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醫院副院長王剛:安定醫院抑鬱症就診量年漲20%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 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1月29日，北京安定醫院餐廳，兩名抑鬱症患者相互傾訴。 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1月29日，北京安定醫院。醫生正在給一名抑鬱症患者做檢查。 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1月29日，北京安定醫院。餐廳裡，「鬱友」們跟醫務人員學跳舞。 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攝

　　王剛，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

　　他是中國最了解抑鬱症的人之一，在他看來，抑鬱症不能像感冒一樣被輕描淡寫，但也並非無法治癒。

　　而在抑鬱症防治路上，公眾的誤解和對疾病知識的匱乏是最不應該存在的阻力。

　　得了一個心臟病、腫瘤知道去哪個醫院醫治，那為什麼精神障礙，是真不知道還是迴避呢？

　　他還記得一位同行帶著家人來問診，確診抑鬱症後，這位同行大哭起來。其實，病人早該被帶來就醫。

　　近日，王剛就抑鬱症科普、治療現狀、防治康復體系等方面，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專訪。

　　抑鬱情緒不等於抑鬱症

　　新京報：關於抑鬱症的比喻很多，有人把它比作精神上的感冒，你怎麼看？

　　王剛：這個比喻很不恰當，抑鬱症不傳染，把它理解成感冒，好像是輕描淡寫的就過去了，絕不是這樣。從疾病負擔來講，抑鬱症導致的疾病負擔比感冒大太多了。它不是單純的情緒、心理問題，它確是一種有生物學基礎的疾病。

　　新京報：你怎麼定義抑鬱症？

　　王剛：它是一種顯著而持久的精神障礙，可以理解為情緒障礙的一種，大多數會間歇性發作，一陣好一陣壞。

　　抑鬱症患者當中，有15%到50%的人一生就一次，而50%到85%的人，一生中會不止一次發作。

　　從症狀上來說，也有各種各樣的情緒問題，有可能會出現一些身體上的問題，工作、生活、學習這些都會受影響，自殺率也比較高。

　　新京報：比如有人因為失戀，一個月甚至半年的情緒都不好，這算抑鬱症嗎？

　　王剛：不管是什麼原因，可以是失戀了，或者親人去世等等，只要滿足了症狀及其嚴重程度、持續時間，病程等標準，就可以診斷為抑鬱症。

　　當然，絕不是說上網查一查標準，一條條對照，就能給自己下診斷。網上的描述跟你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而且抑鬱情緒不等同於抑鬱症，這是兩回事。

　　新京報：有的患者去醫院會得到一個「抑鬱狀態」的初步診斷，「抑鬱狀態」該如何理解，是抑鬱症嗎？

　　王剛：不是。這屬於狀態診斷，和疾病診斷是兩回事，抑鬱狀態可以鑑於很多精神障礙，比如分裂症的病人也可能有抑鬱狀態。

　　這是醫生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的判斷，可以說是一個臨時性的診斷，就好比一個橫斷面。疾病診斷需要一段時間的縱向、橫向信息比較。

　　三級醫院需要設置心理科或是精神科門診，醫生也需要有一些對精神科疾病的診治和篩查能力，而全國僅有兩萬多名精神科醫生，數量不足。

　　抑鬱症患病比率約為6%

　　新京報：公開數據稱我國抑鬱症傾向的人至少有9000萬，你怎麼看待這個數據？

　　王剛：我聽到的各種數字也很多，有6000萬的，也有9000萬的，有些甚至是國外發布的，但都沒有經過嚴謹的統計調查數據。

　　截至目前，一直沒有全國範圍內的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科技部剛剛完成了一個十二五項目，數據還沒有最終發布。

　　所以我們在談抑鬱症談精神障礙的時候，一些基礎性的數據我們都沒有，這不應該。

　　新京報：你曾公開提到抑鬱症在中國的患病比率約為6%。

　　王剛：按照6%去算應該差不多，這個數據已經靠譜點了。但按照流行病學調查方法，這個患病比率當中排除了少年兒童。

　　新京報：安定醫院這幾年抑鬱症患者人數有明顯增加嗎？

　　王剛：當然有，2006年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抑鬱症治療中心，現在有三個病區，將近200張床。2006年成立時，70%的門診和住院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2009年，抑鬱、雙向情緒障礙的患者比例已經達到50%左右。

