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概念作為「階級」的衍生詞，曾在1920-1930年代一度流行。其西歐語詞（如英文the Third Estate/the Fourth Class）本有鮮明的舊制度等級色彩；但是近代的日文翻譯削去了傳統與現代、西歐與東亞的差異，使得「第三階級」、「第四階級」及其序列劃分形成一種獨特話語。其中隱含著社會主義學說對世界歷史進程的藍圖，簡單直接地展示了社會層秩現象。中共一度將其作為話語武器來批判對手，但最終因為歧義與混用，而被正統馬克思主義術語「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所代替。這也標誌著中國從日本獲取馬克思主義概念、學說渠道的衰落。
關鍵詞：第三階級；第四階級；馬克思主義術語；日本途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7.03.003
作者簡介：蔣凌楠，女，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組織、動員與武裝鬥爭：1925-1935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研究」（14JJD770033）
馬克思主義乃至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影響。很多西方社會主義概念、理論經由日本的翻譯、闡述，再到中國本土化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學界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知識傳播史層面，近年不乏關注，但大體仍在概論階段，只有少數詳及關鍵文本如《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與傳播情況。【國內學界對於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的研究成果卓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資料集與專著已有系統梳理，如：林代昭、潘國華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海外學界研究較早，尤以伯納爾（Martin Bernal）、李又寧（Bernadette li）、狹間直樹、張玉法、德裡克（Arif Dirlik）為代表，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有詳細論述。海外研究對跨國因素的強調，在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得到了充分論述，近年來國內學者也認可了日本因素的影響。中國吸收日本社會主義用語的歷史，在德國學者米勒（R. Reiner Müller）、李博(Wolfgang Lippert)與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沈國威、朱京偉等研究中已有考察。參見Rolf Reiner Müller,Beitrg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China: Die Herausbildung des Klassenbegriffs im 20. Jahrhundert.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6； ［德］李博(Wolfgang Lippert) 著，趙倩等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沈國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東京：笠間書院，1994年；朱京偉「明治期における社會主義用語の形成」，『19世紀中國語の諸相』，東京：雄松堂2007年版。關於《共產黨宣言》日譯的研究，參見宮島達夫「＜共產黨宣言＞の訳語言」，言語學研究會編『言語の研究』，むぎ書房，1979年版；關於中譯本研究參見陳力衛：《讓語言更革命——《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版本與譯詞的尖銳變化》，孫江主編：《新史學》第2卷，中華書局2008年版。】另一方面，對新名詞、概念史的考察，重在清末民初，涉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有限。【近年一些東亞學者主張東亞的概念史，方法討論與研究成果參考：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9年版；孫江、劉建輝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三聯書店2013年版； ［日］狹間直樹、石川禎浩主編，袁廣泉等譯：《近代東亞翻譯概念的發生與傳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其他相關的西學東漸史、知識史、話語分析等研究都共享著「概念工具」、「知識倉庫」、「思想資源」這樣的研究切入點。另可參見拙作，蔣凌楠：《「專制」概念在晚清的嬗變（1895—1902）》，北京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而本文擬討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度流行的「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用語，在中共革命早期階段從日本吸收，混雜著東西方社會主義特色，之後又逐漸在革命史中消退的過程。
一、 自西徂東：第三、第四階級概念的旅行
提到「第三階級」，今天容易聯想到的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的確，脫離了法國舊秩序與大革命的語境，就無法理解這種表述的由來。
歐洲中世紀在王權與教權鬥爭後形成的等級君主制（estates of the realm），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僧侶（祈禱者those who pray）、貴族（戰鬥者those who fight）與勞動者（those who work）三種等級秩序。這種等級君主制在大約15-17世紀的歐洲普遍存在，集中表現為國王召開的等級會議。【雖然形式偶有不同，但西歐等級君主制之下的議會傳統由此而來，如英國神職人員與貴族合併的上議院與平民組成的下議院。這也是託克維爾所說的，英法德諸國中世紀政治制度的」驚人相似之處「，甚至俄國16-17世紀也存在過三或四等級的縉紳會議。參見劉新成：《英國都鐸王朝議會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頁； ［法］託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56頁；洪波：《法國政治制度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張芝聯主編：《法國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大革命前的舊制度（old regime），分神職人員、貴族、平民三個等級（estates）。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的發動者乃是政治上有義務、無特權的第三等級（the Third Estate）。而法國乃至西歐的社會結構觀念變化，從舊制度三等級劃分到勞資階級分立的出現，是18至20世紀現代社會轉型的表現之一。
