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社會的國家與民眾基於天人合一的思想意識形態和生產技術水平對蝗蟲災害認知有限，一面通過神靈祭祀的蝗神信仰禳災祈報，一面通過人力滅蝗進行社會治理。地理學家陳正祥利用蝗神廟的空間分布繪成中國「蝗神廟之分布」的歷史地理圖，[1]刻畫出中國農業文明在歷史時空中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互動的結構特點。
歷史上的蝗蟲沒有科學分類，現代昆蟲學的研究表明飛蝗是造成蝗災最主要的種類。郭郛等學者對現代中國災害性的飛蝗進行生物學分類，劃分為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三大亞種。[2]
中國飛蝗三亞種的東亞飛蝗主要分布於黃河和長江流域，亞洲飛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內蒙古區域，西藏飛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區域。陳正祥的「蝗神廟之分布」圖與東亞飛蝗的分布區域基本重合，表明「蝗神廟之分布」圖主要反映的是中國農業文明核心區內地農耕區域社會蝗災的歷史空間，但對新疆、內蒙古及西藏等邊疆區域蝗災的歷史發展和空間分布缺乏概念和認識。
亞洲飛蝗（圖/wikimedia Commons）
西藏飛蝗（圖/百度百科）
現代昆蟲學對新疆亞洲飛蝗的形態、生活習性、地理髮布、蝗區生態條件基本掌握，並長期研究蝗蟲災害的預測預報和治理方法。[3]新疆天山以北區域的蝗蟲種類及區系組成更為豐富，天山以南區域比較貧乏。十八世紀中葉之前的天山北麓區域以畜牧業為主導，屬於歐亞內陸草原遊牧諸部族活動的核心地帶和遷徙的樞紐通道。而清代新疆沿天山北麓的新興農耕區蝗蟲連年成災，危害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深受其害。
中國歷史上蝗災頻仍，加之深入人心的「天人感應」的君權神授思想意識，民間信仰形態的八蜡廟、蟲王廟、劉猛將軍廟（祠）等蝗神廟成為蝗災防治的社會機制。學界對歷史上新疆的蝗災及治理有不少涉及，[4]本文擬通過清代新疆蝗災和蝗神治理的內地農耕因素和時空分布進行研究，以期對中國蝗災的歷史發展和空間分布有更為科學完整的理解和認知，並思考中國農耕區域與遊牧區域相互交錯的時空結構。
清代新疆的蝗災時空分布
新疆地處歐亞內陸腹地，氣候屬於中溫帶乾旱區，地理形勢由崑崙山、天山、阿爾泰山環抱著塔裡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構成。橫亙於中部的天山山脈把新疆分隔為南北兩大區域，天山以北以草原為主形成畜牧經濟的遊牧社會，天山以南以綠洲為主形成定居種植的農耕社會。無論天山南北，清代以降的社會經濟有顯著發展，尤其天山以北持續的農業開發活動改變了其原來的生態環境，原生天山北麓的亞洲飛蝗隨之對各種農作物進行蠶食，適宜的條件下就會演變成蝗災。
1.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新疆蝗災
清朝一統新疆之後迅即展開政權建設，恢復社會生產與穩定社會秩序。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在喀喇沙爾（焉耆）地區安插從阿克蘇多倫遷徙的回眾5千餘人，勸民墾種，規定3年以後徵收稅糧。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喀喇沙爾辦事大臣達桑阿報告庫爾勒「所種大小麥，因蝗蝻傷損，僅收三百餘石」，同一地方的輪臺「大小麥俱已成熟，共收穫八千一百餘石」，[5]顯然當年蝗災造成的損失較大。乾隆二十八年六月，烏什辦事大臣素誠向朝廷報告「烏什等處蝗蟲成災」。[6]七月，庫車辦事大臣鄂寶奏報「庫車等處遭蝗災」。[7]乾隆三十年四月，哈密「蝗從西北飛來」，[8]反映飛蝗的大面積遷飛情景。
伊犁是清廷治理新疆的總匯之區，也是屯墾重地，蝗災也比較多發。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伊犁屯田「今年偶被蝗災，收成歉薄，糧價必昂」，[9]乾隆命令第一任伊犁將軍明瑞查明情況，確定賞給屯墾兵丁的錢糧數量。明瑞隨後查明奏報：「今年錫伯、索倫、達呼爾等十佐領兵丁，耕種地畝被蝗，所有前借給耔種，及接濟糧石，刻下不能交納，請俟豐收時歸還。」[10]乾隆考慮邊疆軍民的生計拮据，直接寬免應還的耔種和接濟的糧食。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伊犁將軍阿桂奏報「伊犁烏哈爾裡克山谷、塔勒奇、哈喇烏蘇、阿里瑪圖、察罕烏蘇及錫伯、回子種田地方均生蝻子」，尤其是「塔勒奇河流域蝻子極多」。[11]伊犁地區具有良好的蝗蟲棲息生態環境，屯墾種植又為其提供適宜的食料，構成蝗災發生的基礎條件。
乾隆三十二年六月，烏魯木齊辦事大臣溫福等上報「精河等處軍民遣屯地方滋生蝗蟲」的詳細情況。[12]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清廷原本計劃將西安兵2000名移駐伊犁巴彥岱，此前因為「阿桂奏稱，伊犁地方被蝗，秋收歉薄，請將西安兵暫停移駐，恐建立兵房，無人居住，必至損壞，是以暫停建造」，乾隆以為「阿桂從前所辦，殊屬非是，伊犁被蝗，不過偶然」，認為「彼處田土肥沃，易於成熟」，決定「早應將西安兵移駐」。[13]但實際上，隨著伊犁及新疆其他地方農耕的進一步發展，蝗災不是偶然發生，而是經常發生。