　　醫院統計更多的是人次，去年總人次在40多萬，抑鬱症大概在15萬人次左右。每年總門診量以百分之十幾、二十的速度往上漲。

　　新京報：抑鬱症治療中心，醫生每天的接診量大概多少？

　　王剛：抑鬱症病人太多，單純靠抑鬱症中心的門診看不過來，其他醫生也看。

　　抑鬱症中心為了保證診療質量，適當地限號，每個門診半天大概20多人，一共兩個門診，全天能看100多個號。

　　床位使用率都比較高，基本上都過100%，有時候還得加床，有時候抑鬱症患者在急診留觀，但病房滿了就轉不進去，在那裡待好多天的情況也有。

　　意識到抑鬱問題應先就醫

　　新京報：如果一個人懷疑自己可能有抑鬱的問題，他應該向誰求助？

　　王剛：一定是找醫生，一些意識到有問題的人能不能找到精神科醫生診斷，是一個特別大的阻礙。

　　病人的心理很奇怪，除了覺得看精神科有病恥感，還有人覺得我不去醫院查不出什麼病來，一去醫院查處一堆病來，這實際上是恐懼。

　　新京報：北大六院針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就診途徑做過一個調查，北京地區有90%的患者去綜合性醫院看過，而從意識到有問題到精神專科醫院的治療要花半年的時間。你怎麼看這些數據？

　　王剛：來精神專科醫院診療，病人往往會有病恥感。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先去綜合醫院，可能心裡好受點，但是最後可能發現還要到這裡來。

　　至於半年後才來，我覺得抑鬱症絕對不止半年。抑鬱症很少像精神分裂症那樣急性發作，延遲就診的時間也就越長。一些患者在前往精神專科醫院之前，已經在心理諮詢機構和中醫門診等地治療了很長時間。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抑鬱症的康復體系？

　　王剛：目前醫療資源集中在大醫院，而大醫院多是解決急重疑難病，抑鬱症有一個完整的治療周期，首次發作的治療周期一年左右，多次發作的治療周期要兩三年，可是你不可能在醫院住兩三年。

　　我們醫院40%至50%的病人來自外地，如果能讓大型專科醫院負責急性期治療，各地不同等級的醫院完成鞏固期、維持期的治療最理想不過。

　　此外，患者如何恢復社會功能，如何避免復發。低一級的、社區醫院能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能構建起一個對抑鬱症全病程康復、治療的體系。目前還沒有完全搭建好這樣一個體系。

　　電療不是電擊，孕婦也能用

　　新京報：安定醫院對抑鬱症是如何治療的？

　　王剛：我們會有一些綜合的治療手段。藥物治療是基礎，還會有心理治療，藥物和心理的這種結合是最常見、最確切的綜合治療手段。

　　還有第三類治療：物理治療，就是運用一些物理學的治療手段，比如說電療，很多公眾以為就是電擊，這是一個誤解。現在改良後的電療，是在麻醉狀態下實施，沒有任何感覺，就是睡一覺。

　　新京報：電療有副作用嗎？公眾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電影情節裡。

　　王剛：電療對患者的認知功能如注意力、記憶力有短時間的影響，平均兩三個月後大多數患者的副作用會完全消失。它對兩類精神狀態十分有效，一類是極度的興奮，攻擊、衝動等，另外一種是極度的抑制，像抑鬱症、情緒低落，特別是自殺觀念的消除。

　　甚至在國外，它是孕婦治療的首選，副作用比藥物還小。

　　新京報：還有其他的治療手段嗎？

　　王剛：還有運動治療，但是開展不多。根據國外的文獻，它對治療的貢獻率可以到20%。

　　新京報：據你了解，在一些二三線城市的精神專科醫院是怎麼治療的？

　　王剛：基本上是藥物治療，涉及的心理治療會更少。

　　抑鬱症還做不到精準治療

　　新京報：我們接觸過一個杭州的患者家屬，他說抑鬱症很多時候是家屬和醫生一起試錯，藥的種類和劑量都是試出來的。你怎麼看？

　　王剛：他說的有一定的道理。藥物的選擇、劑量、不同藥物之間的組合和搭配，這也是要靠醫生的水平來體現的。目前還做不到精準的治療，這也是大多數學科的一個共性問題。

　　新京報：精神衛生法要求從事精神障礙診斷、治療的專科醫療機構應當配備從事心理治療的人員。這部分人從哪裡來？

　　王剛：安定醫院的心理治療師，既有醫學背景也有心理學背景，他們有精神科醫師資格，這樣他既了解藥物的使用，又了解心理治療的方法，才能針對疾病展開心理治療。

　　在醫療機構裡，我們關注的不是一般人的心理困擾，而是根據疾病有針對性地展開心理治療。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也要推出心理治療師的認證，但是國家目前還沒有相關認證。

