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實施"絲綢之路綜合研究十年計劃"，在所公布的為數不多的科研項目中，法國研究機構提出的課題是那樣充滿浪漫色彩而又令人深思--
其實，西方學者尋找的這一個被遺忘的"刺桐夢"已經延續了好幾個世紀。自1644年葡萄牙人陽瑪諾傳教士《唐景教碑頌正詮》所記載的1619年泉州發現三方帶古十字架的基督教石刻起，西方教會和東方學學者就一直在追尋遙遠東方的那些早期十字架墓石。
到了19世紀，那個曾經在13、14世紀無比繁榮、為西方人所津津樂道的zaitun（刺桐）究竟在哪裡，引起了歐洲史壇的一場大爭論。英領事菲立浦力主zaitun系漳州之月港，另一個英國學者道格拉斯認為是海澄，其理由均因zaitun在阿拉伯語中是橄欖樹，而漳州很多泉州沒有。幾十年中此派觀點幾成定論，獨法國學者俞爾不為所動，至死堅持泉州說，但因缺乏中國史料而為漳州說所窘。
直到1915--1918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蒲壽庚考》問世後，zaitun即泉州始成定論。Zaitun是刺桐而非橄欖。桑原氏在此書總結了這場國際性爭論："zaitun為中國中古時第一商港，而徵之漢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無一能及泉州"。
而1926年中國歷史考古學家陳萬裡、張星琅和德國學者艾克從廈門大學聯袂來泉州考古調查，其時泉州古城尚在，各種中古文物琳琅滿目，外來宗教石刻隨處可見，兩年後陳氏的《閩南考古記》、張氏的《泉州訪古記》發表以後，終於圓了西方學者追尋了近百年的"zaitun"之夢。
張氏的文章開宗明義稱："泉州為中世紀時，世界第一大商埠。……餘在昔研究中西交通史，得知泉州為中古東西文化交換地點，中外貨物輸出輸入之中心地，今得親往調查，誠大快事也。"
而那個德國學者則更為幸運，他正趕上開元寺東西塔維修，於是盡拍塔上的所有雕像，並僱人測量，回去以後編成洋洋大觀的《刺桐雙塔》（THETWINPAGODASOFZAYTON），於1935年在美國出版，並因此榮獲了至高無上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資格。可以說，這是泉州世界級的古建築在國際上首次亮相。
"刺桐十字架"--一部永遠讀不完的書
西方學者追尋的"刺桐夢"始於"刺桐十字架"。眾所周知，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宋元時期傳入泉州的是基督教的兩個教派：聶斯託利派和方濟各會派。歐洲人的東來和基督教文化的傳入，使刺桐港的國際化信息交流和文明對話更加豐富多彩。
1905年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任道遠在泉州奏魁宮又發現一方胸前與頭上均有十字架的基督教天使石刻，後來這方石刻照片被法國學者伯希和公開發表後，引起了很大轟動。1954年英國著名學者約翰·福斯特的文章"刺桐城牆的十字架"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發表以後，不僅再度引起歐洲史壇的轟動，而且"刺桐十字架"這一命名從此成了全球基督教文物的專用術語。必須指出，從上世紀30年代以後，泉州學者吳文良從被拆的古城牆發現並搜集了22方"刺桐十字架"石刻，這些石刻多數陳列在泉州海交館內，使之成了西方學者研究古基督教東傳歷程的重要窗口。
那麼，為何西方學者如此著迷"刺桐十字架"甚至幾個世紀以來沒有停止過研究呢？這是因為"刺桐十字架"表現著的不同宗教文化交融過程中所鐫刻的歷史烙印是西方世界所沒有過的。那些頭戴王冠、身著僧服，或飛翔、或振翅的天使形象，既受到西方古典雕刻術"帶著翅膀的勝利"之影響，又具有敘利亞、波斯或亞力山大學派的藝術風格，抑或是古希臘文化的滲透；那天使的跌坐姿勢、誇張的垂耳又分明是中國佛像的表現手法。而圍繞其四周的瑞雲、海水、火焰、蓮花座又很像是中國佛教與道教的文化符號。碑刻上的文字既有八思巴文、又有突厥語；既有波斯文，又有中文、拉丁文。所有這些在世界宗教文化史上實屬罕見。
