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於12月21日中誠信國際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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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毛振華教授為第一作者的《健康支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研究》一文，在健康經濟領域權威期刊《中國衛生經濟》11月刊正式發表。論文指出，當前健康支出對於中國宏觀經濟的拉動效率要高於固定資產投資支出及教育支出，健康產業發展對於暢通國內大循環具有重要作用。論文用3種計量模型對比驗證得出，健康支出增加與健康產業發展具有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上升1.6至2.0個百分點、促進人均GDP提高約1萬元的潛力。現將該文編發如下：
衛生與健康對宏觀經濟有著重大影響，SARS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先後在2003年二季度及2020年一季度將中國經濟增速拉入低谷，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面臨多重約束，加大經濟內循環有助於增強中國經濟韌性、促進經濟轉型。而提高健康支出是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的有力抓手：一是健康領域仍然是我國消費及投資的短板領域，加大健康支出不僅是實現拉動增長的手段，也有助於實現國民健康的目的；二是當前健康支出的經濟拉動效率是其他固定資產支出的3至4倍，對經濟增長撬動的效果顯著。經濟內循環中健康要素的作用值得認真研究和發掘。
一、健康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雙向作用
Schultz、Mushkin和Beker指出健康和教育一樣，是形成人力資本的要素，因此擴大健康投資有助於提升人力資本，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但此後的研究一般將教育而非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納入增長模型，比如經典的MRW模型。其原因可能是比之於教育，健康有著更複雜的經濟學屬性。
首先，健康與教育形成了人力資本，健康支出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有助於提升勞動的有效產出。Weil、Bloom等用跨國數據分別驗證了健康水平差異是人均GDP差異的重要因素、健康支出對總量經濟增長有顯著正面影響，付波航等用中國省際間數據驗證了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
其次，Grossman指出健康支出還具有消費屬性，消費者購買醫療服務或健康產品獲得的是當下的效用滿足，而不是為了長期回報。Van zon等提出持續的健康消費有「投資抑制」效應，即健康支出降低了儲蓄、擠出了其他固定投資，因而可能負向影響經濟增長。Acemoglu等用跨國數據論證了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或被健康支出所拖累。王弟海等利用跨國數據論證健康支出的增量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視健康支出為資本支出還是消費支出，作用於經濟增長的方向是不同的。
二、健康支出具有「投資誘導」效應
上述關於健康支出擠出其他投資的研究，忽略了健康支出的「投資誘導」效應，實際上，無論是出於提升人力資本還是出於滿足健康消費的需要，消費者個體的健康需求會引發相關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活動，誘導形成大規模的健康產業投資。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下稱綱要）中提出2020年健康服務業市場規模應大於8萬億元，2030年應達到16萬億元。其後《健康產業統計分類（2019）》（國家統計局令第27號）進一步將健康產業劃分為包括醫療衛生服務、醫藥製造、健康保障與金融服務等在內的13個大類行業，並涵蓋92個小類行業、千餘種細分行業，與健康支出相關的產業投資全面覆蓋了三大產業以及人口全生命周期，健康支出擴大最終會表現為健康產業的發展，因此健康投資具有很強的「投資誘導」效應。
對於我國而言，宏觀衛生支出GDP佔比、人均健康支出水平仍然較低，公共衛生、醫療及健康基礎設施仍然存在短板，健康產業的市場規模也遠未達到綱要所提出的目標，在此情況下，健康支出的「投資誘導」效應應當大於「投資抑制」效應。因此，本文認為我國的健康支出與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之間應當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如果上述判斷成立，還可以進一步估算健康支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三、健康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3.1 數理模型
為了驗證以上判斷將健康支出通過人力資本引入增長模型，將生產函數寫作：
式1中， A 代表技術水平，L 代表勞動投入，E 和 H 分別代表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由於實際中生產函數並不一定滿足線性齊次性，這裡先不對各係數之和設定約束，將增長公式兩邊取對數寫作可計量的模型：
在變量選取上，Y、L、K、E、H分別用全國及各省的現價GDP、經濟活動人口、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教育經費總投入、衛生總費用來分別代理。數據來源分別為中國及各省歷年統計年鑑、Wind資料庫、中國社會統計年鑑。計量模型皆用STATA進行操作。
3.2 計量模型
