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稻在世界的傳播
稻自中國原產地在公元前25世紀傳至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公元前25世紀傳入印尼、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公元前23世紀進入朝鮮，公元前15-9世紀傳播至大洋洲玻里尼西亞島嶼，公元前5-3世紀傳入近東、再經巴爾幹半島於公元前傳入匈牙利（羅馬帝國），公元前4世紀傳入日本，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大帝帶入埃及，7世紀越太平洋往東至復活節島，15世紀末以哥倫布第二次航海為契機、在美洲的西印度群島推廣，16世紀後傳到美國的佛羅裡達州並向西擴展、19世紀傳入加利福尼亞州，拉美的哥倫比亞1580年始有稻作栽培，巴西則是始於1761年，最後澳大利亞在1950年方引種成功。[1]
馬達加斯加，在亞非美三大洲的稻作交流中出於比較獨特的地位，首先馬達加斯加不同於其他非洲國家，其農業文化繼承了東方文化的特質（住宅形式、稻梯田種植形式、祖先崇拜、農耕技術、語言等），具體傳入時間已不可考，但很可能在史前便傳入，即使在史前從南洋西跨印度洋到達馬達加斯最快僅需要40天，考古發現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世紀。在溝通了亞洲、非洲之後，馬達加斯加進一步作為中轉站，稻被英國人在17世紀晚期帶入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進而在北美開花結果，[2]就結果來說，較哥倫布推廣更為成功。當然，17世紀稻也是通過多種途徑傳到北美。
一般來說伴隨稻的傳入，栽培技術也隨之而來，是為稻作的發端，然而例外並不罕見。歐洲早在史前時期就開始進口大米，特別是在羅馬帝國和希臘，中世紀西亞大米貿易十分發達，歐洲也於中世紀後期開始種植水稻，首先傳入西班牙，然而一直不溫不火，義大利直到15世紀才開始種植並逐步擴大種植面積。[3]葡萄牙是15世紀從西非掌握種植技術，法國還要晚於伊比利亞半島。可以說，歐洲人從很早就了解稻米，到開始種植，再到逐步擴大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期間又由於16-17世紀的瘟疫流行，除了少數水田之外，稻作幾乎絕跡。非洲亦是如此，稻在不少地區傳入之初僅作為商品，並未融入當地的種植制度，直到阿拉伯人將稻作傳入埃及已經是639年的事了，距亞洲稻最早記載正好相隔一千年。
此外，即使是同一國家，稻作的普及時間也各不相同。朝鮮半島距今最早的水稻遺存為4300年前，然而稻作技術在全島普及是在距今2300-2100年的「青銅時代」。[4]稻作早在公元前4世紀秦統一之前由逃避戰亂吳越人（江南）渡海到了日本九州一帶，這是日本有栽培稻之始。[5]隨著誕生的稻作文化稱之為「彌生文化」，並直接導致了漁獵文化形態「繩文文化」生存空間的壓縮（也有繩文後期傳入北九州一說）。之後，1世紀傳入京都，3世紀傳到關東，12世紀才至本州北部，明治時期方入北海道。
如前所述，稻可能要經過多次引種才能最終在當地紮根，同一的國家的不同地區也可能分別引種，最終在全區域的普及也就包含了不同的品種，而且不同國家之間的稻作流動也可能是雙向的，如中國、東南亞均可能是稻最早的馴化中心，然而著名的水稻品種佔城稻（越南）在1011年經由福建引種到江南一帶，朝鮮稻作從中國傳入，但宋朝在與朝鮮的交流中，引種了黃粒稻，[6]這些傳播路線的複雜性構成了稻品種的多樣性，共同組成了傳統種質資源的寶庫。
二、稻對世界的影響
進行稻作是「獲得文明證書的一個方式」[7]，1700年日本人口已達3000萬，全靠水稻養活，稻對世界的影響，遠不止作為一種提高產量的作物那麼簡單。與中國同為東亞文化圈的日本，可能是受中國稻作文化影響最深的國家，日本人之於水稻的情節較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往往可以作為窺見古代中國的鑰匙，日本憑藉對水稻堅定不移的信念，創造了豐富的神話傳說和多樣的習俗，塑造了以稻米為主食的日本人的性格和精神，以「飯稻羹魚」為核心的膳食結構，在一定意義上繼承了古代中國江南一帶的文化內核。稻米這樣一種主食業已成為日本人集體自我的象徵，稻米象徵的重要性已經在各種普遍存在的主要節日和儀式中被充分展示，隱喻概念化了自我和他人的關係。[8]