在此歷史背景下衍生的「第四等級」（the Fourth Estate）是指制度以外的另一等級。 【在當今西方世界，「the Fourth Estate」多指稱體制外的社會力量，如新聞媒體。】當19、20世紀西方工人運動崛起之時，舊制度下的「第三等級」稱呼不能滿足工業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後的歐洲社會分層。工業社會的進程加快了底層人民與工商業者之間的社會生活分離。由此產生了「第四等級」（the Fourth Estate）的稱呼。第四等級（the Fourth Estate）指稱無產階級（the proletariat）的用法，較早出現在1752年英國人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的小說中。作者提出要關注最廣大的民眾的力量。【The Convent- Garden Journal, Vol. 2, June 13, 1752, No. 4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5, p. 22.】而在觀念史上，賦予「the Fourth Estate／der vierten Stand」劃時代意義的是德國社會主義者理論家、工人運動活動家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1862年4月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發表了一篇歌頌工人階級的演講，後來以《工人綱領》為題出版小冊子，聞名於世。他論述了現代工人階級是怎樣由機器技術發展引發的生產條件改變而形成起來的；工人階級代表著且必然代表新的社會原則，即一切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原則，廢除一切特權的原則；而這一原則要求以平等和直接的普選權為其實現的手段。在這篇演講中，拉薩爾將繼「第三等級（der dritte Stand）」的革命之後、擔負著社會革命任務的「工人階級（Arbeiterstand）」稱為「第四等級（der vierten Stand）」。 【［德］拉薩爾著，桑伍譯：《工人綱領》，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德文本：Lassalle, Ferdinand,Arbeiter Program.Leipzig: P. Reclam, 1919. 】拉薩爾描述了第四等級的歷史性出現及其要求：「第四等級在1789年還隱蔽在第三等級的內部，而且看來是和第三等級相同的。現在，第四等級希望把它的原則變成社會的統治原則。」「第四等級是社會的最末和極端的一個等級，也是被剝奪繼承權的一個社會等級，它不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不是法律上的和實際上的、也不是貴族土地佔有制和資本佔有制的獨有的條件，以便用來變為新的特權並使其貫穿於一切社會制度之中。」「第四等級的內心並沒有任何新的特權的萌芽，正因為如此，這個等級同全人類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事業實際上就是全人類的事業，它的自由就是全人類本身的自由，它的統治就是一切人的統治。」 【［德］拉薩爾著，桑伍譯：《工人綱領》，第56頁。】
隨著19世紀後半期歐洲社會主義思潮與工人運動的興起，「第四等級」這種用法在歐洲流行起來。在義大利，作於1901年的著名畫作《第四等級》（Il Quarto Stato）展現了義大利乃至歐洲掀起的社會主義運動。【Eugenia Paulicelli, Baran?ski, Zygmunt G.; West, Rebecca J.,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Italian Cultur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8.】直到二戰前，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浪潮不斷，德國依然使用這一用法。如希特勒在1927年面向大工業家的宣傳小冊子《復興之路》裡講到，要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給予第四等級（der vierten Stand）——即無產階級——一定的福利，從而將其納入國家共同體之中。【Adolf Hitler,Der Weg zum Wiederaufstieg, in Henry Ashby Turner,"Jr.Hitler's Secret Pamphlet for Industrialists, 1927",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0, No. 3 (Sep., 1968), p. 362.】
從詞彙史上看，近代以前，英語中表示社會分層的流行語彙，除「estate」以外，主要有「rank」 、「order」、「estate」和 「degree」。這是中古社會層秩結構的反映，也是舊制度的觀念約束。直到18世紀，人們開始相信人的社會等級應是不斷流動的，而非生而繼承的。這種新的觀念在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的推動下，使得人們更傾向於使用新興名詞「class」來取代浸滿舊觀念的「rank」和「order」等詞彙。由此「Class」更多表示工業社會下的社會結構分層。【Class詞語的產生可參見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60-62.】相似的，法語中的「état」轉變為「classe」，德語詞「Stand」變為「Klasse」。【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New York: Scribner, 1973, p.441. 中譯本《觀念史大辭典》政治與法律卷，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581頁。】
