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倪蘭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有一定道理。
近一年間，在記者的報導對象中，有兩位長者有著十分類似的幼年軌跡——愛擺弄一些普通人看不懂的東西，做各種有些危險性的實驗，甚至小小年紀就組裝出自己的收音機。
其中一位是當年研發出LAS-CDMA的教授李道本，另一位就是剛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高錕。
謙和與堅持
得知記者為高錕而來，電話那頭原本沉穩的聲音多了幾分興奮，語調也一下高揚了起來。
如果說大陸通信業與高錕最相熟的人，恐怕非院士趙梓森莫屬。作為同行，趙梓森經常在各種國際會議場合遇見高錕，而高錕也先後來到武漢郵電科學院考察過兩次。
「友好，很友好。」一提起高錕，趙老首先做出的是這樣的評價。而這似乎也是認識高錕的人們對他的普遍看法——謙和，無論是他早年的科研夥伴、中年在企業裡的同事，抑或是後來他任校長的香港中文大學的師生，乃至如今每周陪他散步的一個拉丁裔小夥子。
從不以自己通信裡程碑式的成果為高於別人的資本，這種謙和或許源於他良好的家庭教養，又或許來自其成果曾多年備受爭議的經歷。
不同於其他一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成果，那篇讓高錕成為光纖領域先驅，如今享譽全球、為普通百姓所知的論文——《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在問世之初曾被人批為「痴人說夢」；此後的十數年間，也一直遊走於邊緣。
「在當年我也是不大相信的，」趙梓森說，「一直到後來1970年康寧真正做出第一條光纖，我才開始相信，慢慢開始做了。」他說他已經算是比較早進入這一領域的，當時仍有許多人不以為然。
實際上，即使光纖真正誕生，高錕的理論得以實現，這條路仍是漫漫。在上世紀70年代，由於半導體雷射器還未出現，人們還在使用速度很慢的發光管，光纖的能力遠低於傳統電纜。比如我國，到1979年打電話，「電纜能支撐1800路，光纖容量只有120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半導體雷射器誕生，光纖的能力獲得極大提升，才得到廣泛重視。此間，高錕一直堅持著他的光纖事業，做著各種努力，無論是研發、商業推動或是教學。
「我們講中文」
趙梓森清楚記得自己與高錕的第一次見面。
那是1979年，義大利舉行世界光通信會議，趙梓森隨著原郵電部代表團去參加了這個會議，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
彼時的高錕，已經是大會領導人，身上有著英國蘭克信託基金會蘭克獎、美國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摩理斯·H·利柏曼紀念獎、瑞典艾力松基金會L·M·艾力松國際獎等多個榮譽。
趙梓森等人去拜訪了高錕。「當時只看到他是黑髮黃種人，但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華裔，所以我就用英文問他『你是不是發明光纖的CharlesK.Kao』，他說是。而當他得知我們是從中國來的，非常高興，馬上說『我會講中文，我們講中文』。」趙梓森對他的這一舉動記憶猶新。
高錕的夫人對自己的丈夫有個評價——「他總是思維超前」，這一點從高錕對光纖的研究、堅持中就可看出；而鮮為人知的是，高錕對於中國光纖領域的關注也一樣超前。
在趙梓森與高錕初次見面的同一年，前者拉制出我國自主研發的第一根實用光纖。而僅僅兩三年後，當時已成為ITT首席科學家的高錕帶著一批人來到武漢參觀了武漢郵電科學院。
看到中國自主研發的光纖，高錕稱之為一個「surprise」，認為「中國光纖通信有了個好的開端」。20多年後的今天，武漢光谷的聲譽已遠播海外。
此後，趙梓森又多次在香港講學或在國外開會碰見他，兩人每每一塊探討、交流技術問題，高錕還會向趙梓森了解國內的一些情況。2003年，高錕來到武漢參加光博會，第二次去武漢郵電科學院考察交流，待了大半天。
時間證明
在身處通信行業，尤其光纖領域的人們看來，憑藉對於世界進步所做出的貢獻，高錕獲得諾貝爾獎是實至名歸。然而，他的獲獎卻也折射出世界對於這一領域在現代社會中的關鍵性作用的最終認可。如果沒有這種認知轉變，這一獎項可能還將旁落。
眾所周知，諾貝爾獎向來只頒給基礎科學，而非應用科學。雖然科學界的人們越來越質疑這種限定的合理性，但事情並沒有多大改現。而高錕憑藉應用科學成果，且是43年前的成果獲獎，其中固然有諾貝爾獎自身謀求改革的原因，恐怕更重要的則是光纖支撐起的通信產業，已經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起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錕43年前的智慧，在今天看來依然熠熠生輝。
因而，在與記者的溝通中，即使許多從未見過高錕的國內通信人也是深以為傲：「這是給高錕的獎項，也是給光纖領域、通信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