蝗災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吐魯番盆地鄯善境內發生蝗災，當時的闢展辦事大臣達桑阿奏報「闢展地方遭受蝗災」。[14]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焉耆地方再次爆發蝗災，哈喇沙爾辦事大臣實麟上報「庫爾勒遭受蝗災」。[15]烏魯木齊在乾隆年間屯田農業較為發展，清廷設置的烏魯木齊都統轄區從牧場轉變為城鎮，蝗災也與農業的發展相伴隨。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1774年6月21日），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上報三十八年烏魯木齊、昌吉等地方發生的飛蝗災害和撲滅工作。[16]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索諾木策凌又報告瑪納斯所屬塔西河一帶遭到蝗災，並詳細劃分六分、七分、八分不等的受災等級和具體地畝數。[17]七月十四日（8月20日），烏魯木齊都統索諾木策凌再次奏稱：「今歲厄魯特部落耕種地畝內，有被蝗蟲傷損者八十餘頃，所有從前借給伊等糧石，應於今歲完納者，請展限二年等語。……今歲被蝗傷損過半。」[18]乾隆批准了索諾木策凌對厄魯特部落的救災方案。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時任烏魯木齊都統永慶上奏「烏魯木齊下屬奇臺縣遭受蝗蟲災，請予賑濟」。[19]
乾隆五十四年，烏魯木齊都統尚安等上奏「迪化州所屬地方，蝻子萌生，率屬撲滅」，[20]迪化州（州治所在烏魯木齊迪化城）所屬地方包括阜康縣、吉木薩爾縣、奇臺縣、昌吉縣、瑪納斯縣，表明這次蝗災發生的地域範圍較大。因此，閏五月甲辰的乾隆上諭特別提醒烏魯木齊的軍政官員：「則鎮西府屬，及吐魯番、庫爾喀拉烏蘇等處，境地毗連，亦恐或有延及。尚安等務宜一體留心，預為防察，毋使潛萌。」[21]尚安對此次迪化州所屬地方的蝗災撲滅及時，沒有造成大的損失。
尚安由此一直警惕蝗災的再次出現，乾隆五十八年還專門上報「飭查烏魯木齊所屬並無蝗蝻」。[22]
嘉慶十年至嘉慶十三年（1805—1808），祁韻士被遣戍伊犁，觀察到造成災害的蝗蟲有其天敵「黑雀」，並判斷是「鷟鸑爾」。祁韻士作竹枝詞「蠢蝗害稼捕良難，有鳥群飛競啄殘」，描述「鷟鸑爾」消滅蝗蟲的情形，「雀如燕而大，色黑，有斑點，啄蝗立斃，然不食也，土人目屬神雀」。[23]
道光元年六月初八日（1821年7月6日），烏魯木齊都統貢楚克按例奏報所屬兵屯民屯糧食長勢，特別提到「未生蝻子」，六月十三日（7月11日），伊犁將軍慶祥奏稱：「伊犁巴爾圖海等地回子農田遭蝗蟲災。」[24]伊犁將軍和烏魯木齊都統常例奏報所屬軍民屯田禾苗生長形勢，道光一朝的新疆多數時期沒有發生蝗災。[25]
同治四年（1865），伊犁將軍明緒奏報稱：「伊犁地土寬廣，田疇交錯，軍民日多，植米麥一律茂盛，乃於四月底正當結穗之際，蝗蝻滋生，傷害禾稼，……不轉日間，忽有神鴉數萬翔集，頃刻間蝗蝻滅盡。」[26]
經過上百年的發展，伊犁地方的農業卓有成效，蝗災仍然時有發生，類似的情況在天山以北的新興農耕區比較有代表性。但在社會動亂的年代，蝗災缺乏有效的治理，加之無力救災，蝗災危害和社會危機相互表裡。晚清新疆民變和外敵入侵，清廷全力收復，戰亂破壞後的新疆蝗災爆發頻繁。
2.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新疆蝗災
光緒年間（1875—1908），鎮迪道所屬的烏魯木齊、昌吉、呼圖壁、吐魯番、巴裡坤、烏蘇、奇臺、阜康、瑪納斯、吉木薩爾等地以及吐魯番西南的疏勒、拜城、莎車等地都普遍發生了蝗災。
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整頓吏治，恢復社會生產。
光緒四年（1878）三月，左宗棠指出「迪化各屬間被旱蝗」，[27]懲治侵蝕救災物資的署昌吉縣屬呼圖璧巡檢王瑜圃。
光緒三年至光緒六年，呼圖壁「蝗旱頻仍」，署巡檢江景曜傾力「驅蝗請賑發牛籽，豁免額徵」。[28]
光緒五年六月，吐魯番廳同知奎丞向上級報告「蝻子撲滅殆盡」，[29]是年吐魯番發生蝗災。
光緒八年，陳晉藩任鎮西（巴裡坤）廳同知「因驅蝗並諸善政，民不忍忘」，民眾為其刻立功德碑，碑文描述蝗蟲「蟲斯飛簇簇」，最後「蝗蝻跡如掃，芄芄生幾谷」。[30]巴裡坤營官曾向鎮迪道申報「鎮西廳屬李家溝、奎素一帶蝗蝻復生，幾於無處不有」，[31]吐魯番廳向布政使司申報「卑廳飛蝗入境」，[32]鄯善縣也向布政使司稟告「現往魯克沁地方督捕飛蝗」，[33]請求得到上級的指示、財政支持和協助。
光緒十九年至二十年，烏蘇「甘河子、車排子等處蝗災」，[34]結果被飛鳥啄食。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署甘肅新疆巡撫饒應祺奏報「迪化等屬被蝗被雹成災」，[35]十月，再上報「新疆迪化疏勒二屬被蝗被雹」。[36]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饒應祺又報告「呼圖璧地方被蝗成災」，[37]「該處西北鄉芳草湖等處於六月初間忽有飛蝗入境，勢如疾風驟雨，頃刻落集田野」，查明「附近草湖地內小麥多被齧傷」，進而判斷全疆的蝗災形勢不容樂觀，指出「新疆戈壁淖海極邊，近年時有飛蝗為害」。[38]呼圖璧蝗災的同時，烏裡雅蘇臺將軍崇歡奏報：「戍守官兵日需米麵，向由古城採買，現因該地蝗災，請暫改由歸化城購辦報聞」，[39]反映奇臺縣古城一帶也發生蝗災。當時的官府文書透露：「查新省北路各屬，近數年來蝗蝻為患，幾於無歲無之。」[40]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饒應祺繼續匯報「新疆吐魯番迪化等廳縣，水蝗偏災甚重」，[41]更詳細的情報來自署迪化縣知縣左照煦的報告：「縣西北鄉東工渠、西工渠、太平固堡、東固堡、西石洞子、沙梁子、廣東莊、四十戶安寧等十一渠於本年七月二十八九等日，忽有飛蝗由戈璧草湖入境，殘食戶民秋禾」，「飛蝗眾多，一經落翅，地內禾苗殘損殆盡，」[42]烏魯木齊縣域遭受嚴重的蝗災。饒應祺再次聲明「頻年北路各屬時有飛蝗為患」，[43]天山以北乾隆年間新興的農耕區域成為蝗災重災區。