在東南亞，稻作文化最早是伴隨人口遷移而來，也正是由於水稻栽培的成功，那些來自中、印的商人為了更好的貿易，導致一些帝國的建立；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不講求精耕細作，東漢時期耕犁技術首傳越南，逐漸與中國趨同。雖然非洲系統栽培水稻始於6世紀，但早在1世紀東非的一些港口就已經轉運站向羅馬帝國出口大米，在一定意義上也造就了這些港口的繁榮。[9]在過去的150年裡，大量南亞移民移居到非洲，開始是作為契約勞工建設西方國家的大規模的農場，後來更多的東南亞、南亞人自發出於商貿的因素，轉移了包括水稻在內的各種農作物。亞洲向非洲移植水稻的事例也說明了不同階段誘發水稻傳播的主要矛盾各不相同，不存在一個線性或統一的敘述方式。，中國西南地區作為銅鼓文化的發源地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從西南地區到東南亞銅鼓發掘的時空序列，可見銅鼓自北向南的傳播路徑，稻作文化的遺蹟等於銅鼓的遺蹟。[15]有關穀神崇拜也是東南亞神話中門類最全、數量最多的神話系統。
種稻還有
再以美洲為例，雖然水稻經由哥倫布及其後的商隊傳入美洲，但促使在美洲廣泛傳播，尤其是種子和技術的傳播，則是由於來自西非「大米海岸」的黑奴的貢獻（該理論又被稱之為「black rice theory」）[10]，稻的生產能夠成為一種常規和系統化的活動，主要得益於黑奴的種植經驗和消費量，稻在美國的傳播，促進了北美灌溉事業的發展，尤其是對低洼溼地的開發，進一步加強了堤壩等水利設施的建設；還導致了一些脫粒、揚篩等農具的發明、完善。[11]總之，節約了勞動力、改善了農業環境，整體提升了北美對土地的利用和農業種植水平。在美國，到了1820年代，稻的生產、加工、銷售已經作為一種商業投資直接實現了一體化，業已形成專業化主產區，但稻的生產作為高勞工密集產業，一度由於南北戰爭後的奴隸解放受到削弱（人力成本過高），但也激發了大農場和機械化，就結果來看，的確兩個工人就可以實現對一個400公頃農場的管理，但是稻產業依然是美國大力補貼的產業之一。
稻的傳播使世界其他非原產地區成了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域外人民從舌尖到口腹都得到了必要補充，水稻肯定高於小麥的單產（拉瓦錫時代單產與麥相比是四比一），必然會對傳統食麥區（典型的就是歐洲）造成衝擊，雖然沒有快速融入當地的種植制度，但誠如布羅代爾所言：「左右著農民和人的日常生活」[12]。即使西方人並不以稻米為主食（窮人常以之為食），稻作為一種經濟作物用於出口創匯，利潤甚至能夠達到一倍，驅使西方人爭先恐後的追逐水稻，1740年後稻能夠成為繼菸草、小麥之後，英屬北美殖民地的第三大農作物，[13]原因也正在於此。當然，我們也到美洲由於大力發展栽培稻導致的黑奴悲慘命運（長期浸泡在水中引起的傷病甚至死亡），客觀上刺激了黑奴貿易。
今天，稻更是成為全球史的重要話題，詮釋著作物在全球史的話語權，稻在全球化的初期更多的通過奴隸、勞工和移民，逐漸成為重要口糧，其歷史發展過程與殖民主義的出現、工業資本主義的全球網絡和現代世界經濟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加強了區域間的聯繫。[14]但是，稻的生產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環境因素的制約，因此，稻貿易的全球化，不可能導致稻生產的全球化，而只會導致稻生產的單一化、專業化或集約化。「哥倫布大交換」中的作物交換，學界關注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對舊大陸的影響較多，深入挖掘以稻為代表的舊大陸作物在新大陸的傳播史，無疑豐富了「哥倫布大交換」的意涵，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
稻作（精神）文化在稻對世界的影響中尤其引人注目，銅鼓文化即是一例，銅鼓主要用於祈求稻的豐收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收穫，東南亞稻田普遍與否決定這瘧疾是否橫行，因為稻田水為濁水，可以限制帶有瘧原蟲的蚊子的繁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吳哥窟等大都會的繁榮。[16]在18世紀，歐洲的一些某些地方曾用稻米釀製一種很烈的燒酒[17]，讓我們不禁想到了中國的酒文化。究竟是亞洲人飲食習慣成就了稻，還是稻塑造了亞洲人的飲食習慣，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