值得一提的是那方稱為"蕃丞相"的四翼天使石刻--頭戴官帽、背展四翼、雙手合十、胸刻蓮花與十字架。這位"蕃丞相"可謂是基督教世界的"明星"，其照片幾十年來一直為西方國家學術刊物、教會刊物引用而幾乎成了基督教文化藝術在東方最早的經典之作。1988年海交館徵集的另一方基督教四翼天使石刻則更為精彩，堪稱元代基督教藝術的上乘之作。天使端坐在如意頭式的祥雲之上，頂部鏤空，整個構圖充滿了虛幻神秘之感，這在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喪葬石刻中也很難見到。至今，西方學者對"刺桐十字架"的研究尚未結束，因此，它簡直是一部永遠讀不完的書。
真言流布的"東方麥加"
1983年伊朗專家在《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明史在中國》一文中稱，泉州靈山聖墓"除了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地那城裡的穆罕默德聖墓以及在伊拉克的納傑夫城裡的阿里聖墓之外，要算是伊斯蘭教世界中歷史最悠久，具有最高價值的古蹟了"。此言一出，引起穆斯林世界的廣泛關注。
在泉州眾多的外來宗教中，伊斯蘭教的勢力最大，甚至影響到刺桐港的興衰。自唐代大食國（阿拉伯）與泉州通商後，該教即已傳入，興於兩宋，盛於元代。宋元時期，數萬穆斯林不僅能夠在泉州自由從商、任官、與漢人通婚傳宗接代，而且還能夠自由地在這個地區傳播他們的宗教信仰。兩宋時，刺桐城就建有三座清真寺，到了元代"增至六七"，特別是阿拉伯人與泉州人的通婚，使伊斯蘭教廣為流傳。所以泉州中世紀伊斯蘭教歷史遺存數量之巨在穆斯林世界堪稱奇蹟，吸引著歐、亞學者紛至沓來。
1911年，法國學者範·白參、西班牙神父阿奈茲的《泉州的穆斯林古蹟》在歐洲學術界激起了很大的反響。1926年，張星琅等人對清真寺、聖墓等地進行考古，其研究成果問世後引發新一輪的研究熱潮。50年代，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80年代陳達生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楊鴻勳的《初論泉州"聖墓"的建造年代兼及傳說的真實性問題》等一批中國學者的專著、論文的發表，再度引起東西方學術界關於泉州聖墓、清真寺創建時間的大爭論。
特別是1965年在泉州發現的海珊·本·穆罕默德的墓碑石更是"在學術界掀起巨大的波浪"，捲入這場爭辯的除中國學者外，還有歐洲、澳洲、東南亞等數十個國家的學者。所有的爭論都能證明一個不爭的事實：泉州是伊斯蘭教傳入遠東最早的地方之一；泉州清淨寺是中國現存最古老也是惟一的一座阿拉伯式教寺；泉州靈山聖墓則是伊斯蘭世界最古老的墓葬文物之一。
近些年引起西方學者濃厚興趣的還有，中古時期傳入泉州的伊斯蘭教這樣嚴格的宗教遺物，是否存在多種文化接觸的歷史痕跡。雖然這一深層次的、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還在進行之中，但畢竟從泉州出土的二三百方伊斯蘭教石刻和墓蓋石上，可以明顯地看到揉合中國傳統藝術圖案的成份。
在撰寫本文時，筆者忽然想到去年在拍攝關於泉州宗教的一部電視大片時所發現到的，泉州海交館的一些伊斯蘭教墓蓋石底部的須彌座造型、線條與泉州開元寺東西雙塔底部的須彌座造型、線條是多麼驚人的相似！誠然，這奇怪的問題只能留待史學家去論證，但無論如何，在刺桐這樣一座交織著多種文明的國際都市裡，儘管文化接觸存在著多麼撲朔迷離、多麼"嘈雜擁擠"的過程，其交光互影的借用和融合是必然的趨勢。
令我們十分欣慰的是，泉州佔有中國三分之二的中古時代穆斯林的歷史遺存是東西方學術研究的歷史寶庫，正如學者所言，那是"真言流布的東方麥加"。
中國惟一發現的印度教寺遺物
當海內外遊客來到泉州開元寺時，當地導遊必然會帶他們去看大雄寶殿前月臺須彌座下的獅身人面雕刻群和大殿後面的兩根印度教石柱，所有的人無不讚美這一中印建築藝術的完美結合。其實，這些印度教的遺物是從毀於元末明初的泉州印度教寺--聞名於世的"番佛寺"遺址搬運過來的。由於泉州"番佛寺"是中國惟一的印度教寺，自然成了東西方學術界研究不衰的課題。
公元4世紀前後，印度古老的婆羅門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義和民間信仰，演化成了新的宗教"印度教"。它有三大主神梵天、毗溼奴和溼婆。對泉州人來說，印度人可算是資格最老的朋友了，早在公元6世紀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就來到泉州，居九日山翻經。而表現印度教傳入泉州的是被學者稱為中國第一"LINGAN"的泉州"石筍"，它是印度教溼婆的象徵--表示再生的男性生殖器"林加"。據史載，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泉州郡守的高惠連認為有傷風化將其擊斷，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年）郡守張巖補接上去。