光緒二十五年，陝甘總督與新疆巡撫聯銜會奏「新疆吐魯番、迪化、鎮西、拜城等處被水被蝗被雹」，[44]蝗災與其他各種自然災害在全疆並發處於高發時期。
此後，光緒二十六年，奇臺「是時蝗蝻為災，莊稼未收顆粒」；[45]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北路阜康縣被蝗」；
[46]光緒二十九年五月，「阜康、綏來等縣被蝗成災」。[47]
宣統元年（1909）三月，清廷宣布「分別蠲免新疆鎮西、寧遠、莎車、阜康、孚遠等府廳縣被蝗被雹被水地方糧草」。[48]
延至民初1915年，喀什和塔城同時發生蝗災，迪化道尹公署「通飭各屬預先防範，免至蔓延全省」，發出全省蝗災的預警。[49]清季新疆各地災害頻仍，蝗災一直是其中主要的災害類型。
3.新疆蝗災的時空特徵
清代新疆蝗災爆發的時間主要分布在四月份到十月份，夏蝗與秋蝗並存，主要集中在的五、六、七、八、九月，而以六月左右的夏蝗最多。恰如徐光啟對蝗災發生季節的觀察和總結：「最盛於夏秋之間，與百穀長養成熟之時正相值，故為害最廣。」[50]
新疆蝗災持續的時代從清朝一統新疆的乾隆直至清末宣統，其中鹹豐朝缺乏文獻記載。但鹹豐帝在位10年，飛蝗七載，全國大約三分之一的省份蝗禍泛濫，[51]新疆估計也難以倖免。清代新疆蝗災生發的地理空間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哈密、吐魯番（含鄯善）、焉耆（含庫爾勒）、庫車、拜城、烏什、疏勒、莎車等地域，天山以北的巴裡坤、奇臺、吉木薩爾、阜康、昌吉、烏魯木齊、呼圖壁、瑪納斯、烏蘇（含精河）、伊犁等地域。
新疆蝗災發生與清代新疆農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尤其出現在政府組織的屯田開墾區域，重點集中在天山北麓和吐哈盆地的新興綠洲農耕區域（圖一）。清代新疆蝗災集中發生的地域與亞洲飛蝗的生物群落主要分布於天山南北麓的低地綠洲地理空間基本吻合，源於新興農耕發展與亞洲飛蝗生態環境的衝突。
清代新疆的蝗災分布[52]
新疆蝗神信仰與蝗災治理
蝗災本來屬於自然災害，但其對人類社會的侵害從糧食安全延伸至社會浮動，衝擊災區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心理，造成一種社會危機，不僅僅需要物質的補償救濟，還需要社會心理的精神撫慰。蝗災的治理就在祭祀蝗神和人力捕蝗兩種歷史過程中並行不悖。清朝一統新疆之後天山以北新興農業區得到長足發展，天山以南原有綠洲農業也得以恢復。[53]內地農業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也成為新疆蝗災治理的社會機制，各種類型的蝗神廟隨之成為天山南北農耕社會的常見景觀。
1.伊犁農耕區的蝗神廟與蝗災治理
清初同一座廟宇先後被冠以八蜡廟、蟲王廟和劉猛將軍廟的名稱，例如山東威海衛「八蜡廟，俗名蟲王廟，在東北門外，康熙末年建，後改為劉猛將軍廟，劉能驅蝗，有求必應」。[54]還有同一縣城同時存在八蜡廟、蟲王廟和劉猛將軍廟三座不同的廟宇，例如河北徐水縣「八蜡廟在縣南城外，……劉猛將軍廟在南關，……蟲王廟在北關外」。[55]這些廟宇也在新疆農業的發展及蝗災的社會治理中出現在天山南北。
劉猛將軍廟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乾隆給軍機大臣的諭旨指示：「聞內地農民皆祀劉猛將軍及八蜡神。伊犁雖系邊徼，其耕種亦與內地無異，理宜仿傚內地習俗」，傳達命令給伊犁將軍明瑞等新疆高級軍政官員，「令其建祠設位供奉」。[56]伊犁初始的八蜡神和劉猛將軍祭祀設施比較簡略，建制完整的八蜡廟和劉猛將軍廟是由第二任伊犁將軍阿桂約於乾隆三十二年主持修建的。
乾隆四十一年，任職伊犁滿營協領的格琫額詳細說明：「八臘廟在惠遠城步營大廳之側，東鄰學房，南向正殿三間，後為主持房二間，殿中供設先穡神農、司穡后稷、水庸、水房、貓虎、昆蟲、農畯、郵表暇（畷）神位八，而無塑像。其西為劉猛將軍廟，規模一如八蜡廟之制」，同時指出兩座廟宇「至今歲時致祭祀，以少牢永護星屯矣」，而「蝗起傷禾」是兩座廟宇得以完善的直接動因。[57]
八臘廟和劉猛將軍廟在伊犁同時並存，直到鹹豐年間還有清晰的位置記載：「八臘廟在惠遠城鼓樓東，劉猛將軍廟在惠遠城鼓樓西。」[58]
同治四年四月底，伊犁蝗災被自然天敵飛鳥食滅，被認為是劉猛將軍顯靈的神異。伊犁將軍明緒「奏請晉加劉猛將軍封號」，[59]朝廷據此欽定劉猛將軍「普佑」封號，傳達全國各地劉猛將軍廟遵照執行。[60]
鹹豐七年（1857），朝廷再次重申「劉猛將軍為驅蝗正神」，禮部隨之擬定「保康」封號。[61]據此，新疆的劉猛將軍廟也應當增加新的封號，並在官方祭祀中行使，進一步明確劉猛將軍為「驅蝗正神」的神聖與權威。歷經同治年間的戰亂，新疆建省之後的伊塔道屬地區重新修建一批劉猛將軍祠。
光緒二十五年，精河直隸廳同知劉澄清在城外東郊建起一座西向的劉猛將軍祠。[62]
光緒二十六年，參贊大臣春滿在塔城漢城東門外北梁建修劉猛將軍祠。[63]
光緒三十二年，寧遠縣（伊寧）知縣李方學在縣城南街建成劉猛將軍祠。[64]
劉猛將軍的蝗神信仰不僅僅是能夠驅除蝗災的神靈，廟宇的修建與祭典也成為穩定社會秩序的教化工程。
2.烏魯木齊農耕區的蝗神廟與蝗災治理
