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牛汝極
雙語地名是由於該區域多民族雜居出現了雙語現象而產生的。也就是一地多名，不同民族各叫各的。在敘述雙語地名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雙語現象。
一、雙語現象
雙語現象就是指同一言語集體範圍內兩種語言的並存現象。由於新疆各民族的不同分布和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形成了不同的雙語類型。概括起來有以下4種：
（一）少數民族既熟悉本民族語又兼通漢語。
這是新疆最主要的、最普遍的雙語類型。新疆的十三個民族中，除漢族、回族使用漢語外，其他各少數民族都使用自己的民族語，他們之中不少人兼通漢語，特別是北疆地區和一些民族雜居地區，漢語通常是各民族之間的族際交際語。
（二）少數民族既熟悉本民族語又兼通另一少數民族語。
一些人口少的民族，如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俄羅斯族等，由於居住分散，本民族語使用的範圍極小，因而不得不掌握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作為其在公共場合使用的交際語。人口較多，居住集中的柯爾克孜、塔吉克、哈薩克、蒙古族中也有不少兼通維吾爾語的。雜居在其他民族中的維吾爾族也兼通其他少數民族語。
（三）一部分回族和少數漢族既使用漢語又兼通少數民族語。
在新疆，有不少世代居住在這裡的回族、漢族，長期和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生活在一起，不僅學會了少數民族語言，甚至宗教信仰、生活習俗也都少數民族化了。
（四）個別少數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語外，還兼通漢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
新疆的錫伯族、蒙古族就是操多語者，特別是錫伯族，由於能自由地運用多種語言而被譽為「翻譯族」，他們中的許多人能使用漢語、哈薩克語、蒙古語和維吾爾語。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居住的地區，各族人民有著相互學習語言文字的優良傳統，雙語現象由來已久，但在不同時期雙語的內容是不同的。古稱「西域」的這塊寶地，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良好的氣候吸引了不少草原民族來此定居。塞種、羌人、匈奴、突厥、烏孫、鐵勒、回鶻、吐蕃和一些講印歐語系伊蘭語的民族都在此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同時，由於新疆地處亞洲腹地、古絲路的要衝，是三大宗教、三大古老文明的交匯處，文化的衝撞、戰爭和共同的經濟、文化生活，使得原有的民族結構解體，逐漸融和，形成今天的民族和分布的格局。各民族之中都有不少雙語人，甚至有的整個民族都是雙語人。
成書於十一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就明確地記載著「粟特、坎且克、阿爾烏部族就是這樣的雙語人，一部分常和外國人和城裡人來往的和田人、吐蕃人和唐古特人也是雙語人。
」新疆發掘的考古資料、多種文字的文獻、文書、契約也證明當時曾流行多種語言。著名的《坎曼爾詩籤》中寫道：「古宋漢人為吾師，為人學字不疲倦。吾祖學字十餘載，吾父學字十二載，今吾學字十三載。」反映了維吾爾族的先人世代學漢語文的情況。
伊斯蘭教的傳入，對新疆各民族的經濟文化都有很大的影響。由於宗教宣傳的需要，維吾爾族的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不少都變成了雙語人，他們既精通本民族語，也通曉阿拉伯語、波斯語，不少人還能用阿拉伯語、波斯語寫作。這一時期的維吾爾書面語——察合臺語文獻，就深刻反映了這一點。
新中國成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行雙語制，維吾爾語和漢語在政府和各種官方機構中具有同等地位，政府行文一律使用雙語。由於新疆長期歷史形成的這種雙語現象，已深深地影響到了新疆的地名形成，產生了大量的雙語地名。
二、雙語地名
雙語地名就是指一個地方有兩種不同語言的地名並行使用的現象。新疆市縣級行政區劃單位共101個，除了市縣同名(如烏魯木齊市和烏魯木齊縣)的地名外，約有86個，其中雙語地名40個，約佔市縣級以上地名總數的二分之一。根據語種的不同，大致可將新疆雙語地名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一)印歐語—突厥語雙語地名
這裡的印歐語多為自漢至唐生活在新疆的印歐語民族留下的地名，現在多為漢字記音。如：
莎車 (*Saku/*Saka)——yarkant
焉耆 (Agni)——karasar
疏勒 (*Suglak/*Sugdak)——kaxkaryengixar
澤普 (Zerafxan)——Poskam
和田 (üdün)——Hotan
需要說明的是印歐語地名，這類地名位於新疆地名「土壤」中的最低層。據漢文十四史記載,公元前3世紀西城就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為五十餘國。東漢後合為二十國，北魏減為十六國，隋唐時又為四十四國。這些政權名稱，同時又是地名，據學者們考證，這些地名可能大多屬印歐語系語言。
如「莎車」，古音為*Saku/*Saka，該名與古代當地居民塞人族稱Saka有關(參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第991頁)。
「疏勒」一名大概是粟特族名SugkLak(或*Sughdak，l-d兩音在古代粟特語方言中有交替現象)的漢語譯音(參見上引季羨林書第96頁)。這與古代粟特商人在此活動有關。
