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00年左右，非洲尼羅河流域的上埃及與下埃及完成統一，古埃及進入早王朝時期。埃及早王朝是世界首個大一統國家，也是最早採用王權制度進行社會管理的古國之一，比我國首個奴隸制世襲王朝夏朝的建立早了1000多年。
古埃及文明又稱為尼羅河流域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它與兩河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殷商文明、奧爾梅克文明並稱為人類六大古文明。
埃及早王朝被視為古埃及從史前時期向歷史時期過渡的重要階段。統一後的埃及國家權力機構的設置漸趨完善，王位開始世襲，王權開始神權化，大量土地和財富向王室集中，法老制度逐漸形成。由於王權的形成被視作是國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古埃及也因此成為人類歷史上率先進入文明社會的地區。
上下埃及的統一還促進了尼羅河流域文明經濟、文化的發展，推動了同兩河流域文明的商貿與文化交流，埃及文明的影響力逐漸向北擴散，影響了愛琴海地區的克裡特文明的形成。
那麼，古埃及統一的王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上下埃及的統一標誌著早王朝的開始，大部分學者認為它始於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國王美尼斯對下埃及的徵服。
上、下埃及
大約從公元前4000 年起，尼羅河流域的原始部落逐漸進入階級社會，以城鎮為中心的城市國家發展起來。這些部落被希臘人稱為「諾姆」(又譯為州)，它們都有各自的名稱、都城、政權、軍隊，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獨立的王國。
在長期的兼併戰爭中，狹長的尼羅河流域被分成了北部和南部兩個獨立王國。北部以尼羅河三角洲為中心為下埃及王朝，國王頭戴紅色王冠，以蛇為保護神，以蜜蜂為國徽。
南部以尼羅河谷地為中心為上埃及王朝，國王頭戴白色王冠，以鷹為保護神，以白色百合花為國徽。
希臘化時代的埃及祭祀曼涅陀所著《埃及通史》記載，美尼斯出生於上埃及的提尼斯城，原是部落首領，後來成長為上埃及的國王。美尼斯在位期間對下埃及發動了一系列軍事徵服行動，最終於前3100年統一了上下埃及。遺憾的是，現代考古學並未發現與美尼斯有關的考古發現和歷史遺存。
19世紀末至20世紀30-5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埃及文明考古熱。考古學家在希拉康波裡和阿拜多斯等地發掘出大量文物資料，其中包括著名的納爾邁權標頭和納爾邁調色板。權標頭和調色板上的圖繪和花紋顯示，納爾邁從對北方的戰爭中俘虜了大量的戰俘，此外納爾邁還開始將上下埃及象徵王權的紅白王冠一同佩戴，表明其對上下埃及的統治權。
傳說中統一了上下埃及的美尼斯（納爾邁）
大部分學者認為，納爾邁與曼涅託記載的美尼斯為同一人。
其次，埃及早王朝的建立還離不開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物質文化積澱，後者是王權形成的基礎。
作為一種制度，王權的形成與社會的物質文化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在剩餘勞動力和穩定的商品交換出現之前，不可能形成精英群體或統治階層，也就不可能形成作為統治階層最高象徵的王權。
根據考古發現，大約在公元前6600-前4700年，埃及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上埃及的納巴塔沙漠盆地出現早期聚落文化，而到了前4600年-前4350年，下埃及也出現農業定居文明。定居生活方式與農業生產互相促進，埃及人在前4000年左右進入銅石並用時代。
生產工具的改良一方面促成了人口數量的爆炸性增長，早期的城邦和聚落就是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工具的進步解放了部分勞動力，聚落和城邦中出現手工業者，隨之出現的還有器具和手工產品的交換、帶有文字雛形性質的符號和裝飾花紋，以及不再從事體力勞動的精英階層。
勞動的分工和社會成員之間的階層分化是統治權力形成的基礎。而精英階層又可以利用符號、圖繪來表達和記錄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理想，鞏固自己的階層身份。除此之外，精英階層還常用墓葬的不同形制和陪葬品的多寡來展示自己的社會地位、記述歷史事件，進而不斷形塑現實社會的種種習俗。
物質文化和社會習俗的積澱為王權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再次，王權的出現和鞏固與徵服戰爭和獻祭、慶典儀式密切相關。
1894年，英國考古學家皮特裡在尼羅河上遊發現了上埃及文化遺址涅伽達遺址。涅伽達文化又稱阿姆拉文化，考古學將涅伽達文化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大約出現在前4000到前3500年間，後一階段在前3500年到前3100年。
在涅迦達文化遺址中發掘出來的納爾邁調色板，記載了上埃及對外邦人的徵服戰爭
這一發現填補了早王朝出現之前的古埃及文化空白，因此又被稱為前王朝文化。
涅伽達遺址出土的國王權標頭、帶裝飾紋樣的彩陶和墓葬壁畫、陪葬品顯示，這一時期的埃及社會，貴族與平民、奴隸主與奴隸的階級劃分已經被固定下來，而且出現了作為城市防禦工事的磚牆。考古學家認為，設防的城鎮表明，從那時開始，城市已經不單單作為生產生活單位而存在了，它還需要應對外邦的入侵或者承擔對外邦進行徵服或殖民的軍事行動。
徵戰既是部族首領（或者稱為國王）展示權力與能力的手段，徵戰之後舉行的祭祀或慶祝活動又能進一步鞏固社會成員對首領的身份認同。考古學家在涅伽達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大量的壁畫、繪畫陶器，上面既有征服戰爭的殺戮場面，又有得勝之後的凱旋和宗教祭祀、節日慶典、國王加冕的畫面。
英國埃及學家約翰·貝恩斯指出，國王和精英的紀念物將王權描繪為埃及社會的核心制度，對於古埃及人而言，國家沒有王權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在古埃及，王權與其他社會制度相似，體現了強烈的儀式化和傳統化。
這一時期，不同的城市國家也出現了不同的徽章和保護神圖騰，比如鷹、母牛、蜜蜂、荷魯斯（隼神）等。尤其在涅伽達文化的後一階段，明確象徵王權的王冠形象也出現了，這說明上埃及此時已經形成了穩固的王權。王冠、徽章和保護神是國王身份象徵。
簡言之，上下埃及的統一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在不斷的混戰、徵服中，王權逐漸在各部落內得以確立和鞏固，同時也在部落之間得到認同。埃及早王朝的建立，固然首先是基於城市國家之間的徵服戰爭，但它與數萬年、甚至數十萬年的物質文化積澱和宗教信仰形成、社會習俗固化也有莫大的關係。
古埃及是尼羅河的饋贈，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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