烏魯木齊農耕區的中心是迪化漢城和鞏寧滿城，逐漸發展為僅次於伊犁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八蜡廟、蟲王廟和劉猛將軍廟基於蝗災現實背景的農業神祇信仰也次第出現。
乾隆三十四年，八蜡廟位於迪化新城西門內，「朔望與關帝廟一體行香」，「其香燭則同知與城守營都司備辦」。[65]
乾隆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六年，翰林院侍讀學士紀昀因罪被遣戍烏魯木齊，詩中就有：「綠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真堪賦老饕。八蜡祠成蹤跡絕，始知周禮重迎貓。」[66]
八蜡廟的祭祀還被寄予消弭鼠害的社會功能。紀昀觀察到葦塘是蝗蟲的孽生地，賦有詩句「年來苦問驅蝗法，野老流傳竟未明」，並由此注意到民間流傳的治蝗辦法：「相傳蝗生其中，故歲燒之。或曰蝻子在泥中，而燒其上是與蝗無害，且蝗食葦葉則不出，無食轉出矣。故或燒或不燒。自戊子至今無蝗事，無左驗，莫得其明。」[67]紀昀應該是特意留心調查了新疆火燒滅蝗的治理辦法。
烏魯木齊城鄉不止一座八蜡廟，鞏寧城東南「福壽山東南平地孤起一峰，漫坡高裡許，上建八蜡神廟」。[68]這座八蜡廟於乾隆五十四年建在「孤起一峰」的智珠山上，嘉慶六年（1801）經過重修。
八蜡廟民間俗稱蟲王廟，每年農曆八月十五舉辦廟會，殺牲祭神，其中蘊含著防治蝗災的社會動員。道光年間（1821—1850），智珠山上「八蜡廟左有臺，前俯沙灘，後枕山麓。回欄停望，十裡煙村，雲木之盛，盡在目前，軒蓋之遊，俱過足下」，[69]成為烏魯木齊的一大勝景。
新疆建省之後的省會迪化再次修建此前被戰亂破壞的劉猛將軍廟。劉猛將軍廟重建之前，暫時在龍王廟等廟宇中設置劉猛將軍神像，例如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鎮迪道「就舉行春秋祭祀劉猛將軍吉禮自行籌備事」給吐魯番廳的札文顯示：「省城西關外龍神祠塑有像」。[70]
同年，迪化縣知縣黃袁提出「蝗之為物生滅靡常，關係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災祥也大，驅除之法不可殫述」，請求鎮迪道「通飭各屬，每歲春秋舉行致祭猛將軍吉禮，或建祠或設位，各聽其便，以迓神庥而泯蝗孽」。[71]鎮迪道尹潘效蘇在得到新疆巡撫饒應祺的同意後命令道屬各地區遵照執行。光緒三十年，迪化縣知縣易潤庠在重建後的迪化城東北隅修建一座劉猛將軍祠。[72]顯然，戰亂後的社會重建中應對蝗災等天災人禍的蝗神廟成為必須修復的廟宇。
光緒二年，提督王化成「經烏魯木齊提督金運昌調赴新疆」，主要駐防在天山以北的瑪納斯等地，「創辦屯墾，塞外多蝗，祭之皆退」。[73]王化成在家鄉安徽蒙城病故後，地方官員據此上奏請求為已故提督王化成史館立傳和專祠祔祀，光緒帝予以駁回：「其在新疆屯墾、祭蝗各事，皆職守內應辦之事。」[74]表明祭祀蝗神一直是治理蝗災的官方體制。
光緒八年，鎮西廳蝗災蔓延，危害農田，鎮西廳同知陳晉藩組織農民撲滅，並在巴裡坤城北關修建劉猛將軍祠。[75]
光緒十年，綏來縣（瑪納斯）在縣城東十裡建成北向的劉猛將軍廟。[76]鄉村農民則稱劉猛將軍廟為蟲王廟，[77]清末民初綏來縣的蝗災嚴重，農民慣習年年拜神，舉行廟會，希冀年年好收成，免受蝗害。
光緒十五年，綏來縣頭工鄉二工村農民集資建成蟲王廟，供奉蟲王劉猛將軍。[78]
光緒十七年，烏蘇城內東南隅北向修建火神方神廟，「而劉猛將軍祔祀焉」。[79]
光緒三十四年，孚遠縣（吉木薩爾）知縣魏霖澍在縣城龍王殿右旁增修劉猛將軍祠，[80]而縣屬鄉村六十戶村廟宇群中也有一座蟲王廟。
光緒年間，昌吉縣新莊、下六工、三工、下三工、西粱5個村莊的農戶建有五蠟廟，[81]應當是八蜡廟的變體。
3.天山以南綠洲農耕區的蝗神廟與蝗災治理
新疆天山以南原有綠洲農耕區同樣深受蝗災侵害，內地蝗神信仰也開始通行各地，蝗神廟的修建自然也是應有之義。
光緒三年，哈密辦事大臣明春修建城北西河壩上遊西大坡的龍王廟廟宇群，其中就有一座劉猛將軍廟，[82]直到1916年謝彬「策馬遊城北龍王廟」，發現「明公祠、觀音洞及劉猛將軍廟，建築皆壯麗可觀」。[83]
光緒二十年，署吐魯番巡檢胡虞「培修龍王廟、劉猛將軍殿」，[84]工人們領取「經費銀兩壹百兩」。[85]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吐魯番廳接到鎮迪道給吐魯番廳關於祭祀劉猛將軍的札文，依據「新疆近年每逢蝗患，大憲虔誠祭禱，則相率而去，遁跡荒曠之野，宿莽之圩，無大害，此其明驗」，要求吐魯番廳「或建祠或設位」，「每歲春秋舉行致祭劉猛將軍吉禮」。[86]
光緒二十四年，溫宿府在龍王廟內增修劉猛將軍祠。[87]
光緒二十五年，巴楚州的紳民募捐集資在城東門建成劉猛將軍祠。[88]
光緒三十一年，鄯善縣知縣苗茂在鄯善縣城東南隅建修劉猛將軍祠。[89]新疆祀典中劉猛將軍祠的祝文指其「吞蝗懋績，為斯民捍患御災」，官方因此「遍率土春祈秋報」，盼望「地無虞乎蠶食」，最終使得「民不嘆乎鴻嗷」。[90]
新疆官員參考的治蝗辦法主要源於內地人力治蝗的經驗集成《牧令全書》，[91]類似巡查、挖溝、撲捕、火燒、收買等辦法都在蝗災治理中有所實踐。
鎮迪道就如何嚴打蝗蟲指示巴裡坤「文武地方官及防營等督率兵勇民夫，趕緊撲捕、收挖，毋得稍留餘孽，以致飛騰蔓延」。[92]而吐魯番廳則對入境飛蝗採取扑打和火燒的辦法外，還「收買蝗蟲一萬五百二十六斛，每斛給銀一分，共給銀一百五兩貳錢六分」。[93]鄯善縣報告稱「魯克沁地方督捕飛蝗，議交蝗蟲三斤，給麥麵一斤」，要求「由倉糧項下支發具報」。[94]
新疆省府通過地方官員按時祭祀劉猛將軍的儀禮程序，希望「合省官僚及時猛加修省，如能感召天和，俾一切災祲可以潛消」，[95]顯然新疆省府意圖運用祭祀禮儀規訓地方官員們為民行政。但實際上卻事與願違，蝗災始終是民生大害。