「龜茲」一名來自屬於古代印歐語之一的龜茲語(又稱「吐火羅語B」Kutsi,其詞義為「白」，古代龜茲人多姓白。回鶻西遷後，稱該地為 küsün/ küxn，漢文作曲先、苦先等，均來自龜茲語 kutsi的形容詞形式 kücnne(參見季羨林上引書第55-56頁)。
「焉耆」一名為梵文( sanskrit)的Agni/ Aknidis(<梵文 Agnidesa)之譯音,該詞梵文意為「火」(參見上引季羨林書49頁)。
「于闐」一名來自塞人一部落名稱üdün(漢文作「尉遲」，又是複姓)。唐代,于闐又稱「瞿薩旦那」( Gostana)，該名來自梵文，其中Go在梵文中意為「地」，stana意為「乳房」，兩詞合在一起，意為「地乳」。參見R.E. Emmerick：《有關和闐的藏文文書》，牛津大學，1967，第23頁；上引季羨林書第1003頁)。
「且末」(讀jü-mo)來自塞語 dirbar，其中的b，按漢字傳統的譯寫規則譯為m音。漢代的「精絕」國名來佉盧文( Kharosthi)的 Cadota，唐代稱「尼壤」來自佉盧文的Nina。此地現代漢語稱為「民豐」，維吾爾語仍保留了古代形式，但略有音變，為Niya(<Nina)(參見上引季羨林書第1030頁)。
「佉沙國」(又稱迦師袛離、伽師信黎，即為khaxghar)，當來自kas，「伽師」+ghari(古塞語「地區國家"之意)，即「伽師國」(參見P.伯希和的《馬克波羅注》卷1, Cascar條)。
上面所說塞語、粟特語、龜茲語、梵語、佉盧語等都屬於印歐語系語言。
(二)漢語—突厥語雙語地名
這類地名自古至今都存在。漢人至少從漢代以來或為屯田，或為避難，或被差遣而來新疆者始終不斷，故漢語地名在新疆也由少到多，由大地名到小地名，不絕於書，不絕於世。如：
伊吾——Araturfuk
輪臺——Bugur
新和——Toksu
且末——Qarqan
鞏留——tokkuztara
溫泉——Arixang
墨玉——Karakax
鄯善——Piqan
烏什——Uqturpan
烏恰——Ulugqat
伽師——Payzawat
巴楚——Maralwexi
古今漢語——突厥語雙語地名的存在是由於漢民族和操突厥語民族雜居造成的。在現今的新疆民族人口中，操突厥語的民族佔一多半，其中維吾爾、柯爾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部，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塔爾等民族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部。漢族南北疆都有，但以北疆為多。
(三)漢語—蒙古語雙語地名
蒙古語地名的出現是隨著元代蒙古人在新疆的統治開始的。漢語——蒙古語地名多分布於北疆。如：
額敏——Dolbuljin
裕民——Qagantokay
富蘊——Koktokay
昭蘇——Mongolkure
福海——Burultokay
伊寧——Gulja
(四)漢語—突厥語—蒙古語三語地名
塔城——Qoqek——Tarbahatay
烏蘇——Xihu——kurharusu
博湖——Bagrax——Bostnur
三語地名雖然不多，但它卻生動地反映了多民族雜居的歷史和現狀。
三、雙語地名產生的原因
不同類型的雙語地名可能有不同的成因，當然也有一定的共性。
（一）雙語地名的產生往往由移民造成
新疆歷來就是一個移民頻繁，民族雜居的地區，今天一個民族給此地取了一個名字，明天另一個民族來了，給此地又取了新名字。如：今阿克蘇，漢代為姑墨，唐代為姑墨州，一曰亟墨，賈耽《四夷路程》云：「拔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按，「拔換」，為阿拉伯語Barkhuan之對音，梵語作Baluka，即《大唐西域記》和《西域記》之「跋祿迦」。唐代此地大概有三種稱呼：姑墨、拔換、跋綠迦。由於移民和交往，使操不同語言的人聚居、生活在一起，從而自然地形成雙語現象。新疆是一個民族雜居和移民頻繁的地區，新疆的雙語地名就是由於各地移民雜居一地形成的。
（二）雙語地名的存在受文化心理的制約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在人們的觀念中，要保持傳統文化首先要保持使用本民族語，而不用外民族語，在多民族聚居區尤其如此。地名作為語言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雙語地名一旦形成，一般說來將會保持較長的一段時間，因為人們往往不願放棄使用自己本民族語的地名而使用外民族語地名。其目的主要是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特點。上文所述漢語一突厥語一蒙古語三語地名就是典型的例證。
（三）由於文化上的原因
雙語地名的存在還受文化心理的制約。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在人們的觀念中，要保持傳統文化首先要保持使用本民族語，其中包括民族語地名，在多民族聚居區尤其如此：雙語地名一旦形成，一般說來將會保持較長的一段時間。儘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名管理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二款明文指出：「多民族聚居地區的地名各民族稱謂不相同時，應確定一種當地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標準名稱」，大多數雙語地名不僅現在仍然存在，今後也將存在一個較長的時期，這是因為人們往往不願意放棄使用自己本族語地名而去使用外民族語地名。這主要是受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造成的。上面所述漢語—突厥語—蒙古語三語地名就是典型的例子。
原文刊載《語言與翻譯》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