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對現代社會科學積累的有益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採用這些知識和方法時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學判斷力。」這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把準研究方法和選擇好研究方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時代，把準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本質與聯繫，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促進哲學社會科學「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出場
社會科學以人類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精神活動等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從其產生開始，便有了自己相應的研究方法。從屬性來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以及兩者的有機結合，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或者說定性的方法與定量的方法，一直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隨影而行。人類早期，科學整體發展水平不高，沒有達到系統的程度，不能非常確定未知世界，圖畫簡化、記號改造和文字描述，成為人們認知世界的主要方法；同時，手指計數、石子計數、結繩計數和刻痕計數等也運用在社會活動之中，成為人類早期將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相結合認識世界的雛形。
一直以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對定性研究沒有明確定義。但是，大致認為，所謂定性研究，主要是依據社會現象或事物具有的屬性，從內在的規定性來研究現象或事物。定性研究，主要通過語言文字描述、現象分析歸納、圖像展示說明等方式，從中尋找事物「質」的特徵和規律。比如，標誌著經濟學誕生的《國富論》，以定性為主進行闡述，馬克思的《資本論》採用大量定性研究進行分析，定性研究方法闡釋出從整體上把握事物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光輝思想。
20世紀20、30年代，定性研究因社會調查方法得到發展，採用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等方式開展研究，加快了定性研究方法的步伐。通過定性研究，人們對研究對象有相對偏於感性的了解。
假以將考察目光投向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輝煌殿堂，不難發現，儒家的解釋系統成為了絕對主流。這至少源於相對封閉的農業社會，生產力不夠發達，整個社會結構高度同質化，分析社會現象，更多從禮和文化的角度去考察。這也是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在很長時間裡沒有自身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原因。其實，這是相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內涵以及具有多學科性、多方法而言得出的一種推論。近代以來，大批仁人志士在尋求國家與民族的圖存路上，常常借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社會問題，尋求解決良方。經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思想理論界空前解放。在「政治學、社會學等等需要『補課』」的指引下，我國社會科學開啟重建之路，面對改革開放的宏大場景，社會科學在研究社會問題時，更多使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展示出許多抽象的理論推導和思辨闡述。一則，這是繼承傳統的研究方法；另一則，是社會科學與哲學、歷史學和文學有著本土的人文基因和關係。
相對定性研究來說，定量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遲緩許多，但是發展迅速。回顧科學發展的歷程，人類對自然現象的觀察、日常生活的需要以及為滿足這種需要而從事的生產活動等構成了科學的起源。古代東方民族和古希臘對古代科學的萌芽均作出重要貢獻。但直到伽利略摒棄神學的宇宙觀，倡導數學實驗方法，揭示出動力學、天文學的變換狀態和存在規律，才開啟近代科學以及定量研究之先河。近代科學快速發展，工業文明大步向前，社會現象紛繁複雜，實證主義迅速興起，用「量」的表達、數學的語言研究社會對象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威廉·配第、奧古斯特·孔德、埃米爾·迪爾凱姆等均在其著作中大量運用定量的方法分析經濟社會等現象，尤其是經濟學的後邊際革命爆發，越來越多的定量分析被應用到經濟理論研究中；薩繆爾森將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其影響延續至今。這些研究方法為後來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學科建立，提供了許多有價值可借鑑的具體定量研究方法。定量研究試圖在一定的假定條件下，藉助工具、公式或模型推理將研究對象的各組合要素的相互關係以及外部條件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揭示出來，以期對研究對象有相當精準的認識和分析。數學基礎和計算機應用基礎，在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為了定量分析研究對象不可或缺的手段。方法、模型和指標構成了定量分析的主幹要素。
二、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起伏
