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界定
話語權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裡亞「仿像」等說法各不相同。這裡先做一個基本界定。話語權是指一種個人講話的權利，一種right？還是一種控制輿論的權力，一種power？究竟是Right of Speech還是discourse power這是首先要做的界定。在現實的語境中，一個人擁有講話的自由屬於權利right，而非權力power。權利是一個有關私人自由的概念，一個法律的概念，是指一個個體在社會中擁有的某種自由。美國在1791年通過的包括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內的10條修正案在憲法中被稱之為《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顯然是把個人發表言論的自由看作是一種個人權利。而權力則是一個政治概念，是在公共領域一個人或一群人支配他人或社會的強制之力，具有主導性和控制性。在人們使用話語權的現實語境中，話語權顯然不是指個人表達思想的權利，而是指主導輿論、影響公眾、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權力。所以，話語權應該是一種主導輿論的權力，是一種discourse power，而不是Right of Speech。
二、世界由符號和語言構成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稱是一位尼採主義者，但事實上，福柯關於語言的哲學跟尼採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是跟海峽對面的英國經驗論，尤其是休謨的哲學有很大關係。休謨說，我們無法知道客觀世界是否真實存在，因為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流不過是交流彼此的經驗，而不是在交流外部世界的真相。福柯把休謨的經驗論進一步發展為語言論：「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和語言的世界。……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不存在什麼真實事物，存在的只有語言，我們所談論的都是語言，我們在語言中談論」。由於每個個體都被語言所包裹，離開了語言就無法思考，無法描述，無法交流，所以這個世界歸根到底就是語言的世界。基於這麼一個哲學基礎，話語成了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所謂歷史，不過是人們接受這樣說的說法而已，所謂現實的好壞與進步與否不過是取決於誰來解讀，誰來宣示。當一個群體能夠在語言表達中居於主導地位，能夠讓大眾相信他們對概念的界定，對世界的語言陳述，那麼這個群體就能主導這個社會，反之亦然。從經驗論到語言論，休謨、福柯等人看到了經驗與語言對人的限制，也看到了經驗和語言世界對人類生活的重要作用，但這種理論忽視了語言本身仍具有依附性。
三、話語就是權力
在現代社會，話語權是指主導輿論的權力，即主導社會的群體通過主導輿論的方式來影響社會發展的方向。當人們說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掌握了話語權，就是指某個人或某個群體主導了社會輿論，主導了社會發展的方向。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知識和真理並非如一般人理解那樣是與權力（power）不相干的，相反，權力與知識共生，真理也是權力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誰掌握了真理的話語，誰就掌握了社會權力，話語權與統治權是相輔相成的。從歷史和現實看，無論是民族國家還是國際社會，話語權通常都是由掌握經濟、政治、軍事主導權的社會群體所掌握。中國成語講的「一言九鼎」或「人微言輕」就是從某個側面表達了對話語權的解讀。
四、話語權作為一種統治權的歷史
由於話語的重要作用，話語權歷來是統治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人類進入文明狀態開始一直到今天，掌握話語權的社會群體始終是統治階層的核心成員。古代社會的祭司、神職人員在社會中的地位都只是僅次於國王而高於貴族。只有中國的情形稍有例外，是士大夫掌握話語權。祭司、神職人員最根本的職能是向整個社會宣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國王、政府是憑藉什麼樣的依據來統治社會的。任何國家，如果不能通過話語來說明國家的神聖性或合法性，這個國家必將崩潰，即使政府擁有最強大的武力。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神職人員逐漸退出政治舞臺。秦王掃六合，用武力統一中國，但卻沒有給社會提供一套話語體系來說明中央集權制度的合法性。由於缺乏話語的統治，秦王朝歷時15年就崩潰。後來的漢武帝以儒學構造統治的話語權，才使得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延續兩千年之久。
五、現代世界的話語權
近代以來，祭司、僧侶、中國的儒生逐漸退出政治舞臺，話語權逐漸由現代媒體所掌握。在當今世界，如果一個國家的媒體集團與政府結成親密同盟，那麼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力一定強大，社會也相對穩定。如果一個國家的媒體與政府相對立，那麼這個國家一定處於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媒體都已經成為統治集團中的一個重要角色，這是西方國家穩定的一個根本原因。據統計，世界上大多數報刊發表的國際新聞，有90%來自西方「四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的新聞報導71%關於美國，9.6%關於歐洲，關於非洲的報導不到1.8%。到了20世紀80年代晚期，美國之音（VOA）用66個超大功率的發射臺對全球廣播。另外還有專門針對中國的「自由亞洲電臺」。
六、話語權依賴硬實力
話語權雖然如此之重要，但話語權本身作為一種軟實力，最終還是依賴於硬實力。福柯認為，給社會提供價值體系的人文科學都是與權力機制攜手並進的。真理也是權力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儘管話語權很重要，但話語權歸根到底是建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的基礎之上。話語權可以成為統治社會的一種重要力量，但是話語權的形成和確立並不能靠話語本身，而要靠強大的物質力量，靠強大的硬實力。離開了硬實力的話語權最終是無本之木。宋襄公認為自己掌握了「仁義」的話語權而不顧硬實力的弱小而試圖稱霸，最終為天下人恥笑。