據此可推斷公元11世紀前，泉州就有印度教存在了。別看泉州"石筍"其貌不揚，其照片卻屢屢出現在中外學者的歷史、美術、建築、人類學等著作中。上世紀初，英國學者瓦爾的名著《性與性的崇拜》就專門論述了印度教的"林加"。其它國家也有"林加"，但中國獨此一"根".上世紀70年代以來，這"根"石筍是否印度教遺物，同樣也引發了一場爭論。
而中外學者關注更多的是海交館收藏的那200多方印度教寺的石刻構件，不僅數量繁多，而且是中國惟一發現的印度教寺遺物。其雕刻藝術之精美，冠絕諸教，堪稱宗教藝術的瑰寶。這些石刻圖案來源於《摩訶婆羅多》等印度教的經典，如大象與蜘蛛爭鬥的故事、毗溼奴騎金翅鳥現身救象的故事、溼婆妻子化身護衛"林加"的故事等等，內容神奇而又豐富。
而令中外學者驚嘆的是那純粹的印度雕刻藝術在這些石刻、構件、神像的再現。那惟妙惟肖的古印度石柱、古希臘哥林多式的柱頭，那些半人半獸、或半鳥半獸的柱礎、門楣以及以蛇為圖的祭壇，古埃及藝術的人面獅身組雕等等。這些石雕與公元13世紀南印度及錫蘭的波羅那藝術如出一轍。印度學者把被稱作海交館"鎮館之寶"之一的毗溼奴造像，與本國摩杜羅博物館的神像相比較竟是不出其二！那種原汁原味的純印度藝術風格和精緻高超的雕刻技藝，連印度著名學者庫瑪拉斯瓦米都懷疑是直接來自印度，"以至當你第一眼看到它時，會以為那是印度的藝術品。"
1956年12月，吳文良先生在伍堡街發現斷為兩截的碑刻，引起印度、日本學術界的轟動。經兩國學者的譯解，才弄清上面那些看不懂的文字是泰米爾文。其記載的是來自南印度泰米爾的實力派人物聖班達·貝魯瑪，在得到元朝皇帝的恩準後，於1281年在泉州建造印度教神像。這塊泰米爾文碑刻不僅為泉州"番佛寺"的建造時間提供斷代依據，而且表明當時刺桐城泰米爾僑民集團財力雄厚。迄今已發現且散落在各處的印度教石雕、構件、石刻大大小小就有500多方，可見當時泉州"番佛寺"的規模是多麼宏偉壯麗。史載，中世紀泰米爾商船就是一支往返于波斯灣、中國和東南亞的海運勁旅，他們同樣是刺桐城內一支舉足輕重的僑民力量。
2001年秋，泉州南門舊城改造時，發掘到史學界一直尋找的德濟門遺址，更令學者們高興的是找到了刻有猶太教六角星圖案的石鼓，為13世紀的馬可·波羅、雅各以及後來的安德魯主教關於猶太人和猶太教的記載提供有力的佐證。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發現，因為長期以來泉州學者苦於沒找到猶太教的史跡而難以應對西方學者的質疑。在雅各的筆下，當時刺桐城內的猶太人是多麼活躍的外商階層。
歷史就是這樣神秘而又深不可測。倘若我們相信文獻記載的歷史才是歷史的話，那麼，我們的歷史知識只是滄海一粟。
"這是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最大發現"
1991年春節期間，筆者作為電視記者隨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正月初二下午，考察團來到草庵，當摩尼光佛出現在三十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面前時，大家興奮不已。筆者扛著攝像機從取景框清楚地看到總領隊迪安博士激動的表情，立即將鏡頭推至特寫，迪安拿著移動喇叭用英文大聲地宣布："這是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最大發現，最大成效。"當天新華社電訊將這一消息傳到世界各地，第二天中央電視臺播發筆者的電視新聞。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紀創立的，它吸收基督教、佛教、諾斯替教的思想材料形成自己獨特信仰，崇拜光明、反對黑暗。該教曾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約公元6-7世紀傳入中國，稱為"明教"。9世紀中葉傳入泉州，以晉江華表山麓為據點，宋代向東南沿海大肆發展。1148年建寺，即"草庵"寺。元代，摩尼教興盛一時，並把創教人摩尼的造像雕刻於天然巖石上。明初，太祖朱元璋下令滅明教毀其寺。草庵摩尼佛寺不知如何躲過此劫，成了摩尼教在世界上消失後惟一僅存的教寺遺址。有趣的是數百年過去了，人們卻將摩尼光佛當作佛教神像來崇拜，這恐怕是它能夠遺存至今的緣故吧。不過，這一不同宗教的混淆卻成了世界宗教文化演變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而為中外學者所珍視。