宏觀上講，大千世界，氣象萬千，社會現象，林林總總，凸顯世界的複雜性，這使得定量研究難以精確計量研究對象中各因子的相互關係，必易導致定量研究的或然性。微觀上講，社會個體的獨特性，特別是個體情感、精神等研究，一般較難採用定量方法加以研究。方式上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只看到連串數學公式、得出系列數字結論，易導致見物不見人，駛離研究初衷。這也是定性研究可成為社會科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的重要緣由。當然，縱覽近些年社會科學通過定性獲得的研究成果，定性研究也在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從闡釋理論到對接現實等的轉化與應對。
定量研究誕生以來，主要經歷過實驗法、測量法、問卷法和數學模型法等多種量化研究方法的演變與綜合，發展至20世紀70年代達到一個高峰。期間，面向現實世界、重視實踐、主張實證和理性的風氣異常興盛，促進了自然科學的許多研究方法轉化成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一些綜合性、應用性、交叉性的社會學科，採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目前在研究中，因其借用定量方法取得的大量新穎、精細且具備數字說服力的成果，也難完全以客觀姿態接納傳統定性方法研究出的深刻思想成果。可以說，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定性研究傳統思維模式，促進了研究的技術化。但是，無論提出怎樣合理的假設，建立多麼精緻的模型，估算參數，驗證理論，預測未來，仍然還是其不足之處。
隨著人類生產力總體水平不斷提升，自然科學技術也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素材。社會問題與科技問題結合愈發密切，有時甚至科技問題直接演變成社會問題，對其的研究，需要藉助定量研究去精準探究；與此同時，由於社會生產、生活的急劇網絡化、大數據化、信息化、複雜化和快速化，對有關社會問題採取定性研究，也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需求以及解決認識問題。
三、讓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得益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範疇很廣，不同學科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對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我們都要研究借鑑，不能採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態度。」
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黨建等眾多領域，這些領域都有其相應知識體系和話語表達，都應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要堅持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和研究問題。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都有用武之地。只是針對不同研究對象、藉助不同學科視角、發現不同問題和達到不同研究目標而採用的不同方法而已，沒有孰優孰劣。從這點上講，兩種方法應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相得益彰。
過度仰仗定量，易在學術研究方面過度模型化，勢必導致認識世界的價值理性缺失；過度仰仗定性，易在研究內容方面出現空泛化，勢必導致認識世界的精準度不夠。沒有定性的定量，容易導致盲目的定量；沒有定量支撐的定性，容易產生無本質的定性。在定量分析基礎上的定性分析，更能因接近事物的屬性而得出科學的結論；在定性分析基礎上的定量分析，更能把握社會的變化動態和趨勢走向，有利於科學得出事物的「質性」。無論是歸納與演繹、實證與思辨、證實論與證偽論，還是解釋與理解，都預示著研究思維的理性進步。
社會科學的時代屬性、價值本性和民族特性，決定了我們在新時代面臨信息化加速發展，原本在工業化時代建立起來的許多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研究方法，必然受到學科分立、方式轉換、話語創新等方面的影響。此時，我們要認清每種方法具有不同的特徵和功能。對於有些定量研究，分析嚴謹，數據清晰，但我們更要注意其根本思想和原理意蘊。因為，西方有些流派和理論背後，藏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而快速發展的中國的諸多問題，不在西方學術視野之內。對於有些定性研究，看起來，理論先進、論證充分，但我們不能簡單橫向移植，要注意其論述的立場和基本價值取向。因為，我們要有我們的自主性、主體性和獨立性。
新時代，許多傳統學科再展新顏、新興學科不斷湧現、前沿學科快速變革、交叉學科蓬勃發展、冷門學科煥發生機。在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進程中，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與各門具體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同時還要借鑑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優秀成果和方法，不斷創新研究，才是我們應走之路，而不必只是在糾結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孰優孰劣中兜圈子，不必在對定性研究產生固化與偏見、對定量研究產生痴迷與排斥中迷失了方向。其實，不管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要根據社會科學的研究內容、研究目標和學科特點而定，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結合中國實際、中國經驗和中國社會，解決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
【本文系湖北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新形勢下進一步完善湖北高校網絡意識形態建設研究」（18ZD019）階段成果】
（作者單位：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