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成果】李大龍:農耕王朝對「大一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作者：李大龍

來源：「邊疆學研究」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農耕圖（圖源：網絡）

中華大地上生息繁衍的人群及其所建政權尤其是歷代王朝對「大一統」疆域的持續追求是中國多民族國家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從建立者的視角看，傳統的歷代王朝大致可以分為以秦、漢、隋、唐、宋、明等為主的農耕王朝和源自邊疆的北魏、遼、金、元、清等為主的非農耕王朝兩大類。兩類王朝在繼承和發展「大一統」思想方面呈現不同特點，導致這些王朝在推動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也存在較大差異，不過總體而言農耕王朝起到了奠基作用，而非農耕王朝則起到了底定的作用。

有關「大一統」的研究得到了學界的一定關注，但鮮有長時段的宏觀理論分析，難以體現「大一統」思想在不同時期的特徵和總體發展脈絡，因此筆者試圖以秦、漢、唐、明等王朝為例對中國歷史上農耕王朝對「大一統」觀念的基礎與發展做系統分析，請學界同仁指正。

一、先秦時期「大一統」觀念的萌芽

東和東南是大海，北是蒙古高原及其以北的西伯利亞，西有蔥嶺，西南有喜馬拉雅山山脈，這是中華大地自成一個單元的獨特的地理特徵。伴隨著王權的出現，最遲在先秦時期，獨具特色的「大一統」觀念開始萌芽於中原地區。先秦時期「大一統」思想的萌芽源自在夏商基礎上形成的周朝的服事制統治理念和族群觀念。

「大一統」之詞，首見《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中：「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對於「大一統」的具體含義，後世尤其是自漢代開始就有不同的詮釋，但唐人顏師古「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此言諸侯皆系統天子，不得自專也」的解釋應該是切中了其要義。即「大一統」是對理想中的以「天子」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高度概括。「大一統」觀念是在中國傳統天下觀和服事制基礎上形成的，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主導著中華大地的人群從分散走向凝聚，不斷壯大，「滾雪球」一樣促成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主導著疆域從分裂走向統一，「中國」一詞，也由最初指稱狹小的「王畿」（京師），秦漢以後指稱以「郡縣」代稱的中原地區，也像「滾雪球」一樣拓展，最終在1689年籤訂的《尼布楚條約》中成了多民族國家——清朝的代稱。可以說，是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所有政權和人群對「大一統」理想的持續追求主導著中華大地的歷史分分合合、人群不斷凝聚、疆域持續凝聚拓展，為清代多民族國家中國最終由傳統王朝國家發展為近現代主權國家提供了牢固的基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最早見於《詩經·北山》中的記述是「大一統」思想的另一種表達，同時也是先秦時期中華大地上古人天下觀的核心內容。「天下」是先秦時期中原地區農耕人群對自己認知環境範圍的描述，同時也是對「天子」施政疆域的指稱，並有理想中的「天下」（廣義「天下」）和現實中的王朝疆域（狹義「天下」）兩種不同的含義。「天下」的人群是由「中國，戎夷五方之民」構成，是先秦時期就形成的觀念，而指導對「天下」進行治理的理念則是在西周時期已經完善的服事制。

以「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等物質文化特徵為標準將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分為「五方之民」的記述最早見於《禮記·王制》。應該說，依據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在衣、食、住、行、語言等生產生活上的差異對人群進行劃分的原則與方法是中國傳統夷夏觀的核心內容，儘管當今學者多在當代民族觀念視域下對其進行評價，但難以否認的是這一原則和方法與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強調「種族」的「民族國家」理論是截然不同的，其劃分人群的標準為族群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寬鬆的社會環境。

