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研究的代表性議題
實際上，個案研究並不等於定性研究。其一，個案研究並不排斥使用大規模數據的做法。其 二，定性研究還可以採取個案研究之外的其他方式進行。但是個案研究確實被認為是最主要、最常 用的定性研究方式，且常常處於與定量研究方法論爭的最前沿，因為這二者確實存在著研究取向上 的本質差異，它們對現象進行解釋的邏輯是不同的。簡略說來，定量研究是將每一個被調查對象 ( 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組織等) 的不同特徵( 變量) 剝離出來加以量化分析，個案研究則將被調查對象 整體而不是變量置於研究中心，考察在具體的個案中各種不同特徵如何配合併發揮作用①。因此，為了表述方便，下文基本使用個案研究來簡化替代定性研究這一說法。
個案研究所面臨的最普遍質疑是「代表性」或者「超越性」問題。大家關注的是，基於對個別的 有限系統進行的研究，有沒有可能獲得對更大範圍事實的認知以及更具一般性的理論概括，其原理 和具體做法是怎樣的①②。
關於「走出個案」或「獲得超越性」的方式，學者們歸納出幾條路徑。第一種以早期社會學家塗 爾幹及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他們認為典型個案是總體的微縮景觀，必然蘊含普遍法則， 從中發展普遍性具有天經地義的正當性。雖然這種做法屢受批評，但其對全局把握的追求、能夠且 應該通過見微而知著的觀點始終被一些學者所堅持③。第二種以費孝通的類型學—普遍主義研究 範式為代表，試圖「超越個案進行概括」，以實現對整體的認識。第三種以格爾茨的深描說為代表， 主張「在個案中進行概括」，或稱「理論概括」: 忽視個案本身而著重概括個案之中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的特徵④⑤。
學界通常把布洛維的「擴展個案法」作為與上述做法有著本質不同的超越方式，認為一般的個 案研究方法使用的是類屬解釋，即通過比較不同個案中的相似性提煉普適法則，從而形成新的一般 化理論; 布洛維則採取基因解釋，即通過比較相似情境中的差異性形成實質性的因果解釋，從而實 現對既有理論的重構。前者主要是從個案中發現實質理論進而邁向形式理論，從而將微觀社會學 用作宏觀社會學的建築材料，構建宏觀社會學的微觀基礎; 布洛維則意在揭示微觀社會學的宏觀基 礎，去理解微觀情境是如何被諸如國家、經濟等宏觀力量所形塑。他對「意義」問題的處理實質上混 合著兩個維度: 一是個案作為一種特殊事實，可以藉助已有理論推演出新的理論; 二是個案作為部 分性事實，可以顯示整體性事實⑥。然而，筆者認為，僅從本文探討的議題而言，布洛維的做法與格 爾茨並沒有本質的不同，依然是弱化個案本身而側重理論概括，只是概括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技術 有所區別，故此並不單獨列為一類。
仔細琢磨後我們會發現，這些解決方案在個案研究本身的意義、價值和研究在其他情境的適用 性兩個方面存在纏雜，這是導致問題難以澄清的可能原因之一。也許，引入另一套術語可以更為清 晰地表述問題甚至解決問題，因為在很多時候，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⑦。
外部效度: 代表性議題的視角轉換
效度是衡量研究質量的指標，因此也能衡量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可以更好地涵蓋前述個案代表 性爭論中涉及的複雜議題。
內部效度是研究設計架構能使我們根據結果得出清晰結論的程度。如果研究結果有且只有作 者提出的一種解釋，不會讓人感覺該結果很可能實際上是受到其他幹擾因素的影響，那麼該研究的 內部效度就高。因此，研究過程所有導致對結果有其它解釋的因素，都是對內部效度的威脅。比如 變量 x 的變化總是一貫地、明顯地伴有 y 的變化，如能肯定變量 x 的變化是引起變量 y 變化的直接 原因，那麼這個研究就具有高內部效度。相反，任何其他可能引起變量 y 變化的因素都是對其內部效度的威脅①。換言之，內部效度衡量的是研究提出的觀點的可靠性: 你提出的觀點確實存在，不是 由於各種誤差或者你沒有考慮到的其他因素造成的。顯然，內部效度高的研究，其質量更高。
外部效度是指某一研究結果能被推論至特定研究以外的程度，基本等同於前述的代表性議題。一個研究可能具有較高的內部效度，研究本身比較可靠，質量較高，但如果研究結果只能應用於特 定的研究對象，其適用範圍非常有限，外部效度不足，則其研究意義有限②。