我們今天所用的「階級」概念，大體是指近代新名詞「class／classe／Klasse」等西歐概念的對應翻譯。可是，自西徂東的概念傳播並非簡單對應。18至20世紀西歐社會劇烈又複雜的現代性轉變，集中在19、20世紀之交傳入中國時，無法完整重現複雜多面的知識網絡，不時出現變了形的交織重疊的平面，最終成為西方觀念本土化的特色。中國經由日本翻譯詞彙吸收西方概念的途徑，就是這樣的過程。
近代日本人選擇漢字詞來翻譯西方概念，難免受到漢字本義的影響，「階級」即是一例。古漢語中的「階級」成詞使用頻率不高，主要是「官階、軍銜之等級」的含義；而「階」與「級」的本義是具體或抽象的「等級」。【古漢語中「階級」與「等級」的用法，參見文崇一：《官民階級與階級意識》，《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1991年總第72期，第70-77頁。】這一點深深影響著古代日語詞用法。加之，幕府時代社會身分制嚴格，等級觀念分明。明治初期日文中使用的「階級」用語，依然多表示「身分等級」。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主義文獻的日譯本湧現，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形成高潮，社會主義新概念的「階級」更多出現。【朱京偉：「明治期における社會主義用語の形成」，『19世紀中國語の諸相』，第201-202頁。】但是，傳統觀念的延續性很容易影響日譯者不區分西歐社會的舊身份等級與現代階級的差別，混用「階級」，使得英文中「estate」與「class」的現代性語義轉折消失了。【日語中原有「身分」一詞來表示日本傳統社會身份等級，但在近代卻逐漸邊緣化，語義變窄為法律上的名詞術語。參見『日本國語大辭典』第十二卷，東京小學館2001年版，第801頁；渡辺萬蔵「身分」『現行法律語の史的考察』，萬理閣書房1930年版，第170頁。】
二三十年代日本翻譯或著述的法國革命史書，最常用來翻譯「Tiers état」或「Third estate」的漢字詞正是「第三階級」。【參見 ［德］エル·フォン·スタイン著、綿貫哲雄訳：『仏蘭西革命史論』，東京：興亡史論刊行會，1918年；加田哲二著：『近世社會學成立史』，東京：巖波書店，1928年。四五十年代以後，有「第三身分」一詞出現，部分替代了「第三階級」，參見西海太郎：『フランス現代史』，東京：四海書房，1942年； ［法］アルベール·ソブール著，小場瀬卓三、渡辺淳共訳：『フランス革命：1789-1799』，東京：巖波書店，1953年；豊田尭：『フランス革命』，東京：弘文堂, 1956年。】幸德秋水在1907年演講中提及的「第三階級」，等同於「中等階級」，即與貴族相對的「the Third Estate」。【「昔の革命は中等階級、即第三階級が貴族に対する革命であったから、議會に依って出來たのである。」見「幸徳秋水氏の演說」（1907年2月19日），林茂、西田長壽編：『平民新聞論說集』，巖波書店1961年版，第178頁。同時期，「第三階級」在日語中也等同於「第三身分」，參見『日本國語大辭典』第八卷，第644頁。】因此，舊制度下的「the Third Estate」與衍生的「the Fourth Estate」，在日被譯為「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與新興的現代「階級」用詞相同。
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真正被接受實際不早於1918－1919年，而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想從19世紀末日本產業興起時期就開始傳播。【Scalapino, Robert A., 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0-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3-5. 大田英昭：《20世紀初期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傳播與社會民主主義——以片山潛為中心》，《外國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第52-58頁。】著名的社會主義社團友愛會機關報《勞動及產業》，1918年曾專文介紹過「歐洲第四階級的出現」。【岡村司：「歐洲第四階級の出現」（1918年7月），友愛會本部：『労働及產業』第7卷7號（第83號），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第10-13頁。】
而活躍在1860年代的德國社會主義家拉薩爾在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界佔有重要地位。日本早期社會主義兩大傳播者——片山潛和幸德秋水，都曾寫過拉薩爾的傳記。1897年，片山潛稱之為「勞動者之良友」、「十九世紀一大人傑」，「說德國的社會主義是因拉薩爾的創見而生也不為過」。【片山潛：『働者之良友喇撒の伝』，東京きんぐすれい館1897年版，片山潛序第2頁、正文第1頁。】拉薩爾的理論如鐵的工資規律，相對簡單易懂，小冊子如《工人綱領》《公開答覆》更是通俗簡潔。幸德秋水寫的傳記中就介紹了前述拉薩爾對第三階級、第四階級革命的歷史分段。【幸徳秋水：『社會民主黨建設者ラサール』，東京平民社1904年版，第107頁。】同時期的社會主義文獻如《近世社會主義評論》《社會主義提要》《社會主義運動史》《社會主義綱要》都有專門章節提到拉薩爾的學說與活動，常常與馬克思並稱。【久松義典：『近世社會主義評論』，東京文學同志會1900年版，第137頁。中山九天：『社會主義提要』，京都文港堂1903年版，第35頁。木山熊次郎：『社會主義運動史』，東京忠文舎1908年版，第120頁。堺利彥 (枯川) 、森近運平：『社會主義綱要』，東京鶏聲堂1907年版，第111頁。】
拉薩爾在日本社會主義文獻中的地位到三四十年代以後愈加鞏固。前述演講的小冊子《勞動者綱領》日譯本1928年出版，不斷翻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為：ラッサアル著，小泉信三譯診]：『勞働者綱領』，東京巖波書店1949年版。】因篇幅不大，小冊子後附譯者所作《〈勞動者綱領〉與〈共產黨宣言〉》一文。當時日本社會主義書籍常將這兩篇文獻相比較。
