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28日至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這次全會的主題，正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了新時代「中國之治」的總體目標和戰略部署。
時隔一月，11月23日，一場聚焦「黨建引領城鄉社區發展治理」的高端論壇將在成都舉行。論壇探討的核心，正是以社區為尺度的超大城市治理新模式。
會前，紅星新聞特別推出「大城之治」系列訪談錄，通過專訪三位國內頂尖專家，解讀新時代「中國之治」的裡程碑意義和社區治理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關鍵作用。
11年積下的59處違建，成都向龍社區只花了一天就全部拆完。
這背後，與十幾個院落黨員有關。他們逐一入戶向居民宣講政策，同時和居委會、有關部門進行協調，讓過去「群龍無首」的居民自治，快速且有效地走上正軌。
「發展至今，社區治理的各要素已經生成，正因為參與主體多元化，所以才需要有統攬全局力量的存在。」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長忠近日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2016年，鄭長忠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道，現代社會需要調整各種利益關係，一些改革都是「啃硬骨頭」，這就要求黨的領導必須更加堅強有力，也對黨的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紅星新聞記者採訪鄭長忠教授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這次全會的主題，正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
鄭長忠認為，對中國之「治」而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對中國社區而言，目前已經形成了政府、居民、社會、市場力量等多元參與的局面，諸如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可複製的經驗。
「現在要探索的是，在多元治理下統攬全局如何有效實現的方式。」鄭長忠認為，哪個城市做到了，就為中國的社區治理做出了大貢獻。
↑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長忠
社區治理發展越成熟
越需要一個統籌全局的力量發揮作用
紅星新聞：您一直強調社區治理需要一個統攬全局的力量存在，為什麼？
鄭長忠：社區治理發展越成熟，治理主體越多元，越需要一個統籌全局的力量發揮作用。
我們可以從幾個節點看到變化。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逐漸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人們也開始從「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城市社區由此也開始在中國出現，承接了從單位中轉移出來的許多社會事務。在社區建立初期，黨組織扮演著最初的社區建設組織者和各類事務承接者，簡單來說，就是讓社區有人辦事，同時有組織地保障社區快速發展。
社區安頓下來後，你會發現社區的組成越來越多元，有不同群體和成員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有效推動了社區共同體的建設。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社區內部關係也開始複雜了，矛盾開始出現，這時，黨組織就開始扮演著關係協調者和矛盾解決者，使社區共同體能夠得以建立。
而隨著社區發展，社區建設不僅要協調社區內部問題，還要處理好社區與其他社區以及駐區單位的關係，這也需要通過黨組織力量來協調和處理，於是在本世紀初就開始探索區域化黨建工作，通過創新黨組織形態，達到協調不同區域社區和單位之間的關係，推動區域共治。
也就是說，實際上從社區建立之初開始，社區建設客觀上都需要一種統攬全局和協調各方的力量來發揮作用。這個力量，就是黨組織。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在社區建設層面的體現。
黨建引領社區建設
不僅需要機制創新，還需要體制創新
紅星新聞：到現在，社區建設是否還需要將這一邏輯進一步推進？需要怎樣推進？
鄭長忠：的確，社區建設確實需要進一步深化，深化工作依然還是需要遵循這一邏輯。
正如前面所說，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社區已經形成了多元治理的格局，這時候社區發展和治理所需要的，就不僅僅只是社區和街道功能所及的，而是需要整個地區的黨組織和政府組織，圍繞社區發展和社區治理開始調整有關權力結構和組織框架，整合有關資源力量，以社區為基礎，建構起整個社會建設的邏輯。
這就意味著，黨建引領社區建設，需要從微觀層面向更高層面發展，不僅需要機制創新，而且還需要體制創新。成都在這方面的探索，就比較有前瞻性，也標誌著成都在社區建設方面已經進入到第四個階段。
成立市委社治委
成都的創新成效相當明顯
紅星新聞：您認為成都在社區治理方面的探索主要解決了什麼問題？
鄭長忠：成都非常有前瞻性地關注到社區建設中所涉及的權力關係調整的必要性，從現在來看，其創新成效相當明顯。
成都在市委層面成立了專門機構——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作為領導和統籌社區發展和治理的關鍵部門。同時，成都還以社區發展治理為基礎，構建了社會治理發展新格局的整體框架。
從成都的經驗看，它首先構建了全市、區(市)縣、街道(鄉鎮)、社區黨組織四級聯動的組織領導體系，明確承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職能的具體機構，構建統一領導、上下聯動、各負其責、協調有序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工作格局。
其實，這也可以被視作黨領導社會建設的體制創新和方式變革，構建了一種以黨組織統攬全局、協調各方，推動社區發展治理的新體制。
剛剛結束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健全社區管理和服務機制。而設立市委社治委的經驗，也是成都在社區治理方面的探索。
打破「九龍治水」格局
成都社區黨建走在了全國前列
紅星新聞：黨建在社區治理的統攬，是否應該有尺度？
鄭長忠：無論國家還是社區，黨的領導都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從社區來看，現實情況更加複雜，因此，管理的尺度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更不可能像化學實驗那樣精準到幾毫克。
這也意味著，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社區資源稟賦，甚至同一地方也會存在不同情況，黨組織介入的程度也不會完全相同。比如，有的地方黨群關係根基牢，發揮黨員引領力量就能解決大部分事情；而有的地方社會企業發展得很成熟，大多社區問題其實就可以交給他們來做。
紅星新聞：儘管每個社區都各有特色，成都社區黨建特點在哪裡？
鄭長忠：成都的社區黨建走在了全國前列，其中市委社治委的設置是成都頗有創新的特色。
過去我們發現，社區的治理都是自上而下，權限涉及到中央、省委、市委，而到社區、街道一級就很難有主動性。成都設立的這個機構，首先是在市委序列的，具有較高的權威性，能夠打破「九龍治水」的格局，既能起到協調各方作用，還將權力下放至基層，讓社區的黨建能有效、快速地協調解決問題，提升了黨委在社區的信譽度。這樣就可以圍繞社區建設的各方面進行全方位協調，解決了基層或者單一部門無法解決的難題。
另一方面，四川在經歷地震後，圍繞社會建設有一次巨大提升，它倒逼了所有資源都參與社會重建，其中也包括社會組織力量，這也是成都今天包容各方資源的一個轉折點。因此，在社區建設中，這裡的黨組織處理與社會組織關係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經驗，在探索中逐漸形成了黨建引領的多元參與社區治理格局。
紅星新聞記者 鄒悅 葉燕 上海報導 圖據受訪者
編輯 周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