用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概念來回顧前面羅列的個案研究者對代表性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發 現，所有的研究都會關注內部效度問題，因為這是高質量研究的本質要求。但所有的個案研究都很 難具有「科學」意義的代表性，只能因為具有理論意義而具有某種超越性③。
這一結果的根源在於邏輯學的常識: 從邏輯學的觀點來看，顯然不能證明從單稱陳述( 不管它 們有多少) 中推論出全稱陳述是正確的，因為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總是可以成為錯誤的。不管我 們已經觀察到多少只白天鵝，也不能證明這樣的結論: 所有天鵝都是白的④。也就是說，如果個案研 究應用的是歸納法，它在獲得知識的外部確定性( 外部效度) 方面存在先天的致命缺陷。只要是涉 及從局部到總體的提升，永遠存在錯誤的可能性，永遠只能達到「可能」的真實。更重要的是，人們 沒有很好的辦法衡量這種犯錯的可能性。
實際上，著名哲學家波普爾認為，亞里斯多德以及培根說的「歸納」，與其說是指從特殊觀察事 例得出普遍定律的推理，還不如說是一種引導我們能直覺或知覺一個事物的本質或真諦的方法⑤。一個科學家，不論是理論家還是實驗家，都提出陳述或陳述系統，然後一步一步檢驗它們。說的具 體一些，在經驗科學的領域裡，他們構建假說或理論系統，然後用觀察和實驗，對照經驗來檢驗它 們⑥。這就是目前學術界流行的定量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隨著現代數量統計學的運用，這種演繹 的研究方式，其外部確定性可以估算⑦，這才是定量研究方法的本質優勢所在: 它的衡量標準更為 明確。
然而我們並不能因為個案研究法在外部效度確定性方面的不足而否定其價值和意義，因為科 學研究並不僅僅只有一種方式。如圖 1 所示，人們對世界的探索和研究往往構成一個循環圈，對任 何問題的研究無論何時都會處在推理過程循環圈的某一點上: 從基礎結果( 左下角橢圓所示，即事 實、觀察所得) 經過歸納邏輯變成普遍性推斷( 或理論，左上角方框所示) ，然後又從這些普遍性推斷 ( 或理論) 經過演繹邏輯，變成待檢驗的假說或對特定事件和結果的預測。研究可以從這個循環圈 的任何—點開始: 一些研究者從理論或抽象概括開始，一些研究者則從觀察開始。實用主義者認 為，在研究一個待解問題的過程中，他們會有選擇地使用歸納邏輯或演繹邏輯。
根據「研究之輪」，在歸納研究環節，更重要的是提出有想像力、解釋力的理論假說，而在演繹環 節，則更注重驗證理論的確定性和適用性，這是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也是這些研究的不同目標。也就是說，當我們對研究進行評判的時候，不僅僅要考慮效度，尤其是不能只是考慮外部效度( 代表 性) ，還需要根據研究的不同類型進行效度和目標的綜合評估。據此，我們的知識生產也才可能更加有的放矢，產出高質量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個案研究並不必然是歸納式的，定量研究也並不必然是演繹式的。所以，對研 究進行評價以及指導研究，需要對經驗研究的類型進行細緻劃分並有針對性地探討其效度及目標問題。
經驗研究的類型劃分、效度要求及研究目標
如前所述，確定研究的側重點關鍵在於研究目標而不是研究手段，理論建構的研究，不論採取 定量還是個案研究範式，都會側重內部效度和理論的想像力與解釋力，相對忽視外部效度。而理論 驗證的研究，不論採取定量還是個案研究範式，都會在確保內部效度( 即研究質量) 的基礎上側重外 部效度，即確定性。表 1 從研究的目標和手段兩個維度對學術研究進行分類，並列出這四種類別的 研究在想像力和確定性兩個方面的要求。
下面筆者分別對這四種研究類型進行簡要的分析說明。
( 一) 理論建構的個案研究: 強調內部效度和理論想像力，忽視外部效度②
雖然波普爾認為，每一個科學發現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柏格森意義上的「創造性直 覺」③，但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加特·密爾在其著作《邏輯系統》裡提出的並被世人稱為「歸納推 理的密爾方法」一直被科學家普遍地用於因果推論中④。