用於指導先秦時期構建統治體系的服事制最遲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完善了，但對其記載是以追述的方式出現在《國語·周語上》中：「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後世歷朝各代包括今天的學者對這一記述有很多詮釋，但多是認為其是周朝的具體統治方式的前提下，機械地按照500裡為一服的方形間隔距離來詮釋西周的服事制,進而得出缺乏實施的環境而加以否定或視其為是一種難以實施的理想。但實際上這種認識是不準確的，其所指並非嚴格的等距離方形或圓形固化的具體統治模式，而是先秦時期形成的指導周朝構建以「周王」和其直接管轄區域「王畿」（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思想。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周王通過冊封諸多同姓、異姓乃至非華夏諸侯的方式建立起「天下」統治體系，周王和這些諸侯的關係則按照親疏不同將這些諸侯分為不同的等級，但同時也賦予其不同的權利與義務，最終達到維護周王在「天下」政治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以構築起「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以周王為核心的「大一統」秩序。

萌芽於先秦時期的「大一統」觀念不僅指導西周構建起了以「周王」為核心、以服事制為特徵的天下秩序，而且成了推動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起著異乎尋常重要作用的指導思想。通過先秦時期的實踐，我們大致可以將先秦時期「大一統」觀念萌芽的主要內容做如下歸納：

一是「周王」是「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核心，其所在的「王畿」被視為「中國」，進而催生了「中國」概念的形成。「中國，京師也」是《毛詩註疏》對周王直接管轄的「王畿」的另類表述，不僅屢屢出現在先秦時期的典籍之中，而且「宅茲中國」也出現在1963年寶雞出土的青銅器何尊上面的銘文中。

何尊（圖源：網絡）

二是「大一統」政治秩序是以「王畿」為核心、諸侯為「藩屏」的服事制體系。就西周時期的「大一統」政治體制而言，「周王」對「王畿」之外地區的治理由分封各地的諸侯具體實施，周王通過服事制體系規範和諸侯的關係，以維持「大一統」政治秩序的運行。

三是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人群，按照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劃分為中國、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等「五方之民」，分別由周王和諸侯實施不同方式的管轄。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大一統」觀念不僅為其後出現的秦漢等中原農耕王朝所繼承和發展，同時也為源出於邊疆的尤其是北部草原地區的遊牧族群所承襲並得到更大發展，這也是為什麼出現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政權沒有一個簡稱為「中國」，而「中國」卻成了清代之後多民族國家的簡稱，而中華文明也在頻繁的政權輪替中不僅沒有毀滅而且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可以說，歷代王朝的建立者雖然不同，直接管轄的疆域也存在差異，但對「大一統」的持續追求是推動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秦漢「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與實踐

秦朝立國短暫，只能築長城抵禦匈奴的南下，但秦王嬴政結束春秋以來諸侯割據的局面並確立中央集權，最終導致了「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並為後代所繼承和發展。由秦朝的出現而形成的「大一統」思想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是「天子（皇帝）」成為「大一統」天下秩序的權力核心。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並六國在時人眼中是實現了開創性的「一統」:「昔者五帝地方千裡，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因此建議秦王嬴政上尊號為「泰皇」，但嬴政最終決定：「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自稱「始皇帝」，謀「傳之無窮」。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秦王嬴政雖然自詡開創了「皇帝」之始，但卻認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將秦朝的「大一統」和先秦時期的周朝聯繫在一起，視為是先秦時期「大一統」的延續。秦王嬴政的這一做法，為後世歷朝各代統治者所繼承，其後中華大地的政治格局呈現在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的過程中不斷凝聚和壯大的背後即是「大一統」觀念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

二是秦朝廢分封立郡縣的舉措使「中國」（中原地區）有了凝聚為一體的趨勢，不僅使「中國」成為「大一統」觀念具體實踐的核心區域，而且擁有「中國」並繼承和發展「大一統」政治秩序成為評價後世王朝是否為「正統」的基礎標準，這是多民族國家之所以稱之為「中國」的深層次原因。司馬遷的《史記》對秦王嬴政立秦之後將「大一統」觀念付諸實踐的結果有概要記述：「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從36郡到40個郡，郡縣行政體制的劃一不僅保證了秦朝中央政令的貫徹，而且先秦時期「大一統」觀念謀求的「六合同風」也隨著文字、度量衡等在郡縣區域的推行讓先秦時期處於割據狀態的中原地區有了實現「同風」的可能，而「皇帝」管轄的「中國」也由「王畿」（京師）拓展到了整個郡縣涵蓋的區域，為後世「大一統」王朝的建構樹立了一個標杆和標準，也成為後世「大一統」思想的核心內容。