4.內地蝗神廟在新疆的分布
亞洲飛蝗從起源地大面積遷飛，危害相鄰地域的農作物，形成災害的擴散。為此，清代新疆地方官嚴密布防，通過行政等級體系及時通報蝗災信息。
總體而言，無論伊犁將軍為首的軍府制還是新疆巡撫為首的行省制，清代新疆蝗災治理的主體可以稱之為祭祀蝗神主導的「禮治驅蝗」。
天山北麓新興農耕區域大量興修蝗神廟屬於內地農耕文明的農神信仰，並非是面對蝗災爆發的臨時應對措施。因而清代新疆的蝗神廟和蝗神信仰集中分布在天山北麓新興農耕區域（19座），天山以南的綠洲農耕區域隨著清政府的行政治理也出現了少量的蝗神廟（5座）。（圖二）
中國蝗神廟的分布[96]
清代中國華北蝗災巫攘以八蜡廟或蟲王廟祭祀為主，江南則以祭祀劉猛將廟驅蝗為主，[97]這些內地的蝗神廟類型都傳入新疆，尤其紮根於天山北麓新興農耕區域，形成祭祀多種蝗神共治蝗災的信仰格局。
現代生物學的昆蟲研究表明新疆的蝗蟲災害主要是由亞洲飛蝗導致的，其主要的食料就是新疆主要的糧食作物禾本科的麥類、水稻、高粱、玉米、粟、黍等。清代新疆的農耕社會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帶大規模生成，適合新疆生態條件的蝗蟲隨之與依賴農作物為生的農耕社會形成競爭結構。象徵蝗神信仰的八蜡廟、蟲王廟、劉猛將軍廟也隨之從中國農耕的核心地帶進入西北新疆，新疆的蝗災與蝗神信仰主要表徵農耕社會遭遇的生物性災害與社會保護機制。
但從更大尺度的區域空間而言，新疆、西藏、內蒙及東北北部處於廣闊的歐亞內陸草原地帶，屬於草原遊牧社會的歷史空間。中國農業文明長期在農耕遊牧交界的長城一線的東南半壁累積發展，蝗災也如影隨形。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間分布於長城一線的西北半壁，而東亞飛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間則分布於長城一線的東南半壁。[98]清代的內地農耕文明已經嵌入長城一線的西北半壁，新疆蝗災及相應的蝗神廟表徵了這一歷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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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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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通志·第三十卷·農業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2～393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疆通志·第三十四卷·畜牧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8～252頁；阿利亞·艾尼瓦爾：《乾隆時期新疆自然災害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徐伯夫：《清代新疆的自然災害》，殷晴、田衛疆主編：《歷史時期新疆的自然災害與環境演變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68頁；齊清順：《清代新疆「荒政」研究》，殷晴、田衛疆主編：《歷史時期新疆的自然災害與環境演變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9～106頁；李鋼：《蝗災·氣候·社會》，中國環境出版社，2014年，第98～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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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高宗實錄》卷770，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丁酉，第450頁上欄～下欄。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錫伯族檔案史料》（下冊），遼寧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08頁。
[12] 《烏魯木齊辦事大臣溫福等報精河等處軍民遣屯地方滋生蝗蟲田禾被災及扑打情形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號：2331-028080-0221
[13] 《清高宗實錄》卷831，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己亥，第77頁上欄。
[14] 《闢展辦事大臣達桑阿報闢展地方遭受蝗災情形折》（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八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號：2418-032092-1445。
[15] 《哈喇沙爾辦事大臣實麟報庫爾勒遭受蝗災折》（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初六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號：2464-015095-2430。
