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薛松,重慶大學德語系,副教授,重慶 401331,德勒斯登工業大學語言文學學院,日耳曼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德國德勒斯登 01062;柏興偉,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哲學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德國德勒斯登 01062
內容提要:德國社會民主黨150年來從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工人階級革命黨到魏瑪共和國時期議會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再到納粹時期的地下黨,二戰後的建設性在野黨,再到改革後的人民黨,屢次經歷了指導思想的改革和組織的分合。德勒斯登學派的演進位度主義為制度演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範式和分析範疇,在演進位度主義視閾之下,這些制度演進的原因可被解釋為制度模因系統內部選擇和小環境外部選擇的結果。
關 鍵 詞:德國社民黨/演進位度主義/模因學
標題注釋:本文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演進位度主義視閾下的政黨演進研究」(項目編號:CQDXWL-2014-011)課題資助。
德國政黨研究可以追溯到羅伯特·米希爾斯(Robert Michels)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米希爾斯在其代表作《現代民主國家中的政黨社會學》①中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社民黨)為例論述了現代政黨中的寡頭趨勢和精英主導。韋伯也在其專題論文中論述了政黨分類學。②這些理論奠定了現代政黨學的基礎。法國政黨政治學家莫裡斯·迪維爾熱(Maurice Duverger)發展了米希爾斯的學說,其著作《政黨》③至今仍具影響力,被當代政黨政治學者廣泛引用。在二戰之後行為主義(Behaviorismus)和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scher Institutionalismus)相繼在社會學界佔據主導,其在政黨學上的應用分別表現在對政黨行為的研究和對政黨組織的研究。德勒斯登學派的演進位度主義(Evolutorischer Institutionalimsus)為政黨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和範式。這一範式在德國學術界已非新寵,在議會研究、政府研究、企業研究和政策研究中都已有廣泛的應用。本文是演進位度主義應用於政黨分析的國內之首創,也是中文介紹和引入這一範式之始創,甚至在德國學界資料庫中也尚未發現類似的專題論文。因此,有必要對這一理論範式形成的脈絡進行簡單的梳理。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衰落並未阻止人們嘗試將生物進化論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現代社會學中的「系統概念」無疑都源引自生物學。④二戰之後結構功能主義或功能結構主義統治著宏觀社會學界⑤,但結構功能主義顯然難以回答制度發展的路線和與之相關的功能實現和穩定的問題。⑥之後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發展了系統論,提出了系統結構形成的內部和外部選擇條件和偶聯性,隨後社會生物學概念興起,人們開始探索社會和政治行為的深層生物學原因,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kturierungstheorie)以及維爾納·J.帕澤爾特(Werner J.Patzelt)的民俗方法學(Ethnomethodologie),這些理論都在一步步搭建起宏觀和微觀研究之間的橋梁。⑦
演進位度主義為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制度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分析範疇。這一理論建立在盧曼的系統論、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模因學說⑧以及歷史制度主義的基礎之上,實現了進化論在政治學和制度學上的應用。相比歷史制度主義,演進位度主義提供了制度演化在微觀層面機制的分析範疇,制度內部選擇要素如:模因學(Memetik)⑨、模因承載結構(memetische Bebürdungsstruktur)分析、功能承載結構(funktionelle Bebürdungsstruktur)分析。而相比行為主義,演進位度主義又提供了制度的結構、功能、路徑依賴等宏觀分析範疇,制度外部選擇要素——小環境(Nische),如小環境行為體(Nischenakteur)分析、資源和功能分析等。受進化論和基因學(Genetik)的啟發,演進位度主義將這些內外選擇要素之間的邏輯關係在認識論上形成了統一體系,從而打破了新制度主義和行為主義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這都得益於演進位度主義對歷史制度主義、系統論和模因理論的融合。這一範式還借鑑了生物進化史和物種進化中的形態學(Morphologie)的方法,體現了社會建構主義⑩的特點。
模因和基因的不同之處在於模因的複製、重組、突變、留存等行為是由人主觀參與的,就這點而言,為解釋這些微觀的選擇過程,演進位度主義範式也具有向生物社會學(Biosoziologie)、民俗方法學進一步挖掘的空間。演進位度主義的開創者帕澤爾特,將制度演進解釋為模因(Mem)(11)在內外選擇要素的作用下的複製、重組、突變、消亡和留存的過程。模因之於制度可相較於基因之於機體。制度並非從天而降而是由人所建立的,那些制度的構建思想要素即是模因。眾多模因以一定的承載結構表達出來就形成了制度的現實。模因可以是指導思想、行為模式、認知模式、符號概念、組織結構、功能機制、策略等一切構成制度並可被認知和傳遞的信息。(12)模因所表達出來的功能承載結構構成一個總的系統,它涉及:1)是否能夠在其小環境中得到必要的資源;2)是否能夠提供小環境所需要的功能,從而可以持續地從小環境獲得資源;3)系統內各功能是否相互兼容,決定了模因(集合)的存亡。小環境是一個相對於制度的概念,即在制度所處的環境中,一個與制度系統的資源獲取和功能實現緊密相關但不屬於制度系統本身的要素,可以是制度的協同系統或母系統,也可以是以人或物為中心的資源,以財政或信息為中心的資源。(13)