司馬遷（圖源：網絡）

三是「大一統」天下秩序下的人群由「五方之民」演變為了「華夏」（中國）與「夷狄」的二元結構。由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被劃分為「五方之民」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人群也隨著秦朝中央集權的出現而在交流交往交融中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秦王嬴政的「西戎」身份被「中國」認同，並在「秦」的稱呼下將春秋戰國時期因為諸侯政權的存在而劃分的人群整合為了「秦人」，另一方面「五方之民」的劃分雖然依然存在，但卻被進一步劃分為「中國」（秦人）和「四夷」兩大群體。

代秦而立的西漢在武帝之前，以漢高祖劉邦為首的君臣受制於長期戰爭帶來的「百業待興」的國力，不得已滿足於用「和親」政策確立起與匈奴的「兄弟」之國關係，以及用冊封和「約」的形式確立起和南越、東越、閩越、衛氏朝鮮的「外臣」和「藩臣」關係，進而保證了「大一統」政治格局的形成並為其後漢武帝時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秦始皇確立起來的「皇帝（天子）」在這一體系中的核心位置則被進一步強化詮釋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以至於漢高祖劉邦見太公執「父子禮」也被視為了是「亂天下法」的行為。

但是，經過多年的「休養生息」，公元前140年即位的西漢武帝執掌的西漢王朝國力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富強的國力和在和親狀態下匈奴對北疆時時寇擾帶來的威脅並沒有徹底改觀且一直存在形成了巨大反差，儘管在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建議改變對匈奴的和親政策，但由於御史大夫韓安國的反對並沒有得到西漢更多大臣的贊同，不過漢武帝雖然不得已依然遵循了前代舊制，以和親維持與匈奴的關係，但其已經有了構建更大範圍「大一統」王朝以改變這種狀況的願望。同年，為處理閩越、南越與東越之間的紛爭，漢武帝在淮南王劉安的反對下出兵調節並取得了滿意的效果，事後派遣大臣就出兵調節百越政權之間矛盾的做法向劉安做了解釋，而解釋話語中「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的表述即凸顯了漢武帝的「大一統」觀念已經形成。應該說,「漢為天下宗」的意識更加確定了漢朝在「天下」的核心地位，但這一秩序的合法性尤其是「皇帝（天子）」在這一秩序中的核心地位還是需要有一個完善的理論詮釋來支撐，而這一任務的完成即是儒士謀臣應該擔負的重任。於是我們在史書中看到了漢武帝徵召儒士賢良的記載。《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二年（前133）「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而董仲舒、公孫弘等儒士的出現滿足了漢武帝的這一願望，董仲舒在《春秋公羊傳》基礎上對「大一統」的系統詮釋於是出現在了《漢書·董仲舒傳》中。

漢書（圖源：網絡）

也就是說，以往學界對「大一統」的探討基本是從董仲舒開始有本末倒置之嫌，是先有了漢武帝「漢為天下宗」的意識，才有了董仲舒等對《春秋公羊傳》「大一統」的詮釋，而漢武帝的意識在傳統「大一統」觀念基礎上是有突破的，其視野已經不再局限於「中國」這一核心區域。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漢代之前並沒有人對《春秋公羊傳》給予過多關注，而在漢武帝時期才得到關注，其原因是西漢武帝時期有了構建「大一統」國家的需要，西漢不少大臣和儒士開始對「大一統」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董仲舒從天、地、人和諧的視角解讀以「皇帝」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正當性，可以視為是對「漢為天下宗」觀念做出理論上的進一步完善。董仲舒的詮釋對後世影響很大，但是被後人忽視且幾乎沒有人提及的歷史事實卻是漢武帝在董仲舒詮釋《春秋公羊傳》「大一統」的同時即開始將「大一統」思想付諸構建「大一統」王朝的實踐。元光二年（前133）採納了雁門馬邑豪聶壹的建議，遣兵30萬設伏於馬邑，欲以馬邑誘匈奴單于，圍而殲之，雖然沒有成功，但開啟了與匈奴長達數十年的戰爭，遺憾的是「外臣」匈奴的目的沒有實現。元鼎五年（前112）興兵討伐南越相呂嘉反叛，滅南越國，「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將郡縣推廣到了今越南中部地區。衛氏朝鮮王殺西漢遼東郡東部都尉涉何，元封二年（前109）漢武帝興兵朝鮮，翌年「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而在張騫「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則廣地萬裡，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鼓動下，西漢派遣張騫再次出使西域，對西域的經略也成了漢武帝構建「大一統」王朝的戰略目標。

