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亞洲政黨政治演進的主要特點 |
唐海軍(2005.12) |
亞洲國家的政黨政治發源於19世紀,其發展歷程蜿蜒曲折、複雜多樣,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世紀到二戰結束,為亞洲政黨政治的形成階段,產生了一批民族主義政黨和工人階級政黨。第二階段,從戰後到冷戰結束,為其迅速興起和蓬勃發展的階段,各種類型的政黨相繼出現,政黨政治在多數國家立足並發揮作用。第三階段,從冷戰後至今,為其調整與演變階段,政黨政治出現了更為複雜的變化,多黨民主浪潮在亞洲部分國家興起,許多國家的政黨政治發生深刻變動。迄今為止,亞洲地區各類政黨數以千計,展現出政黨體制多種多樣,意識形態千差萬別,黨派組合分化不斷,地區聯合方興未艾的政治景觀。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國際民主化潮流的推進,信息技術革命所導致的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亞洲政黨政治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新情況與新特點。 政黨格局演變調整 分化組合異常頻繁 近十幾年來,亞洲許多國家的政黨格局出現重大變動,許多新興政黨脫穎而出,取代傳統大黨、老黨,使得原有的平衡局面被打破,新的政黨格局處在形成與重建中。日本自民黨在1993年一度下臺後,其一黨獨大的舊格局瓦解,新興政黨不斷出現,政黨力量經過十年的分化組合,當今日本已在向自民黨、民主黨對峙的兩黨制格局演進。印度也在20世紀90年代中結束了由國大黨一黨稱雄的時代,進入了由國大黨、人民黨兩大政黨陣營對壘的新時期。土耳其原來的正確道路黨、社會民主人民黨和祖國黨三黨主導的格局也已讓位於當今以正義與發展黨為主導,共和人民黨為主要反對黨的新格局。韓國在90年代初構成的民主自由黨、民主黨、新民黨、新韓國黨四黨主導的格局,經過多次分化演變,形成當前由開放國民黨和大國家黨主導的新格局。經過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兩國分別由塔利班、伊拉克復興社會黨主導的政黨格局徹底瓦解,進入了多黨競爭的新格局。伊朗的政黨格局經歷了從伊斯蘭保守政黨在議會佔據優勢到由總統哈塔米領導的改革政黨佔據上風,再到保守政黨佔優勢的輪迴。印尼在1999年後結束了由專業集團一黨獨大的局面,形成由專業集團黨、民主鬥爭黨、民主黨、民族覺醒黨等世俗與宗教政黨多黨爭雄的新格局。巴基斯坦也由人民黨和穆斯林聯盟(謝裡夫派)兩黨主導的格局演變成目前穆斯林聯盟(領袖派)一黨超強的新局面。此外,菲律賓、泰國等國的政黨格局也實現了新的重組,泰國泰愛泰黨成立才幾年,但已經成為本國的「獨大」型政黨,取代了由民主黨、社會行動黨、泰國黨等傳統政黨的地位。除個別國家外,亞洲政黨格局的這種演變都是以民主、和平的方式進行的,是多黨競爭的結果。 受西方風潮影響 多黨制趨勢凸顯 冷戰結束後,亞洲許多國家在政治上日益受世界民主化潮流影響,新興政黨不斷湧現,派別龐雜,一些次地區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政黨產生於這一時期。特別是受西方多黨制的壓力和影響,一些國家被迫開放黨禁,實行多黨制。蒙古、柬埔寨兩國分別於90年代初結束了原由蒙古人民革命黨、柬埔寨人民黨支撐的一黨制格局,確立了以議會民主制為特徵的多黨制度。目前在柬埔寨形成了以人民黨為老大,與奉辛比克黨、森朗西黨三黨並存的新格局。在蒙古初步形成了人革黨、祖國 — 民主聯盟兩大陣營博弈的新格局。尼泊爾、葉門、約旦當局這期間也相繼解除黨禁,允許建立政黨,甚至走上了多黨制道路。在葉門形成了以全國人民大會、伊斯蘭改革集團、葉門社會黨等構建的多黨格局。在約旦組成了包括伊斯蘭行動陣線黨、約旦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約旦共產黨等20個政黨。科威特也改變了過去多年無政黨存在的狀況,已有幾個政治組織活躍於政壇。蘇聯解體後,在中亞及外高地區新建立的國家除土庫曼斯坦目前仍實行一黨制外,其他國家均實行了不同特色的多黨制,政黨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逐漸增大。 意識形態右傾化現象突出 民族主義色彩加重 由於受國內政治與社會氣候影響,近一時期以來,亞洲一些國家的政黨乃至主流政黨在意識形態上明顯右擺、民族主義傾向凸顯。日本自民黨自小泉上臺後公開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並作為其「政治承諾」,不顧國內眾多民眾的批評和反對與韓國、朝鮮、中國等亞洲周邊國家的義憤和抗議;強化美、日同盟,極力向海外派兵參與維和,大力推動憲改,推出修憲草案,主張將「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決議走軍事大國之路。在2005年的眾院選舉及政府重大改組後,日本自民黨內的右傾化傾向更為凸顯。馬來西亞巫統為適應國內政治形勢變化的需要,近年來更加強調宗教特性和馬來人的發展問題。他們認為伊斯蘭教作為全體馬來人的信仰,是巫統的精神支柱和立黨基礎,對馬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馬來人的發展是關係到提升馬民族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巫統作為馬來人的代表,今後應更好地維護他們的利益。印度人民黨的民族主義甚為濃烈,強調印度「以實力尊重實力」,做一個「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並且在執政時就強調要維護「印度教」特性,下野後更是堅持「印度教至上主義」,認為印度在向世界現代化邁進過程中需要「印度教的復興」,聲稱其教派主義的意識形態永遠不會變。也應看到,亞洲許多政黨強調民族主義,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謀求更多的本民族群體的支持,為了撈取更多選票,從而贏得政權或鞏固執政地位,為國家利益服務。 多元文化特性更為明顯 宗教性政黨影響增大 亞洲政黨政治是世界政黨政治的萬花筒,其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與意識形態的複雜性為其他地區所少見。