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及其啟示

[摘要]李光耀把傳統的儒家思想、資本主義的觀念、社會主義的原則、民族主義的精神……兼收並蓄，因地制宜，適我所用，於是有了被外界笑稱「非驢非馬非騾」的新加坡價值體系。

李光耀 （圖片來自網絡）

大抵名滿天下的領袖人物謝世，在引發的熱議中，有一條不會漏掉——其業績所從何來，支撐其成就的系何種治理之道？好在，至少就這一條，李光耀爭議不大。他的自畫像叫做「實用主義」，論者也普遍認同其「實用主義」。

當然，再深究，則不必。實用主義作為哲學大宗，流派紛紜，名目繁多。但管他詹姆斯、杜威、劉易斯，李光耀不會去選邊站。如果想給他劃定師門，認祖歸宗，只怕「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爾書生氣」。

李光耀志不在此，他是政治家。無非顧名思義，從最樸素的角度、用最易被公眾理解的話語，推出「實用主義」以標示治國理念罷了。倘使換個提法，盡可代之以「務實主義」「實效主義」等等，我想李氏也必頷首笑納。

要之，凡事要從實際而非概念出發，一如漢代陸賈主張：「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買鞋首在合腳，而非牌子；實效大於概念，不務虛名：如此而已。

對英語工具性的考慮

生活在多種族多語言並存的社會，李光耀特別重視語言。富裕家庭自幼教給他的是英語和馬來語、爪哇語。留學劍橋，更讓他講一口非常標準的不列顛英語。但是，身處1955年的新加坡，面對佔人口多數的華語族群，他很快認準「要贏得選票，女皇英語的幫助不大」，把華語說好才重要。因為數量對比非常明顯，「說英語的雖是新加坡社會的上流人物，但是選票有限。競選人必須在街頭，站在卡車上，利用揚聲器舉行群眾大會」。

為贏選票，猛補華語，立竿見影，終上大位。他的選擇及變換，就是這般實用。

這一回變換沒挨罵，因為只涉及個人。下一回，狂風暴雨降臨了，因為他經由政府推出的竟是普遍語言變換。不是少數學子考「託福」「GRE」，而是令舉國之眾學會英語作為共同語言，況且是在一個新獨立的前殖民地。上層精英的政治質疑勢難平息（如《南洋商報》社論直指政府為「數典忘祖的二毛子」），下層民眾因學習艱窘從而引發的反感更洶洶然。

但是他自有道理，道理仍在於實用：資源貧乏的彈丸小國，「獨立之初，如何存活？這是200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明白單靠母語，無論是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是沒有辦法謀生的。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國家，只有加強學習英語，才有好日子過」。他在取名「我一生的挑戰」的回憶錄中解釋道。果真，隨著一批批精通英語、諳熟規則，跟歐美商戶直接對話的學子上崗，新加坡外貿競爭力驟增，港口變得熱鬧了，「門泊東吳萬裡船」，新加坡成為亞太最大轉口港，經濟風生水起，百姓荷包日豐。

沒有什麼是命定不可改易。不管多少人罵、罵得多難聽，畢竟實踐效果是檢驗政策的唯一標準。從50年代貧窮漁村，到90年代被世界經合組織宣布升級為發達國家，說明了一切。

對華語建構東方價值作用的考慮

李光耀的目標，絕非單一英語教育。

新加坡推出雙語教育，以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為第二語言。由於華族佔多，母語主要即指華語。愈到後來，李光耀愈強調母語萬萬不可忽視。只因為，語言是思想文化之載體。華語背後聳立著孔孟為代表的宏富深厚的儒家傳統道德文化，或曰東方價值體系。

不是要推廣英語、面向歐美嗎，怎麼又捧出東方老古董？著洋裝操洋話，卻進文廟叩拜大成至聖先師，不搭配啊。這下輪到新派人物嘆氣了。李光耀的立場仍然是：何須驚訝，但求實用。古老不等於陳腐，新的未必都好；新的老的，要取長補短。李光耀對於某些不尊師長不孝父母的舶來時尚一向嗤之以鼻。是要學習西方的，但力戒東施效顰。他以孩子留學劍橋為例闡明：「我就是我。我是來學你們的科學，學你們的工藝，學你們怎樣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我並不是來學留長頭髮，學穿骯髒的牛仔褲，學赤著腳走路，還有學穿那些印有古古怪怪口號的汗衫的。這些東西跟你們在太空上的成就是毫無聯繫的。」界限分明，取向清晰，理性的學習從來是擇取而非照搬。

行為的放任，其實折射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異化。物質豐裕了，個人自由度大了，社會前進了，但是可惜，很多地方進步的代價是精神滑坡、道德失守。李光耀痛感：「我們為了謀生而採用英文，也面對著被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學所滲透的極大危險。」危險何在？他一語中的：「步西方國家後塵，安逸放縱，失去目標。」「從前多數新加坡人接受華校教育，『大我』比『小我』來得重要，進入80年代，全國是英校，在英校教育下，學生受到個人主義的廣泛影響，這是很危險的。」個人主義盛行，集體主義式微，此長彼消，從學校浸潤社會，損及人際關係、社會秩序，最終導致了公眾的幸福指數降低。