實際上，早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來到泉州之前，草庵摩尼光佛就已經大放光彩，成為泉州又一世界級的"明星"了。上世紀80年代末，在瑞典召開的首屆摩尼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場懸掛著一幅大照片作為會徽，這就是來自泉州的這尊神態莊嚴的草庵摩尼光佛！近日筆者訪問海交館館長王連茂時獲悉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2003年的摩尼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在晉江市召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批准了這一計劃。
10年前，王連茂在教科文組織主辦的"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中，就已經提出了在泉州召開摩尼教國際會議的必要性。去年摩尼教國際學術會議在歐洲舉行時，他委託與會學者再次表達了這個意願。如今，此計劃已得到泉州與晉江兩級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和支持。這次國際性學術會議將有很多國家的學者參加，對泉州成功申報"世遺"具有特殊的意義。
聯結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紐帶
今年元宵期間，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施舟人偕夫人遠渡重洋來到德化考察古外銷瓷。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珍藏的許多德化古陶瓷珍品將他們的研究課題帶到遙遠的東方。他們十分驚訝德化悠久的陶瓷歷史和中世紀已十分龐大的制瓷規模，認為德化古外銷瓷的歷史，是中國海洋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為它支撐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延續和拓展。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國外學者對中國外銷陶瓷的研究已成了熱門課題，70年代以後中國陶瓷史界也開始形成這一領域的研究熱潮。1980年在"德化古窯學術討論會"期間發起成立的"中國古外銷瓷研究會"，可以說是我國外銷瓷研究的裡程碑。
正如學者所認為的，在中世紀的海上貿易熱潮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覆蓋最廣的商品，乃是中國的陶瓷器。9世紀以來，它已經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拳頭產品而風靡世界。數十年的研究證明，"泉州作為宋元時期及其以後陶瓷生產的基地和輸出口岸之一，在世界性的陶瓷貿易中佔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
據考古發現，泉州地區有南朝至明清時期的古代窯址500多處，其中宋元時期的有139處。這些古代窯址中，有著名的德化窯、磁灶窯、同安窯、泉州窯、安溪窯等。如此範圍廣大、窯口星羅棋布的外銷日用陶瓷生產基地的存在，使我們不難想像陶瓷外銷對支撐刺桐港的興盛，以及刺激陶瓷規模化生產甚至刺激宋元時期泉州農業社會結構的變化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從國外學者的考古資料可以看出，刺桐港陶瓷的外銷航線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美洲和非洲的埃及、摩洛哥、衣索比亞、坦尚尼亞、肯亞。國外研究資料還表明，南宋至元代，刺桐港已是陶瓷外銷的最大口岸，它還包括江西景德鎮、浙江龍泉和福建境內的青白瓷窯系產品，甚至北方其他窯系的產品。
