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前，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2018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GGR）。報告一經發布便在網上引起廣泛關注。有網友關注「2018年全球男女平等的排名」，也有網友就世界經濟論壇選擇的指標和指數的綜合方法、報告等問題提出了質疑。為了幫助大家更加客觀科學地解讀報告，中國婦女研究會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從「性別平等評估理論與方法」的視角對報告進行了深度分析。
01
GGGR在推動全球性別平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其指標選擇、方法採用和數據來源格外重要
在過去幾十年中，性別平等一直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部分發達國家持續關注的議題，用來測評各國性別平等的指數指標體系，如性別發展指數（Gender Development Index, GDI），性別賦權指數（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 GEM），性別平等指數（Gender Parity Index，GPI），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社會制度和性別指數（Social Institution and Gender Index, SIGI），性別不公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和性別平等指數（Gender Equality Index, GEI）等7個指數指標體系先後被提出。基於這些體系得出的性別平等指數成為不同時點國際組織測量和評估國別間性別平等事業及婦女發展狀況的有效工具，相應部分得分是國家/地區性別平等事業發展狀況排名的主要依據。
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GGI）是國際社會用來測量性別不平等的指數指標體系之一。因在過去10年中，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GGR）在每年度發布，故其影響力超過其他指數，甚至可以說，它可能是目前全球影響最大的一個指數。通過指數得分對各國的性別平等狀況進行排名，旨在讓參與評估的國家意識到性別差距帶來的挑戰，減少性別差距產生的機會；應該說，這個指數在推動全球性別平等方面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不過，正是因為它的影響性，科學、嚴謹、公允、合理的指標選擇、合理的方法採用和真實的數據來源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在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排名中，中國位居149個國家中的103位，而其中，教育的排名被認為不僅錯了，而且錯了三年。2017年，中國教育的排名在102位，而2018年，教育排名退到111位。從更長的時間看，2006年（即GGGR發布的首年），中國在115個國家中排名在63位，其中，經濟地位的排名是53位，教育獲得的排名是78位，健康生存的排名是114位，政治參與的排名是52位；2018年，這四個分指數的排名分別為86位、111位、149位和78位。儘管直接對這長達10餘年的兩期進行對照具有一定的風險（因為進入評估的國家不同，依據的數據背後的邏輯可能也不太一致），但即便只考慮最近幾年，中國的排位也在不斷倒退。這不由得驅使我們對這個指數進行反思。
02
受理論積累、數據來源和方法處理等方面的制約
GGGR存在局限
綜合性的指數建構是一項十分複雜和極富有挑戰性的工作。
首先，報告涉及的各級指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維度的確定、指標的選取等，既需要突出和精準衡量性別平等的核心意涵，也需要有橫向上的國別可比性，還需要有縱向上的時期可比性。無論性別平等如何界定，它一定是一個多維度、多指標的概念，牽及眾多的領域、需要諸多測量指標來共同反映。但是，指標又不宜過於複雜或龐雜。那麼，哪些領域、哪些指標具有優先權？這就涉及指標建構者的學識與視界。有些指標總是最核心的，具有時空惰性，而另一些指標總是與一定的時空相聯繫的。因此，指數的建構既要以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敏感性指標為重點關切，也要關注基礎性和核心性元素，從而使得衡量結果既能反映當下的現實情況，又能切實地推動性別平等進程的發展。
GGGR是由4個一級維度、6個二級維度和14個具體指標構成（涉及的變量還不只14個，都有男女兩性變量，然後再合成14個比率變量）。但是，指標的選取是不是合適，值得商討。比如，在多個國際組織建構的性別平等指標體系中，出生性別比都是一個重要指標，但這個指標是否就能很好地代表健康平等？實際上，中國在母嬰保健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孕產婦死亡率至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其政治參與的三個測量指標分別是：兩性在議會席位中的比例差距、部級以上官員兩性比例的差距、過去50年中兩性國家元首比例的差距。這是不是忽視了參與地方政治及從事低端或非正規部門工作的女性？是不是難脫「精英偏見」之嫌？
其次，指標選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數據的可及性、可得性、尤其是可信性和時效性（特別是對於一些變動較大的指標）。如果說指標的選取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受制於建構者的價值取向等局限的話，數據來源則是指數建構和指數生成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客觀挑戰。只有數據來源可及且具有時效性、數據測量精準，計算出的指數才更接近實際水平，才能更好地對性別平等狀況做出綜合、全面、公允與客觀的評價。