模型I：基本回歸模型。利用各變量1978年至2018年年度數據進行OLS回歸，簡單反映各變量間的作用關係。
模型II：由於模型I使用的是非平穩時間序列數據，存在一定的內生性風險，因此將各變量作為內生變量，可通過VEC模型檢驗其協整關係。其中各代理變量滿足一階單整I（1）條件，且通過了Johansen協整檢驗，證明了VEC模型的適用性。該模型還可以用於檢驗GDP與健康支出的因果關係、其他固定資產投資與健康支出的短期動態關係。
模型III：模型I、模型II的時間跨度較長但樣本量較少，為了充實樣本體量、使數據更加微觀化，最後利用2013至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進行驗證。在面板數據的模型選擇上，通過F統計量、LM統計量以及Hausman檢驗，在混合效應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中確定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3.3 回歸結果
三個計量模型的回歸結果如下：
註： * 、** 和 *** 分別表示在 10%、 5%和 1%統計水平上顯著。
表1的回歸結果表明，首先，健康支出對於GDP的正面影響是顯著而穩健的。不同模型的係數方向相同、數值相近，GDP對於健康投資變動的彈性係數為0.4至0.5左右，即健康投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在平均意義上將上升0.4至0.5個百分點。各個模型的各回歸係數之和在1至1.5之間，側面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穩健性。對模型II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還可發現GDP與健康支出之間互為因果，即健康支出也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其次，健康支出有著不弱於其他固定資產投資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在各模型中，GDP與健康之間的彈性係數都大於固定資產投資的係數。由於模型中所用資本投入的代理變量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為流量概念，但經濟產出還和資本存量相關，因此投資的作用可能有所低估。還有一種可能，即當前我國依靠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的邊際拉動作用出現弱化，促進增長需要大量投入固定資產，而健康投入對於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作用較強。
最後，健康支出有著顯著的投資誘導作用。在通過模型II得出協整係數的動態過程中，可以看到固定資產的變動與健康支出之間的係數為0.31左右，表明健康支出對其他固定資產投資有拉動而非擠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期限的模型III中，教育的係數為負、且在90%的置信水平上顯著，表明教育支出在長期內可以拉動增長，但在短期中可能由於擠出了其他投資而對增長有略微的負面影響。
3.4 脈衝響應
在模型II進行動態分析的過程中，還可以得出GDP對各個投入變量對的響應幅度和響應時間，脈衝響應結果如下：
圖1 GDP對經濟活動人口投入的響應
圖2 GDP對固定資本支出的響應
圖3 GDP對教育支出的響應
圖4 GDP對健康支出的響應
從脈衝響應的走勢上看，GDP對各解釋變量的響應與本研究的分析一致：固定資產投資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非常快速，但收斂也十分迅速；教育對於經濟增長呈現出短期的擠出效應，但在長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健康支出增加對於GDP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且在10年的周期內起作用。
從脈衝響應的係數上看，GDP對於健康支出的最大反應值為1左右，發生時間在健康支出提高之後的第4至5年，平均反應值則在0.4至0.5左右，與回歸係數相同。當前我國健康支出佔GDP之比約為6%左右，如果假設隨著健康產業的發展，總體健康支出GDP佔比達到歐盟國家10%的平均水平，可以預期拉動GDP增速上升1.6至2個百分點。
理論上經濟增長最終趨於收斂，但是GDP增速在一段時間內的上升對於平均收入的提升將是持久性的。假設我國在未來5年的潛在增速是5%，且健康支出GDP佔比到達10%，從而在5年間拉動平均增速上升到7%，並於其後收斂回到5%，且其餘變量保持不變。當前人均GDP約為7萬元，不考慮健康支出的增長效應，5年後人均GDP將上升為8.93萬元；考慮到健康支出的增長效應，同期人均GDP將上升至9.82萬元，即健康支出的拉動作用將帶來人均GDP增加約1萬元。
四、政策建議
第一，加快發展中國特色的衛生經濟學與健康經濟學。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表明健康中國戰略的提出具有前瞻性，是我國高增速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的重要抓手，實現健康中國戰略離不開衛生與健康研究的理論支撐。
第二，擴大公共衛生支出、補齊公共衛生短板。疫情衝擊下我國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健康產品與服務供給暴露出了短板，持續加大公共衛生支出、引導資源向衛生健康領域傾斜變得迫切而重要。
第三，鼓勵健康產業發展。提高全社會對於國家衛生事業、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視。本研究的實證模型表明，固定資本投資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效率已經較低，教育在短期內呈現投資抑制效應，而健康支出擴大、健康產業發展對於當前經濟增長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拉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