[16] 《奏報烏魯木齊昌吉等處上年曾有飛蝗現已撲滅緣由事》（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檔案號：03-0981-088。
[17] 《奏報蝗災戶畝請緩徵借給口糧事》（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檔案號：03-0547-009。
[18] 《清高宗實錄》卷962，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乙丑，第1053頁上欄。
[19] 《烏魯木齊都統永慶奏烏魯木齊下屬奇臺縣遭受蝗蟲災請予賑濟》（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檔案號：2688-071109-1863。
[20] 《清高宗實錄》卷1331，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甲辰，中華書局，1986年，第1018頁上欄。
[21] 《清高宗實錄》卷1331，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甲辰，第1018頁上欄。
[22] 《奏報飭查烏魯木齊所屬並無蝗蝻緣由事》（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檔案號：03-0983-066。
[23] 祁韻士：《西陲竹枝詞》，祁韻士著，劉長海整理：《祁韻士集》，三晉出版社，2013年，第114頁。
[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代邊疆滿文檔案目錄》第十一冊（新疆卷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557頁。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代邊疆滿文檔案目錄》第十一冊（新疆卷六），第2670、2701、2782、2795、2805頁。
[26] 《為飭知照伊犁劉猛將軍滅蝗有功請加封號事札》（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四川省檔案館，檔案號：清6-05-00413-001。
[27] 《陝督左奏為參革巡檢短交賑糧片》，《申報》第1829號第5版，1878年4月13日。
[28] 佚名：《呼圖壁鄉土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第156頁。
[29]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二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57頁上欄。
[30] 閻緒昌等編：《鎮西廳鄉土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第203頁。
[31]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九一），第367頁下欄。
[32]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九一），第373頁下欄～374頁上欄。
[33]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九一），第436頁上欄。
[34] 鄧纘先纂修：《續修烏蘇縣誌》，苗普生主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第一輯·西北稀見方志文獻》第七卷，線裝書局，2006年，第458～459頁。
[35] 《清德宗實錄》卷395，光緒二十二年九月辛亥，中華書局，1985年，第161頁下欄～162頁上欄；《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年，第918頁。
[36] 《清德宗實錄》卷396，光緒二十二年十月甲子，第168頁下欄。
[37] 《清德宗實錄》卷410，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乙酉，第344頁上欄～下欄。
[38] 《新撫饒奏為呼圖壁西北鄉飛蝗為災酌量賑恤片》，《申報》第8815號第13版，1879年10月30日。
[39] 《清德宗實錄》卷410，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丙戌，第345頁上欄。
[40]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一），第199頁上欄。
[41] 《清德宗實錄》卷434，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壬申，第704頁下欄。
[42] 《新撫饒奏為土魯番迪化等廳縣水蝗偏災已籌賑撫情形折》，《申報》第9282號第12版，1899年2月19日。
[43] 《新撫饒奏為土魯番迪化等廳縣水蝗偏災已籌賑撫情形折》，《申報》第9282號第12版，1899年2月19日。
[44] 《清德宗實錄》卷452，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丁丑，第965頁上欄～下欄。
[45] 楊方熾編：《奇臺縣鄉土圖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第59頁。