理論建構的個案研究，格爾茨的《尼加拉: 十九世紀峇里劇場國家》堪稱典範，已經被反覆分 析⑤⑥，筆者在此另用徐進、趙鼎新的論文「政府能力和萬曆年間的民變發展」⑦來加以展示。從標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文章要對萬曆年間的民變發展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解釋。文章開 篇簡述了萬曆年間民變的兩個典型案例: 蘇州和武昌地區均發生了抗稅民變，但是蘇州民變歷時僅 為五日而武昌民變卻前後拖了兩年才得以根本解決。
顯然，作者把蘇州和武昌兩地民變的不同類 型看作因變量，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變量「政府能力」，希望通過案例分析過程建立兩個變量之間的 因果聯繫。這是一種歸納推理，作者運用了密爾方法中的求異法。即: 如果兩個個案各方面都相 同，但一個個案有 A 有 B，而另一個個案無 A 無 B，那麼 A 和 B 必有因果聯繫①。作者用的是類似的 求異法，展示的是，在蘇州和武昌兩地其他情況未有重要差異的情況下，蘇州與武昌兩地政府能力 這一重要差異導致了兩地民變的不同結果，由此作者建立起了兩者的因果關係，並賦予自己用國家 社會關係理論解釋歷史上的民變現象這一解釋框架較高的合法性。
那麼判斷這一研究的價值和質 量的核心點在於兩點: 第一是該文章是否為我們研究某一現象提供了新穎而有想像力的理論解釋; 第二是這種解釋是否可靠，即是否具有內部效度。因此，對該文的批駁應該集中於想像力和內部效 度兩方面，第一是該文作者一直強調的運用該研究框架的創新性不成立( 比如已經有了類似研究) ; 第二是該文所建立的解釋並不唯一，也就是說，兩個案例之間並不是只有政府能力和民變結果的差 異，比如說兩地民變領袖的行為差異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因果聯繫可能是虛假 的，實際上是由於沒有被充分關注和討論的第三變量: 民變領袖行為差異所導致的。
可見，這是鑑 賞和寫作此類研究的關鍵點。如果對論文分類及其衡量標準沒有足夠的認識，則往往無法很好地 理解、評價有關研究，更難以寫出令人信服的文章。
至於這種解釋框架到底在解釋其他歷史時期或其他地域的民變現象時是否適用，這種外部效 度有待以後其他研究來驗證( 「研究之輪」的第二步) ，當然其前提是其他研究者認為這個問題值得 進一步確認。換言之，不論看上去多麼有說服力、多麼充滿靈感的個案研究理論建構，其實質都只 是一種理論假設，其外部效度或者說代表性、可推廣性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加以確認②。
（二) 理論驗證的個案研究: 強調內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確定性
著名的個案研究學者羅伯特·殷在指出解決個案研究外部效度的方案時明確提出應該進行案 例複製研究: 從兩個或更多案例中總結出來的結論會比從一個案例中總結出來的結論更紮實、更具 說服力③。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和《雲南三村》可以看作是這種研究的典範。最初，費孝通根據江村 的個案研究建構了自己的理論發現，得出了研究結論: 家庭手工業的衰落和現代工商業的入侵導致 了土地向離地地主的集中④。雲南三村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江村個案研究的後續，費孝通有意識地 選擇了手工業基礎及工商業入侵有不同取值的三個村子，對比它們的土地集中情況。通過比較發 現，無論以農業為主的祿村還是以手工業為主的易村，由於沒受到現代工商業的直接影響，都沒有 發生土地外流; 但農工相輔的玉村則由於受現代工商業的衝擊和江村一樣發生了土地向離地地主 的集中( 程度比江村要低) ⑤。因此，這一比較研究似乎釐清了現代工商業對土地集中的淨影響，從 而驗證了最初的假設，即江村個案研究的理論發現。
很明顯，這一系列個案研究有了清晰的研究設計脈絡，其實質類似於前述趙鼎新對萬曆民變的 研究設計思路，通過對比案例揭示更為可靠的變量關係，獲得內部確定性較高的理論認識。如果費孝通的意圖就是要建構一種理論認識，建構現代工商業入侵程度與土地集中的方式和程度之間的 因果關係，這一系列的個案研究可以說較好地實現了研究目的，使我們對這一理論認識有了較高的 確信度( 內部效度) 。
