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12日 11: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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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的德與禮雖有相通之處，卻也存在著不同。春秋後期社會變遷在思想領域表現為從「明德」到「知禮」的轉變，具體體現為德、禮內涵的演變、範疇的此消彼長以及關係的轉換。德禮之變既是當時思想文化嬗變的鮮明體現，也是經濟、政治領域大變革的一個折射，對我們重新認識春秋後期的社會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有關「德」之初義，學界多釐定為「道德」或「得」，但此類說法皆不得其義。陶希聖認為德是「氏族社會遵守的始祖以來的規範」；童書業釋「德」為「氏族習慣」；李澤厚認為「德」為「社會規範」「習慣」等非成文法規。三者之說，可從。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德」十分雜糅，包含具體的外在禮俗、氏族習慣法（一種帶有宗法與宗教色彩、尚不系統規範的早期禮儀）和內在規範。此時期彝銘有載：「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肈帥型皇祖考，秉明德」「敢帥型先王，秉德秩秩」。文王、武王之德源於天，後世周王承之；效命王室、勞於周邦者則受爵受封，這種合乎宗族規範之舉，便是貴族之「德」。祖宗之德可散布、流傳，施及子孫，後世貴族效法先祖來承繼「祖宗之德」，成為秉「德」之人。西周仲壺銘「匃三壽、懿德、萬年」與《詩·時邁》「我求懿德」說明了「求德」（匃，祈求也）的重要性。彼時，周王繼承天子之德、貴族「型祖明德」皆需祈求，德尚不是個人內心生發出的意識與情感，而是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外在行為規範或禮俗。
春秋後期，隨著個人意識的增強，時人不必效法先祖求德，個人之德靠努力便可獲得，此即「修德」，所謂「修德而後可」。春秋晚期王孫誥鍾器主自言：「餘不畏不差，惠於政德，惄於威儀，溫恭舒遟。」王孫誥自認行事無畏無錯，並以有政德者自居，強調自己溫和恭敬、從容不迫；蔡侯鍾銘謂「既聰於心，誕中厥德」，意為「明於內心，崇尚公正、彰顯德行」，此「德」字從言，字形上的變更，在字義或概念上會有所體現，說明此「德」與言語內心存在關聯。上述之「德」雖仍屬貴族，具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但已呈現出個人化、倫理化趨勢。至孔子，其所言「君子懷德」「德之不修」「以德報德」之「德」已徹底轉為倫理之德。
《說文·豊部》釋豊為「行禮之器」，王國維言：「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豐，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可知，「禮」之初義僅限於奉器祭祀。西周春秋金文未曾發現「禮」字，《今文尚書》共28篇，「德」字出現113次，「禮」則出現7次，且所涉篇章多為後儒雜湊而成。徐復觀「禮觀念萌芽於周初，顯著於西周末，流行於春秋」之說甚是。故指代早期禮儀的乃「德」字。春秋早中期，「禮」逐漸囊括祭祀、飲宴、軍事等領域，但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儀節，如「賓有禮，主則擇之」（隱公十一年）、「曹人致餼，禮也」（桓公十四年）、「治兵於廟，禮也」（莊公八年）。同時，禮亦呈現出「昭名分、別貴賤」的特性：「禮不行則上下昏」（僖公十一年）、「無別不可謂禮」（僖公二十二年）。春秋後期，「禮」之內涵又包括了治國理政，如《左傳》語：「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隱公十一年）。禮之內涵的擴張，導致「禮」「儀」之辨現象的出現。晉平公稱魯昭公「善於禮」，女叔齊卻認為魯君識「儀」不知「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趙簡子向子大叔詢問揖讓周旋之禮，子大叔卻稱此為「儀」而非「禮」，並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昭公二十五年）。「禮」由祭祀而生，後發展為一種彰顯等差的儀節，而「禮」「儀」之辨的出現亦從側面說明，春秋後期之人對「禮」的涵義有了新的界定，原有之「禮」（儀）已不是「禮」的核心了，新「禮」的範疇已包攬天地準則，經國序民、尊卑等差成了「禮」的重要內涵。
春秋早中期，德禮存在並行現象：「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僖公七年）、「德刑政事典禮不易」（宣公十二年）；亦有禮屬德者：「成禮義，德之則也」（《國語·周語上》）、「禮樂，德之則也」（僖公二十七年），即禮樂乃規範之德。春秋中期，時人認為「讓」是「德」之根基，「卑讓，德之基也」（文公元年），及至後期，「讓」已成為「禮」之主幹，「讓，禮之主也」（襄公十三年）、「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以此論之，春秋後期「禮」亦成「德」之基礎，孔子「履（禮），德之基也」（《周易·繫辭下》）可證之。卑讓體現著秩序與尊卑，而這也是禮的核心。「嘉德足以合禮」（襄公九年）說明春秋後期德的重要價值在於是否合於禮，所謂「上下有禮」可稱之「懿德」、「上下無禮」可謂之「昏德」（襄公十三年）。孔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政見亦說明德之運行需禮來保障。周初統治者推行分封制、宗法制，依靠氏族習慣法維持統治，即「德治」。
總之，春秋早中期的「禮」雖可獨立存在，但仍是隸屬於德的一個子目，德也並未喪失外在的禮俗規範。春秋中期以降，「德治」在維持宗法方面的不足已見端倪，禮觀念遂開始逐漸取代德所指代的習慣法、規範等內涵（德的外在層面），且更加規範化、系統化、等差化。春秋後期，德漸漸演化為「道德」之義，並逐漸依附於禮而發揮其作用。
宗法制、分封制是德政存在的基礎。春秋後期，隨著新的生產方式與新興專制階級的出現，宗法制與專制制度新舊之間的更替已不可避免。因此，經濟政治領域的大變革是德禮之變產生的根源，主要表現為公室與卿族之間的公私之爭，也即新舊階級之間的爭鬥。齊景公與晏子論為政，景公強調「在德」，晏子則強調「在禮」。姜齊乃王室分封，是舊氏族秩序的產物，故景公重德，而彼時田氏憑藉所據採邑，培植私人勢力，擴充民眾，削弱公室。鑑於此，晏子主張以「禮治」來維護國君權威、拯救公室，但以景公為代表的公室作為舊制度、舊勢力的代表，不可能從根本上摧毀宗法體系，在瀕臨崩潰的宗法制下，景公又無德行，既不能恢復「德政」，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禮興國」，反觀新興的陳氏則做到了「以禮治民」。隨著土地、人口的減少，公室日漸式微，其他卿族衰亡後，齊國最終落入陳氏之手。魯、晉公室衰落亦是此理。
春秋後期，宗法政治結構進一步崩潰，綿延數百年的德觀念體系亦隨之不斷解構，且已難以適應政治經濟的發展需求。「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本是諸夏治國理政的主要方針，內以宗族規範治理，外以刑威懾。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德漸趨內在化（精神層面），而禮逐漸據有其外在層面（制度規範），並深入社會各個領域。諸夏在處理內部事務時也越來越訴諸強制舉措的政治與法律，作為政治與制度規範的禮便為統治者所青睞。「天道遠，人道邇」「敬鬼神而遠之」理念的出現，意味著人文理性開始漸次取代神學。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宗法、宗教色彩濃厚的「德」已無法制約新興專制階級，而禮的出現與尊爵的固化或階級專政的法制化是相適應的。社會變遷推動了德禮之變，人們開始從過去的明德走向知禮，經國序民的模式由「德治」轉化為「禮治」。這意味著社會中的氏族與宗教色彩逐步褪去，並呈現出專制特性，也預示著理性時代逐漸到來。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