日本思想界對拉薩爾的重視，影響到20世紀初旅日的中國人，體現在當時的譯介文章中。1901年《譯書彙編》介紹「麥克司與拉司來，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說而兩黨之熾，然其主義，各不相同。」 「社會黨本分麥克司和拉司來二派，後合為一。」「拉司來者，決非過激之輩，系有識之政治家，頗通文學。觀其所著述，蓋熱心愛國之流。」 【《近世政治史》，《譯書彙編》第1卷第2期（1901年1月）。1903年又刊文：「社會主義者Socialism，發源於法蘭西人聖西門Sait-Simon、佛禮兒Fourier，中興於法蘭西人魯意伯龍Louis Blanc、布魯東Proudhon，極盛於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馬克司Karl Max。」文章附錄也列出了這幾位思想家的英文社會主義著作書目，見君武：《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譯書彙編》第2卷第11期（1903年2月15日）。】1903年廣智書局翻譯日文《社會黨》，介紹德意志社會黨時，稱頌了拉薩爾傳播社會主義的貢獻，稱其為政治上的穆罕默德，「遊說萊茵河諸州時，到處極意經營，或以演說，或聚眾開會，或草雜誌，日不暇食，務欲喚醒下等社會。」 【［日］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譯：《社會黨》，上海廣智書局1903年版，第1-2頁。】《民報》也相繼發文介紹德國三大社會主義思想家馬克思、拉薩爾與倍倍爾。【蜇伸（朱執信）：《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民報》第二號（1905年11月26日）；《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民報》第三號（1906年4月）；淵實：《社會主義史大綱》，《民報》第七號（1905年8月）。】《天義報》也將拉薩爾與馬克思相提並論。【劉師培：《歐洲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異同考》，《天義報》第6卷（1907年9月）。】直到1915年，陳獨秀依然把拉薩爾和馬克思視為德國最偉大思想家。【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誌》創刊號（1915年9月15日）。】
然而，拉薩爾演講中所用的德語詞「der dritte Stand」與「der vierten Stand」並非 「階級」 在今天的普遍對譯詞「Klasse」，而與前述19、20世紀歐洲通用用法一樣，使用舊秩序中的「Stand」。這也是後來中譯本《工人綱領》對譯為「第三等級」與「第四等級」的原因。反觀當時的英譯本翻譯則相對靈活：舊制度下的「第三等級」（der dritte Stand）翻譯為「the third Estate」，因其有社會歷史背景，對應法語的專有名詞「Tiers état」；而有新語義的「第四等級」（der vierten Stand）翻譯為「the fourth class」。英語譯本區別了「階級」的新舊語詞，更強調了「第四階級」的劃時代含義，對拉薩爾的原意表達更加貼切。【中文譯本依據正統馬列主義只認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原則，將「dritte Stand」、「vierten Stand」譯為「第三等級」、「第四等級」，從而與同詞根的「工人階級」（Arbeiterstand）用詞區分開來。在英文譯本中，均譯為「the fourth class」, 「the third class」，「the working class」,只有當德文本使用具有法國歷史語境的法語詞「Tiers état」時，才譯為「the third Estate」。參見英文譯本：Ferdinand Lassalle, The Workingman 『s Programme. Translated by Edward Pet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1899.】
相反，日文本的翻譯用詞則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對全文表示「階級」或「等級」的「Stand」，統一譯為「階級」。【ラッサアル著，小泉信三譯診]：『勞働者綱領』，東京巖波書店1949年版。】但這樣的漢字詞翻譯用法影響了近代中國對西方概念的吸收。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教科書中普遍使用「第三階級」的譯詞，對法國社會三等級區分也論述得愈加詳細。【法國大革命史的敘述模式在近代中國如何嬗變，是一個戲劇性的題目；但關於法國革命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描述，始終是國人關注要點之一。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認識逐漸豐富，且隨著政治文化而嬗變。學界研究集中在清末民初時段，尤其關注政界對法國革命史的介紹如何激發了辛亥革命前後的革命氛圍。參見張芝聯：《清末民初政論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議》，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編：《法國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14頁；端木正：《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國》，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編：《法國史論文集》，第15-46頁；俞旦初：《20世紀初年法國大革命在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1－38頁；粟孟林：《中國知識界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與迎拒（1840-1919）》，湖南師範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張芝聯論述了清末民初從改良派到革命派對法國革命的看法轉變；端木正的文章則著重討論1930年代以後法國革命史在中國的翻譯與撰述情況；俞旦初在前人基礎上，補充完善了20世紀初的相關文獻；近年粟孟林的博士論文仍是綜合總論清末民初的文本而成。】如1924年《新中學教科書初級世界史》：「貴族教士又借其向有之特權，佔有全國土地大半而不負納稅義務。第三階級之平民，既不堪國王及貴族教士之橫徵暴斂，而各地饑荒迭至，顛沛又無所告訴。」 【金兆梓編，戴克敦、張相校：《新中學教科書初級世界史》，上海中華書局1924年版，第82頁。】同日語一樣，混同身分等級與現代階級的概念，在「階級」觀念最初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不斷出現。
由上可知，中文「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的新名詞是受日語譯詞直接影響而來；經過日文的翻譯，完全脫去了西歐詞語轉變所反映出來的現代社會轉型，卻為進一步呈現線性發展的歷史觀做了鋪墊。
二、 「第四階級」話語在中國形成
「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最初從日文進入中文，不可避免地，內容多是講述法國第三階級革命的歷史與未來第四階級的展望。
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從潛流逐漸顯為主流。而它在中國的發展確實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啟蒙運動」的思想脈絡。要理解社會革命必先理解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民主革命。