然而，費孝通不滿足於此。正如其在《雲南三村》序言裡面講到的，應用類型比較法，是為了逐 步識別出中國農村的各種類型，逐步由局部接近全體，步步綜合，接近認識中國農村的基本面貌①。可見，費孝通做三村個案的初衷也許並不是如上文指出的進行多個案研究設計以獲得理論的高度 內部效度，而是希望通過案例的驗證來獲得對事實層面的知識確認，即達致對中國農村生活的總體 把握。雖然這一想法非常值得尊重，但是這一做法很難完成這一目標。因為相對於中國農村這樣 一個龐大的總體而言，四個村子在數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無法在對總體的認識上達到很高的確定性 ( 外部效度) ，雖然多進行幾次複製研究確實有利於提高個案研究的外部效度，但實際上這種作用通 常不是太明顯。
我們在鑑賞和進行個案研究的時候需要進行仔細的區分: 如果個案研究是設計來對已有的理 論本身進行驗證的，我們需要關注的仍然是前期理論的內部效度，這一目標通過個案研究來實現是 可能的，而且往往很有力度。但是，如果作者是希望通過個案驗證來獲得對已有理論認識的情境超 越性，那麼需要關注的就是已有理論認識的外部效度，這就無法迴避代表性問題。這樣的驗證由個 案研究來完成往往具有較大的缺陷，不能達到很好的效果。具體說來，這種驗證的效果如何，取決 於我們希望超越的範圍( 總體，N) 與我們的個案數( n) 之間的關係。如果二者之間差距太大，這樣 驗證的外部效度較低。反之，如果二者差距很小，這樣的驗證還是可以達致較好的外部效度的。
比如說，有些研究的個案是個人，那麼初始研究的價值主要在於能否深入地挖掘一些新穎的、 富有理論想像力的解釋框架，個案到底是幾個不是問題的關鍵，當然，通過對比設計等來達到內部 確定性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不做出好的研究設計，個案人數的增加本身並不能提高文章的價值。這樣的研究由於總體 N 特別巨大，無論你選取多少個案( n) ，一般都無法達到驗證的要求，而且最根 本的是，個案研究的抽樣方式也是非概率的。所以，類似的個案研究，用個案研究來進行複製驗證， 效果是非常小的。相反，有些研究的個案總數( N) 比較小，比如國家，由於 N 和 n 之間的差距較小， 每一次複製研究的外部效度都可能是令人滿意的。這也是比較歷史研究方法比較盛行的原因。
( 三) 理論建構的定量研究: 強調內部效度和想像力
理論建構並不是個案研究的專利，通過定量數據的展示照樣可以建構理論，艾爾·巴比在其經 典方法教材《社會研究方法》中描述了一個這樣的案例。葛洛克和巴比等人一開始有一個研究選 題: 關注聖公會教徒捲入教會活動程度不同的原因。資料收集過程並沒有按照演繹的思路來設計， 只是希望獲得部分教區居民參與教會程度較高的資料。資料收集之後按照慣例會先分析幾個基本 的人口學變量，包括性別、年齡、社會階層和家庭狀況。結果發現，這四個變量和宗教活動捲入程度 有很大的關係，也有累積性效應。這時候，研究者們其實並不是很清楚如何進行解釋，通過討論引 發了進一步的推理過程，他們關注四個自變量之間的內部關聯，發現可以將這四個變量綜合成一個 指數「宗教參與度傾向」，而且他們發現，這四個變量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在世俗社會中的不同地位， 因此想到了其中可能也牽涉到尋求慰藉。這是巴比在方法層面去展示歸納法從具體觀察出發，得 到一個一般化理論解釋的例子②。
不論用何種方式建構理論，其評價標準就是理論建構的意義和深度，也就是理論對已有認識的 突破，是否有新意，是否有解釋力。但是由於定量研究的特徵，一般來說，沒有理論指導就不會有相應的數據收集①，所以用定量方法建構理論與用個案研究方法驗證理論一樣，使用比較少，而且力度 往往不夠。我們在閱讀以及寫作的時候，也要注意去區分，如果旨在進行理論建構，到底選取何種 方法更為合適。
（四) 理論驗證的定量研究: 強調內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確定性
目前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已有較成熟的規範，可以概括為「洋八股」。絕大多數定量研究都 採取這種範式進行理論驗證，鑑別、欣賞和進行定量研究更看重的是其確定性追求。定量研究的 內部效度主要通過剝離、驗證變量之間的「真實」關係來實現，相反的表述就是要去除「虛假」相 關，學術界已經發展出很多技術來進行好的因果分析，其中常用的是統計控制的思想②③④。提高 外部效度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保證樣本的概率抽樣方式和提高樣本容量等。這方面文獻頗多，在此 不贅述。