按照GGGR表1的介紹，本年度報告的數據源自UNESCO統計所（UIS）的教育指標，2017年或最近年份可獲得數據。在四個教育指標中，中國的識字率數據使用的是2010年的數據。在過去數年中，中國的教育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從2011年開始，兩性教育的獲得差異已發生根本性扭轉，如果採用已經大大落後、缺乏時效的2010年的數據來計算識字率（女性與男性之比=0.95），無疑就會低估中國男女兩性教育獲得的平等程度。
GGGR對於數據的另一種處理是，在缺乏最新數據的情況下，採用替代指標。比如，對於中等教育的入學率，世界經濟論壇使用的替代指標為：Percentage of students in secondary education who are female，得到的數據分別為女生47.1%和男生52.9%。儘管在中等教育中，女生的比例（47.1%）低於男生的比例，但這可能是因為女生的人口總量就比男生的人口總量少的緣故；也就是說女生少於男生不代表女生沒有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實際上，這種算法可能包含了出生性別比失衡這個因素，也由此造成性別不平等的疊加。在其他國家兩性中等教育數據可得的情況下，世界經濟論壇對中國直接使用了男女兩性的淨入學率，可能降低國家之間的比較意義；且出生性別比已在「健康與生存」分指數中計分了，對中國雙重扣分。
初等教育的入學率數據缺失。在國別的詳細介紹中，中國的初等教育入學率是缺失的，報告也未對中國的這項指標排序；是不是這個指標就沒有加入到最後計算，報告亦未說明。但是，該指標的權重在四個教育指標中最大，幾乎佔到全部權重的一半，而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的性別差別越來越小。該指標若未被計算在內，是不是會影響到教育分指數、進而影響到總指數的得分與排位？
再次，指數建構最大難點在於各個指標的權重確定。
GGGR的指數建構分為四個步驟：
一是比率轉換，如一個國家若有100個部長職位，女部長佔比為20%，女性與男性的比率是0.25。
二是確定相等基準，即除健康指標外，其餘三個維度的「相等基準」都是1（即兩性相等）。有兩種可能的尺度可採用：（1）消極-積極尺度，可捕捉到性別差距的大小和方向，這一尺度會使具有男性優勢或女性優勢的國家處於不利地位，並給予絕對平等最高分數；（2）單邊尺度，衡量女性與男性的平等程度，不會使其他方面存在性別差距的國家處於有利或不利的地位。GGGR似乎採用的單邊尺度。從教育來看，如上面所說的原因，單邊角度對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一定合適？
三是通過計算每個指標的加權均值，計算分指數得分。計算方法是，變異最小的指標，權重最大。GGGR的表2列出了各測量指標的權重。在教育這個維度，權重最大的是男女初等教育入學率的比率，而最小的是高等教育入學率比率，因其性別差距最大，故標準差最大、在計算指數值時的權重最小。這樣的處理方式，無論是初等教育數據的缺失還是高等教育權重的過低，都會拉低中國的排位。
受理論積累、數據來源和方法處理等方面的制約，任何一個指數都有它的優長，也有局限，這是難以避免的，GGGR也不例外。GGGR的全球性別平等程度得分是68分，其滿分是100分，與性別平等還有32分的距離；而剩下的不平等可能是最難跨越的。這也明顯表現在政治參與和經濟地位方面，得分分別只有22分和59分；生存與健康的得分最高，教育次之，得分分別為96分和95分。中國的經濟和教育得分均高於全球平均，但生存健康和政治參與卻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03
報告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對我們提出了警醒
建議藉機切實推進一些相關工作
比如，進一步加強分性別的統計，提升分性別統計的質量。我國分性別統計提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很多指標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分性別統計數據，但一些指標只是針對女性的數據，缺乏可供兩性比較的數據；而且，有些分性別統計的數據質量不高，有些無法直接使用，需要靠推算，這就難免出錯。
又如，將分性別統計數據及時向UNESCO等國際組織更新。分性別統計的數據，不僅有助於我國政府、社會和學界對性別平等的現狀和問題做到心中有數，也會影響到國際組織對我國性別平等狀況的了解和評價。
再如，我們可否就利用世界經濟論壇的指標和計算方法，用最新的數據來計算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這些數據現在是可獲得的），並與GGGR進行對比，看看二者之間的差距有多大？這樣得到的結果可能更加客觀。
最後，關於性別平等的測量指數體系。目前，社會各界對我國性別平等狀況的總體把握依賴於國際組織提供的數據，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對或不好的，但因指標選擇理念的差異和國際組織數據更新的滯後性，我國的性別平等狀況在不同指標體系中的排名差異甚大。因此，我們能不能開發出一套基於中國實情、又有國際可比性的性別平等指標體系？在北京世婦會前後，儘管國內學者也在指數建構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這項工作沒有持續，已建體系也缺乏實際應用；而國際組織開發的定量評價指標體系，即便數據可信，但因跳脫國家情境進行簡單比較，意義也很有限。無論是從理論層面還是從方法層面，中國政府和學界已經完全可以勝任這項工作，也完全能夠對全球性別平等指數指標體系做出自己的貢獻，講好中國自己的故事，產生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老年學研究所教授）
來源/性別研究視界
編輯/袁夢佳
美編/李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