[46] 《清德宗實錄》卷506，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丙申，第686頁下欄～687頁上欄。
[47] 《甘肅新疆巡撫潘奏為光緒二十九年新疆鎭西阜康等廳縣被災地畝應徵額糧懇恩分別蠲緩折》，《申報》第11173號第14版，1904年5月27日；《奏報新疆綏來鎮西等處被蝗被凍傷害禾稼情形事》（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宮中檔硃批奏摺，檔案號：04-01-35-0123-047。
[48] 《宣統政紀》卷11，宣統元年三月乙亥，中華書局，1987年，第234頁下欄。
[49] 《迪化道尹公署為喀什、塔城詳報預防蝗災事給吐魯番縣的飭及博野縣知事朱玉行捕蝗示諭》（1915年11月22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檔案號：M16.002.YJ.0467。
[50] 徐光啟著，石聲漢校註：《農政全書》卷44《荒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00頁。
[51] 李文海：《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頁。
[52]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53] 華立：《清代新疆農業開發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3～145頁。
[54] 《威海衛志》卷5《典禮制》，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1968年，葉四背。
[55] 劉鴻書：《民國徐水縣新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誌輯》第38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324頁。
[56] 《清高宗實錄》卷767，乾隆三十一年八月乙卯，第418頁下欄。
[57] 格琫額纂：《伊江匯覽》，吳豐培整理：《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彙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第23頁。
[58] 佚名纂：《伊江集載》，吳豐培整理：《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彙輯》，第99頁。
[59] 《奏請晉加劉猛將軍封號事》（同治四年七月十九日），軍機處漢文錄副奏摺，檔案號：03-4673-094。
[60] 《為飭知照伊犁劉猛將軍滅蝗有功請加封號事札》（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四川省檔案館，檔案號：清6-05-00413-001。
[61] 《清文宗實錄》卷232，鹹豐七年七月乙未條，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09頁下欄。
[62]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85頁；曹凌漢：《精河直隸廳鄉土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第430頁。
[63]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5頁。
[64]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5頁。
[65] 佚名修：《烏魯木齊政略》，王希隆：《新疆文獻四種輯注考述》，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2頁。
[66] 紀昀：《烏魯木齊雜詩》，王希隆：《新疆文獻四種輯注考述》，第166頁。
[67] 紀昀：《烏魯木齊雜詩》，王希隆：《新疆文獻四種輯注考述》，第181頁。
[68] 和寧撰：《三州輯略》卷一《山川門》，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嘉慶十年修舊抄本影印本，1968年，第23頁下欄。
[69] 黃濬：《紅山碎葉》，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西北民俗文獻》第118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106頁。
[70]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一），第198頁下欄。
[71]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一），第198頁上欄～下欄。迪化縣知縣黃袁引述清初陸世儀《除蝗記》中的語句，應當來自道光年間陳僅編著的《捕蝗彙編》。《捕蝗彙編》詳盡匯集並論述清代蝗蟲治理技術及政府的蝗災行政，同時指出蝗蟲「所至之處，必有神焉主之。是神也，非外來之神，即本處之山川、城煌、裡社、厲壇之鬼神也」，強調「世俗遇蝗而為祈攘禱拜，陳牲牢，設酒醛，此亦改過自新之一道也」。參閱陳僅編著：《捕蝗彙編》，李文海、夏民方主編《中國荒政全書》第二輯（第四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1—732頁。可見為了治理蝗災，官府及民間社會不僅崇拜蝗神，還祭拜地方各種神祇。