法國革命造就的革命文化對20世紀的中國影響頗深。如果說辛亥革命曾受到法國革命反帝制起義精神的鼓舞，那麼1920年代中國人依然在汲取法國革命中反對社會等級與追求平等精神的給養。
1920年初，一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北大學生如易家鉞、郭夢良、朱謙之等，組織了一個小團體——奮鬥社，出版《奮鬥》旬刊，宣傳無政府個人主義。【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雲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第4冊，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93頁。】在討論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原因時，一位作者聲言反對布爾什維克黨是反對「階級專制」，而非「階級鬥爭」；因為「我們要知道，『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並非馬克思所首倡，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歷史家就有這種名詞。至今我們習用的『Bourgeois』、『Proletariat』、『第三階級』、『第四階級』，都是從這時發生。像這時的法國革命實在是一種階級鬥爭，是中等階級革貴族、僧侶和君皇的命，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兩院制。」 【AF：《為什麼反對布爾雪維克？》，《奮鬥》第八、九期合刊（1920年4月30日），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王雲開《五四時期的社團》第4冊，第199-200頁。】
如此，當法國革命被納入階級鬥爭的範疇之後，馬克思所完善的社會歷史發展模式開始在這一時期明晰起來。
1919年《少年中國》載《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一文，留學日本的作者田漢將「近來很流行的」「婦人運動、婦人問題、女子解放」賦予了社會革命的新意義。文章引用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菊榮《婦人之勝利》的觀點，將法國革命與未來的社會革命歸為一線：「法國大革命成就了第三階級的男子之解放，這時所殘留的第三階級之婦人，其後一世紀間略得與男子同等的自由。而第四階級男女的解放同屬未來，所以有提攜之必要。」
從「婦人運動」的歷史劃分，可以看出作者心目中「君主階級」、「貴族階級」、「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四者，既有社會分層的含義，也有古代、中世紀、資本主義時代及現實的歷史階段意義，並且把中國也納入了這個世界通用的歷史分析模式。「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勃興後，各國隨之而起的女權運動，（運動女子參政及開放大學校、女子得同等職業等事）便是第三階級的婦人運動。」同時，「第四階級的女子」在家庭裡面爭取解放與獨立，實質上「和第四階級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這就點出了資本主義時代中兩大階級對立，以及婦女解放要靠無產階級的解放來實現。【田漢：《第四階級的婦人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第21-22頁。】
「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的新名詞展現了更明晰的歷史序列意義。這裡，「第四階級的解放」之所以值得嚮往，終究因為破除階級壓迫的願望。第三階級革命沒能解決的問題，由第四階級革命來實現。因而，法國大革命——如《共產黨宣言》所預言的——只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環，整個歷史發展序列的由「第一階級」、「第二階級」的統治，到「第三階級」 的接管，最後「第四階級」繼起。「第四階級」將繼「第三階級」而起，新的革命的歷史敘述模式將成為現實。這種邏輯完整體現在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論述中。
如早年留學日本的吳玉章1924年演講，從法國革命歷史論起，講到其局限性，以及未來第四階級的前途。演講承認了法國大革命的意義「是為政治革命開一新紀元」。但是「可惜他的『人權宣言』中所說的人民，僅僅是指的市民，又叫公民，並不是說一切的人民。所謂公民，就是第三階級的人民。所以法國的大革命是第三階級的人民的革命，是工商階級的革命。因為這個緣故，法國大革命是不徹底的民主主義」，由此引發了與第四階級的矛盾和鬥爭。「因為第三階級既握有政治的特權，遂得自由掠奪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變成大資本家，自成一特權階級，徒使社會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經濟上陷於無政府狀態，勞動者呻吟於政治經濟壓迫之下，遂形成第四階級，起而作階級奮鬥。」最後，展望將來：「世界各國的第三階級（資產階級）將大聯合共立於法西斯主義旗幟之下，對於第四階級（勞動階級）施行總攻擊。而世界各國的第四階級（勞動階級）自然也會大聯合共立于波爾希維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之下，對於第三階級（資產階級）施行總攻擊。現在這個世界也需要經過旗幟鮮明、堂堂正正的階級戰爭之後，種種社會問題才有一個總解決。但是最後的勝利終必歸於勞動階級，這是可斷言的。」 【吳玉章：《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的勢力》（1924年4月13日），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吳玉章文集》，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頁。】
而這時期受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的眾多小期刊，則更多是照本宣科的宣傳。學生文藝期刊《晨光》，1922年刊登《第三階級專政與第四階級專政》的文章，以「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為革命主體，重述了《共產黨宣言》中「階級鬥爭」的歷史。
一切過去的以及現在正過去的社會史，都是階級爭鬥史；都是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爭鬥史；都是少數的——除進步的第四階級專政如勞農俄國外——有力階級，和多數的無力階級相爭鬥的歷史。……
到了法國革命以後，有產階級（Bourgeois）——即從前工商階級的市民，即第三階級，也受過封建諸侯壓迫的——登上政臺，又和無產階級即第四階級（Proletarians）互相傾軋起來。……