李氏主張的雙語教育，旨在「實現工具語言與文化語言的兼顧」。他力倡與現代人文精神相結合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傳統，就是借傳統道德文化之富藏，濟後輩道德失落之貧困。他又不止於孔孟之道。舉凡各種主義中對世道人心、社會發展有益的成分，他統統拿來，有如學者所言：傳統的儒家思想、資本主義的觀念、社會主義的原則、民族主義的精神……兼收並蓄，因地制宜，適我所用，遂有被外界笑稱「非驢非馬非騾」的新加坡價值體系。

為何價值體系非得單一地像驢、像馬或像騾呢？「四不像」，即麋鹿，不也異常珍貴？這叫做「治世不一道」，關鍵看實效。你歸你取笑，我管我收效。新加坡嗣後經濟長足發展，且保持民風淳樸，秩序井然，舉世稱道，實淵源於此。看看採訪過李氏的美國報人湯姆·普雷特筆下——新加坡馬路上沒有飛舞的廢紙、拋棄的雜物，沒有喧嚷的汽車喇叭聲，也沒有乞丐、流浪漢，咖啡廳桌下摸不到口香糖渣，女士可以在深夜上街，癮君子不敢進公園騷擾……

從效果出發考慮歐美制度

井然的秩序，得之於溫柔教化，也來自嚴格管理。新加坡以「嚴」出名。先禮後兵，重典嚴罰是社會底線的保障。

普雷特讚賞這種「嚴」。在細數新加坡秩序嚴整的積極效應後，他說：「如果你喜歡，儘管把這一切稱呼為專制統治的『惡果』吧。我卻稱之為『正常』和『衛生』，而我還希望更多。」但是與普雷特唱反調的聲音，在這個世界上也挺響亮，且綿延不絕。

李光耀的回答乾脆利落。給癮君子強制戒毒，抓毒販下獄以至處死，「國際大赦組織說我們在一千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們是最乾淨的社會，免受毒品的禍害」。這是比效果。嚴懲涉毒者，也嚴管老百姓。從攜帶口香糖到亂扔廢棄物、隨地吐痰、隨便泊車、塗鴉建築物、公共場所吸菸、不衝公廁都要被重罰。李氏公開表示「我經常被指責幹預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對，但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們今天不會有這樣的成就」。這都是講效果。

他最受詬病的，還在於政治上約束殖民地獨立後民眾普遍享有的民主權利。仍是從效果出發，李光耀坦陳，不看好歐美民主制度能輕易在貧窮國家落地移植。殷鑑不遠，就看上世紀中葉以來，「英國和法國曾經為其殖民地制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制約和平衡都沒有什麼問題」，何以到頭來，許多新興國家「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結論就是：勿簡單化地認為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唯適應本土人群的文化教養程度才叫做好。

不是一人一票就叫民主了，萬事大吉了。民主是權利，也蘊含責任。民主化是一個漸進過程，亟待公眾增長教養來推動。記得陳樂民論證過，能克服民族、種族、宗教、語言種種鴻溝而初步實現「歐洲統一」的偉大夢想，是歐洲民眾具備高度文明素質的體現。文明，才能理性、包容，才有和衷共濟。但是，歐盟豈隨便模仿得了？沒那等悠久的「故家遺俗，流風善政」，長期文明積澱，你的模仿勢必淪於南桔北枳。李光耀無奈地說過，「如果國民是受過教育的、從小就很有教養，這樣管制時就不必太嚴格」。可當初新加坡一窮二白，教養匱乏著呢，一個「嚴」字遂不得已而為之。

杜絕庸俗實用主義

參觀過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遊客，會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大樓二層牆面讀到一條英文語錄：「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

兩國政治制度不同，並不妨礙彼此欣賞。李光耀多次高度評價鄧小平的治國理念。鄧小平則在改革開放前夕出訪考察時，除美日兩個當世經濟超強，就選了袖珍國新加坡。在鮮明徹底的務實風格上，他倆的心是相通的。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思維自然也難免誤判之處，包括對內和對外。比如他對於我國醫改、房改等都提出過有益建議，但為便利中外交往「曾經建議一位中國領導人把英語作為中國的第一語言」，未免離譜了。舉國推英語，於你則實用，於人或添亂，刻舟求劍哪行呢？成功中折射出認識論，還有方法論，也值得汲取。工作須求實效，但李氏同時告誡不可急於求成。比如在1965年就決定以英文為工作語言，但為防止付出太大的政治代價而不予立即推行，一直耐心等待了十四年。這是講防急性病。還要防短期化。比如明知推出昂貴的擁車證和繁忙時段加稅，一定會影響選情，但有利於降解公路擁堵就不怕罵。「說一個政府受歡迎並不是說它在任何時刻都受歡迎……有時你必須徹底不受歡迎。但在你的任期結束時，你應該給人民帶來福利，這樣人民才會認識到你所做事情都是必要的，才會再一次投你的票。」這一來，就跟人們印象中似曾相識的只顧眼前、罔顧將來、瞻頭忘尾、短期效應，甚至過河拆橋、飲鴆止渴的庸俗實用主義做派判然不同，完全劃清了界限。

面對李光耀的「實用主義」，我們今天要有所思。（文/司徒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