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傑:「雙循環」另一核是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我以為現代產業體系領先的國際競爭力可以用產業體系的三個能力來反映。第一是全球產業鏈治理能力。第二是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第三是持續合作創新能力。

中央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中是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內循環」為主的基礎是中國市場很大。中國有14億人口，可以支持一個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但是中國現有的收入水平較低，與之相應的產業體系應該是怎樣的？

中等收入陷阱背後是產業體系結構問題

根據國家統計資料，我們目前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群有9億，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口可能還不到3億。在這樣的條件下，要使我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達到中產階級佔人口大部分的狀態，還需要多少時間？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如果是這樣，我們這個產業體系究竟應該發展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產業體系？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經濟學中爭論不休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發現：二戰後曾經有幾十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非常快。但是真正能夠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只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這些經濟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後，其增長速度都遭遇突然大幅下落，下落以後很多的經濟體爬不出來，收入不能再增長，落在陷阱中。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大家有爭論，我認為陷阱是存在的，但是要研究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實際上，我以為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後是經濟體的結構性問題，我稱之為產業體系的結構陷阱。

產業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傳統產業，還有一類是以高新技術為核心的產業。我們發現，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後，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上都呈衰落態勢，而他們的新興產業也開始增長，速度也很快。然而最後可以看到，凡是沒有進入高收入行列的經濟體都是因為新興產業發展不起來，成不了經濟的支柱產業。據此，我認為這裡存在一個產業發展結構性陷阱。

從2016年開始，我們觀察了中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一些數據，發現傳統產業下行明顯，新興產業發展很快。但是新興產業在整個GDP所佔比重較小，不足以支撐整個GDP增長。從這個意義來講，中國新興產業實際上還是處在成長中的幼稚性產業。更重要的是，這些新興產業恰恰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優勢產業。為此，我們目前的產業發展也開始面臨如此結構性困境。為了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看中國現代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是什麼。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憑藉自然稟賦，勞動力多，資源低價，加入了全球的產業分工體系，我們的產業發展戰略主要是出口為主，基本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勞動密集產業生產成本越來越高，原來憑藉人口紅利的優勢逐步消減，以至於現行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發展的邏輯難以持續下去，於是傳統產業在下滑和衰落。一方面，美國從經濟和產業發展打壓中國，其策略就是想一方面把中國鎖在產業價值鏈底端端；另一方面就是通過科技上的競爭使我們的新興產業發展缺乏技術支撐，發展不起來。

更何況，隨著新一輪科學技術進步，新一輪工業革命展開，中國產業還面臨數位化、智能化、網際網路化等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的挑戰。目前發展的數字經濟的背後實際上是新一輪技術的產生和挑戰。數字經濟的本質是什麼？數字是社會資源配置中一個重要的生產要素。數字經濟最核心的東西是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和新的生產方式，這個生產方式是以網際網路為平臺支撐的智能化大規模定製的生產方式，全球領先的一些企業在生產中已經有所運用。數字經濟發展需要一種新型的基礎產業支持，我把新基礎產業用硬、軟、聯三個字來表達，這三者都非常重要。

產業鏈治理權在跨國公司，存在分裂可能

新一輪的產業競爭實際上前些年在全球已經展開，我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產業標準制定的競爭。過去幾乎所有的產業標準都是歐美發達國家制定，我們的工業生產甚至服務業的運行，大部分依據西方的產業標準。唯一有話語權的是，華為5G通訊方面提出的標準被認為是國際標準。所以我覺得標準的競爭是新一輪非常關鍵的一項競爭。

二是產業鏈治理權的競爭。我們雖然加入了全球分工體系，但是產業鏈、價值鏈的治理權基本上掌握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裡。在目前情況下，全球產業鏈存在分裂的可能性，因為治理權在這些跨國公司手中。

三是產業發展平臺的競爭。平臺是產業發展的各種要素交易、信息數據交互、創新等的一個重要組織者，平臺競爭已經展開。我們的工業網際網路平臺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雖然我們有BAT等大型網際網路公司，但是BAT只是在消費領域，在工業、製造、其他平臺領域，我們與發達國家仍有距離，所以我們要制定工業網際網路發展戰略。未來另一個重要的平臺就是C2M，即顧客直接對著製造商，這樣的平臺我們才剛剛開始起步。

四是產業創新與技術創新的制度競爭。舉國體制是我們的優勢，可以集中力量做很多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為什麼？因為創新的背後還有效率問題，如果投入多產出少，速度慢這樣我們也會失去競爭力。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發達國家也在不斷對技術、科技、產業創新的制度做一些改革。比如日本，日本各種研究機構在研究不斷改革制度，放權讓利，讓研究機構有更大的自主權去面向市場、面向未來基礎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變化。我們要去研究和分析他們的制度，批判地吸收，完善我們的舉國體制，用新的舉國體制來支持產業和技術創新上的競爭。

五是產業人才競爭。我們在產業創新上的人才還是很缺乏。我們要思考支持創新人才培養的教育體系、教育課程的設置等是否需要調整，這些非常關鍵。

怎麼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最新一輪產業國際競爭的背景下，一定要研究「雙循環」的戰略以及我們怎麼來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問題。

「雙循環」戰略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進博會也展示了我們進一步開放和國內大循環繼續推進的事實。「雙循環」戰略的另一個核心是什麼？我認為就是能否建立高質量發展、安全的現代產業體系，並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怎麼做？我覺得可以從三個方面揚長補短。

第一，從產業體系的根部補短。如從產業體系的基礎產業中選擇高端的產業補短板。比如新能源，在氫動力源方面我們有短板，在無人駕駛和新能源方面我們也有短板。在軟基礎方面，如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算法尤其是軟體作業系統方面，我們更有短板。上海要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首先要把上海的新基礎產業做好做強，把短板補起來，形成面向未來的高端產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第二，從產業體系的頭部補短。頭部是指最終產品的產業。最終產品的產業可以簡單分成兩類，一類是最終消費品，還有一類是主要提供最終生產用的生產設備、辦公設施等產業，這些產業當中也有短板。最終產品方面的補短實際上一方面是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這對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產品附加值升級也都非常關鍵。從最終消費品來講，上海更多應該關注智能互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這是上海產業的一個重點。從最終生產品的補短來說，商用大飛機的引擎、智能生產設備、智能作業系統、高端醫療設備方面，智能裝備作業系統的軟體方面都要補短。上海人才濟濟，應該可以成為全國軟體產業重要的創新生產基地。

第三，從產業體系的腰部補短。這主要是指產業體系中生產中間產品的產業，也就是零部件產業。比如高端晶片，有很多「卡脖子」的地方，這些能不能補起來？如果能夠補起來，「內循環」才能夠真正展開，我們才能夠獲得所謂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權，否則永遠是在低端價值鏈環節上運作。

現行產業體系進行揚長補短的核心是創新，創新驅動發展是中國實現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路徑。我以為現代產業體系領先的國際競爭力可以用產業體系的三個能力來反映。第一是全球產業鏈治理能力。第二是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第三是持續合作創新能力。科學技術是在不斷迭代的，所以要求產業體系要能夠持續合作創新。從現行產業體系轉變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上海都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唯有堅持深化改革，不斷開放，揚長補短，創新進取方為可能。

* 轉自澎湃新聞，本文系芮明傑教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的「2020年產業國際競爭力合作論壇」上的主題演講

【教授簡介】芮明傑，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產業經濟學系系主任、復旦大學MBA項目產業經濟學方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與企業發展、企業戰略與經營、現代公司理論、知識管理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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