　　新京報：安定醫院現在有多少名心理治療人員？

　　王剛：20名左右，我們希望每一個病區至少有三名左右的心理治療師，但是目前達不到。

　　新京報：心理治療開展的怎麼樣？

　　王剛：開展不夠。一是心理治療師的數量不足，還有一個就是醫院對心理治療的投入也不足。這和國家的收費標準有極大的關係。

　　給病人做心理治療，門診收費30至50元20分鐘，住院的更低，是30元半個小時。醫院只能按照國家的標準收費。

　　另一方面，心理治療的條件比較高，除了對醫生水平的要求，治療室的設置都有一定的標準。對於醫院來說，它可能不計算這些成本。

　　心理治療也有新的方法，團體治療、音樂治療，但都屬於探索階段。

　　新京報：需求量大嗎？

　　王剛：按照患者的數量，可能在我們的門診裡面，開30間心理治療的診室都不算多。現在只有兩間，所以能接受到心理治療的患者也是極少數的。

　　心理諮詢師多無醫學背景

　　新京報：就全國來說，你曾提到精神科的執業醫師有兩萬多人，相比其他國家，這個水平夠高嗎？

　　王剛：兩萬多一點，我沒有確切的數字。美國大概有1.5萬人左右，但他們的人口基數小。

　　而且美國有大量的心理治療師，我們國家還沒有心理治療師的認證，只有心理諮詢師。

　　新京報：現在其實有不少心理諮詢機構，表示可以調理或者治療抑鬱症，有些還承諾愈後不復發，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王剛：全國目前考上心理諮詢師的有60萬人左右，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沒有醫學背景，連精神障礙的識別可能都是問題。而像我們作為正規的精神專科醫院，都不敢承諾不復發。

　　有關部門把心理諮詢師作為一個職業認證後，相關的繼續教育、培訓、監督都沒有。

　　新京報：《精神衛生法》規定，心理諮詢人員不能診斷和治療精神障礙。那是不是說，心理諮詢師就不能「碰」抑鬱症患者，這個界限在哪裡？

　　王剛：我們也看到有一些比較職業的心理諮詢師會推薦患者去看精神科醫生。但我覺得一個正常的順序應該是，一個病人來了，精神科醫生首先區分一下，他是不是一個疾病狀態，不是疾病狀態，就是心理那邊的事。

　　如果是一個疾病的狀態，再和心理治療師一起判斷，要不要在藥物治療的同時聯合心理治療。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心理治療，有的人的病不是心理治療的適應症。

　　但是現在病人不願意來，心理諮詢師、心理治療師與醫療機構缺乏協作，心理資源和醫療機構的脫節是個問題，國家衛計委也在針對這方面做探索。

　　網搜疾病知識多是錯的

　　新京報：近年來一些大學生因抑鬱症自殺的事件被頻繁報導，你如何看到校園內的抑鬱症防治？

　　王剛：學校對心理關注程度還相對較高，但心理老師除了給學生提供心理輔導，還能不能培訓他們有一些常見精神障礙初步識別的能力，至少能看出這苗頭，如果有問題應該能及時就醫。這方面能力目前存在不足。

　　新京報：在抑鬱症的防治體系上，你有什麼好的建議？

　　王剛：對公眾的教育、疾病知識的普及太重要了。有的病人是高級知識分子，但是對疾病的態度讓人覺得無法理解。

　　我認識一個醫療工作者，帶她的家人來我們這看病，診斷出是特別典型的抑鬱症。當時我們這位同行就大哭，她覺得得了「精神病」很恥辱。

　　其實按他們當時的情況根本不該拖那麼長時間才找我來看。抑鬱症就診率這麼低，就診的人裡面大部分又迴避精神專科醫院，那怎麼能有效治療呢？

　　新京報：在疾病知識普及上應該注重什麼問題？

　　王剛：網上搜索出的很多知識都是錯的，有的醫學APP推送的內容也有問題。這些知識的傳播應該讓權威機構來做。

　　新京報：現在社會上其實有很多關於抑鬱症的公益群體、組織，它們中的一些專業性和組織性似乎不足，你怎麼看？

　　王剛：我覺得團體和平臺的發展需要有專業人士的指導，現在更多的是患者自發的，但是在運行中，專業指導是必要的。他們的有些觀點未必對，反而會對其他人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新京報：同事和朋友們在面對抑鬱症患者時，應該注意什麼？需要特別的關心嗎？

　　王剛：患者的心理是希望別人關心，但是又不願意人家總把他當病人對待。身邊的人應該默默關注他們病情的變化，如果患者願意談論他們的病情，應該給予傾聽，患者就會感受到你的好，儘量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歸結為抑鬱症。

　　採寫/新京報記者 趙力 吳振鵬 實習生 董蘭蘭 趙蕾 劉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