董仲舒（圖源：網絡）

漢武帝構建「大一統」王朝的努力在漢宣帝時期終於有了結果，不僅神爵三年（前59）設置西域都護府將遼闊西域納入版圖，而且在甘露二年（前52）隨著匈奴呼韓邪單于的降漢受封，匈奴也成了西漢的藩屬。對遼闊的邊疆地區實施管轄是西漢王朝的一個創舉，而治理體系的正當性則需要一個理論來支撐，對《春秋》「大一統」的詮釋再次出現。這一時期對「大一統」的詮釋以王吉的詮釋為代表，其關注點是西漢王朝以「皇帝」為核心的治理體系的整齊劃一：「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強調「大一統」本意是指「天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諸多方面的同質性。不過，西漢建立起來的「大一統」體系在意圖取代漢朝的王莽眼中則是違背《春秋》「大一統」原則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僣號稱王者皆更為侯。」王莽廢漢立新被《漢書》的作者班固視為「篡位」，因此對王莽的所作所為多大加貶損，不過取消劉氏諸王以及對邊疆諸多政權統治者的王位卻是王莽新朝對治理方式的一大變革，其目的雖然是為了加強「天子」（王莽）為核心的中央集權，以有助於王莽新朝的穩固，但「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確實是《春秋》「大一統」的最高原則。遺憾的是，王莽的這一政治改革雖然實施了，但與這一政治改革相伴的經濟改革的失敗卻導致新朝國力加劇了衰弱的速度，再無力保持對邊疆局勢穩定足夠的威懾力度，不僅進攻匈奴的計劃遲遲難以實施，而且「久屯不休」也加重了政權的經濟負擔，結果是導致了治理體系的更大混亂。利用邊疆民族的軍隊徵討反叛是中原王朝慣用的手段，王莽新朝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對匈奴的防禦和徵討過程中，王莽先後徵發了烏桓、丁零、高句麗等眾多邊疆民族的軍隊，但由於「久屯不休」，一些邊疆民族的士兵難以承受沉重的負擔，「遂自亡畔，還為抄盜」，其為質的親屬則為郡縣官吏所殺，所以班固認為王莽的政治改革導致了「三邊蠻夷愁擾盡反」。

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為核心的改革失敗雖然導致了王莽新朝的快速覆亡，但時人是將其失敗的原因歸結為「篡位」之上，視東漢的繼起為西漢「大一統」王朝的延續。班固所言即是典型代表：王莽「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天子」為核心的「大一統」秩序由此不僅成為華夏眾多政權為之奮鬥的最高政治目標，也成為吸引邊疆「夷狄」族群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爭奪「正統」的主要動力之一，而「大一統」觀念也隨著「五胡亂華」的出現為「夷狄」族群所繼承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主導著中華大地的政治格局由魏蜀吳三足鼎立到隋唐「大一統」的再次出現。