而在這外銷瓷中，德化瓷的影響最大，特別是白釉瓷甚至成了中國白瓷的代表而成了西方市場追逐的商品。1292年，馬可.波羅從刺桐港返回故裡時，特地帶上一些德化白瓷，它們至今還收藏在義大利威尼斯的聖馬可博物館，一些小瓶後來被稱作"馬可.波羅瓶"。當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特別喜愛德化白瓷，如今幾百年過去了，國王藏品館內陳列的德化梅花犀角樹和瓷塑佛像還是那般晶瑩剔透。
然而，比陶瓷外銷更具有歷史意義的是陶瓷製作技術的外傳，如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西傳推動歐洲社會進步一樣，歐洲以及東南亞、東北亞瓷業的發展歷程無不可以找到泉州人智慧的歷史痕跡。早在宋代，德化窯盛行的傘形支燒窯具傳入日本，大大提高了日本窯的生產水平；而明代德化的階級窯直接影響了日本串窯的形成。在歐洲陶瓷業萌芽階段，德化白瓷一度成了其仿製的樣板；17世紀法國、丹麥等國家的陶瓷產品吸收了德化瓷的工藝技術。而在東南亞，磁灶窯燒制陶瓷的技法也同樣影響了這一帶陶瓷業的生產。儘管如此，原產地的陶瓷依然暢銷各國。1999年在西方引起轟動的、從清代商船"泰興號"打撈出海的35萬件德化瓷器便是明證。
追尋"被遺忘的刺桐夢"
上世紀90年代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學者紀可梅（Marie---Claire）參加"海上絲綢之路"考察來到泉州，他在學術報告指出："旅遊家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以及1326年刺桐的天主教主教安德魯.佩魯賈等，都盛讚過泉州的繁榮和中國的和平與進步。如今歷史已發生很大的變化，但是對於西方人來說，它仍然是一個雖陌生而又是美麗的夢。"
面對幾個世紀以來國外學者把一個又一個"刺桐夢"詮釋、展示給世界的時候，而我們又在做什麼呢？我們不能不為這一個又一個新的歷史知識的出現而感到狂喜；我們不能不發現，刺桐，這一個"被遺忘的夢"是多麼值得去追尋，它是那麼波瀾壯闊和輝煌燦爛。
而這種歷史良知的反醒，使我們不能不鄙視和摒棄過去發生的那一些"毀夢"的愚昧行為和思想。上世紀50年代為解決東街的交通，不惜拆掉近百座歷代遺留下來的石牌坊，如果這一個牌坊群能存留至今日，則又是一個"中國第一"、"世界之最"。這種遺恨千古的事在以後的一些年代還不時出現，使得一些重要的歷史見證和不少本來可以重見天日的珍貴文物與我們這一代人擦肩而過。
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的城市建設特別是申報"世遺"的氛圍，愈來愈強烈地表現出一種愛護和珍惜歷史文化的社會責任與公眾意識。當我們發現我們追尋的那一個"刺桐夢"是"能為一種已消失的文明和文化傳統提供一種獨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見證"之時，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為這種高尚的思想和行為作出犧牲的歷史自覺，恰恰是一種社會文明的進步。當我們的後代為這些已尋找到的"美夢"而富有、而自豪時，他們會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而感激不已的。
刺桐，一個"被遺忘的夢"，一個值得追尋的"美麗的夢"。這難道不是泉州申報"世遺"的啟示和呼喚嗎？
我之所以要收錄這篇文章,是因為我覺得泉州這個地方太奇特了.他有太多外來的東西,象活化石一樣保留下來,讓今人可以追述到古代那一段風光燦爛的歷史.泉州,在當時來說,我想是一個人人朝拜的聖地,就象現在的聖城麥加.我想起了中國另外一個奇特的地方,敦煌,這個處在中西文化的交匯點的小地方,後來成為東方和西方學者競相關注的地方,原因可能就是地理位置太特殊了.和泉州比起來,一個是海上絲稠之路的重要一站,一個是絲稠之路的必經之地,這兩條聯繫中西方的重要通路,肯定碰撞出一些可貴的東西.泉州和敦煌我想正是碰撞的產物.我還想說的是普通人對於中國的過去了解的太少,真的太少,唯一的方式可能還是金庸小說,假的太多,真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