定性⑤、定量研究的融合路徑
對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呼籲與追求，在學術界存在了很長時間。總結來說，至少有如下三種方式。
（一) 定性、定量思維的互嵌
馬戎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定性與定量研究通常本身就是融合的。首先，定量研究不能缺 少對事物的定性把握，比如根據某種特徵和規則把社會現象進行類型的劃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 而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可以說，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結果為基礎，再對社會現象的變化 過程、社會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數據分析，從而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結論。
其次，社會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一些「變量」的內涵及其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能力，也必然處在變 化之中，對於這些變化的分析，可能就需要定性研究者的觀察和概括。對處於較為劇烈的社會變遷 之中的對象的研究，必然要更注意探索量變和質變的邊界、量變到質變的條件等問題，這也是進行 定量研究的前提。
實際上，即便是最為定性的人類學研究，也必然會使用一些基礎性的量化指標，譬如村民們的 年齡、上學年數、收入水平、外出天數、家庭規模等。如果完全沒有這些帶有數字的指標，他的民族 志和訪談記錄就只剩下帶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性語言了。那些重視定性研究的學者，在他們的實際 調查中還是必然會使用一些基本的量化指標，也完全沒有必要把定量研究看作是「另類」的研究方 法予以排斥⑥。
除去這種嵌入在一種研究方法之中的對另一種研究方法的運用，或者說兩種研究方法本質上 存在的相互滲透性之外，定性、定量方法在研究中的混合運用也日益普遍。
（二) 定性、定量方法的混合運用
阿巴斯·塔沙克裡和查爾斯·特德萊較為全面地介紹了當前學術界對定性、定量方法的混合 運用情況，將之歸納為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兩大類。混合方法是指在一項研究的方法論中( 如在資 料收集階段) 融合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路徑，而混合模型研究則是指在研究過程的所有階段 ( 如概念化、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和推論) 中都融合了定性和定量兩種路徑。
由於學術界長期蔓延的定性、定量範式之爭，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目前尚處於初級階段。如今，範式之爭逐步消散，實用主義研究方法論日益流行，研究者開始自由地使用最適合於他們所 研究問題的各種方法，混合研究範式日漸盛行。
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學者們認為，進行研究時應該確立明晰的目標，相對於範式而言，研究的 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具有優先價值。研究者為了回答其研究的問題，應當同時從定量和定性兩種路 徑中選擇合適的方法，不應因為範式之爭而有所偏頗。對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大多數課題來說， 其研究的問題大都可以用混合方法或混合模型設計來求得最佳的解答，其效果遠勝於單一地依賴 於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路徑。相比較而言，混合模型研究是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研究中日益強化 的—種發展趨勢①。