第三階級在封建制度下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到了中世紀自由都市發生以後，他們便是武裝階級的自治團體。有的變成如德國獨立共和都市，有的成為法國王政治下納稅的第三階級。……
（法國大革命結果）獲得政權的還是第三階級，不是全體市民——第四階級。（人權宣言裡）所指的「人」是第三階級，不是第四階級，全體人民。……第三階級也是人，也免不了人的同樣心理。所以他們在政治上得了大權，就利用政治能力來活動自己階級的利益，而使他階級——第四階級同時受其影響。【關於《晨光》期刊，參見劉增人：《王統照傳》，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1頁。】
文章的敘述和語言明顯來源於《共產黨宣言》，只有專有譯名更加複雜多樣。如「壓迫階級」、「有力階級」、「有產階級」、「工商階級」、「第三階級」以及與之對立的「被壓迫階級」、「無力階級」、「無產階級」、「全體市民」、「全體人民」、「第四階級」等概念範疇不一，令人眼花瞭亂，遑論讀者理解、辨析。整篇下來，只有「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反覆出現的歷史序列，給人印象深刻，易於接受。
陳獨秀曾將這一歷史序列表述得更明白清楚：
（a）古代——第一、第二階級（即君主貴族僧侶大地主等）執政
（b）現代——政治革命後第三階級（即工商業資本家的官僚政客）執政
（c）將來——社會革命後第四階級（即無產勞動階級）執政【陳獨秀：《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1920年5月24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頁。】
而此時陳獨秀也與普通知識分子一樣，對中國特殊國情與將來的發展的估計比較保守。「將來的趨勢雖然是這樣明白，我們與眾不同，我們中國有特別的國情，我們再退一步，主張再和平一點，也要叫他再（b）（c）之間，似乎不可在（a）（b）之間罷。」這畢竟是1920年5月陳獨秀個人的「方針」，到中共成立以後，進入「組織起來」的時代，就只有「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的二選一了。
組織起來的早期中共領導者很快就利用了正流行的「第四階級」的話語權，劃分敵友，批判對手，把握宣傳主動權。1921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在南京召開大會，討論了關於確定主義與政治活動等問題。這次會議是少年中國學會分裂的開端。發言中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鄧中夏，不僅提議「規定主義」，且明確講「但能決定一種主義，那便係為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主張私產或共產態度的表明了」。【《少年中國學會問題》，《少年中國》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52頁。】
1922年6月15日，中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分析中國現狀，主張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在分析民初的政局變換時，也使用了「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的名詞，並且明確了政權更替代表著歷史的階級的更替而非個人因素。
每一個政治戰爭都有階級鬥爭和經濟改造的意義含在裡面，不單是幾個人進退的問題，第四階級對於資本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此，第三階級對於封建制度的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如此。……所以映在我們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權，乃是一個階級推倒一階級一個制度代替一個制度的意思，不是一個人代替一個人或是那幾人代替那幾個人的意思。【《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先驅》第九號，1922年6月20日，第2版。
這時的「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序列，呈現了回顧革命歷史與展望革命趨勢的含義，與後文「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樣的表述相比，雖然內涵相似卻有意境上的不同。這種用法也常出現在中共黨團組織文件中，幾乎成為一種革命通用語。1922年，團湖南常德地方組織文件提到：「十一年前，孫中山統帥的國民黨所指揮努力完成的武昌革命，純粹是一種民主主義運動，直接自然有益於第三階級——資本家——而不利於當時掌握政權的第一階級——君主——並且間接不利於為虎作倀的第二階級——即從前袁世凱所統帥的北洋系，現在的巡閱使、總司令。……這是十一年的兵連禍結，就是這兩個黨派，明了點說，第三階級和第二階級奪取政權的結果。」 【《團常德地委「雙十節」敬告青年》（1922年10月10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19-1924年，甲2，群團文件，第39頁。】
除了歷史感，這種說法也可用作現實的諷刺或調侃。1923年，江亢虎提出新社會主義與新三民主義，提倡「資產公有」、「勞動報酬」、「教養普及」，到各處講學。有人認為這種創新是「不三不四、不新不舊的社會主義」。而李達更提出：「江君的新民主主義，竊取蘇維埃制度的形式，卻加上了地主資本家兩個要素在內，既不是第三階級（資本階級）的民主主義，也不是第四階級（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這真是『不三不四』的民主主義了。」 【李達：《社會主義與江亢虎》（1923年8月），《李達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226頁。】
由於階級的次序之分，本身帶有一種高下之別，這時的革命語境將社會地位翻轉過來，地位越高越可鄙，階級越低越可贊。高君宇批評羅素來華的演講：「愛國心不過是對無產階級的一種欺騙，專用來擁護第三階級以上人的利益的。」甚至諷刺羅素 「這哪裡是指給我們到自由之路，這不過英國第三個半階級的一位紳士指給我們不可識別的half-way罷了！」 【高君宇：《「到自由之路」究竟在哪裡》（1921年7月24日），《高君宇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頁。】