冷戰結束以來,亞洲政黨政治的這種多元、多層次特點展現得更加充分:一是各種政黨在注重展示自己民族性的同時,也敢於亮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旗幟,如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生態主義、社會主義、教派主義等政治思潮爭相鬥豔,這與西方主流政黨近來刻意淡化其意識形態不同;二是一些國家的地方性政黨影響上升。如印度、伊拉克、阿富汗、印尼等國的地方、地區性政黨,以所屬的民族、宗教為依託,在政治上迅速興起,成為所在地區的主要力量。三是各類宗教政黨日益走上政壇。 宗教政黨尤其是伊斯蘭政黨組織的進一步崛起,是90年代以來亞洲政黨政治演變的一個重要動向。它突出地表現在:其一,宗教性政黨在一些國家的議會民主競爭中脫穎而出,甚至主導本國的政治生活。例如,印度人民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相繼在這時期的選舉中獲勝,成為本國的主要執政黨,前者剛下野,後者仍在執政。印尼民族覺醒黨曾贏得2000年的總統選舉,其領導人出任總統。在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約旦、葉門、阿富汗、伊拉克、馬來西亞及中亞等國,伊斯蘭政黨組織大都成為本國的主要政黨之一,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增大。其二,亞洲一些激進、極端性宗教政黨組織迅速擴張,對本國、本地區政治、社會的影響擴大,如在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國,這類政黨組織有的成為牽動政局變化的重要誘因,有的成為影響國內政治與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 加大自身調整與改革力度 施政更為務實 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國家多數政黨更加關注形勢與環境變化對黨自身帶來的影響,日益重視黨的革新問題。越南、寮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從黨的思想、組織、工作作風等方面進行銳意改革,著力推進黨的思想創新、民主政治、廉政建設,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泰國泰愛泰黨提出「民本主義」理念,注重思維觀念的轉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提出「質量比數量更重要」的治黨思想,大力提高黨的幹部的綜合素質。印度人民黨針對形勢變化要求,提出了「奉獻、紀律、果斷、民主、分權」等治黨原則,以改善黨的形象。日本自民黨在決策上也較前民主、透明,更加注重民眾的意願。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的新一輪增長機遇,亞洲許多主流政黨都在調整政策,轉變觀念,對民眾關心的建設國家、發展經濟、維護穩定、實現民生幸福等問題更加關注,更多地強調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消除貧困、扶助社會弱勢群體這類現實問題。如印度人民黨放棄了「寧要土豆片,不要晶片」的主張,大力發展軟體業。泰國泰愛泰黨提出要增加就業,提高民眾收入,發展農村經濟的一系列政策。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提出要提高經濟競爭力,保證收入合理分配,實現可持續發展。各黨都致力於通過解決經濟、社會問題,來彰顯政績,樹立形象,吸引選民。 地區聯合趨勢日見明顯 政黨合作相得益彰 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地區政黨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各國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和那些具有豐富政治活動經驗的大黨和老黨,越來越關心地區和國際事務,越來越積極地致力於對外交流與合作,政黨多邊交往空前活躍。主要表現為:一是政黨的亞洲意識日顯,探求亞洲交流與合作的主動意識增強。一些政黨多次發起召開地區或國際論壇會議,特別是菲律賓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黨、泰國泰愛泰黨和中國共產黨先後主辦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探求亞洲未來發展與合作大計,該模式正在發展成為亞洲地區政黨多邊交往的重要機制。二是該地區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越來越多地加入到相應的政黨國際組織中去。迄今為止,已有24個政黨加入社會黨國際,有20多個政黨成為保守黨國際與基民盟國際的成員。三是在亞洲陸續建立了一些區域性的政黨聯合組織,如亞洲自由民主聯盟、亞洲綠黨聯盟、社會黨亞太地區委員會等,開展了一系列多邊活動。亞洲這些不同類型和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之間進行的這些頻繁交往,必將進一步推進亞洲地區政黨政治向前發展,也昭示著亞洲政黨國際交往和亞洲政黨政治更加豐富多彩的未來。 總體上講,由於本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動,亞洲政黨政治還處在深刻變化過程中,多數國家的政黨格局還未最終定型。在一個政治文明多樣性的世界當中,亞洲自身特有的政治文明決定了亞洲多數國家政黨政治的多元性、開放性和建設性,它不會有統一的模式,會繼續在本地區特殊環境下、在各國國情的制約下,不斷發展成熟起來,形成各具特色的政黨制度。個別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社會發展的不穩定性和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政黨政治的發展進程可能還會出現反覆。但是,從整體上來看,亞洲地區政黨政治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會進一步加強,在地區安全、發展與合作中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也將日益增大。 (《當代世界》200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