三、唐王朝對「大一統」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之後，中華大地隨著隋唐王朝的出現又呈現「大一統」的狀態，尤其是唐王朝在隋王朝疆域的基礎又實現了更大範圍內的「大一統」。隋大業十三年（617）五月，太原留守李淵乘天下大亂之機，踏上奪取「中國正統」的徵程。貞觀二年（628），在經過十幾年的東徵西討之後，唐朝終於消滅了各路割據勢力，成為我國歷史上繼隋朝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的王朝。由此，隨著隋唐「大一統」王朝的出現，唐代人的「大一統」觀念在漢代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並更加完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天子」以「九州為家」發展為「四海為家」，王朝疆域的核心區域在時空上也有了很大拓展。「家天下」是「大一統」的另類表述。《漢書·地理志》是在「九州」到郡縣的基礎上記述漢朝「大一統」疆域的，與此同時「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也成了對漢代「大一統」疆域治理方式的形象表述。「九州」即《漢書·地理志》所載東北到在朝鮮半島及東北地區設置的樂浪、玄菟等郡，西北到在河西走廊設置的酒泉、張掖等郡，南到今越南中部設置的日南等郡被稱之為「十二部刺史」的郡縣區域，這也是西漢王朝的直接管轄區域，並被視為皇帝的「家」的範圍。隨著唐朝「大一統」王朝疆域的形成，尤其是唐朝通過設置安北、單于都護府管轄遼闊的北部草原地區，安東都護府等管轄東北亞地區，安西和北庭都護府等管轄遼闊的西域，安南都護府管轄南部邊疆地區，類似「家」的表述演變為了《舊唐書·禮儀二》所載：「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並取四海為家之義。」不僅觀念發生了變化，而且落實到了具體的禮儀制度上。觀念的變化實際上也是唐朝在邊疆治理方面較漢代更為直接有效這一實踐結果在「大一統」觀念上的必然反映。

安西、北庭都護府（圖源：網絡）

其二，「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為枝葉」的經略思想得到繼承，「中國」的「一統」是基礎得到強調。唐朝的疆域分為正式府州區域和由都護府體系管轄的羈縻府州區域，而源自先秦時期的「中國」概念在唐代依然沿用，多是用於指稱唐朝的正式府州區域。在唐代的「大一統」觀念中，這兩大區域的重要性在漢代基礎上有了更清晰的表述，即唐太宗李世民時期的大臣李大亮所言：「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當今學者往往從「平等」的視角冠之以「民族歧視」的評價，但實際上該比喻在強調「中國」為「天下本根」的同時，更強調對這一區域的有效管轄，這是「大一統」思想的標誌。類似的認識還有，如主導隋唐兩朝四代皇帝（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堅持不懈「一統」高句麗政權行為的即是《舊唐書·東夷列傳·高麗傳》所載：「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玄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對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在「中國」範圍內不能存在「不臣」的政權是主導隋唐兩朝四代皇帝實現統一高句麗政權大業的關鍵性因素，凸顯「大一統」觀念對隋唐兩朝治邊政策的重大影響。

其三，「天下一家」的觀念在經過兩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後得到進一步強化。隨著秦漢對「大一統」的實踐，「五方之民」演變為了「夏」（華）「夷」（胡），但在「大一統」觀念下依然是被視為「一家」的，在西漢與匈奴締結的盟約中可見「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的內容，而「一家」的觀念也頻繁出現在唐朝皇帝的口中。《舊唐書·高祖本紀》載：貞觀八年（634），「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於未央宮，三品已上鹹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資治通鑑》（卷197）貞觀十九年十二月條載：唐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而唐太宗李世民被尊為「天可汗」也說明「一家」的這種觀念是「五胡亂華」帶來的直接影響，「天下」為「華夷」共有已經是普遍的認識。

總體而言，隋唐王朝雖然在今人的觀念中被視為「漢族王朝」，但一個難以迴避的史實卻是兩個王朝「王統」源頭是承襲於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也就是說，儘管這一時期存在著一個所謂的「五胡亂華」和「南北朝」，但隋唐兩朝對「大一統」的繼承和發展及其實踐是在「五胡十六國」對「正統」的爭奪中實現的，是北魏實現中國北部局部「一統」的延續和發展，並為宋遼金時期各王朝再次爭奪「正統」提供了思想和歷史基礎。