對於這種唯階級次序論的極致觀點，魯迅也調侃起來：「我們的批判者」（指成仿吾）「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閒就是有錢』雲）」，「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閒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語絲》第4卷第11期，1928年3月12日，第4-5頁。】周作人對這種劃分不以為然：「中國人總喜歡看樣，我們於是有第三第四階級的名稱了，但事實上中國有『有產』與『無產』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別。」 【豈明：《爆竹》,《語絲》第4卷第9期，1928年2月9日，第44頁。】
三、階級序列話語的混用與矛盾
與「中間階級」一樣，「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這種相對性的名詞，容易引起混亂語義。首先是望文生義，產生誤讀。曾留學法國的李璜，在1925年演講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以資借鑑中國革命。李璜特別提到著名的宣傳小冊子《第三等級是什麼》，竟以中國傳統思維解釋「三民階級」：【李璜講演，盧紹稷、陶其情合記：《法國大革命之教訓》，《民國日報·覺悟》第5卷第22期，1925年 5月22日，第2-4頁。】
有學者名Seiyes 在巴黎刊行一小冊子，書其封面曰：「何為三民階級？」——「舉國皆是。」彼在政治上何所有？——「一無所有。」——「彼何所求？」——「求一些兒東西。」（三民階級法文名 Tieryitat 就是士紳工人農人三種人的意思，所以稱三民階級，因對貴族僧侶而言。）人民深受此書刺激，而要求參政之議以起。「三民階級」被解釋為士紳、工人、農人，偏偏沒有商人，大概是依照中國古代的起義鬥爭來理解法國革命的吧。
受傳統社會分層觀念影響的不止李璜。中共早期理論家、「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李漢俊，在1920年一篇文章裡完全用士農工商「四民」分類來對應理解四個階級；同時又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強調社會階級只有「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兩個：
士農工商種種由分工而形成底社會階級，完全打破，只剩下兩個階級，互相對立。一個管理全社會財產享用全社會財產底資本家階級，一個是製造全社會財產底勞動者階級。前一個階級，就是蕭伯納所說的強盜階級。
接著又說：「中國本來是沒有這一個階級的」。在帝國主義入侵後，政府獎勵工商，才使「從前沉淪在『中國的第四階級』裡面底商人，使他們取得資本家階級底地位，壓迫從前『中國的第二第三階級』，使他們取得『世界的第四階級』的地位」。【漢俊：《強盜階級底成立》，《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1920年5月1日，第1版。】
同一文本出現的「階級」衍生詞，涵義完全不同，難免使讀者對「階級」概念理解混亂。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混用，可想見民眾和程度較低的小知識分子對政治用語誤解與混用的程度。
第二個令人困惑的因素是，源於西歐歷史的階級劃分在中國的對應問題。西歐歷史上政治統治者和宗教統治者的區分，即所謂 「第一階級」與「第二階級」，在中國並不存在；是按照統治者歷史階段區分，還是按社會高低階層劃分，並無定論。1921年《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出現過這樣的批評：
杭州《全浙公報》底時評上說：「吾國第一階級，且如一盤散沙，無固結之團體；」呵！原來號稱共和的吾國，現在還有第一階級，難道洪憲復活了嗎？還是宣統復闢了呢？並且他所謂吾國現有的第一階級，是「如一盤散沙」的，難道宣統、洪憲，都像俄國底尼古拉斯第三的被革命黨粉骨碎身，成為一盤散沙了嗎？咳！「一盤散」的「第一階級」，真是聞所未聞！【漢冑：《「一盤散沙」的「吾國第一階級」》，《民國日報·覺悟》第10卷第18期, 1921年10月18日，第4頁。】
大概《全浙公報》的時評作者只是想用「第一階級」指代統治階級之類的稱呼，全然不知這名詞背後的歷史內涵，不能完全以「第一」當「最高」。
更常見更複雜的名詞 「第三階級」到底包括哪些人，則始終爭論不休。即使用「第四階級」來分擔了工農的所指，依然還有「第三階級」內部的分層問題。1921年，有人撰文強調第三階級與資本家不同，特意區分了罪惡的「資本家」與「資產階級革命者」的形象。「壓在第一第二階級勢力以下的，踞在第四階級以上的人們，比上不足，比下已經有餘。所以第三階級底責任，一面是殲除那些人類之賊，一面又當扶助、提攜那般孤苦無告的群眾。第三階級底人們呵……你們莫以為只有資本家擺在面前，是可惡的，卻忘記了那丟在你們後面忍受痛苦者。」 【德徵：《告第三階級》，《民國日報·覺悟》第6卷第26期，1921年6月26日， 第4頁。】
這樣混亂的用詞，馬克思主義者也並非無睹。瞿秋白曾嘗試引入新名詞「閥閱」來避免李漢俊遇到的麻煩。1927年，瞿秋白翻譯郭列夫（Борис Исаакович Горев波裡斯·伊薩科維奇·哥列夫，或譯戈爾德曼，1874-1937）的《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出版單行本。書中明確提出，「我們日常說的貴族平民等，是閥閱；而資本家、工人等，便是階級。」 「閥閱是政治的名詞；階級則為社會經濟的名詞。」 瞿秋白註明法國革命的背景與詞語由來：
封建時代：諸侯貴族為「君閥」，是為第一閥；教會僧侶是「神閥」，是為第二閥；其餘「商民人等」是「民閥」，是為第三閥。所以法國革命，只能說是第三閥的革命；當然這一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拉薩爾以工人與商民相對待，所以就想出一個「第四閥」的名稱，通常譯作第四階級，亦是錯的。
瞿秋白特意結合了中國的語境來解釋：「中國文中的『閥閱』本以指世家華族的高等身分的人」，「中國古代（清朝）的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士為士閥，其餘大概都是民閥，但是此外還有一種賤閥」。 【［俄］郭列夫著，瞿秋白譯註：《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1927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418頁。】
從俄國知識渠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瞿秋白，較早有意識地去除日文譯詞的影響，釐清傳統社會等級與現代工業階級的概念區別。可是，在激進化、通俗化的革命文化下，這樣的說法終究有點學術式的繁瑣，曲高和寡，除了瞿秋白自己偶爾使用，並無他人效仿。
既然馬克思主義強調的主要矛盾只有兩個階級存在，那麼簡化四階級分類大有必要。蔡和森曾致信陳獨秀說：「現今全世界只有兩個敵對的階級存在，就是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產階級以上沒有第二階級，無產階級以下沒有第五階級。」 【蔡和森、陳獨秀：《通信：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新青年》第9卷第4期（1921年），第126-131頁。】