[72]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0頁；佚名：《迪化縣鄉土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第14頁。
[73] 《禮部昆等奏遵旨議奏摺》，《申報》第7542號第11版，1894年4月22日。
[74] 《清德宗實錄》卷336，光緒二十年三月壬午，第313頁上欄。
[75] 《哈密文物志》編纂組：《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頁。
[76] 楊存蔚編纂：《綏來縣鄉土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第142頁。
[77] 郭承華：《綏來縣的廟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瑪納斯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瑪納斯文史資料》第3輯，石河子印刷廠，1988年，第91頁。
[78]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昌吉回族自治州卷》，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62頁。
[79] 佚名：《庫爾喀喇烏蘇直隸廳鄉土志》，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新疆鄉土志稿》，第308頁；鄧纘先纂修：《續修烏蘇縣誌》，苗普生主編《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第一輯·西北稀見方志文獻》第七卷，線裝書局，2006年，第420頁。
[80]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0頁。
[81] 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委員會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名圖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華印刷廠，1989年，第24頁。
[82] 《哈密文物志》編纂組：《哈密文物志》，第208頁。
[83] 謝曉鍾著，薛長年，宋廷華點校：《新疆遊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9頁。
[84]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0），第318頁上欄。
[85]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0），第257頁下欄。
[86]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一），第198下欄～199頁上欄。
[87]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7頁。
[88]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9頁。
[89]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83頁。
[90] 王樹枬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中），第675頁。
[91] 《迪化道尹公署為喀什、塔城詳報預防蝗災事給吐魯番縣的飭及博野縣知事朱玉行捕蝗示諭》，1915年11月22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檔案號：M16.002.YJ.0467。
[92]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九一），第367頁下欄。
[93]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九一），第373頁下欄。
[94]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九一），第436頁上欄。
[95]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三一），第199頁上欄。
[96] 陳正祥「蝗神廟的分布」圖原來缺失新疆，筆者新增繪製新疆區域的蝗神廟分布，填補空白，形成更完整的「中國蝗神廟的分布」圖，底圖方面得到霍仁龍博士、張凌華博士的技術支持，謹致謝忱！
[97] 章義和：《中國蝗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5～190頁。
[98] 郭郛等：《中國飛蝗生物學》，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第519、520頁；朱恩林主編：《中國東亞飛蝗發生與治理》，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彩圖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