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日前接到網友反映稱,作者金永輝2004年3月發表於《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上的文章《在使命與誘惑之間——試論大眾文化勃興下的精英文化意識》,涉嫌大面積抄襲作者劉迎秋2003年3月發表於《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的文章《在使命與誘惑之間——試論大眾文化勃興下的精英文化意識》。
澎湃新聞經過完整比對,發現上述兩篇文章確有大面積雷同內容。其中作者金永輝發表論文時,署名單位為濰坊學院,作者劉迎秋發表論文時署名單位為山東理工大學。劉迎秋的論文發表比金永輝早一年。
近日,澎湃新聞分別聯繫到在濰坊學院工作的金永輝,以及在山東理工大學工作的劉迎秋。
對此,劉迎秋表示,撰寫這篇文章時她和濰坊學院的金永輝兩人,曾有過交流討論,彼此就文章有過修改,「算是我們兩人共同寫的」。對發表上述文章時為何沒署金永輝名字的問題,劉迎秋表示:「當時她也沒說要用,我們就這麼寫的。」
金永輝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則表示,這篇文章是她和劉迎秋兩人共同創作完成的,兩人曾在一起培訓時交流過,發現對這個問題都感興趣,兩人在一起就上述文章的相關問題討論過,兩人共同創作了這篇文章。對論文署名的問題,金永輝表示,當時沒有那個(共同署名)的意識。
澎湃新聞比對發現,兩篇論文有大面積雷同內容。
例如,金永輝在其撰寫的文章《在使命與誘惑之間——試論大眾文化勃興下的精英文化意識》中第一段寫道,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崛起了一種新型的大眾文化。從流行音樂吼遍大街小巷到通俗影視走進千家萬戶,從地攤文學竄出繆斯聖殿到充滿青春誘惑的廣告風景……一切都向我們說明「大眾文化」現象不再是偶然地亮相,而是一個「大眾文化」的時代不可避免地拉開了帷幕。這裡所說的「大眾文化」,不是過去早就有的民間文藝的延伸,而是適應新的時代生活需要而產生的新型文化。它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特定的精神內涵。在功能上,它是一種遊戲性的娛樂文化;在生產方式上,它是一種由文化工業生產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種無深度的平面文化;在傳播方式上,它是一種全民性的泛大眾文化。因而,象有的學者指出的,「大眾文化是藉助於現代文化工業日臻完美的傳播技術和複製手段,為人們所提供的是一種消遣性的『原始魔術』,它通過對觀眾無意識欲望的調用,為大眾製造出一個快樂原則的狂歡節」……
劉迎秋在其撰寫的《在使命與誘惑之間——試論大眾文化勃興下的精英文化意識》一文第一段寫道,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迅速興起了一種新型的大眾文化。從流行音樂吼遍大街小巷到通俗影視走進千家萬戶,從地攤文學的繁榮到充滿青春誘惑的廣告風景……一切都向我們說明:「大眾文化」現象不再是偶然的亮相,一個「大眾文化」的時代不可避免地拉開了帷幕。這裡所說的「大眾文化」,不是過去就有的民間文藝的延伸,而是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產生的新型文化,它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和特定的精神內涵[1]。在功能上,它是一種遊戲性的娛樂文化;在生產方式上,它是一種文化工業生產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種無深度的平面文化;在傳播方式上,它是一種全民性的泛大眾文化。因而,就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大眾文化是藉助於現代文化工業日臻完美的傳播技術和複製手段,為人們所提供的是一種消遣性的『原始魔術』,它通過對觀眾無意識欲望的調用,為大眾製造出一個快樂原則的狂歡節」[2]……
上述兩部分文字幾乎一致。
劉迎秋論文(左)和金永輝論文雷同部分。
此外金永輝在上述文章中第二部分第一段寫道:……這些知識體系是專門從事知識勞動的知識分子,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不斷從實踐中總結、加工、提高和創造出來的,知識分子無疑是社會的精英,是社會文化的代表者、承傳者和創造者,同時它又是當時社會的積極成員,因而是敏銳地感受到社會思潮,時尚氛圍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的先知先覺者。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有多大比例的知識分子,有怎樣的知識分子,都是由當時的社會分工,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我們也可以說:「具體的社會物質經濟條件、文化情境會決定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及文化實踐。」
劉迎秋在其文章第二部分的第二段中寫道:這些知識體系是專門從事知識勞動的知識分子,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不斷從實踐中總結、加工、提高和創造出來的,知識分子無疑是社會的精英,是社會文化的代表者、承傳者和創造者,同時又是當時社會的積極成員,因而是敏銳地感受到社會思潮、時尚氛圍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的先知先覺者。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有多大比例的知識分子,有怎樣的知識分子,都是由當時的社會分工、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我們也可以說:「具體的社會物質經濟條件、文化情境會決定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及文化實踐。」[1]
上述兩段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