四、明朝對「大一統」思想的改造與發揚

明清雖然是中國歷史上兩個前後相繼的王朝,學界往往以「明清」來稱呼明朝和清朝這兩個王朝存在的時期,且兩個王朝都自認為是「中國正統」王朝,但兩個王朝的建立者卻具有不同的來源，且兩個王朝的統治者雖然都視自己為中國傳統「大一統」天下秩序——「中華」的繼承者，其「大一統」思想卻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可以說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朱元璋是舉著「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旗幟在1368年取代元朝而建立明朝的，由其奠基和倡導的明朝「大一統」觀念更多體現出先秦秦漢時期傳統「大一統」觀念的回歸，目的是在確立明朝「中國正統」的基礎上實現以中原為核心分布的人群與文化在「中華」旗幟下的重新整合。建立清朝的滿洲人則不僅沒有迴避其「東夷」的出身，反而在天子「有德者居之」旗號下對魏晉以來邊疆政權對「大一統」觀念繼承與發展的基礎上有了更進一步發揚，目的是在確立滿洲及其所建清朝的「中國正統」地位的基礎上實現中華大地更大範圍內的「大一統」。

其一，「天子」依然是「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核心，這是「大一統」觀念一以貫之的根本原則，明朝的「大一統」觀念也不例外。明朝以「人君」「天子」「皇帝」等稱呼其最高統治者，「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僣踰」，而「人君」「以四海為家」構成了明朝「大一統」觀念的核心內容。就這一核心內容而言，明朝的「大一統」觀念與前代並沒有根本性差異，但不同的是明朝是在元朝基礎上出現的，「大一統」天下體系的核心「人君」的身份表面上有一個由「夷」到「夏」的轉變，即由蒙古回歸「華夏」，而由此帶來的則是政治統治秩序與文化思想的重構。

儘管元朝用「四等人」的劃分打亂了傳統的夷夏觀念，但元朝統治者的「夷狄」身份依然還是成了被攻擊的主要理由，朱元璋即是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名義發動了推翻元朝統治的運動，建立明朝後則強調的是「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即以「華夏」繼承者的身份出現的。不過，出於獲得「中國正統」的政治需要，朱元璋並沒有辦法將明朝和元朝完全割裂開來。朱元璋在教育皇太子和諸王的時候將「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視為最高原則，並在這一原則下對忽必烈做出了「昔元世祖東徵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的高度評價，並遣官員祭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如何評價忽必烈能夠體現出朱元璋面對此問題的尷尬，即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的豐功偉績，並將其置於歷代帝王廟中進行祭祀，體現著明朝統治者並沒有否認元朝皇帝在「大一統」政治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是作為其後繼者的身份出現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元代「華風淪沒，彝道傾頹」的原因是「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進而視自己為「華夏正統」並負有「恢復中華」的責任。也就是說,「人君」「天子」依然是「大一統」天下權力的核心地位,在元明兩代的「大一統」觀念中並沒有根本差別，差別只是在於「人君」「天子」的出身由「戎狄」回歸到了「中國」：「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體天心，以為治海內海外，一視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萬國罔不來廷，皆已厚加撫綏歡忻感戴，惟迤北諸部猶觀望進退，出沒邊境，未有歸誠。」明成祖朱棣的這一表述，基本體現著傳統「大一統」觀念的回歸，而《大明一統志》的編撰則是對明朝「大一統」觀念具體實踐結果的完整體現。

其二，以恢復「中華」傳統的名義，整肅「中華人」，凝聚境內百姓。

重新確立出自「中國」的「天子」在「大一統」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位置只是明代「大一統」觀念回歸傳統的第一步，而如何在「中華」的旗幟下恢復傳統「大一統」政治秩序才是更為重要的內容。以往學界對於明朝統治者屢屢強調「中華」「中國」多從民族歧視的角度進行評析，卻忽略了其強調「中華」「中國」的目的除表明自己的「中國正統」之外，也有著重新構建天下統治體系和整合境內人群的用意。在明朝統治者看來，元朝將「夷法典章」適用於中原造成了中華大地的「彝道傾頹」，而元朝的四等人觀念有關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則不僅打破了傳統的華夷界限，也造成了族群分裂，所以朱元璋取代元朝後既有回歸傳統治理理念的現實需要，也有重新確立夷夏觀念進而重新凝聚華夏的重任。如果說明朝統治者主張「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是回歸傳統夷夏觀以凝聚華夏人群的開始，希望達到「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那麼取代元朝後「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則是朱元璋確立的重新恢復原有政治秩序的指導思想。其後，明朝統治者在這種觀念主導下從思想到具體政策而採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構成了明朝「大一統」觀念的主要內容。