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混合研究方法是放寬了研究的視域，不進行絕對比較，不局限於某 一個具體研究( 環節) ，而是允許在一個環節並用兩種方法達致相互補充的目的，或者在一個完整的 研究輪的不同環節使用不同的方法完成不同的目的。前面已經說過，提出假設環節更適合用定性 的歸納方法，而驗證假設環節更適合定量的演繹方法。那在這一完整的研究輪中，定量定性相結合 當然是更好的研究方式了。
（三) 定性、定量研究的相互依託
個案研究對外部確定性的追求，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但是定量研究對理論想像力的追求， 則由於其遮蔽在演繹邏輯之下而往往被人忽略，也因此很多學者批評定量研究刻板、瑣碎、乏味。實際上，好的定量研究往往也追求獲得深刻的理論認知。增加新的研究視角，尋找新的解釋和被解 釋變量，剖析因果關係的具體作用機制等涉及增加人們新的認知或者說理論想像力的做法，雖然不 能說是定量研究的全部合法內容，但也屬於相當重要的部分( 其他還包括新數據的運用、新方法的 使用、新測量方式的納入等更側重追求確定性的內容) 。
當然，定量研究和個案研究對理論想像力的追求存在細微的差別，前者對引入新解釋的過程不 是特別注重，更注重考量新解釋框架的確定性。它十分吻合波普爾對理論發現和驗證的觀點: 知識 不可能從無———白板———開始，也不可能從觀察開始。理智的直覺和想像極其重要……它們作為 我們理論的主要源泉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們的理論大都是虛假的。觀察、推理甚至是直覺和想像的 最重要功能，是幫助我們批判考察那些大膽的猜想，我們憑藉這些猜想探索未知。知識的進步主要 在於對先前知識的修改②。換言之，定量研究對新解釋框架的提出本身不是非常重視，因為它們只 是猜想和知識的起點。它關注的重點是對這種猜想的驗證過程，是通過驗證過程達致的對知識的 確認過程，以及較高的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相比之下，個案研究由於較難以做到確定地進行外部效度的驗證，所以對提出新解釋框架的過 程更重視，它必須通過研究的對比案例設計、深入細緻的事件過程勾勒等方式建構研究的高內部效 度，使研究更有價值和意義。
在此基礎上，定量和個案研究既有融合的需求，也有融合的可能性: 定量研究選擇研究起點的 時候如果能借鑑定性研究的成果，也許可以產生更多有創見有新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而避免過多 的重複瑣碎的常識驗證性研究; 定性研究的選題如果更關註定量研究的需求，其結論隨後被定量研 究驗證以獲得外部確定性的可能性會大增。如此，學術研究的主題可能更為凝聚，整體效率大為提 高，相互之間的交流、對話更具可能性，將極大地促進學術繁榮。
具體說來，這種融合不應該建立在某種方法的消融之上，而應該堅持兩種方法各有所長、各司 其職的觀點，在對二者的類型劃分和特徵、旨趣、取向等進行深入把握的基礎上，不去爭取做不到也 不應該做的，比如讓個案研究提高外部效度，而是做好自己擅長的事情，比如強調個案研究結論的 理論想像力。可以嘗試的路徑包括: 力爭建立一些學術界共同關注的領域，在其中優秀的個案研究 可以激發後續定量研究對其提出的理論進行驗證，使得知識得以確認和積累，使人們對這些領域的 認識得以推進。在這種融合思路中，選題是至關重要的。個案研究的選題除去學者個人的興趣之 外，還可以考慮結合目前現有大型數據所涉獵的範圍，有針對性地對定量研究的不足之處加以彌 補，這種做法比一味批評指責定量研究過於蒼白無力、空洞無趣要高明且有建設性得多。定量研究 者也應該更注重對個案研究領域新進展的把握，讓好的理論建構( 個案研究) 成為好的定量研究的 起點，這樣可以達到理論的外部效度，實現想像力和確定性的完美融合。