藉助這一系列的分析範疇,帕澤爾特得出以下幾種制度演進的模式。(14)
圖1 演進位度主義中的代際更替
來源:作者自製。
a)在代際更替中的變遷。因制度新人在制度模因體系中加入個人歷史特徵而產生的變異(重組)所致;或在社會化過程中,因模因在複製時發生突變或重組所致(見圖1)。
b)制度危機。因模因重擔或功能重擔的重要承載者斷除而產生的內部制度變遷,即病理變遷所致;或因環境對制度所提出的功能訴求改變所致,或因環境動亂所致(見圖2)。
c)陷入危機中的制度再穩定。制度的再穩定可通過自願或強制性的制度學習,即通過以改變指導思想或通過以改變實現功能結構為形式的改革來實現,也可通過進一步開發緩解危機的資源來實現(見圖2)。
圖2 演進位度主義中的制度危機
注:1.I:制度,R:資料,F:功能,N:小環境,K:危機;2.*制度學習並非制度成員對制度的學習,而是指制度在演進的過程中吃一塹、長一智,通過自我調整以實現內部模因相互兼容或對小環境的重新適應從而重新獲得穩定。
來源:作者自製。
d)制度變遷過程的壓縮。這一過程的壓縮產生於制度的「上層」或「外層」結構,一旦負擔它們模因或功能的承載結構因病理學變遷而斷除,以及在出乎意料的多處觸發了完全出乎意料的變遷,這些上層或外層結構將會發生劇烈變遷,在時間上形成「歷史的加速」。
e)新制度的產生。新的制度變種或一個全新的制度種類的產生,要麼是因為現有制度瞄準了新的指導思想或主導差異,要麼是因為現有的模因重擔或功能重擔因連續的結構或功能變遷而被替換。
f)調整的災難。當制度無法自我調整而走入演進的死胡同,制度將解體。
以上模式大體上概括了制度演進的不同原因。應用這些模式分析制度的演進,其優勢在於可以系統地釐清制度現實和制度形成機制,並提供不同制度之間的可比性;其不足在於,實踐中的制度演進的原因和過程是複雜多變的,上述模式在分析過程中可能會有相互重疊的部分,因而有可能導致分析過程過於繁瑣以至於難以抓住主要矛盾,而且必須依賴大量且可靠的史料。
二、演進位度主義理論在德國社民黨演進中的應用
德國社民黨有著從德意志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魏瑪共和國、納粹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聯邦德國150多年的發展史,作為世界近代史上成立最早的政黨之一,其自身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遷歷程。藉助充足的檔案和史料,將其作為政黨演進研究的案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將選取演進位度主義範式中的部分分析範疇解釋社民黨的演進,將演進位度主義直接應用於政黨政治學中的個案研究。
政黨作為制度的一種,並非從天而降而是由人所創建的。迪維爾熱將政黨起源概括為議會內生和議會外生(15),這一划分也長期受到政黨政治學界的廣泛認可。但無論是議會內生或外生,政黨最主要的功能乃是整合和表達社會利益和思想理念。德國社民黨最初正是整合和表達全德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以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因此該黨在改革之前最重要的小環境就是工人階級,這也是作為階級黨的必然結果。首先,工人階級為社民黨所提供的資源以及提出的功能訴求隨著大環境(Umwelt)的變化也在不斷變化,這些變化也導致了社民黨的演變,同時該黨的演變又對工人階級這一小環境產生了反作用。其次,對於社民黨演進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小環境是政治秩序,更準確地說是政治體制。再次,社民黨演進中的變異,即變遷的可能性是來自於人對模因的掌握,該黨內部的主導差異以及該黨與德國社會環境的關係互動構成了社民黨演進的基本線索。以下的分析並非按照編年史的順序,而是以演進模式為框架展開,在引用和闡述各模式時也各有側重,這取決於社民黨制度演進的事實情況,有些模式十分常見,有些模式間或出現,還有些模式較為罕見。
(一)因代際更替所導致的制度變遷
代際更替對於政黨變遷的影響不可小覷,尤其是政黨領袖的更替可能會對政黨帶來明顯的改變。米希爾斯在其《現代民主國家中的政黨社會學》專著裡對於政黨的寡頭化趨勢有非常詳細的論述,(16)在此不再贅述。正是因為這一寡頭化和權力集中的趨勢,導致了政黨領袖更替能夠對政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德國社民黨的歷史多次印證了這一理論。這一變遷的模式也是一種十分常見的模式。
馬克思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後,德國工人運動空前崛起,工人組織也得到迅速的發展。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創建者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也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拉薩爾的工人運動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馬克思的影響,但他並非全盤複製,(17)而是在借鑑前者的同時加入了其自身受黑格爾影響而產生的「烏託邦社會主義」思想,(18)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初衷——推翻階級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消滅剝削。拉薩爾所關心的只是在普魯士範圍內爭取工人的權益,這一思想的基礎可追溯到德國手工業者早期為分擔風險和爭取利益所形成的類似「合作社」的「弟兄會」組織。因此,與其說拉薩爾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倒不如說是利用者。拉薩爾的這一模因雖受到馬克思的嚴厲批評卻得以留存,並和埃森納赫派一起成為德國工人運動的兩個幾乎完全對立的分支。拉薩爾的模因結構之所以能夠得以留存,可歸結於制度的內部及外部選擇。一方面是因為其模因複製和傳遞的流暢(內部選擇),拉薩爾個人魅力十足且極具演講天賦,追隨者眾多,其模因符合德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傳統,容易為多數人接受和效仿;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模因結構適應了當時的制度小環境(外部選擇),其具體的外部選擇過程將在後面的章節中予以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