四、結論
「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的說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一時，四十年代以後很少使用。作為替代，法國大革命語境中的的「Tiers état」 譯為「第三等級」；馬克思主義文獻則以「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詞彙規範之。倒是受革命薰陶成長的非中共人士不忘「第三階級」與資產階級、法國革命的關聯，如梁漱溟在1974年比較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時仍寫道：「第三階級（市民）反封建主的革命比之現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仍不能不歸之從身出發的革命。」「為解放全人類的現代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得有高度自覺才行。」 【梁漱溟：《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子》（1974年11月8日），《梁漱溟選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頁。】
至於「第三階級」與「資產階級」、「民眾」的名詞關係問題，則始終纏繞。由於早期社會主義文獻中「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一同傳入中國，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第三階級」一開始就是區別於平民大眾的，如同法國革命一開始就被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一樣。但如前述教科書作者因教育背景不同，對於法國革命的理解、表達傾向各不同，用法產生了分歧。新名詞使用的混亂，就是思想觀念上的爭鳴狀態，是社會主義觀念與其他流派、與中國現實的融合與膠著狀態。
不同的術語表達會產生不同的聯想。「第三階級」與「第四階級」的表達方式，隱含著歷史發展的序列。即使是將二者對立，表面看似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對立無大異，實際則蘊含著從舊的社會分層不斷脫離出來的矛盾與變化。在激發革命的年代，下等階級為主力的革命導向性也更加強烈。
「第三階級」本來是舊制度下對國民身份與義務的一種區分，是特權階級給予無特權人們的稱呼。正是法國大革命將這種高下的區分翻轉過來，賦予了「第三階級」（革命者）無上榮耀，引得後世的社會主義者效仿它，將「第四階級」的稱號榮耀地加諸工人階級。
這種「第四階級」的話語移植到了東亞文化，迅速地被接受、使用。在這個過程中，日文的翻譯是將西歐歷史語境與東亞社會轉型差異無縫銜接起來的一環。日語的「階級」譯詞包含了傳統身份等級與現代工業階級的多種層級模式，模糊了西歐中世紀等級制度與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的差別，雖然使得初期中國人易於理解、接受，但也造成了語義、內涵上的混亂。這也是「第四階級」及其階級序列話語流行卻曇花一現的原因。此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概念統一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用語，標誌著轉引日譯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時代的結束。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6年8月北京大學現代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的「轉折年代：從新文化運動到國民革命」青年論壇，感謝尹鈦老師的意見。）
The Concept Evolution of "Third Class" and "Fourth Class" in China：
——Based on the Four Classes Discourse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Jiang Lingnan
Abstract:The Chinese terms of "第三階級" (the Third Class) and "第四階級"( the Fourth Clas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class" were once popular in the 1920-1930s China. The original European linguistic terms, such as "the Third Estate" or "the Fourth Class" in English language, we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these Chinese terms were directly borrowed from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第三階級" and "第四階級", which closed the ga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Western and East, making them form a unique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is discourse implied the blueprint of world history by socialists and vividly displayed the social stratum phenomenon. The CPC once used it as a discourse weapon to criticize its opponents, but eventually replaced them by the orthodox Marxist term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This change also marked the decline of Marxism concepts borrowed from Japanese.
Key words:the Third Class; the Fourth Class; Marxist terminology; Japanese channels;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責任編輯：戴利朝