以美國的家務勞動研究為例。家務勞動分工及其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是家庭社會學及性別研 究的重要主題之一，亞莉·霍希爾德( Hochsehild，A． Ｒ． ) 描述了一系列婚姻，從個案中總結出家庭 內部勞動分工維繫婚姻不平等的結論，明確提出「第二輪班」( the Second Shift) 概念來概述這樣一種 情形: 儘管妻子的經濟地位日漸提升，丈夫所承擔的家務並沒有增多，而妻子除了在辦公室進行第 一輪班的工作，還要在家裡進行第二輪班的工作①。以這樣的優秀個案研究為起點，研究者進行了 有針對性的定量研究設計，探討家務勞動對個人工資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家庭責任的承擔可能 對個人的工資收入產生負面影響。控制對人力資本的測量，近期研究通過定量的方法檢驗了已婚 男性和女性的家務勞動對工資的直接影響效應。學者認為家務勞動通過以下途徑來影響工資: 一 個人能用於工作的時間、所選擇或被安排的工作類型、能夠投入工作的精力以及僱主的歧視，因此 女性承擔著格外多的家務勞動就可能是性別間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②。研究者同時發現，家務勞動 對工資的負面影響存在性別差異，也就是說，相比男性，女性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會引發更大 的工資損失③。
這樣的個案研究與定量研究互動就是筆者提出的兩種研究方法融合的未來趨勢之一: 在一些 重要的研究領域，聚集大量的優秀個案研究學者和定量研究學者，他們各司其職各展所長，使得定 量研究有富有理論意涵的研究起點，而優秀的個案研究的結論也能夠很快獲得外部驗證，進而促進 新知識的產生。
參考文獻（部分）
王寧: 《代表性還是典型性? ———個案的屬性與個案研究方法的邏輯基礎》，《社會學研究》2002 年第 5 期。
王富偉: 《個案研究的意義和限度———基於知識的增長》，《社會學研究》2012 年第 5 期。
渠敬東: 《邁向社會全體的個案研究》，《社會》2019 年第 1 期。
盧暉臨、李雪: 《如何走出個案———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7 年第 1 期。
張靜: 《案例分析的目標: 從故事到知識》，《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8 期。
王富偉: 《個案研究的意義和限度———基於知識的增長》，《社會學研究》2012 年第 5 期。
［法］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版，第1 －2 頁。
李欣、石文典: 《內部效度、外部效度及其關係》，《心理研究》2009 年第 1 期。
［澳］戴維·德沃斯: 《社會研究中的研究設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 頁。
王富偉: 《個案研究的意義和限度———基於知識的增長》，《社會學研究》2012 年第 5 期。
［英］K． Ｒ． 波珀: 《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頁。
［英］卡爾·波普爾: 《猜想與反駁: 科學知識的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 頁。
［英］K． Ｒ． 波珀: 《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頁。
［美］阿巴斯·塔沙克裡、查爾斯·特德萊: 《混合方法論: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結合》，重慶大學出版 社 2010 年版，第 24 頁。
［英］K． Ｒ． 波珀: 《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頁。
［美］歐文． M． 柯匹、卡爾·科恩: 《邏輯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46 頁。
盧暉臨、李雪: 《如何走出個案———從個案研究到擴展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7 年第 1 期。
王富偉: 《個案研究的意義和限度———基於知識的增長》，《社會學研究》2012 年第 5 期。
徐進、趙鼎新: 《政府能力和萬曆年間的民變發展》，《社會學研究》2007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