在明朝統治者的倡導下，傳統的華夷觀得到了回歸，突出的表現有兩個：一是華夷觀念得到強化，不僅「內中國而外夷狄」「北狄」「北虜」「西蕃」等言論和用語充斥於史書，而且為適應區分華夷的需要也出現了《四夷考》《皇明四夷考》《裔乘》等諸多梳理明代邊疆政權及族群沿革情況的專門性著作。二是「華人」「中華人」「中國人」等不僅出現在史書中，而且成為明朝對外交流中的詞彙。應該說,自東晉以來黃河流域的「漢人」大規模南遷之後，隨著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胡」遷入中原地區，中國北方人口流動與交融一直處於頻繁狀態，而元朝將其界定為「漢人」可以視為是對這種交融成果的一種官方認同，取代元朝的明朝則不僅面臨著被元朝認定的「漢人」群體，也要面對以長江流域為主的被認定為「南人」的群體，以及殘留在中原地區的蒙古和色目人群體。值得注意的是，在記錄明朝歷史的《明實錄》中，明朝統治者雖然沿用了「漢人」「夷人」詞彙以區別境內人群，但也使用「華人」「中華人」「中國人」等詞語，甚至有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為漢姓，與華人無異」的認識，而「華人」如《明神宗實錄（卷156）·萬曆十二年十二月庚戌》載：「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昖送還漂海華人一名……」不僅在朝鮮國王的上奏中屢有使用，「中華人」明史·日本傳載：永樂十五年，「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也出現在了明朝與日本交涉的記載中。由此可見，明朝對境內族群整合的效果還是明顯的，儘管在稱謂上尚未統一，但總體是在「華」「華夏」「中國」的大框架下進行的，構成了明朝的主體人群,這也是明朝「大一統」觀念中「華夏」雖然依然是核心的族群，但該「華夏」已經並非秦漢之前的「華夏」，而是明朝在元代四等人劃分的基礎上將「漢人」「南人」等在「華人」「中華人」旗幟下重新整合的結果。值得說明的是，被整合而成的「華人」「中華人」是明朝的主體人群。

明實錄（圖源：網絡）

其三，雖主張「華夷有別」，但強調「華夷一家」與「用夏變夷」。

明朝既然是高舉「恢復中華」的旗幟，出於確立「正統」以凝聚人心的需要，自然也會繼承傳統的族群觀念，並對傳統族群觀念有了更為明確的詮釋。主張「華夷有別」是明朝立國的基礎，其核心內容雖然名義上也是「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但由於元朝不僅將「中國」的範圍在唐代基礎上擴大到了整個行省區域，而且也打亂了「華」「夷」的傳統分布區域，「中國」無論是在地域範圍上還是在指稱人群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明確，但傳統的觀念與現實出現了脫節，故而為了適應這一現實需要，「嚴華夷之辨」不再出現在記錄明朝歷史的《明實錄》中，明朝統治者反而更強調「華夷一家」「華夷一體」和「用夏變夷」，其整合境內人群的意圖十分明顯。

