識。
【 譯註：「死亡的勝利」 最重要的出處是彼特拉克1351-1374年間，用託斯卡納地方語，三行體，依照古羅馬慶典儀式寫的一組《勝利》組詩，包括：愛、貞潔、死亡、命運、時間、永恆六個主題。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整個歐洲的視覺文化中充斥著「彼特拉克的勝利」主題的繪畫、刺繡等作品。】
PETRARCH, Trionfi [Triumphs]
In Italian, illuminated manuscript on parchment, probably Florence, c. 1450
Follower of Mantegna, Petrarch's Triumphs on Cassone-Triumphs of Love, Chastity, and Death, c.1460s.
The Triumph of Death
O ciechi il tanto affaticar che giova [...] Infinita e la schiera degli sciocchi"
illustration to Petrarch's 'Triumph of Death'. c.1480-90 Engraving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The Triumph of Death
由于越軌而導致的不體面埋葬的執念，當然已經在《十日談》（The Decameron）第四日的故事中出現。故事講述了不可預見的死亡。「願上帝不要讓我把這樣一個年輕人，我的丈夫，我親愛的我心愛的人兒，丟在街上或者像狗一般埋葬，」 安德萊烏拉撲在加布裡奧託的屍體上哭泣。「我已經為他流淚，我也要儘可能讓他的親戚能為他哭泣」。秘密的埋葬，否認自由流淌的眼淚，因而阻止了哀悼儀式的完成。在她的女傭的幫助下，安德萊烏拉以她的眼淚伴隨她的行為，用絲綢布裹起她摯愛的人的屍體；經過幾次倒黴的冒險之後，她對她的父親講述了發生的不幸，和她自己想要陪同愛人的屍體讓他有個像樣的埋葬。尼格羅先生被感動了，滿足了她女兒的願望，命令讓這年輕人「像他自己的女婿的死亡一樣得到足夠的尊敬」。暴露在世人眼光下的屍體，被撒滿玫瑰被公開哀悼——不僅僅是被家庭成員，而且被「城裡所有女人和許多男人，他被極度尊榮地帶去埋葬，不是裝扮成一個平民，而是裝扮成一個紳士，扛在最尊貴的市民肩上」。
Boccaccio: Decameron, Day IV Story 6, Mort de Gabriotto
而另一方面，在第七天的故事中，卑微的羊毛工人帕斯基諾和他心愛的西蒙娜的突然死亡，「她通過紡織用自己的手指掙到她需要的麵包，」卻並沒有以類似的鄭重被對待。他們的同事，斯特蘭巴、阿提喬亞託、古喬因布拉塔、和馬拉格沃勒「把他們埋葬在聖保羅教堂（San Paolo），那恰好是他們所屬的教區」。
Boccaccio: Decameron, Day IV Story 7, Mort de Pasquino à cté de Simona
公共葬禮的禮遇和眾人的眼淚，是生來是紳士或者家境殷實的商人兒子的特權。在安德萊烏拉和加布裡奧託的故事中，實際上是尼格羅先生，女孩的父親，為年輕人的葬禮做了準備（「年輕人出身低微，但是有值得讚賞的嗜好」），因為，事實表明，他是他的女婿。加布裡奧託和淑女安德萊烏拉的秘密結合因此把他從平民葬禮中救贖了出來。
薄伽丘的故事設計在瘟疫的框架中，就象十七世紀的故事敘述的那樣。同樣突然襲擊被指控的人和重要人物的死亡，讓我們想到類似的瘟疫情景和相似的習性。想要避免集體公墓，和避免經歷與記憶中它同社會性無名無份聯繫起來的所有意味，在1384年也在1630年都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共同的目標。有必要的錢能夠賄賂外科醫生，可能會將那些能夠實現家庭榮譽政治的人，與那些無法逃避健康緊急情況施加的規範的人區別開來。
一個人的遺產繼承的範圍（因而也就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一個人死後地位的認可之間的聯繫，在奧拉齊奧·范尼（Orazio Vanni）的案子中以最明顯的方式顯示出來。奧拉齊奧是老橋（Ponte Vecchio）那兒的一個金匠。他很多年辛勤勞作，為了最終能在新聖母大殿（Santa Maria Novella），「裡卡索利家族教堂對面」買一塊家族墓地。範尼家族的社會上升旅程在這個行為中完成，它在所有人的眼光中確認了一個家族和他的商店強大而勝利的身份。
Ponte Vecchio
Santa Maria Novella, c1854
確保有尊嚴的死亡的個人和群體的策略，通過鼓勵藏起死者和病人讓機構控制偏離準向。對大公的工作人員和大行會的成員來說，一個親戚的身體也是歸屬的象徵；它的可見首先在墳墓，其後在雕刻的墓碑下，在精確定位的家譜記憶中佔據著一個恰當的位置。
與此相反，下層階級的證言常常承認，有些死於瘟疫的親戚被埋在田野裡或者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在某些案件中，一個被悉心照顧的朋友或者一個親戚（不管官方規定）死後，在夜晚搬走被丟在街上或者別的地方，沒人會費心埋葬他。在這裡，違規是身體適時地從家庭的中心分離出去，這樣家裡的人可以繼續他們商店裡的工作。下層階級，沒有家庭墓地，習慣於卑微的埋葬，這正是薄伽丘隱射的，他們關心生命和辛勞的身體，養活所有人。他們在瘟疫期間的抵抗主要的欲望是和家庭，以及和商店中的朋友在一起，並且保持正常的社會交往。能夠忍受織布機、車床、鑿子的磨損，身體的元氣是是首要的。
對那些屬於中產階級或者上層階級的人來說，不能逃到鄉下，抵制瘟疫和健康權威似乎專注於死亡。工作人員階層的成員和那些不完全依賴每日工作謀生的人，想要讓體面和家庭群體中互相支持的形象永存。這個形象在外在表現和記憶中，恢復了祖先與後人的和諧等級。對這個階層的成員來說，死於瘟疫就像窮人或者丟臉的人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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