七、民族國家的話語競爭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標誌著西方世界進入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階段，而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隨著西方世界的擴張也席捲了幾乎全球所有的國家。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所謂落後了就要挨打就是對全球叢林社會現狀的描述。當今世界是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叢林而無世界政府，所以也沒有與世界政府相伴隨的統治世界的話語。這個現狀決定了全球話語權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世界各國力量對比的變化而變化。由於話語權就是一種統治權，所以全球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話語權的競爭。世界五百年來各國力量的盛衰也伴隨著各國話語權的盛衰。
八、戰後全球話語權的變遷
戰後全球話語權的競爭基本上伴隨著冷戰時期東西兩大陣營的博弈。如上所述，國家力量是此消彼長，沒有永遠的帝國。由於冷戰前後國家力量的變化，話語權也隨之轉移。
九、兩個流行話語的案例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兩個最基本的概念隨著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也發生變化。不僅話語權發生變遷，概念的內涵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兩個概念一個概念是普世價值，一個概念是民主。
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從人們使用普世價值的語境看，普世價值是一個應然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實然的概念。普世價值不是指已經普遍存在的價值，而是指人類尚未完全實現、但必須全力追求的價值目標。當人們說「應該接受普世價值」，「應該促進普世價值」，這就意味著，世界上還有一些民族和國家沒有接受普世價值。由於這個原因，有人認為universal value 翻譯為「普適價值」更為切貼，因為普適是指普遍適用，而非普遍存在。
普世價值作為一個應然的概念，決定了這個概念的使用者是要改變世界，是要把自己信奉的價值體系推廣到全人類。所以，對一個國家來說，大力提倡普斯價值，就意味著「輸出革命」，「輸出價值體系」。
在二戰以後，由於以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在全球戰略中處於攻勢，因而具有最強烈的熱情推行普世主義。在他們看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人類最大的普世價值。由於這個原因，蘇聯集團熱衷於「輸出革命」，希望把共產主義的價值體系推廣到全球。
反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基本處於守勢，因此基本不提普世價值。相反，他們的話語是反普世主義的，強調各個國家應該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盲目接受蘇聯的價值體系。針對1949年中共建政，西方國家的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一個有著特殊的儒家文明國家被蘇聯的普世主義所俘虜是不應該的，中國人不應該接受蘇聯的共產主義普世價值體系。
但是，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隨著蘇東國家的崩潰，普世價值這面旗幟轉移到了西方國家手裡，西方國家開始大講普世價值，開始大力輸出西方國家的價值體系。
民主（democracy）: 儘管代議制民主起源於體系西方國家，但在冷戰時期，民主並不是西方國家喜歡使用的話語，相反，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包括中國，是把民主這個概念作為掌握話語權的工具。
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西方的民主是極其有限的，是虛假的。因為政治民主只是社會生活中一小塊領域，一人一票的普遍選舉並不能給每個公民帶來民主權利，也無法把整個社會變為民主社會。在共產主義的民主理論中，社會經濟生活是最重要的，是決定社會基本面貌的。如果在經濟生活中，在市場上、在公司內部，西方國家不能夠實行民主制度，政治選舉和議會制度都是虛假的民主。共產主義理論就是要以公有制的形式把民主原則運用於經濟領域，運用到每個經濟單位——公司內部。以公有制為形式的經濟民主恰恰是與資本主義的產權理論相衝突的。按照產權理論，每一個人在公司裡的地位和話語權是不可能平等的，業主和僱員在公司內部不可能處於平等地位，更不可能按照民主原則來決定公司的決策。而產權的形成只有靠自由競爭，而不能靠民主選舉。
正是這個原因，一些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國名上冠上「民主」二字，如東德、北朝鮮。中國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奪取政權時，民主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號，這在當時中共的報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中共在1949年建政時，全國政協會議中曾有人提出在共和國前面加上民主二字：「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後來由於這樣國名顯得太長，而人民二字已經體現了民主，所以才沒有把民主二字寫上國名。
另一個原因是，在冷戰期間，為了抵禦蘇東陣營的擴張，西方國家大多與當時的右翼專制獨裁國家結盟。這樣是少用民主這個概念。
但是，上個世紀90年代，蘇東國家崩潰，民主的旗幟轉移到了西方國家手中。西方國家開始運用民主這個口號來奪取全球話語權，因為在前蘇聯模式下的國家都缺乏普遍選舉和代議制這種政治民主形式。
結論：
話語權是統治權的一部分。無論是統治一個國家還是統治世界，統治者都需要掌握話語權。話語權作為一種軟實力，與國家的經濟、政治、及軍事等硬實力相輔相成。話語權不是固定掌握在某些人或某些國家手中。話語權隨著各個社會群體、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及軍事等硬實力的變化而變化，而一些基本概念的內涵也會隨著局勢的變化而發生轉化。所以，人們對話語權應該把握好平衡。一方面，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話語權，因為話語權事關國之存亡；另一方面，也不應該迷信話語權，因為世界上沒有恆定不變的話語權，也沒有恆定不變的概念。
（原標題：全球話語權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