如果說唐太宗李世民將氐人苻堅的思想升華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是一種進步，那麼明太祖則在此基礎上有了更進一步發展，其宣稱「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朱元璋的這一觀念為其後的明朝皇帝所繼承並發揚，成為明朝「大一統」觀念的主要內容之一。明成祖朱棣在給瓦剌的詔書中明確提出了「華夷一家」的觀念：「朕意夫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爾！」 「華夷一家」與「天下一統」對應，且主張消弭華夷間的隔閡。嘉靖皇帝則意欲將皇太子出生的好消息不僅昭告「天地百神」而且特別提出要「即當使華夷一體知悉」。也就是說，儘管從表象上看，明朝雖然強調「華」「夷」差別，但是卻是在「華夷一家」的大前提下強調的。在傳統夷夏觀中，「五方之民」「夏夷」和「華夷」儘管被比喻為「樹」或「太陽」與「列星」隱喻為「一體」，那麼明代「華夷一家」「華夷一體」的提出應該是對傳統夷夏觀的極大發展，構成了明朝「大一統」觀念的主要內容。

既然提出「華」「夷」有別，又強調「華夷一家」「華夷一體」，那麼如何協調華夷之間的關係就成了明朝統治構建「大一統」政治秩序需要解決的大問題，由此「用夏變夷」成了明朝「大一統」觀念的主要內容。「嚴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是傳統「大一統」觀念中處理夷夏關係的兩種主要方式，魏晉南北朝、宋遼金時期因為面臨的各王朝爭奪「中國正統」的狀態，「嚴華夷之辨」往往被強調，而在實現「大一統」的王朝天下政治秩序中則往往「用夏變夷」被屢屢提及，成為整合疆域內人群的主要指導思想。代元而立的明朝儘管尚未實現元朝舊疆的「大一統」，疆域範圍甚至不及漢唐，但其「正統」地位是無可辯駁的，因此「用夏變夷」構成了「大一統」觀念的主要內容並被付諸實施，且取得了顯著效果，成為其維持「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有效補充。

「用夏變夷」的倡導者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其在洪武十一年（1378）涼州衛接受故元降眾時說：「人性皆可與為善，用夏變夷，古之道也。今所獲故元官並降人，宜內徙，使之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以革其故俗。」由此奠定了「用夏變夷」在明朝國家治理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明朝的「用夏變夷」是通過廣設儒學得以實現，即「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於朝廷，而後風化達於四海」，並在雲南、四川等「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鬥之事，亦安邊之道也」，同時希望也可以達到「變其土俗同於中國」的目的。在朱元璋的積極推動下，明代儒學之盛遠超歷代，也確實在明朝的邊疆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體而言，「恢復中華」旗號下明朝的「大一統」觀念的核心內容依然是以「天子」（皇帝）為中心的政治秩序，這和傳統「大一統」觀念是一脈相承的，不同的主要有兩點：

一是將作為「天下」政治格局核心的「天子」（皇帝）從「夷狄」重新回歸到了「中國」，這是明朝得以被視為「中國正統」的原因之一。

二是雖然強調「華」「夷」差別和「內中國外夷狄」，但是卻是在「一家」的前提之下，而且「華」「夷」及「中國」的指稱對象和範圍已經在先秦秦漢時期在基礎有了很大變化，一方面作為明代的「華」和「中國」不僅囊括了魏晉以來進入中原地區的匈奴、鮮卑、羯、氐、羌所謂的「五胡」，也包括了被元朝視為「漢人」的契丹、女真、渤海等，以及在元廷北撤草原後留在中原地區的蒙古、色目等，另一方面在「華夷一家」和「用夏變夷」觀念的主導下其涵蓋的範圍和人群也依然在擴大。明朝「大一統」這種變化可以視為是明朝面對境內外民族分布格局的變化對傳統觀念的繼承與發展，但其核心要義是維護以「天子」（皇帝）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

五、結論

「大一統」觀念誕生於中原地區的農耕族群中是學界普遍的認識，其在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高度評價，但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以秦、漢、隋、唐、明等為代表的農耕王朝其「大一統」觀念依然具有局限性，清朝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曾經對前代的治理思想和實踐做過如下評價：「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雖然強調「大一統」，但又強化「華夷中外之分」，雍正皇帝可謂點出了農耕王朝「大一統」觀念共有的顯著弊端，這或許也是北魏、遼、金、元、清等非農耕王朝之所以持續推動多民族國家中國不斷發展最終底定於清代的深層次原因。

（作者： 李大龍，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編審、博士生導師）

編輯：老 胡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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