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錯誤的本質問題，作者認為在概念上與潛在的(非產生錯誤的)認知階段或機制相關的錯誤類型是有限的， Reason著重考察了錯誤出現的原因，他認為這一問題可以從個人（person）因素和系統（system）因素兩種分析路徑來看待。每種路徑都有其錯誤原因模型，並且每種模型都產生了不同的錯誤管理哲學。了解這些差異對於應對臨床實踐中經常出現的事故風險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對於個人因素的路徑來說，作者首先回顧了早期關於錯誤的心理學研究和認知的自然科學研究傳統，介紹了一些核心認知的本質內容，包括：圖式理論、有限理性與滿意決策方法的區別、在問題空間中搜索問題的解決方法、Rasmussen的技能規則知識框架等。這是一種長期和廣泛的傳統，它側重於分析前線人員的不安全行為、錯誤和程序違反，涉及到的主體包括護士、內科醫生、外科醫生、麻醉師、藥劑師等。它認為這些不安全的行為主要是由於異常的心理過程造成的，如健忘、注意力不集中、缺乏動力、粗心、疏忽和魯莽。
相關的對策主要針對減少人類行為中不必要的可變性。這些方法包括海報宣傳，喚起人們的恐懼，編寫另一個程序(或增加現有的程序)，紀律措施，訴訟的威脅，再培訓，點名，指責和羞辱。這些方法的追隨者傾向於將錯誤視為道德問題，認為壞事會發生在壞人身上，心理學家稱之為「公正世界假說（just-world hypothesis）」。
系統路徑的基本假設前提是，即使在最好的組織中，人們也會犯錯誤。錯誤被視為結果而非原因，其根源與其說是人性的反常，不如說是上遊的系統性因素。這包括工作場所中反覆出現的錯誤陷阱以及導致錯誤的組織過程。我們不能改變人類的認知狀況，但我們可以改變人類工作的環境。其核心思想是系統防禦，所有危險技術都有針對的障礙和保障措施。當不利事件發生時，重要的問題不是誰犯了錯誤，而是防禦失敗的原因。
和其他研究一樣，以人為本的路徑仍然是主流傳統（從醫學角度上說，作者是心理學研究者）。從某些角度來說，它有很多值得稱讚的地方。在情感上，指責個人比指責機構更令人滿意。人們被視為能夠在安全與不安全行為模式之間做出選擇的自由行為人。如果出了問題，一定是一個人(或一群人)有責任。儘可能地將一個人的不安全行為與任何機構責任脫鉤，顯然符合管理者的利益，在法律上也更方便。
然而，個人路徑存在嚴重的缺陷，不適合醫學領域，繼續堅持這一路徑很可能阻礙更安全的保健機構的發展。在航空維修領域，一項與醫療實踐在許多方面類似的實際操作活動中，約90%的失誤被認為是無可指摘的。有效的風險管理關鍵在於建立報告文化。如果沒有對事故、事故、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常規經驗的詳細分析，我們就無法發現反覆出現的錯誤陷阱，也無法知道錯誤的邊緣在哪裡，直到我們深陷其中。蘇聯內部就完全沒有這種報導，然而文化是車諾比災難的關鍵原因。信任是一種報導文化的關鍵要素，而這反過來又要求存在一種公正的文化，一種對應該在無可指責的行為和應受譴責的行為之間劃清界線有集體理解的文化。營造公正的文化是創造安全文化的一個必要的早期步驟。個人路經過的另一個嚴重缺點是，通過關注錯誤的個別根源，它將不安全行為與系統的背景隔離開來。因此，人類錯誤的兩個重要特徵往往被忽視。首先，往往是最優秀的人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錯誤並不是少數不幸的人的專利。其次，災難遠非隨機的，往往會反覆出現。同樣的情況會引發類似的錯誤，不管涉及的是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